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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之比较
遵义会议是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分析和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有关。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其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王明的“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使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其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长征途中，“左”倾主义者又惊慌失措，犯了军事上的逃跑主义错误，处处被动挨打，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引起广大红军将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对中央的军事领导产生了怀疑。在全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中国革命处在危急的关头，党和红军向何处去？历史对此发出了呼唤，提出了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党员和干部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从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看，承载重大历史使命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召开，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随时随地发生的，它一定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趋向和潮流，符合党心、军心和民心，这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