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是学习活动的终极动力

贾森·沃尔夫森已经记不清创造过多少乐高造型了。他家的地下室里布满了乐高模型，如一条龙、一架飞机、一只翅膀6英寸（约15厘米）长的飞蛾……盒子里、塑料袋里、桌子上还有未完成的模型，包括一个建了一半的月球、一座比萨斜塔，还有一个牛仔玩偶。

沃尔夫森的乐高模型里有一些大型的艺术作品，既有安迪·沃霍尔 的艺术特点，又有点像玩具，还有点像对现实世界的幻想。其他模型则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事物，比如一个人造心脏的模型。总之，沃尔夫森家整个屋子的地上、墙上、天花板上，铺满了他的“建筑材料”——成千上万个乐高积木模块。

“这个测量工具真是太棒了！”沃尔夫森从一个塑料盒子里抽出一个小仪器放在掌心里，像展示一颗稀有宝石一样展示给我看。

实际上，沃尔夫森看起来不像一个乐高爱好者。他热爱电影，喜欢去佛罗里达度假，喜欢周末去做CrossFit健身 。他在费城郊外长大，按部就班地上了高中，在学校兄弟会也是个活跃分子。现在，他是一名工程师，娶妻生子，每个独立日他会在家门前悬挂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他40多岁，头发略显稀疏，终日穿条牛仔裤，时常还会谈论20世纪80年代的老电影。

然而从很多方面看，乐高对沃尔夫森又是意义深远的。带我参观他的地下室的时候，他不断地讲述着自己与每一个模型有关的小故事。当展示真人大小的提线木偶Gonzo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妻子非常喜爱吉姆·汉森 创造的这个卡通人物形象；当展示蓝色警用岗亭的时候，他开始讲述自己对电视节目名人秀的喜爱；当讲到由几百块乐高组成的恶龙模型的时候，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对《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由衷喜爱。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模型看起来漂亮可爱，完全可以向他的这个作家朋友好好炫耀一下。后来，我逐渐明白，每一个与模型相关的小故事，已经成为沃尔夫森这项爱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故事，让沃尔夫森的每一个乐高模型有了价值、内容和深层的意义。

沃尔夫森的兴趣显然不在成堆的乐高积木块，他根本不是在乎那些枝枝杈杈的积木块，而是用这些积木块搭建出自己最爱的小说场景、最热门的电视节目里标志性的电话亭的样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有些沃尔夫森的特质。我们不一定像沃尔夫森那样痴迷于《爱丽丝梦游仙境》、提线木偶或者乐高积木，但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都是通过一定的意义框架来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我们都愿意从事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对于学习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动机是掌握任何一项技能的第一步。我们尝试学习某项专业技能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渐理解该项技能的现实意义。我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还会详细地解释，发现所学技能的现实意义，对于学习这一专业技能有什么重要性。

价值感和意义是人类创造的本能

意义的作用根植于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精密复杂，意识就像一个导演一样，会创造一些台词、一些理解和一些含义。比如，当走进一个从没去过的房间，你可能立即会想象一种有意义的场景，解释这个房间的用途。如果房间宽敞，有一张干净明亮的长桌，你可能会想象这是个会议室；如果地上放着几个杠铃，你很可能会觉得这是个健身房。

在二维图画上，我们也会产生这种视觉错觉。有时候从一幅画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年轻女士，有时候看到的却是一位年迈的老婆婆。但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些有意义的图像，而不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线条。

这种现象不是我们的认知偏好，因为意义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的。人们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这种带有一定意义的存在感是审视世界的一个独特角度，是一个思维的框架， 是一种既可能让某个事物显得不可或缺，又可能认为它完全无足轻重的态度。说到底，价值感才是我们学习的终极动力。我们乐于学习某种专业技能，是出于价值感带来的强大动力。

还以乐高为例。乐高积木之所以在成人世界里广受欢迎，就在于成人很容易用乐高建立起与自己的某种相关性。现在的乐高展览，动辄吸引上万名观众；乐高爱好者定期收集在线期刊、发表最新的乐高搭建方法；还有专门提高搭建技巧的乐高培训班和乐高书籍；在剑桥大学，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乐高专业的教授。

沃尔夫森练习乐高搭建几十年，出于对开发乐高模型意义的追求，他学会了如何用方块积木搭建出弧形结构。为了搭出光滑的外观，沃尔夫森甚至掌握了在内部搭建龙骨、外部拼插乐高积木的技术。还有一个模型，沃尔夫森专门编写了一段代码，让这个模型可以在感知到有人经过时播放音乐。

我准备离开沃尔夫森家之前，他拿出一个深蓝色的月球地表的模型。那是他5岁时在爷爷家的餐厅里，蜷在餐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完成的。沃尔夫森小心地拿着这个模型，向我展示着每一个微小的细节。这个模型，俨然是他童年时代的一首赞美诗，意义非凡。

主动发现事物的价值感和独特意义

再回到学习上，意义不会自动找上门来，而是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去发现。

以统计学为例。数据分析毫无疑问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实际上现在很多领域，不管是银行、医药还是运动管理，离开基本的统计技能几乎寸步难行。

然而人们不会天生喜欢统计学。人们讨厌复杂的线性回归和统计学枯燥的教学方式，也对反复审视统计数字、画柱状图缺乏热情。

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克里斯·霍利曼非常了解这种矛盾。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的每一台电脑上都安装了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软件，比如R或者STATA软件。因为如果没有经过扎实的数据分析，几乎就没有办法完成和发表任何一篇论文。

然而，他的学生们一提起关联性分析就牢骚满腹。他们觉得统计学太枯燥了，完全是对他们现实生活毫无价值的痛苦纠缠。

在大学时期，霍利曼是全美橄榄球赛的进攻前锋，至今仍保持着长期坚持对抗性体育运动的人所具有的精力与热情。几年前，他决定尝试激发学生对统计学的兴趣，于是让几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写一写统计学在哪些方面与他们的生活有所联系。

霍利曼教授的初衷是帮助学生们发现统计工具的价值，研究人员用问题引导他们，例如，“你们以前在生活中使用过统计工具吗？”“你们想象一下，护士、销售员或者职业经理人，在哪些方面可能会用到统计工具？”每个学生都写了一两页。

结果非常明显，通过描述自身与统计学之间的联系，学生们都增加了对统计学的兴趣。评测结果显示，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一个等级——从C中达到了B中。换句话说，通过向学生们解释统计学对他们将来职业、爱好、家庭的意义，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

此后，霍利曼针对不同的场景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曾经让高中生写一写科学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霍利曼和研究员朱迪丝·海拉齐维茨一起，给学生家长提供了一本指导手册，帮助家长与子女讨论科学对于子女未来职业的可能影响；为使科学类家庭作业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也提供了一些方法。

尽管个别人不怀好意地批评霍利曼，比如，一个高中生就气愤地写道：“你少来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大部分人都愿意参与到霍利曼的实验中来。有的学生会写一写将来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掌握数学技能会有什么好处；有的学生会谈一谈各种技能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有哪些帮助。很多人都觉得，掌握一项专业技能是一件让人发自内心感到愉快的事情。

在和霍利曼教授讨论的过程中，他指出有很多方法可以制造价值感。比如，奖励、新奇和环境，这些对于每个人发现某种意义都会有所帮助。在这方面，内生动机或者自发的兴趣，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形式。我们做某些事，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想去做。归根到底，如果希望有动力去学习某一专业，那么就必须自己去发现与这个专业的关联在哪里。

与霍利曼一起工作的心理学家肯·巴伦对这一观点有不同的理解。不久以前，巴伦列出了一个公式，他说：“我尝试把自己40多年的研究工作，在一张餐巾纸上做个总结。”这个公式是：

动力=一系列的付出（即完成某一任务所需要的努力）+对目标的期待（即对自我效能的理解）+价值感（即事物的意义）

巴伦认为，最后一项因素通常最为关键，是这个因素决定了“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

我们对巴伦的说法再熟悉不过了。我们从小就听老师说这些因素很重要。家长一提起家庭作业，也会不厌其烦地唠叨：你将来会用到这些东西的。现在，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也一样经常提醒我们：你将来的生活，可全指望你的退休账户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简单说，仅仅告诉人们某些东西很重要是远远不够的。霍利曼教授发现，单纯告诉人们某些事物很重要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威胁或者过度干涉。

事实上，人们需要自己发现事物的意义。价值感是一个人自身对事物的感知，对知识与技能的感知，是在所学知识与自身生活体验之间建立连接的过程。霍利曼教授认为，价值感是一种机制，它的工作方式是促使人们思索“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

优秀的公众演说家或者一个好的解说员，会让他们的演讲材料与听众紧密相关。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有这样的魅力。如果演讲题目与马尔代夫有关，像克林顿这样驾轻就熟的演说家一定会问问听众有没有去过马尔代夫；如果演讲内容涉及战争冲突，他会问问听众有没有亲戚曾在军队服役；如果谈论类似IT（信息技术）工具这类的话题，他可能引导听众想想自己所使用的电脑。

霍利曼的这一观点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经历过或者即将经历的事情，学习起来会更有动力。针对学习，我们的动力在于想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希望通过弥补自己的知识差距来理解事物在世界上的存在价值。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是一个自我激发的过程。我们对统计学知识掌握得越多，就越想知道与统计学有关的事物。

假如我知道一些事情，比如金星是太阳系中最热的行星，我就会希望知道得更多：为什么金星那么热呢？再比如，我可能懂得一些数据分析的技巧，那我比一般人对辛普森悖论可能会更有兴趣；在这个著名的统计学悖论中，我会好奇分组统计与总体统计的比例趋势为什么会呈现出互相矛盾的结果。

乐高的例子可能更加显而易见。

沃尔夫森建议我参观名为积木集市（Brick Fair）的乐高展，据说这是全美最大的乐高展。当我穿梭于展区展位之间时，我发现人们所搭建的乐高模型，全都是他们认为意义非凡的事物。

一个男孩儿告诉我，他曾经用过M4A1型来复枪，于是他用乐高组装了一个卡宾枪的模型参展；另外一个叫布雷特·哈里斯的男士曾经在海军服役，他搭建了一些军事题材的作品；一个野餐桌大小的梵蒂冈城，在教皇大钟边上还有两个长着翅膀的小天使，这个作品的主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他是一名天主教牧师。

我在展会上还碰见了布赖恩·梅利克，他身材矮小，但是目光如炬，声如洪钟，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一个人打趣地问梅利克先生的女儿：“你爸爸总是像今天这么‘腼腆’和‘挑剔’吗？”

梅利克是个鼓手，他常常着迷于用身边的物品教学生们学习打击乐。他的课堂是在一所学校博物馆式的图书馆中，上课时，他一般先讲解一下鼓乐的原理，比如摇晃、摩擦这样的发声方式，然后会请听众们从身边寻找任何一样东西，不管是盘子、管子还是树枝，都来晃一晃、摩擦摩擦，听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梅利克说，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助于人们找到打击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

我一直记着梅利克的方法。参观展会的一整天，我都在观察人们用乐高积木创造出哪些对他们有价值的东西。到了下午，有一个讲座专门介绍如何让你的乐高模型体现自己的独特个性。我还观看了乐高船比赛，斗志昂扬的“船员们”在酒店的游泳池里，划着他们的乐高模型船比赛。展会中还有一个用窗帘隔开的空间，叫作“留下来玩吧”（Stay and Play），人们可以在其中自发地建造任何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作品。

随机测试题2

这种找到内驱力的个性化方式，远远不局限于乐高积木。也许关于意义的重要作用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太容易被低估了。在多种原因中，我们通常会忽略最根本的原因，而人们最终需要的是自己独自发掘到的意义。尽管我们知道意义至关重要，但不能忘记，属于一个人自己的意义就像一条河流，力量宏大，曲折蜿蜒，却始终朝着自己那唯一的方向流淌。

《我的世界》（Minecraft）这款在线游戏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几年前，当游戏开发者马库斯·佩尔松在线上发布这款游戏的时候，没人相信它会取得成功。这款游戏既没有梦幻的汽车追逐场面，也没有冒险场面，甚至都没有计分可以确定输赢。

这款游戏只是提供一些建筑模块，玩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网络世界里建造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玩家可以用方形模块搭建绵延的城堡，也可以建造一个埃菲尔铁塔。佩尔松在其自传里说，当时没有一个投资人愿意投资这款游戏，他们认为“这款游戏完全违背了人们对在线游戏的诉求”。

尽管与人们的经验判断不同，尽管射击游戏市场巨大，《我的世界》这款在线游戏还是成为迄今为止最为流行的网络游戏之一。全世界有1亿人在玩它，销量超越了《俄罗斯方块》《超级玛丽》《使命召唤》这些游戏。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游戏建造一些与自己相关的作品，从而展现自己的独特意义。

建立知识和我们自身的强关联

前段时间，耶鲁大学管理学教授埃米·乌赞斯诺斯基启动了一个项目：访谈一家医院里的清洁工。 起初，乌赞斯诺斯基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认为清洁工只是为了赚钱才在这里工作的。 清洁工每天在医院清洁卫生间，是为了每个月能有钱支付当月的开支；换句话说，钱才是他们在医院工作的动力。

然而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乌赞斯诺斯基发现，许多清洁工都会认为自己是这家医院中重要的一分子。有些清洁工甚至留意观察某些患者每天是否有人来探视，还有的清洁工会经常把医院里悬挂的画作调换一下位置，让患者感受到新意。有一个清洁工告诉乌赞斯诺斯基，他觉得自己就像这家医院的形象大使；还有的清洁工觉得，自己属于医院的医护人员。

这些清洁工显然比其他同事更有工作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觉得比其他人更有幸福感。乌赞斯诺斯基告诉作家戴维·杰卡斯：“这并不是说，他们做着与别人同样的工作，但是比别人感觉更加良好，而是说他们做着一份与其他清洁工截然不同的工作。”简单地说，这些清洁工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发现了更多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具有了更高的成就感。

在医院的访谈项目结束之后，乌赞斯诺斯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成就感最重要的来源是事物的意义。人们在生活中，比幸福、利润更重要的是人们希望自己活得有价值。对人生的意义有更高认识水平的人，生活中焦虑更少、身体更健康，对生活也更为满足。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利用思维当中的这一心理特性，乌赞斯诺斯基和她的同事设计了一种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叫作“职位微调”。这个方法是通过调整你职位的某个因素来与你的兴趣爱好相匹配。如果你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且在图书馆工作，你可以通过职位微调，把你的工作变成图书馆的临时向导。如果你在一个非营利机构工作，又很喜欢数据分析，那你可以考虑帮助从事市场推广工作的人员进行市场分析，提升募捐的效果。

贾斯廷·伯格在赴任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教授之前，与乌赞斯诺斯基一起对一些采用了职位微调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了访谈。一位教师一直有个秘密愿望，他希望成为一个摇滚明星。采纳职业微调以后，他开始在教学中运用一些类似滚石乐队的表演内容，有时候，他甚至模仿歌星米克·贾格尔在桌子上跳舞。另外一个教师喜欢计算机，于是她承担了学校里更多的技术工作。“职业微调就是从每个人对工作的看法开始，”伯格告诉我，“你要想一想是否有办法让你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

这里可以做一个类比。从学习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希望提升学习动力，那么也需要进行类似的调整，我们可称之为“学习微调”，即我们要在学习内容和我们自己之间建立更强的关联性。我们首先要明确学习某项内容的长远意义，并借此激发学习的动力。

这种方法主要就是调整看待事物的角度。比如，你正在学习网页设计，可你对技术基本没什么兴趣，那你可以思考一下，网页设计对你感兴趣的时装设计或者羽毛球运动会有哪些用处？又比如，你正在学习破产之类的财务概念，然而有关金钱的话题让你感到乏味，那么你可以对这个概念进行微调，让它与你更具关联性，比如想象一下，如何利用所学财务知识帮助你濒临破产的叔叔摆脱困境。

学习微调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这个办法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动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爱好、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关注点，我们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需要学习的内容。有时候，尽管不喜欢，我们还是不得不掌握一些统计学技能，有时候还得学习驾驶汽车，或者精通公司的一款软件。

学习微调是针对所学习的专业技能，深入挖掘其长远意义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就是要问问自己：学这个专业知识对我有什么价值？如何让所学的知识与我紧密相关？在实际生活当中，如何使用该专业知识？

这种做法也解释了为什么学习需要一定的自由度。我们通常需要一些空间来寻找自己的价值。大量研究成果证实，给学生一定的把控度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一组高中生对自己的家庭作业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另外一组没有任何选择。 研究结果显示，有自主选择权的高中生具有更强的学习动力，学习效果也更好。

现在已经有一些学校和培训中心开始采用学习微调的教学方法，尽管他们一般不用“学习微调”这样的字眼。在华盛顿特区教区的圣安德鲁新教学校里，学生们无论是参加传统考试还是制作一段视频，总是可以选择多种不同方式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学校教学改革中心主任格伦·惠特曼先生介绍说，学生们宁肯多花三四倍的时间独立自主地创造一些项目来展示他们的知识与技能，也不愿意参加传统考试，因为“他们从前者可以体会到更多的意义、更多的关联性以及更大的自主权”。

即使在类似乐高积木这样的游戏项目上，也需要一些“学习微调”。有一次我拜访了卡姆·迈耶的初级积木爱好者协会组织的夏令营。该夏令营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不许给予任何指导。也就是说，不能有类似乐高积木的拼接说明，不能像乐高公司那样把积木按需要提前分组，学生们需要自己决定搭建什么以及如何搭建。

乐高公司销售积木时，通常每一包乐高积木都搭配相应的组装步骤详细说明书；迈耶的夏令营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开营当天，迈耶一开始就向学生们声明：不会给予学生们任何指导，学生们必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组装自己的作品。

这条规则有点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几个10多岁的孩子大声叹气来表示自己的沮丧情绪，这要是早几年，说不准就哭鼻子了。不过学生们很快就安静下来，迅速沉浸在乐高积木的组装活动中。一个女生拼出了一条凶猛的鳄鱼，一个男生拼出了一个电子游戏里的动物形象，孩子们显然比照着说明书拼积木投入得多。

我问一个穿蓝色T恤的男孩子：“你还想要积木的说明书吗？”他摇摇头说：“还是现在这样更好玩。”旁边一个小姑娘说：“我想把家里的积木说明书全扔了，那样就连妈妈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拼出原来那些积木模型了。”

有一点需要特别提醒，无论是乐高还是法学院，专业指导都很重要。把专业知识与技能进行分解是我们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但是为了保持高度专注，也为了保持持久的学习动力，我们需要有一定的选择余地。我们需要一些专业性的帮助来进行“学习微调”活动。在与贾斯廷·伯格的交谈中，他告诉我：“许多人在探究内心深处的愿望时受益匪浅。”伯格指的是工作中的情形，实际在学习活动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探求内心深处的愿望。

追求价值感是人类的本质特征

学习的过程就是对知识的探求过程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追问：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意义？答案涉及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本质特征。从很多方面看，我们对意义的追求来源于我们渴望不断探索与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拥有学习的动力，是因为我们想要学习。人们寻找价值，是因为人类进化到今天，就会想要寻找价值。

这并不是无聊的车轱辘话。每当打开浏览器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要发现点什么的冲动。那天，我随手点开BuzzFeed（一个美国的新闻聚合网站）上一个题为“让你重建对人类信念的21张照片”的链接。尽管我明白不该打开这个帖子，可还是忍不住快速地浏览了一下里面的照片，其中有两个男子在拯救一只落水的绵羊，一只戴着氧气面罩的猫，一个流浪的女孩得到一双新鞋……

然后我又瞟见另外一个标题：“初级登山爱好者必爬的16座山”，接下来我可能又跳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地方。这些超链接就像一个个神奇的兔子洞一样，不管是维基百科、YouTube视频网站还是一幅蟒蛇吞噬鳄鱼的动图，都会别有洞天。

心理学家亚克·潘克赛普早就说过，人类愿意像这样探索发现完全是天性使然。探索是一切体系的鼻祖。我们的情感中一直有一种探索的冲动，感受是我们探索行为的晴雨表，它也会告诉我们在探索过程中表现得如何。

潘克赛普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会有一种幸福感。我们在寻找事物根源的过程中，引起愉悦感受的多巴胺水平会上升，从而产生愉悦感。这一观点的反命题也同样成立：抑郁情绪通常源于感到世界毫无意义，其典型的外在表现就是缺乏探索行为。

如此说来，探索发现就像吃饭、睡觉、性与爱一样，是我们DNA（脱氧核糖核酸）中早就注定了的行为。我们探索发现的情绪冲动具有长久的演化历史。一般而言，新生事物总是最危险的，但也可能带来最大的回报。新思想、新人类、新动物，这些事物既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也可能彻底摧毁我们。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事物才逐渐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

从古至今，生命的演化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受情绪左右的探索行为仍然是我们日常行为的核心内容。每天早晨睡眼惺忪地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找衣服，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然后习惯性地找早餐，“那些葡萄干麦片放哪儿了？”接下来你的感觉会告诉你，需要马上找到车钥匙；等离开家门的时候，你已经下意识地寻找过十几种东西了。

动机或者价值感就像理性一样，是一种非常基本的感受。我们热衷于探索寻找，完全是出于人类的本性。人类这一物种本身就是探索者。我们花费几个小时从一个网站跳转到另一个网站，从维基百科到TMZ娱乐新闻网站，再到《华盛顿邮报》官网，不单纯是在浪费时间（尽管很多时候确实是在浪费时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带给我们一段短暂的愉快感受。

这类探索的行为和发现的过程，是我们学习活动的第一步。为了形成一种价值感、产生一种热烈的愿望，我们会不断地尝试和探索，总是希望看看有什么东西既符合我们的兴趣又对我们有价值。如果我们热衷于工程学，可能会有兴趣摆弄乐高积木；如果想了解一下华盛顿总统和特伦顿战役，我们可能更愿意翻看维基百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需要学习什么内容是有一定意识的，也会产生一种渴求。用研究人员苏珊·希迪和肯·巴伦的话说，我们产生了一种场景化的冲动。 这种场景化的冲动可以理解为一种思维活动的诱因，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种多巴胺引起的冲动可以由闪耀的图像、响亮的声音或者两只猫咪的视频激发而产生。

这类冲动可能会比较持久，比如，我们一上午都在看“40件让你感到衰老的事情”，并查看了文章中所有的相关链接，直到我们对这个题目失去热情。但是通常而言，这种冲动都非常短暂，它转瞬即逝。我们的精力马上会被下一件事情所吸引，可能是因为一声钟鸣，也可能是因为一串刺耳的哨声。

与场景化冲动不同的是，还有一种冲动叫深层冲动，或者叫深层动机。如果把场景化冲动比作诱饵，那么深层动机就是一个陷阱了。这种冲动根源于人性，是一种形态更复杂的价值认同，这种冲动促使一个人可以花费数十年时间研究有机化学或者练习击剑。

那么，场景化冲动怎样才能转化为深层动机呢？这就要回到我们前面谈到的价值感这个概念。归根到底，只有认为“值得去做”才能让深层动机形成完整的闭环，或者说只有“意义”才是某一场景带来的驱动力和个人内在驱动力的界限。某种意义一旦被人们发现，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隐秘的动机。

心理学家希迪和她的同事安·伦宁格解释了这一过程。 第一个阶段，冲动一开始都是来自特定场景的刺激。比如，你观看YouTube上一段讲述奥卡姆剃刀的短片，这段短片说明了最简单的解释通常就是最优的解释这一观点。短片看起来简练干脆，很有说服力。于是，你的注意力被这段短片牢牢地吸引了。

第二个阶段，人们会从一个话题中发现其中的价值。于是，在观看这段短片的时候，你会想：我如何利用这个原理赢得辩论或者解决实际问题呢？这时候，你就会继续看这段短片，因为你觉得它对你很有价值。

第三个和第四个阶段，冲动通常会变得越来越内化。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话题给予充分的关注，那么对它的兴趣就会发展成为一种形态更丰富的动力。比如，当你对奥卡姆剃刀原理所知甚多时，你会发现这个原理在很多方面都有价值，你就更好奇、更想深入了解，这个原理在医药或者体育领域里有什么作用。

上面这种情形并不一定总会发生。毕竟，人的个性、经验、背景、文化因素都会对此有所影响。与此同时，也要兼顾我们探索发现的天性，也就是说，有时候可以花点时间漫无目的地在维基百科上闲逛，看看有些什么新奇的事物，或者体验一下新鲜事物也不错啊。

然而不要忘了，当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我们会需要情感上的支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探索发现的天性有所约束，从而让我们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完。就我而言，我把冲动看成火焰。我们需要一种情感的火花把它点燃，然而如果没有善加管理，这个火焰可能会迅速熄灭，也可能完全失控。没有一点探索的行动，没有一点内心的兴奋，我们就没有了求知的渴望；但是，如果无休止地寻找新奇事物，可能会让你完全沉浸在BuzzFeed网站上东游西荡，你也会变成一个“还没学会用火的原始人”。

社交活动是追求价值感的途径之一

BuzzFeed这类新闻网站的成功，向我们暗示着另外一种创造价值感和提供学习动力的来源，即社会层面。我们看到，很多在BuzzFeed或者TMZ网站流行的话题，都是一种群体行为，网站方面也有意识地提供一些让我们乐于与朋友分享的内容。比如，当我们读到“还没学会用火的原始人”这篇文章，很可能会马上通过推特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如此看来，同伴会给我们提供一种价值感。尤其当我们面对学习的时候，同伴会带给我们某种意义。举一个反例。兰斯顿·汀灵–克莱门斯已经从巴克内尔大学毕业十多年了，但是至今他都记得在大学期间化学课上举手提问的经历。

克莱门斯身材矮小，着装正式而又得体，最喜欢打领结、穿苏格兰格子花纹的袜子，即使参加体育活动也一定把衣服成套地搭配好。家人甚至开玩笑地说，他一定是穿着套装出生的。

克莱门斯当时所在的大学总共有3000多名学生，其中只有几百名黑人学生，而在克莱门斯的班级里，他是唯一一名非洲裔美国黑人，其他同学全是白人。所以，坐在化学课堂前排的克莱门斯举手提问的时候，他感到课堂上所有人都在盯着他。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当教授终于回答完他的提问时，他感到自己是如此孤单，头脑中一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问他：“你真的应该待在这儿吗？”

克莱门斯最终放弃了这门化学课，显然不是出于学业方面的原因。他可是华盛顿特区最佳高中的毕业生，学业方面没有问题。是那种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陌生人的感觉，让他最终放弃了这门课程，而这种感觉，时常伴随着他在巴克内尔大学的在校生活。克莱门斯告诉我：“因为我是班上唯一一名黑人学生，他们几乎在学校任何地方都能一眼看到我，很多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也跟我打招呼，这经常让我感觉一头雾水。”

上大学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那么简单：不仅要初次离开家乡独立生活，还要建立新的朋友圈，而且课程的难度更高。这对于有色族裔的学生来说，情况更为艰难，他们通常缺乏归属感，很难融入群体。对他们来说，大学里的文化氛围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截然不同。克莱门斯就说过：“我时常觉得就像独自一人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

几年前，德博拉·比亚尔决定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她启动了一个项目，为在学校受到其他学生“俯视”的学生提供社交方面的支持。她把处于劣势地位的有色族裔学生按10个学生为一组的方式派到全国各个大学里， 每一个小组要保障每一个组员都能得到自己朋友圈的支持。

克莱门斯是派往巴克内尔大学小组的成员之一。尽管他曾经有过化学课上的不愉快经历，这个项目却让他感到置身校园轻松自然。克莱门斯既可以和同组的同学一起听音乐，也可以与他们一起去吃饭。他们有时候一起聊聊课堂里的傻事，有时候一起打打篮球。这个小组规模不大，但组员联系紧密。后来，克莱门斯一个同组成员还成了克莱门斯婚礼的伴郎。

这些精神上的支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让成员们的学习动力来源更广，更认可所学专业的价值，更能发现学习的意义。这些特别小组组员的毕业率达到90%，远高于大学平均水平。克莱门斯最后取得了巴克内尔大学历史与宗教专业的双学位。在大学期间的后两年，他担任了学生团体的主席。如今，克莱门斯说，正是这个特别小组的帮助，让他能够从巴克内尔大学顺利毕业。

像许多与价值感和意义有关的事物一样，我们对归属感的需求通常也会被忽略。部分原因是社交活动中的这类信号通常是比较隐秘的信息。社交的融入感、自我价值感，一般都不能明确说出来，而是会通过一些比较隐蔽的方式传递出来，比如说话的口音、语调、肢体动作等。

所以这也说明，在社会动力学或者社会互动过程中做出一点微小调整，都可能带来惊人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具有明显亚洲特征的名字的学生，比那些明显是英美特征名字的学生数学成绩更好。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们认为，拥有亚洲特征名字的学生对数学课更为重视，因此老师对他们的数学成绩有更高的期待，并相应给予这些学生更有针对性的数学课程指导。

通常我们在区别不同社会身份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比如，在德国时，我才觉得自己更多的是个美国人；只有在中欧时，我才会意识到我的那些习惯——大嗓门、自来熟，经常让我陷入尴尬孤立的境地。比起一般德国人来说，我可能确实嗓门太大、太过热情了。从反面看也是一样，我只有生活在美国时，才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德国人，毕竟，我比绝大多数朋友都更加守时。

尽管有这么多的负面成分，社会因素仍然对我们的价值感有巨大的好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都会让我们的学习活动更有意义。当我们感到压力大、紧张、伤心的时候，通常会向他们求助。考试压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般而言，参加考试的学生中，同学关系广泛且友好的学生考试成绩也会好一些。同学之间的友好关系，似乎对考试带来的精神压力形成了一个缓冲区，这样就更容易自我调节个人情绪感受。

社交联系对学习活动也是一种激励因素。 如果人们缺乏社会归属感，通常也会缺乏学习动力，学习效果也会差一些。更具体地说，与好朋友一起去上课的学生，通常比独自上课的学生成绩会好一些。 这一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做出公开承诺，对人们的行为有那么显著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当人们把准备做的事情告诉朋友后，他们更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坚持做完。比如，在脸谱网或者推特上公开宣布我们准备考取地产经纪牌照，那么我们更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我们希望对所在社群信守承诺。

这是团队、家族和朋友圈中同伴压力比较积极的一面。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如果一个成员决定投身于学习活动，他将会带动其他成员也参与进来。我们不想让自己显得不合群，或者显得比别人懒，学习的动力和意义因此就在群体中传播开来。这种学习动力会从一个人身上跳转到另一个人身上，就像研究人员所说的那样，“积极上进的精神具有传染性” 。

回过头再来观察我们的学习活动，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方式给学习活动带来的影响，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想象一下，像哈佛大学这样严格择优录取的学校，人们一般认为这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其他学校有着巨大差异，学校的教师、教材、硬件设施都是优秀教学水平的直接体现。至少哈佛大学的宣传册解释说，这是哈佛大学学费之所以这么昂贵的原因，因为学校要为最好的教师、教材和硬件设施支付大量的费用。

然而实际上，一个学生优秀与否，他身边其他学生的情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哈佛大学的学生要承担校园内的社交压力，要遵守各种规则，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大部分学生都花费了很长时间进行主动学习。在一些严格择优录取的学校里，同学这个因素在最终学习成果方面占据2/3的比重。更直白点说，哈佛大学的巨大成功，和哈佛大学的教授、教材、硬件设施关系不大，反而与那些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关系密切。

贾森·沃尔夫森的乐高积木案例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具有代表性。为了保持对乐高积木活动的热爱，沃尔夫森每个月参加一次乐高俱乐部的活动，活动地点就在当地的一个图书馆。与每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一样，这个俱乐部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午餐总是安排在当地一个固定的餐厅，使用类似乐高的其他杂牌儿玩具积木被绝对禁止，未经许可摆弄别人的积木会被驱逐出活动室。

我在一个周日下午参观了这个俱乐部的活动。这个俱乐部俨然是一个角色分明的大家庭。沃尔夫森简直就是一个社交明星，而肯·赖斯是俱乐部活动事实上的组织者，金·佩蒂擅长微模型，加里·布鲁克斯则精通军事历史题材的乐高模型。

沃尔夫森坦承，乐高俱乐部也有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大概10年前，几名成员从俱乐部分离了出去，因为他们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那样疯狂地热爱乐高” 。但是大体而言，乐高活动圈子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感或者一种目标。沃尔夫森几乎每周都参加乐高活动，他说他的妻子也很清楚这一点，在乐高活动日不会打扰他，会给他充裕的时间。

那个巴克内尔毕业生兰斯顿·汀灵–克莱门斯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女，目前在华盛顿特区一所以黑人和贫困家庭子女为主的中学任英语教师。我们见面喝酒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正在把自己参加过的社交小组实验项目应用到现在的教学活动当中。

为了培养与学生的社交联系，克莱门斯每年都会去每个学生家做家访。他还担当了6个孩子的导师，不仅参加他们的体育运动，还带他们出去吃饭，与他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还建议其他学生给自己找一个导师，如果愿意留在学校里读书，那就和坚持留在学校里的孩子们交朋友。

克莱门斯说，他希望给孩子们创造出一种归属感，这些社会连接将会成为激励孩子们完成学业的最终动力。他说：“我赢得了孩子们的信赖，并利用他们的信赖引导他们做正确的事。”

学习活动就是思维活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价值感和意义是提供学习动力的一种形式，详细解释了学习目标和学习活动与我们自身的关联性是如何促进我们的学习的。

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就学习活动本身来说，我们追求价值感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有价值感，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一个直接的回答就是，学习知识与技能就是为了能够看懂我们的自身经历，并解释我们所处的世界。

学习活动塑造我们的思维模式

当然，以上目标也不一定总能做得到。不久前，一个名叫乔的学生写下了下面这些习题的答案 ：

10×3 = 30

10×13=130

20×13=86

30×13=120

31×13=123

29×13=116

22×13=92

看出问题来了吗？30×13等于120吗？22×13等于92吗？

一句话，乔不太懂数学，他不知道这些习题是什么意思。看起来，乔在用一些完全无关的数学公式和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生拉硬拽地拼凑出一些错误的答案。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在很多领域里，人们死记硬背一些知识和数据，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后来乔经过努力还是从高中毕业，上了一所社区大学。

其实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们总是认为专业知识是被教师、教练掌握着或者藏在书本里，所以他们只要听课、上网检索、观看视频，这些专业知识就自然地转移到他们的大脑里了。

这种观点把学习当成了一项非接触式的体育运动，即把数据从源头一点一点搬运到大脑里的过程。这是一种填鸭式的学习方式。我们觉得记忆一些事实、过程或公式，把它们装入大脑，就像把袜子装进衣橱里一样。

问题是我们的大脑不是这样工作的。我们经常把大脑比喻成电脑，但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这种观点的错误之一在于，它让人觉得只要像给电脑增加存储空间一样扩充大脑的空间，就可以让人变得更聪明；错误之二在于，这种看法误认为大脑是被动地接收信息的。

其实一个更恰当的比喻是把大脑比作包含了高速公路、城市街道等的一套道路系统。 这个比喻一方面可以提醒我们，一条简单的小土路是很容易开辟的，铺设小土路只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学习活动也是这样，基本概念是很容易掌握的。

另一方面，道路系统的比喻还强调了一点，专业技能是指大脑理解事物的能力，也就是这一比喻看到了专业领域中各种错综关系的能力。换句话说，专业技能是看到各单项技能和知识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

心理学家斯蒂芬·丘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他经常引导受试者做一个小实验，帮助人们理解“意义”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让人们看到其实专业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在思维中建立起各种联系。

丘首先在纸上写下20多个单词，并把这些纸发给受试者。他让其中一半受试者数一数每个单词里字母g或者e出现的次数，让另外一半受试者想一想每一个单词所描述的“愉快感受”的程度。然后，他让这两组受试者回忆一下他们刚刚看到过哪些单词。

这个课堂实验与很久以前的一个研究项目是一样的，而且毫无意外，丘的实验结果完全再现了先前项目的研究结论。采用记忆单词具体内涵的方式，即让学生们思考每个单词带来的愉快感受的方式，比单纯统计每个单词中字母g或e出现次数的方式会让他们记忆的单词数量更多。

两种不同记忆方式的结果相差非常悬殊。在最初的研究项目中，对学习材料采用更丰富的处理过程的一组人，与学习材料之间建立了更多的价值连接，比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那组人记住的单词数量多了7倍。在丘的非正式实验项目中，不同组别之间也有两倍的差距。

丘说，不管是否要学习某些材料，只要你觉得材料中某一个信息更有意义，那么比起毫无意义的信息来说，你就更可能记住它。

对于有一定明确目的的学习者来说，这种方法具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即意义让学习活动具备了更多的灵活性。所谓理解指的就是懂得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运用某些知识与技能。比如，当深入理解了某一方面的技能，或者说已经调整了思维模式，那么我们就知道如何在不同场景下运用这项技能解决问题。

比如调制金汤力鸡尾酒，基本流程很容易：如果你希望调制的金汤力口味更佳，只需把每一份汤力水配比一份金酒，然后再加上一片柠檬就可以了。

然而为了创造出某种意义或某种价值，要调制一款别具一格的鸡尾酒，那就要学习美剧《广告狂人》中那种金酒、汤力水、柠檬片的精心搭配调和的方式，从而制作出一款与众不同的鸡尾酒。因为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都是那些形式丰富的学习过程才能实现更深入的理解，从而让情况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们假定，在金汤力鸡尾酒这个例子中，冰箱里没有鸡尾酒了。一位对这款鸡尾酒有深刻理解的调酒师会想到汤力水带有一点点微苦的味道，他随之就会想到可以用橙汁来代替汤力水。如果恰好金酒和汤力水的瓶子都空了，这位调酒师可能会想到用伏特加酒加上姜汁汽水，可以调出与金汤力鸡尾酒差不多的味道。

在学习活动中，这种深刻理解非常关键。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学习是为了发现某种意义，是通过学习活动塑造我们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路最终使得学以致用成为可能。假如你是乔，你可能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解答下面的习题：

10×3 =

10×13=

20×13=

30×13=

31×13=

29×13=

22×13=

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习题有一个规律：它们几乎都有共同的乘数13。这个发现可以帮助你更容易地解答这些习题。

数学中的心算，可以对通过学习发现某种意义的过程做个解释。 为了感受心算的过程，我们来看看下面这道数学题。不使用任何工具，不用纸笔，也不用计算器，而是在大脑里，把下面这组数加起来：

86030

97586

63686

38886

怎么样，能算出来吗？再增加点难度，你可以在一秒钟内算出来吗？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计算让我们大脑超载了，因为大脑不能长时间记忆这些数字。我们把个位的6相加，然后记得进位1，十位要再进位2，同时记得有个7还要加上1……各个数字乱成一团，这种混乱对我们的认知造成了冲击。

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我最近看到一个名叫塞雷娜·史蒂文森的女高中生，面对这样的数学题时，可以连珠炮似的说出正确答案。

一天晚上，我在纽约市郊区一间地下室教室里见到了塞雷娜·史蒂文森，她穿着一件米老鼠T恤衫坐在桌子前。她的心算老师随口说出几个数字：

74470

70809

98402

史蒂文森几秒钟就可以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得出和，简直比说出州首府城市的名字还快。

史蒂文森不像你我这样使用短时记忆解题，实际上，她在大脑里设想出一个算盘，同时用手指辅助解题。

我观察到史蒂文森是这样解题的：她先闭上眼，准备好双手，一旦开始解题，右手就开始不停地做出抽、弹、捏、擦这样的细小动作。尽管她面前并没有一个真实的算盘，但她还是使用拨弄算盘一样的动作完成解题。

起初我觉得史蒂文森的这些动作完全是装腔作势，就像有人坚持戴圆点领结，或者读凡·高的名字也拿腔拿调一样。但后来我才知道，她的这些动作是进行运算的核心部分，如果不让她做这些动作，就打乱了她大脑的活动，运算准确率会下降至少一半。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内翁·布鲁克斯告诉我：“对于各个领域的专家来说，如果你禁止他们做那些习惯动作，他们的表现将大大下降，感觉他们完全失去了应有的专业水准。”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学习活动需要努力投入，要想找到所学技能的意义，我们需要主动去挖掘这一技能的内涵。这种心算方法的好处之一就是建立了思维与身体的关联，这一点我们随后会讲到；另外一个好处是，假想算盘采用了将多种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的学习方法，这为学习活动带来了其他好处。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在于，使用假想算盘，需要人们再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这让学习活动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最近一项研究成果指出，越是采用积极主动认知活动的学习方式，产生的学习效果越好，这些方式包括小测验、解释或者表演。

最近几年，心理学家里奇·迈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把学习活动解释为一类思维活动，这使其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倡导新学习方法的改革派。 迈耶来自美国中部地区，是一个言谈举止和蔼可亲的大叔。他不会说“谁谁谁把什么东西搞砸了”，而会说“这个人在某个方面没有成为我们的楷模”。迈耶觉得，一般人都没有主观恶意，顶多是一些糟糕的决定带来些糟糕的后果。迈耶经常提醒周围的人“不要传播负能量”。

然而，在把学习活动作为专门的认知努力这个课题上，迈耶却旗帜鲜明。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实验室里，迈耶通过一系列研究说明，人们就是通过主动再现已经掌握的内容来学习一项专业技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学习活动就是一项生产活动。”

迈耶详细描述了这一活动过程：首先，人们需要选定一些信息，即他们准备学习什么课题，比如苏联历史或者佛教哲学；其次，人们需要把准备学习的知识整合进他们现有的知识体系，在他们既有知识与准备学习的知识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举个例子，学习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有关内容。人们可能会把自己现在知道的斯大林是个独裁者的事实与准备学习的内容联系起来，比如斯大林在克里米亚长大，这样，新的知识看起来就会有一定的意义。

大脑思维自动填补所掌握专业知识的内涵这一功能，在记忆这项最基本的思维活动上，有着清晰的体现。 比如，如果你想记住法语中“家”这个单词maison，当有人读到maisn这样一个单词时，更容易让你回想起maison这个单词。 人的思维会主动添加字母o，把单词补充完整。大脑迅速地完成了整个思维过程，以最基本的方式再现了学习活动的过程，让单词具备大脑可以理解的某种意义。

积极活跃的学习方式对更复杂的认知任务也十分有效，比如阅读。如果我们主动想象一下阅读内容中的一些具体场景，那么对所读内容的印象就可以更深刻。通过在大脑里“过电影”，我们实际上是把所学内容与我们的大脑建立起了更强的联系，令印象更为持久。

再看另一个例子——复述的习惯。下一次如果有人给你一个具体的指令，并让你用自己的话把指令复述一遍，那么你总结这个指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进行知识再次生成的过程，这样你记住这个指令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过去几年里，把学习作为一种思维活动的研究工作改变了人们对专业知识习得过程的传统看法。在最近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项目中，肯特州立大学的约翰·丹洛斯基和他的同事发现，画重点的方式对学习帮助不大。原因在于，画重点并没有充分促使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再现这些知识。同样，反复阅读效果也很有限，因为它并没有充分激发人们的思维活动。

那么，在丹洛斯基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中，究竟什么方法才会产生好的效果呢？丹洛斯基告诉我，学习中最有效的办法是那些能够让人更加积极参与的学习活动，比如自测、自我解读。他说：“这是我们大脑的基本工作模式。学习并不是单纯记忆这些知识，而是要领会知识的内涵。”

把学习活动比作思维活动，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里，生物学教授珍妮弗·多尔蒂的课程因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广受赞誉。 在课堂上，尽管教室很大，有上百人听课，多尔蒂还是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到认知活动当中。

在课堂上，她经常会让全班回答小测验的题目，或者随机请学生回答问题。多尔蒂还让学生分组，由小组来共同回答一个问题，例如，“植物如果不从土壤中吸收养分，那会从哪里吸收养分？”

我学习假想算盘心算法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拜访史蒂文森几个月以后，我给自己和上小学的女儿买了几节珠算课。我想，如果我要研究手指动作练习和心算的关系，总该掌握一点这方面的技巧才行。

珠算课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就连我6岁的女儿有时候都能轻松发现我的错误。假想算盘心算法要有一定程度的注意力集中，也就是说，需要大脑的积极投入。另一个参加训练的学生把这称为“智力提升行为”。几周以后，我采用了更主动、更活跃的训练方法，在理解题目方面显示出了优势。这就像在健身房练习举重一样，训练的时候越投入，训练效果就越好。

有关珠算的作用，我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研究表明，珠算比其他传统数学教学方法产生的学习效果好得多。心理学家戴维·巴尔纳在随机选择的领域中进行了实验，他认为，珠算对数学的理解具有深远的影响，“根据目前对数学早期教育的理解，我们甚至敢预测，学过珠算的学生的高考成绩肯定会比其他学生高”。

随机测试题3

随着学习活动是一项思维活动这一观点不断得到证实，我们注意到学校对这一观点的忽视却非常惊人。走进任何一所学校、一个图书馆，我们都可以看到，学生们正在消极阅读。（如果你想学习某些内容，应当采取更多积极的做法，形成与所学内容的互动。）几乎每所高中，学生们都会在文章末尾段落做一些重点标记。（实际上，自我测试才是更有效的学习方法。）人们在参加重要会议前，通常都会过一遍讲话要点。（更有效的方式应该是，找一个空房间，实际演练一下准备讲话的内容。）

华盛顿大学的斯科特·弗里曼已经研究主动学习很多年。我参加的华盛顿大学的那个生物课程，就是由弗里曼设计的。最近，弗里曼和他的同事们表示，目前收集到的研究数据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没必要再进行传统教学方式与主动参与思维活动这种新式教学方式的比较研究了。弗里曼说：“如果你是一名教授，却拒绝引导学生采用积极行动的学习方法，必将引发职业道德方面的质疑，就好像一个医生，用不太管用的药对你进行治疗，你当然会认为这是一种失职。”

主动参与的学习方法可以激发深层思维

汤姆·萨托自己也遇到了有关发现意义和思维活动的问题。萨托进行珠算教学多年，他主要指导塞雷娜·史蒂文森这样的高中生。萨托发现，越是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的模式，越能激发多角度的深层理解。

萨托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开始采用这种主动参与的学习方法。萨托最近学会了编程，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开发苹果手机的应用程序了。不久以前，他还学习了日本三弦琴的演奏，现在已经可以弹奏歌曲了。

我再次见到萨托的时候，他又开始学习泰拳了。有一天早晨，我去看萨托练拳，那天天气寒冷，白雪覆盖了整条街道。我坐在训练场馆后面，看见萨托正在铺着红色地垫的一个狭窄过道里学习泰拳的一种击打技巧。

“一拳打出去，就像把软木塞开瓶器向前螺旋推进一样。”吉米教练大声地提醒萨托。

萨托继续练习这个包含两个步骤的击打组合拳：左手先拨开对手的左臂，紧接着挥动右手对准对手的太阳穴用力击打。 萨托的进攻开始看起来不够有力，无法拨开对手的防护手臂，红色拳套每次都从吉米教练的前臂滑脱。于是萨托反复练习这个组合拳的分解动作，仔细体会每一个步骤。

大概练习到第12次的时候，吉米教练大喊道：“非常好！”

从学习者的角度看，整个练习过程非常清晰。通过练习，萨托可以感到每次击打都与前面出拳的不同，也就是说，每次都更接近一个恰当的螺旋击打。可以说，萨托的每一次击打练习，都进一步掌握了这个螺旋击打如何与其他击打动作更好地配合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思维活动的方式有助于领会内涵。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通过掌握细微差别，最终改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可以说，主动认知活动不仅让人们对所学内容掌握得更为牢固，还让人的理解更为深入。

比如，对于学习英文字母的孩子来说，进行手写练习比单纯识记或键盘打字更易形成系统化的理解。通过手写，孩子们对字母如何组合成词汇会产生更深一层的理解。研究显示，他们将来的阅读速度也明显更快。

再举一个自我解读的例子。当我们自我解释一个概念时，大脑是主动工作的。研究表明，这种主动参与的方式让我们对这一概念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产生更广泛的认识。例如，自我解释重力的概念时，我会把重力的概念与质量的概念相联系，也会主动回忆一些历史事件，比如牛顿对重力的发现，还会联想起与动力、重量这类与重力相互并列的概念。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只有努力还是不够的。人们虽然非常主动和投入，但仍然有可能收效甚微，就如同一味地反复击打，并不一定能够提高泰拳的技巧一样。思维活动的积极投入，并不一定需要我们走来走去，我们可能静静地坐着，但是大脑却在积极主动地活动。研究员迪伦·威廉也提到了这个观点。他说，当积极思考某项专业技能的时候，人们学习这项专业技能时所采用的多种学习手段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对这一观点多少都有些认识，至少在某些特定领域里我们能够理解。比如，语言磨蚀有很长的历史。如果人们不使用某种语言，那么很可能会失去使用这种语言的能力。这种情形对于学习第二语言的人经常发生。不论是汉语还是立陶宛语，只要不真正去使用这种语言，你将会发现用这种语言表达会变得很困难。

随机测试题4

令人更为吃惊的是，语言磨蚀也会发生在母语使用者身上。不久前，我遇见了在玻利维亚农村长大的弥生太田。太田的父母都是日本人，他们一家在日本生活的时候，太田一直讲日语。太田还学习了日文书写，每天下午上日语课，与她的朋友们也说日语。

高中毕业后，太田搬家到了玻利维亚最大的城市圣克鲁兹。从那以后，她主要说西班牙语。她周围没几个人懂日语，现在太田已经基本忘记母语了。虽然她还能和父母以及原来的朋友断断续续地说一点日语，但日文书写几乎全忘了。可以说，她的母语能力基本已经丧失了。

这看起来相当怪异。太田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日语，和父母说日语也说了好几年。这类母语语言磨蚀的情况发生的频繁程度要超过人们的想象。 鲍·贝里达尔中士在被塔利班关押5年以后，他的英语退化了。尽管贝里达尔整个童年都生活在美国的爱达荷州，一直说着英语，但是在阿富汗被俘5年后，他已经不会说英语了。

太田和贝里达尔这样的语言磨蚀人员并不是把母语的全部知识都遗忘了，比如太田仍可以记起甚至写一些基本的短语。他们失去的是对具体含义的理解，比如，太田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短语组合在一起形成语言，他们不再能够理解语言的内在联系构成的语言体系。一个研究人员说过，“语言磨蚀就是一套互相连接的节点缓慢脱节的过程”。

最终，我们可以再现所学的知识、形成我们的技巧，全是因为这些知识和技巧是可以相互协调联系并形成了一套有内在含义的脉络。这些知识与技巧因为具有现实意义而彼此关联，逐渐塑造了我们的理解能力。那天，萨托结束了泰拳训练之后，我们一起去吃早餐，他脸色苍白，显得有些疲乏。我们点了茶水，食物也上了桌。萨托说，深入地参与学习活动，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更深层的理解，但核心问题是：你是仅仅记忆了某一件事，还是试图看到这件事各个部分之间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学习意愿决定思维活动的积极程度

在挖掘一个专业领域重要价值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有主动发掘的愿望。否则，即使我们采取了积极的思维活动，如果缺乏学习意愿，最终也仍然无法学会这项技能。

比如，医生有很多机会研究膝盖部位的肌肉。 膝关节手术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在美国，医生们每年所做的膝关节手术不少于50万例。很多外科医生对膝盖部位的肌肉了如指掌，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研究膝盖部位的肌腱组织、做半月板手术或者检查滑膜组织。

然而，瑞士研究人员、外科医生卡尔·格罗布不久前又发现了一块膝盖部位的肌肉。格罗布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膝盖骨顶部发现了一小块强健的肌肉，此前任何一本解剖学教科书或者任何一台外科手术都未提及这块肌肉。

格罗布对他的发现非常谦虚，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解剖学就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但是其他专家可不是这么看待这个发现的。一篇医学博客文章中这样写道：“发现一块新的肌肉，这简直比传说中的大脚怪更让人着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每年都有几十万例在这个部位进行的手术，怎么可能那么多医生全都忽略了膝盖部位的这块肌肉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种情况与人的思维模式有关。换句话说，格罗布之所以发现了这块肌肉，是因为他一直在寻找这块肌肉，他学习了关于膝盖的相关知识（这块新的肌肉），是因为他有意识地进行探索发现。正是这样一种态度，让格罗布在别人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一组肌肉当中发现了这块新的肌肉。

心理学家埃伦·兰格对学习注意力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我拜访她的时候，她告诉我，寻找学习的意义是高度警觉的活动，是对价值的主动探索。兰格认为，这种主动学习的态度或视角，不仅仅是集中注意力那么简单，它要求人们能够主动从新的视角审视既往经验，从而发现差异。人们需要关闭大脑中的“自动导航”功能，主动探索才能发现新知。

从许多方面看，这种高度警觉可归结为语境的影响。基本语境对形成专注的态度至关重要，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提示、一些感知上的扭转，才能让我们的注意力保持在学习活动本身。这在与兰格的沟通过程上体现得很明显：有时我们的争论直言不讳，但是在思维模式上又是幽默而友善的，甚至兰格有时会取笑我：“你都神经质了吧。”

随后我又会问一个问题，把谈话氛围重新带回严肃讨论的气氛里。兰格会不断地引导我：“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并且建议我阅读一些背景知识类的文章。这样一来，整个沟通过程就成了一个探索意义的过程，或者一个学习新知的过程。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有助于人们形成专注度。兰格介绍说，当我们把专业知识看成开放的领域，思想上就会更加用心留意。调整看问题的角度也有助于形成投入和认真的态度。视角的转换会迫使我们注意到专业领域中更多的细节，这样我们就能对该领域形成更丰富的理解。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意义本身。关闭大脑“自动导航”模式的最好办法是寻找一种独特价值。兰格早前做过一个研究项目，她把学生分成两组，让两组学生读同一段文字，但她给两组学生的要求有一点不同：一组学生“学习一下这段文字”，另一组学生“发现这段文字的独特意义”。

结果，“发现独特意义”的那一组学生更加专注投入，学习效果也明显较好。他们理解得更深，记住得也更多。更重要的是，当要求学生们写一段与这段文字有关的文字时，“发现独特意义”的那组学生写得质量更高。

以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磨蚀为例。实际上语言磨蚀主要是思维模式方面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没什么看法的话，就更容易丧失语言能力。研究显示，一个对西班牙负面评价较多的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较容易忘记西班牙语。如果人们对母语环境持负面评价，那么他对母语环境的思维模式则是负面的，这会导致使用母语的能力下降。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比如，如果一个人本身很讨厌Excel这个试算表工具软件，那么让他学会使用Excel就会很难。然而还有一个神奇之处，我们的思维模式会对思维过程产生细微的影响。在一个语言磨蚀案例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语言磨蚀者对他的祖国反感，无论他讲多少母语，他的母语都会渐渐磨蚀。

兰格对此的具体建议是：当人们学习某种专业技能的时候，需要留意那些细微变化。为了能够熟悉某个专业领域，我们需要知道这类专业知识的源头以及现在的最新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寻找差别形成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兰格认为，“高度警觉就是指能够注意到新的变化”。

兰格建议人们对学习活动应保持一种探索的心态。如果你为了学习一门课程而需要读一本书，不要总是想着考试结果，那样会让你的学习经历痛苦而沉重。你完全可以选择书中对你有实际意义并且能够引起你兴趣的内容来学，这样学习成绩会更好，而且学习过程也更加愉快。

与此类似，外科医生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修复膝关节上的前交叉韧带，还应该花点时间去研究和探索。毕竟，他们还是有希望发现一块新的肌肉的。

教师在学习活动中应该发挥促进作用

我在本章中讨论的观点也存在一个问题：追寻事物的意义有其危险的一面。当然，学习者本身不是专家，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太可靠的结论，或发现我们认为的价值实际上却毫无价值。一句话，我们也可能出现判断错误。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学习活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技能要在演进中日益提高，对专业内涵的领会也会在每个阶段理解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人们一般很难完全靠自己苦学就能熟练掌握一项技能，尤其在学习的起始阶段。起始阶段我们谈不上技巧或专业，完全不知道这一领域中有哪些需要学习掌握的内容。

如果你把一袋5磅（约2.3千克）重的石头和一袋5磅重的羽毛放在一个人面前，让他理解质量和重量概念的区别，他很难得到什么认知。除非这个人对重力有所理解，否则很难简单地理解同样质量的物体下落速度相同的道理。

从实操角度上讲，学习活动需要指导。为了学习知识和技能，人们需要指导和支持，导师、教练员、教师都起着巨大的作用。本书后面会反复谈到这个观念，我们暂时称其为“教育工作者的价值”。

奇怪的是，直到最近才有人系统地研究教师及其在学习活动中的促进作用。显然，几个世纪以来，专家们一直在做教学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化工作。苏格拉底的方法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学徒模式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中国的汉朝首先在学校教育中采取了选拔制度，首次为选拔官吏实行了考试制度。

尽管如此，始终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使用测试分数、问卷调查、视频材料等有力的证据来衡量一个优秀教师和一个普通教师之间的区别。几年前，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盖茨偶然看到几篇关于教师质量的论文，他在论文上写满了标记和注释。盖茨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教育当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居然没有通过现代的研究工具加以研究呢？“研究之少简直令人震惊，”盖茨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

最终，这位世界首富出资4000万美元启动了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规模巨大：几十个研究人员、上百所学校、几千名教师、近10万名学生参与进来。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开发了一款新式摄像机，这个摄像机可以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全景式覆盖整个课堂。参加研究项目的学生每个人都要填一张调查问卷。大约500人在接受培训之后，专门评估这些录像内容。

这项被称为“有效教学测量”（Measures of Effective Teaching，MET）的研究项目持续了两年，主要发现包括我们前文已经简单介绍过的那些观点，但是其方式则更为惊人。例如，几乎很少有教师会激励学生产生自己的想法，学生也很少会参与那些能够发掘现实意义的学习任务。

但是最有趣的发现还不在于这些，而是学生的学习效果有两个主要的驱动因素。哈佛大学的罗恩·弗格森协助进行了数据分析工作，他介绍说，第一个因素是教师督促学生努力完成学业的压力，研究人员称其为“学业压力”。这主要涉及教育工作者在何种程度上督促学生们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教学资料。

第二个因素是“学业支持”因素，主要是指学生在何种程度上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激励。这个因素是关于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联性及个人联系情况的。

有意思的是，有效教学测量项目的研究结论与本章主要观点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具体来说，高效的教师会督促学生积极努力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确保学生通过努力来理解相应的问题，也就是说，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会督促学生积极从事思维活动。与此同时，优秀的教师还会提供激励和支持。他们帮助学生去发现学习内容对学生自身的意义。他们既给予学生自主性，还让学生感到学习与自己紧密相关。

这并不是离奇的发现。远在开展有效教学测量项目很久以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威曼就曾经断言，人们应该把教师理解成为“认知活动教练”。威曼认为，教师这个称谓的问题在于，人们通常把教师看成一些传递信息的人。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让人误认为，学习物理学这样的科目，就是轻而易举地把知识传递给我们那么简单。

我和威曼交流时，威曼解释说，教师更应该像体育教练的角色。“学习一个专业课题，就是把这个课题分解成几个关键的思维要素，然后训练学生掌握这些思维要素的过程。同时，教育工作者还需要激励学生竭尽全力地完成学习任务。”换句话说，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支持，需要得到别人的鼓励。

就个人来说，我们需要教育工作者来帮助自己提高，需要别人帮助我们理解一个课题。另外，不要忘记社交活动对学习活动的作用，社交活动可以照顾到我们学习活动中的情感需求与联系。威曼说：“当从事一项学习活动时，你需要有人来支持你成长。”

有趣的是，有效教学测量研究项目表明，学生们自己通常很清楚谁才是有效的教育工作者。弗格森说，对学生们进行问卷调查，可以非常有效地预测学生将来的学习成果。总而言之，如果你打算给自己找一个教练或者导师，不用看他的证书，证书通常没什么大用；也不用看这个教师在该领域的任职时间，除了入职头几年以外，后面的时间也不能说明什么。

最好问问其他人：这个教师是否经常提问？他解释问题是否清楚？他的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多不多？他给予学生哪些学业上的支持？他对学生是否关心？他的学生是否能够把学习内容与自身联系起来？他是采取什么方式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的？

支持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会更加详细地解释这一概念。明确了学习的意义通常只意味着学习活动的开始，至于我们希望学习到什么内容，还需要具体的学习规划。 ax4wmbnT84eHwX85uOaMCwiTFm2cZiLdZ8ZHoBZLJvvwCdRtmgFad7M+vUDaYp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