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朝四修北京城：突出了都城的权力意识

明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之后，也开始了对北京城的大规模修建，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修工程，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是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建国之初，另一是在永乐迁都之际。所谓“元代宫室一毁于明徐达改筑都城之初，再撤于永乐迁都之岁” 。但在城市的营建形态上北京城依然保持了方形城的礼制特点。

○新都“北京”之壮丽

“北京”之称始于明，而且明人又称“北京”为“帝京”。如刘侗、于奕正作《帝京景物略》，有曰：

长安，都秦称也，都燕，非所称也。战国曰燕，金曰燕京，元曰大都，我明而袭古称，奚可哉！我明曰顺天，迄八府而一称之；曰北京，对南京而二称之。今约略古甸服内也，称曰帝京。

先是，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欲建都于元故都，被翰林院修撰鲍频力谏而止，乃改元大都为北平府，开始在战后的残垣上修建北平府的城池，奉命督修城池的正是攻陷元大都城的征虏大将军徐达。

时徐达以元旧土城太广，且出于元朝皇帝及其贵族出塞向北遁出，势必将来有南侵之忧的考虑，下令减元大都城迤北之半，向南缩其城五里，废元大都东西北面的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仍照旧。同时，一改元大都城墙的土夯之制，开创将土城墙外包砖甃之法，命指挥华云龙经理督修。

新筑北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又令指挥张焕计度故元皇城，周围一千二百六丈，又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时旧基也” 。

南移工程改变了元大都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城郭形状，使北京城在形态上更趋于正方形，城围四十里。同时由于积水潭引水渠的影响，新筑北城墙西南呈一斜角。也就是说，明朝的北平府挪移了都城城址，改土城墙为砖砌，城市空间有所缩减，但方形城市的规制没有变。当然，这期间的后两项工程重在“计度”，并以北城垣的修筑为主。

这虽然说的是元代都城的毁弃，但从另一个角度刚好说明，这一时期正是明朝大兴城建土木之际。所谓“辽，南京，今城西南，唐幽州藩镇城也。金增拓之，至元而故址渐湮。元之大都，则奄有今安定、德胜门外地。明初缩城之北面，元制亦改。永乐初，重拓南城，又非复洪武之故矣” 。

明初的北平府，还多少保留了元朝的一些旧址、旧称。例如，“人呼崇文门为海岱，宣武门为顺承，阜成门为平则，仍元之旧也” 。时明成祖朱棣初封燕王，其府邸就设在元故宫，即后来的西苑，开朝门于前，朝门外有大慈恩寺。大慈恩寺乃元代建筑，以重佛故也。而且，由于徐达将城址南移，城市占地也随之缩小，还不及明南京城的一半。这主要是因为明初的城建规划是按照“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的定制。这应该是用作解释明代的北京城为何既小于明南京城也小于元大都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将北平府作为都城进行营建是在燕王朱棣称帝之后的永乐年间。朱棣作为明朝第一位以北京为都城的皇帝，对于营建工程十分重视，他在修建北京城池的诏令中说道，北京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乃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

先是，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相对于南京留都，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及城垣，为迁都北京进行准备。据《明史·地理志》记载：这期间的工程主要是两项，一是建北京宫殿，二是修城垣。明朝在将北城墙南移的同时，平毁了元朝的宫城，故朱棣登基继位后立即着手修建紫禁城与皇城。这项工程历时十五年，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告成。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

此外，大规模的修筑还有始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冬的北京南城拓建工程，“计二千七百余丈” 。关于这一连串功役，后人有更多记载：

国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乃求通好。既而曰：愿得某山以镇压我土。乃大发凿掘，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花木，构宫殿。至元四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名“万岁”。

《寰宇通志》：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明实录》：永乐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

（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

图片来源： 乔匀，等．中国古代建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77．

这里有一个数字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明史·地理志》记载，明朝“京城周四十五里”，其余文献多持四十里之说。对这一差异，喜仁龙认为，“这些数字都不尽准确，城墙的实际总长度应为四十一里到四十二里之间，严格地说是41.26里或23.55公里” 。

明代对北京城的第三次大规模修筑发生在正统年间。但是，这一次的修筑没有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主要是修建京城九门城楼，“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 。并加固城墙、城濠、桥闸，即增固崇丽而已。但这次工程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大却是超乎想象。

京师九门城楼工程始于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由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修建。据记载，“命下之初，工部侍郎蔡信颺言于众曰：役大非征十八万人不可，材木诸费称是。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饩廪，均其劳逸。材木工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而岁中告成”。此次不仅修建了九门城楼，且对城濠、城门桥也进行了大修，换九门前木桥为石桥，两桥之间各有水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而东。 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告竣，不仅有“焕然金汤巩固”之态，且“重台杰宇，巍巍宏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以故，满朝文武无不欢欣鼓舞，内阁阁臣杨士奇为之记曰：“耆耋聚观，忻悦嗟欢，以为前所未有，盖京师之伟望，万年之盛致也。于是少师建安杨公，少保南郡杨公偕学士诸公，以暇日登正阳门之楼，纵览焉。” 可见，城墙的修筑，特别是都城城墙的修筑，已被视为关系国家兴旺盛衰之大事。而每一次兴工都可视为是国力及国家威德的炫耀。

在杨荣的《大一统》赋中有曰：“历观前代，迄于往古，帝王所都，虽可毕举。丰镐之美，崤函之固，宛洛之奇，汾晋之富，虽或雄踞于一时，控驭于中土，而于今兹帝都之壮丽，又岂可同年而语哉？乃岁庚子，告成阙功。”“皇都之钜丽，壮宏规于往古。” 此外，讴歌皇都之赋，还有蒋德璟的《三殿鼎新赋》和翰林李时勉的《北都赋》。

○修筑外城之艰难

明代京城的第四次大修，是嘉靖年间的外城城墙修筑工程。在我国古代，凡重城皆有内城与外城之修筑，外城的修筑除了体现城市的防御功能外，尤以满足城市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居住需求为要。明初的北京城“当时内城足居”，但到了嘉靖年间，随着外来人口的聚集，特别是边患的加剧，筑城已提到议程上来了。

明朝建国后，北部蒙古势力仍是其最大的边患，蒙古瓦剌崛起，既而不断南犯，北边的大小战争从未休止。于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朝廷中有人提出了修筑外城的建议，并以明南京城有外城之城防作比。成化十二年（1476年），有定西侯蒋琬上言：

太祖皇帝肇基南京，京城之外复筑土城，以护居民，诚万世不拔之基也。今北京止有内城而无外城，正统己巳之变，额森长驱直入城下，众庶奔窜，内无所容，前事可鉴也。且承平日久，聚众益繁，思为忧患之防，须及豊亨之日。况西北一带，前代旧址犹存，若行劝募之令，加以工罚之徒，计其成功，不日可待。

但是，“廷议谓筑城之役宜俟军民息肩之日举行” 。虽然，北部有元大都旧城墙遗址可以利用，但明朝的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修城劳民，于是，蒋琬的筑城之议被以百姓乏力当休养生息为由而搁置了下来。

嘉靖以后，蒙古首领俺答汗更是屡屡入塞、频频叩击边门，明朝警讯踵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御史焦琏等有“修关厢墩堑，以固防守”之请。随后，都御史毛伯温等则奏请修筑外城，理由是城外居民过多。其书曰：

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卫民，郭以卫城，常也。若城外居民尚多，则有重城。凡重地皆然。京师尤重。……成祖迁都金台，当时内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宜筑外城，包络既广，控制更雄。且郊坛尽收其中，不胜大幸。

此次明朝上下虽未即刻否定修筑外城，可也没有立即启动修城事宜。

然而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的铁骑再一次叩响了边门。蒙古大军自宣府、大同再度攻陷明朝北边的古北口，掳掠北京附近的通州、畿甸等州县，从间道黄榆沟入，直逼京城东直门。时蓟镇兵溃，京师戒严。明朝诸将皆不敢言战。于是，蒙古退兵后，上诏命修筑北京城南的前三门，即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

此时明朝筑城，似应以先北后南为轻重缓急之选，但从当时所筑关厢外城系京城南面的前三门来看，其考虑的主要因素，当是南面城外居民众多，急需安置。清人吴长元于所辑《宸垣识略》中谈到北京外城的修建原因时说，当时南面城外“大街石道之旁，搭盖棚房为肆，其来久矣” 。一旦兵临城下，城外居民将直接遭受战火的浩劫。所以，鉴于城外居民增多，官员多有疏请兴工外城者。而明朝的外城修建工程，虽与当时紧张的边关形势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城门外，特别是正阳门外已聚集起大量的外来人口。

但是，此时的明朝已非建国初年之国力，外城之工因财政匮乏未果，“既而停止”。嘉靖二十九年这次倡修外城之议，虽然有必举之势，却也因凑不足修城之费而不了了之。

三年后，扩建外城之议再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给事中朱伯辰言：

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且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不宜无以围之。……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周规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庳培薄，补缺续断，即可事半而功倍矣。

通政司的通政使赵文华亦上书奏请修城，然而最有力的推动者是当时的权臣大学士严嵩，严嵩“力赞之”。于是，嘉靖帝命兵部尚书聂豹会同掌锦衣卫都督陆炳、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协理戎政侍郎许论，督同钦天监监正杨纬等查勘城外四周宜筑城处。寻聂豹等人回奏：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倚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其规制具有成议。”

此次筑城之议，正是在大学士严嵩等人的一致赞同之下，经过反复商议并仔细查勘之后，嘉靖皇帝下旨允行的。随后，遣成国公朱希忠告太庙，敕谕陈圭、陆炳、许论及工部左侍郎陶尚德、内官监右少监郭晖提督工程，锦衣卫都指挥使朱希孝、指挥佥事刘鲸监督工程，又命吏科左给事中秦梁、浙江道御史董威巡视工程。参与工程的有工部、锦衣卫、内廷宦官、监察系统的言官等，如果此次工成，北京的内外城将成“回”字的空间形态。

但是工程开工后，由于西南地势低洼，土脉流沙难以施工，而且经费仍然不敷修城的浩大工程。面对经费和施工的问题，嘉靖皇帝很是犹豫，便委派严嵩视察工程。所谓“上又虑工费重大，成功不易，以问严嵩等。嵩等乃自诣工所视之，还言：应先筑南面，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 。严嵩率人亲临工程视察，随后提出，先筑南面，其东西北三面另行计议。未几，严嵩等再度更变原议，彻底放弃了修筑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原议，奏曰：

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可以克期完报。报允。

当年十月，南面城墙完工。自此，北京内外城整体呈“凸”字形。

《明史·地理志》记载曰：“嘉靖三十二年筑重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门七：正南曰永定，南之左为左安，南之右为右安，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西曰广宁，西之北曰西便。领州五，县二十二。弘治四年编户一十万五百一十八，口六十六万九千三十三。万历六年，户一十万一千一百三十四，口七十万六千八百六十一。”

南城竣工后，词臣张四维（万历时曾任内阁首辅）有《新建外城记》曰：

皇上临御之三十二年，廷臣有请筑京师外城者，参之佥论，靡有异同。天子乃命重臣相视原隰，量度广袤，计工定赋，较程刻日。于是京兆授徒，司徒计赋，司马献旅，司空鸠役，总以勋臣，察以台谏，与夫百官庶职，罔不祇严。乃遂画地分工，授规作则，制缘旧址，土取沃壤。寮藩输镪以赞工，庶民子来而趋事。曾未阅岁，而大工告成。崇庳有度，瘠厚有级，缭以深隍，覆以砖埴，门墉矗立，楼橹相望，巍乎焕矣，帝居之壮也。夫易垂设险守国之文，诗有未雨桑土之训。帝王城郭之制，岂以劳民？所以固圉宅师，尊宸极而消奸伺者也。国家自文皇帝奠鼎燕畿，南面海内，文经武纬，细大毕张，而外城未逮者，非忘也。都城足以域民，而外无阛阓，边氛时有报急，而征马未息，故有待于我皇上之缵绪而观扬之耳。夫以下邑僻陬，即有百家之聚，莫不团练垣寨，守望相保。况夫京师天下根本，四方辐辏，皇仁涵育，生齿滋繁，阡陌绮陈，比庐溢郭，而略无藩篱之限，岂所以巩固皇图，永安蒸庶者哉？故议者酌时势之宜，度民情之便，咸谓外城当建。……以隆王者居重之威，以奠下民安土之乐，以绝奸宄觊觎之念，丰芑贻谋，苞桑定业，不亦永世滋大也哉！呜呼！此固圣人因时之政，不得不然者耳。

张四维虽从筑城的防御功能讲起，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当时京城“生齿滋繁，阡陌绮陈，比庐溢郭，而略无藩篱之限”的状况，更是将外城的修筑置于迫在眉睫的境地。

《管子》有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城郭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居民聚集的情形，是城市由小到大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古代中国城市的扩大是从城到郭逐步完成的，郭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城市扩展的要求而来，而人们的“城以盛民”“郭以守民”的传统观念，又是城郭得以修建的思想基础与文化环境。

图片来源： 潘谷西．元、明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第4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30．

○方形城里的中轴线

在明代北京城中可以找到最为标准的“礼数”，首先就是城市的“方九里”与“旁三门”。

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门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第二重曰端门，第三重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门六：正南曰大明，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西转曰长安右。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门九：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南之左曰文明，后曰崇文；南之右曰顺城，后曰宣武；东之南曰齐化，后曰朝阳；东之北曰东直；西之南曰平则，后曰阜成；西之北曰彰仪，后曰西直；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

但是，方形城市的形态并非明朝建城的唯一特色，最值得提出的是建于北京城中心的一条通贯南北的中轴线。

中轴线体现了“中心”的意识，是“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权力意识的体现。中轴线好似北京城的脊梁，鲜明地突出了九重宫阙的位置，体现封建帝王居天下之中“唯我独尊”的思想。所以，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往往在大建筑群的平面中设置一条统率全局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将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政治思想、伦理观念与审美融为了一体。在中国历朝的都城中，不乏设置了中轴线的建筑，诸如唐朝长安城、洛阳城等，然而中轴线最长的还是明代的北京城。

北京的中轴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弃金中都，在其东北方择址建设元朝国都—元大都，中轴线正式形成，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的中心线及其向南的延伸线，越过太液池东岸的宫城中央，这时中轴线长3.7公里。到了明代，统治者将北京中轴线向东移动了150米，明朝初年，大将军徐达将元大都北城墙拆掉南移，东、西、南仍沿用元大都的城墙，中轴线长4.78公里。明朝永乐年间，沿用了元大都的城市中轴线，并修建紫禁城，开始营建皇城，又将元大都南城墙再向南推2里，至此，形成了明朝北京的内城。明嘉靖年间，为加强京城的护卫安全，开始增建北京外城。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没有做大的改动，只是沿袭明代格局，中轴线长度为7.86公里。

建筑学家梁思成对北京中轴线有过这样的赞誉，他说：“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则对北京的中轴线非常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明代紫禁城坐落在元大内旧址上，东西两墙的位置仍同元大内旧址，与北京城墙南移对应，紫禁城南北两墙也分别南移了400米和500米。紫禁城中，外朝三大殿和内廷后三殿与元朝大明殿及延春阁一样，均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充分体现了中轴线的核心地位。城市中轴线的出现不仅仅确立了城市布局对称分布关系，而且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由于明代紫禁城南北墙均有向南的移动，所以明王朝在延春阁故址上堆筑“万岁山”（景山），虽意在压胜前朝，但却加强了中轴线的地位与象征意义。而且万岁山取代了元代“中心台”的位置，成为全市几何中心。此其一。其二，侯仁之还认为，明代紫禁城、皇城、大城依次南移，紫禁城前方空间大为拓展，明代利用这一空间，在中心御道即中轴线两侧布置了太庙、社稷两组对称建筑，开辟了“T”字形宫廷广场。广场两侧的宫墙外，集中布置了中央衙署。 这是明朝在都城建筑上的创举。

李建平以其多年对北京的研究，撰写了《魅力北京中轴线》一书，从五行、五镇、阴阳天象、围合空间等方方面面详细解构了北京的中轴线。

他认为，明代北京中轴线在建设和布局上，将紫禁城、皇城向南拓展，突出了坐北朝南的帝王都市特点，而紫禁城、皇城位置准确地布局在中轴线的正中间，又是皇权至上、唯我独尊思想的充分体现。它达到古代都城建筑的最高峰，把几千年来人们对古代帝王都城的设计、文化、智慧、想象都浓缩在这条中轴线上。而中轴线的核心是一个“中”字。他说：

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城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的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的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箭楼、城楼。在箭楼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是一座大牌楼和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从正阳门城楼到中华门（明为大明门—引者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的宽度，是最大胆的围合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黄色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轴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宽阔的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万春亭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建筑的呼应。由地安门、钟楼、鼓楼，高大的建筑都相继在中轴线上。

图片来源： 小川一真的《北清事变写真帖》（Views of the North China Affair,S. YAMAMOTO, KANDANISHIKICHOTOKIO, JAPAN.February, 1901）。 5FNEhj2SUg0cM+vZNoxosQB+qnyfRfAewtBW4p6qe6f9eq8pjF7rBYgEPe9rvg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