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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或政权重建时，兴建都城历来都是首要之举，高大的城墙意味着可以把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统统包裹进去，而都城中的每一建筑都是权力的张扬与胜利者的炫耀。战争的毁坏意味着秩序结构的失灵，意味着以往用以控制这些社会结构的力量不复存在。就北京城的营建而言，无论是辽金、金元，还是元明之间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墙修筑。但是，唯独明清鼎革是个例外。
清军入关，京城宫阙制度，“悉仍前明之旧，第略加修饰而已”，“明筑清修”
可谓最贴切的比喻。基于此，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应该是清代对“京城遗产”的认识及继承问题。这里，会让我们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方形空间与中心观念。北京自辽、金朝建都就以方形为制，元明两朝虽利用了原有旧基，但从根本上还是各有规划，属于大修大建，但所建的形制亦没有改变方形的城墙形态。唯独清军入关，没有修建新城，而是完全接受了明代京城的原貌，客观上也是接受了方形形制和中轴线建筑的规划原则。
清代的京城由四部分组成，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所谓“国家定鼎燕京，宫殿之外，环以紫禁城”
。紫禁城又称“宫城”“大内”，周长六里许，“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
。紫禁城外由皇城包围，周长18里有余，也即“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
。李建平说：“皇城呈不规则方形，西南角出缺，正好与北京内城西北角出缺一样，受地形、地势所限。皇城周长18里，实测东西宽2500米，南北长2750米。”
皇城之外由内城环绕，内城周围40余里，“城南一面长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一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而北京外城则是“包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城南一面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东一千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
。
从上面城墙四边的数字不难看出，内城南北各在一千二百丈，大致相等，东西在一千七百与一千五百丈，相差不过二百丈，是一个比较端正的正方形，故有“周正如印”
之喻，外城的东西边墙相差更少，不足二十丈，则为标准的长方形。总之，京城的空间形态在外国人的眼中是符合几何立体形状的，诸如英国人有曰，“城是平行四边形，四边面对四个方位基点”
。
此外，明筑清修还表现在宫城即紫禁城内的大殿上。诸如最重要的殿—乾清宫，位于乾清门内，顺治十二年建，康熙八年重建，皇帝召对臣工，引见庶僚皆御焉。宫广九楹，深五楹，正中设宝座，左右列图史、玑衡、彝器。楣间南向，恭悬世祖章皇帝御书匾曰：“正大光明”。
其二，城门及命名。北京内城号称九门，外城号称七门。清代将九门和七门之称俱仍明旧，九门“南曰正阳，南之左曰崇文，南之右曰宣武，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东之北曰东直，东之南曰朝阳，西之北曰西直，西之南曰阜成。”
“中国城（外城）共有七座城门，南面有三座（永定、左安、右安），东面有一座主要的城门（广渠），西面一座（广安），此外东西两面还各有一座辅助城门，叫东便门和西便门。”
城门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城市的等级序次，这是古代中国城市政治属性的特征。而中国传统城市大都在四门以上并按方位开设，则是完全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四方观念在城市空间中的影响。比如，在四方观念中，重轻的关系依次为南、北、东、西，而传统城市无论大小，其城门基本上是按照先南北后东西的顺序设于四个方面的。所以“紫禁城四门，南即午门、北曰神武、东曰东华、西曰西华”
，就是取儒家文化的四方或天圆地方之意。清朝也将这一理念欣然接受了下来。因此，对城门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的继承。
但是，清朝还是对皇城城门名称作了修订。《日下旧闻考》云：皇城“正南曰大清门，少北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大清门之内曰天安门，天安门之内曰端门，端门之内，左曰阙左门，右曰阙右门”。“正南门于顺治元年上大清门牌额。天安门为皇城正门，明曰承天门，顺治八年重修工成，改定今名。地安门明曰北安门，亦顺治九年改定。”
也就是说，清朝的皇城中有三门换了名字，正南的大明门改为大清门，另外两个分别是一南一北的天安门与地安门。更重要的是，这里明确了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似取代了大清门的正门地位，但是，在前述六门中却又没有包括承天门，即天安门。对此，李建平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指出：顺治八年，清重修承天门，竣工后改承天门为天安门，同时将皇城后门北安门改为地安门，表明大清王朝希望天下安定，由此天安门完全具备了皇城正门的地位和作用。而大清门与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一起成为天安门前的罩门。这种变化在乾隆二十五年编纂的《大清会典》中就体现出来了，到嘉庆《大清会典》就更明确了“皇城，其门七”的情况，七门与六门相较自然是增加了天安门。
本朝大内之制，全因明旧，无所损益，但易大明门为大清门，余正衙便殿皆仍之。惟各朝房旧在午门外者，今皆移于景运、隆宗二门外。盖国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因亦移入，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凡题本大除授皆于此降旨。
其三，皇城内集止齐民。据清人记载：“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我朝建极宅中，四聪悉达，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牵车列阓，集止齐民，稽之古昔，前朝后市，规制允符。”
对此，曾任吏部侍郎的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也有记载。他说：“宫阙之制，前朝后市。在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
从文献记载看，清代允许百姓于皇城北部的三门内居住往来，设市齐民，打破了明代的禁规，似有开放之意。而且，从建筑格局上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营城造屋的儒家理念。但实际的情况恐怕未见如此。从清朝实行内外城满汉分治的政策看，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清人在将内城的商业服务行业全部驱逐至外城后，为满足皇家后宫及内城贵戚的生活所需，不得不设置一个较为固定的街市而已。统治者在做这种设置时，或许还来不及思考体制及文化方面的问题，不过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想法。所谓的“前朝后市”，恐怕是士大夫们理想境界中的文化附会而已。但是这一点却又成为清朝在京城空间布局上与明朝的最大不同。
其四，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中轴线，清朝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也没有可以利用的改建空间。不过，赵洛指出：“到了清代乾隆年更在景山顶上建式样各异但布局对称的五个亭子，而万春亭雄峙中央。于是把中轴线引向空间立体化了。”从前帝王称孤道寡正是奇。
图1-9 景山五亭图景（清末）
图片来源： 三本赞七郎的摄影作品《北京》（1906）。
对此，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中华文明中对神秘力量崇拜的文化传统。而在宫阙北面堆山建亭也素有渊源可循可比，明清宫阙后的景山与金元的万岁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举。据记载，万岁山位于金朝中都子城东北的玄武门外，周二里许，高百余丈，为大内之镇山。金人为堆此山，调集了大量的人力。清人孙承泽考证说：“当蒙古初时臣服于金，其境内有一山，石皆玲珑，势甚秀峭。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谋欲压胜之，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镇压我土，蒙古许之。金人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
而后，金人又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此地遂成游幸之所。及元人灭金，建都于燕。“至元四年，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命万岁山。山上有广寒殿七间。仁智殿则在山半，为屋三间。山前白玉石桥长二百尺，直仪天殿。后殿在太液池中圆坻上，十一楹，正对万岁山。山之东为灵囿，奇兽、珍禽在焉。车驾幸上都，先宴百官于此。”明朝的大内虽已迁移，但及明成祖建宫阙时，仍对此益加修治，皇帝“每遇休沐，辄赐大臣游览”。
其文化中的象征性及神秘力量的影响犹在。
所以，李建平认为，清乾隆年间，清王朝在景山建成五座山亭，后在每座山亭立铜铸佛像一尊，为五方佛，并认同五方佛系密宗，清代在中轴线上展示的是佛家文化，承载佛教文化的建筑是景山上的五座山亭。这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符合清朝利用宗教特别是黄教达到思想统一的一贯方式。这种设计所强调的也是中华文明中的一些神秘元素和力量。
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城墙为标志的城市体系还是以紫禁城的方形中轴为特点的皇宫都城，都在空间上诠释了政治体制与权力的影响，如果说前者展示的是官僚等级制思想的话，那么后者所要表达的是皇权的至尊。而这些思想的表达，都可视为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