开会方式和内容之比较

遵义会议是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召开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两个不能截然分开的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以中央全会的法定组织程序，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

从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会方式和内容来看，两个会议具有一些不同点：遵义会议是在战争年代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和平年代召开的；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比较短，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只开了3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开了5天，而如果将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会时间加在一起，则开了41天；遵义会议上博古（秦邦宪）、李德拒绝批评，不承认错误，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

在开会方式和内容上，两个会议具有很多相同点。首先，这两个会议都改变或调整了原定会议议程。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主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后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被称为反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引导了会议走向，确定了会议基调，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开得比较顺畅和明确，但为此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也调整了议程。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工作。从分组讨论开始，就有人提出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重大问题。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超出原定议题，成了一个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了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实际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其次，这两个会议确定议程、调整和增加议题，都是从当时最紧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入手。遵义会议把军事问题和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总结以及组织问题摆在突出位置。而中央工作会议将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增加到议题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作为全会的主要任务。

再次，这两个会议对“左”倾错误路线和方针开展了批评和斗争。遵义会议虽然未涉及政治路线的对错，但对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对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后分别将大家的思想最大限度地统一到毛泽东的重要发言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上来。

最后，这两个会议都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遵义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其中三项都与组织人事有关。一是毛泽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二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三是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领导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的权力，同时周恩来还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和酝酿，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等9人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如此重要的会议，只有进行组织人事变动和调整，才能改变力量对比，调整和改造领导层和有关工作机构。 D1XpSfS2LcnwFfPNY0BgADmfijgHMick6pCrknpnOCYk4HDf+uwZJckZ33tzXB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