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

（一）

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英国启蒙运动中的先驱，是反对专制、主张共和的激进民主派领袖人物，是英国十八世纪前期政论文的写作高手和杰出的讽刺小说家。他的文学名著《格列佛游记》与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在当时就并驾齐驱，媲美文坛。《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我’”即小说主人公格列佛（Gulliver）多次航行中在海船上任专职医生，其中一次临时代理船长职务，最后一次航行中是正式船长。书里写他四次航海遇险、流落，因而也就“游历”了几个岛国。其中“小人国”和“大人国”是译者同时代人所熟悉的，这显然要归功于这两个岛国名的意译。如果把它们也分别音译成“利立普特”（Lilliput）和“布罗布丁纳格”（Brobdingnag），大概就达不到同样好的效果了。因此我们这次重译，特意把其他各国也分别意译成“科幻国”（包括“飞行岛”或“磁浮宫”）、“巫师国”、“长寿国”等，其实这些岛国的游记也很有趣，与《小人国游记》、《大人国游记》相比，毫不逊色。特别是第四部《慧骃国游记》，集中地、全面地反映或表达了作家本人的世界观与人类观，他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理念，以及他的文学观点。

《格列佛游记》里，前三部游记，如《小人国游记》与《大人国游记》，当然也常常穿插有揭露人性堕落与人类社会（当然包括当时的英国王朝）弊端的内容。比如，《小人国游记》第四章写内务大臣同“我”的一次长篇谈话，就涉及“小人国”的内外形势：内有党派纷争，外有强敌入侵。这位大臣谈了许多具体情况，诸如凭鞋跟的高矮划分党派；根据吃鸡蛋的方法，即从哪一端打破鸡蛋而分成“大端派”和“小端派”；皇帝拉一派打一派；皇帝凭个人的喜好用人；皇帝因某种个人原因规定与颁布法令，甚至为此挑起国内争端与引起叛乱，最后爆发两国间的流血冲突和长年的战争，等等。如果说这只是对英国当局的讽喻，那么在《大人国游记》的第三章，作者就是借“大人国”国王之口，指名道姓地批评当时英国的朝政了。

虽然如此，但只有《慧骃国游记》才是直接、公开地讽刺当时的英国王朝，全面、彻底地揭露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战争、法律、权力、金钱、政府、政党、教育、文化、婚姻、家庭、腐败、人性、真理，等等（真可以称做一部“社会学百科全书”）。比如“人性的残暴”与战争，比如“外战打败后打内战”的癖好，比如昏君重用奸臣的事例，比如爱财如命的守财奴，比如“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律师与法官”，比如“违反自然或人性的欲望”（所谓“兽欲”），比如中国古代寓言“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一样的情节，无不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又幽默风趣。在这里，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志士仁人的忧国忧民之心。作者“我”借“慧骃国”这个乌托邦寄托自己的理想，“我”崇拜、羡慕“慧骃”的美德，痛恨“野猢”的“野性”，“我”甚至不愿回到人性堕落的人类和“野猢”们当家做主、发号施令的祖国（英国）——这些也都反映作家斯威夫特的激进民主派的思想。尤其是《慧骃国游记》的最后一章（第十二章），既是《慧骃国游记》的结束语，其实也是全书的结束语，也就是《跋》。它写出了本书作者的写作原则与写作宗旨。他开门见山，斩钉截铁，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我坚决要求自己永远遵守一条准则：严格遵守真实”；“我写作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告知与指导人类”。作者还表明了自己反对侵略战争的鲜明立场：“但是我不会建议去征服那样一个高尚的民族，反而希望他们能够或者愿意派足够数量的‘慧骃国’居民来开化欧洲，把荣誉、正义、真理、节制、公心、刚毅、贞洁、友谊、仁爱、忠诚等基本原则教给我们。 ”作者最后还着重批评骄傲自满这个对人、对团体、对国家、对民族关系极大甚至生死攸关的毛病、罪过或罪恶。当然，作者“我”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人类的一切，包括人间的真情、友情甚至亲情，作者“我”爱马胜过妻子与儿女，对人类的前途表示绝望，把理想仅仅寄托于“慧骃国”之类的“乌托邦”或“世外桃源”，这显然是一种过激行为与病态心理，这也许是作家斯威夫特本人也会承认的。看来这种写法本身就暗示作家斯威夫特并不完全同意小说主人公“我”的这种过激行为与病态心理。虽然飓风、地震、洪水、火灾、战争、暴力、疾病、腐败、偷盗、抢劫、凶杀等天灾人祸，至今还在时刻威胁着人类，特别是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愈演愈烈，“人性腐化堕落”这种社会毒瘤有增无减，的确令人忧心如焚，痛心疾首，但人毕竟为万物之灵，能用理智挽救自己，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地进步，人类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年轻的朋友们，你说对吗？

乔纳森·斯威夫特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父亲是定居爱尔兰的英格兰人，早在他出生前七个月就已去世。斯威夫特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读于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该神学院以天主教的“三位一体”命名），但斯威夫特并不喜爱神学（这从小说里读者也可感觉到，小说几乎不提“上帝”与“天意”），而喜爱历史和文学。他离开神学院后，到母亲的远亲邓波尔爵士家当私人秘书，不久就显露了文才，后来专门为哈利首相的亲信和英国女王写演说稿。他淡泊名利，安于清贫，不改书生本色。他始终没有官衔，给报社审稿不取报酬，不接受首相的奖赏，耻于做御用文人。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反对侵略战争，著文抨击朝政，写书教导人们，最后因此被当局逐出伦敦。他到都柏林后积极投入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接连发表了战斗性极强的论文，深受爱尔兰人民爱戴。斯威夫特晚景凄凉孤独，七十八岁逝世。他的墓碑上刻着他自己用拉丁文撰写的题词：“他走了，狂野的怒火再不会烧伤他的心。”这就是乔纳森·斯威夫特一生最好的写照！

（二）

《格列佛游记》显然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寓言”离不开“虚构”，虚构“寓言”尤其是冒生命风险的“政治寓言”而又要“严格遵守真实”，这是作家斯威夫特写作上的最大难点，也是此书的特点与优点，是此书之所以闻名当世并流传后世的主要原因。小说的情节“虚构”得合乎情理，故事“虚构”得引人入胜，语言幽默风趣、观点鲜明、寓意深长，知识性、科学性、思想性、趣味性融为一体，确实能起到“教导人类”的作用。

对比《小人国游记》与《大人国游记》，更能看出作家构思的精巧。前者着重描写“小”，后者着重描写“大”，二者都“虚构”得合乎情理，生动有趣。在“小人国”里，人是小的，人的衣食住行玩的一切也都是小的。在“大人国”里，当然人和他的一切都是大的：地大，田埂宽大，高六英尺；树木高大，“我”可以在两片树叶之间藏身；割麦子的镰刀长，麦穗大，麦秸粗大；房间大，桌子大，箱子大；“我”可以在桌子上面演出，箱子里“我”可以躺着睡觉；小猫和小狗大，两只老鼠敢左右夹攻“我”；马也大，它可以驮着父女二人，上面再加上一个放在箱子里的“我”；河流大，泰晤士河如果在大人国，只能算是条小溪，等等。在“大人国”里，农场主站在“我”面前说话，如高空响雷，震耳欲聋；一岁的婴儿可以抓着“我”的脑袋把“我”塞进嘴里，九岁的女孩把“我”当宝贝娃娃，女主人把“我”拿在手里带“我”进花园大便，男主人把“我”放到一只箱子里，带着“我”骑马外出演出；在“大人国”里，侏儒都能戏弄“我”，“我”才可能经历那样一些危险。《大人国游记》第五章写的那几次危险经历，特别是有关动物的那几则故事，读来饶有趣味，比如“有一只画眉竟敢用嘴把一块蛋糕从我手上抢跑”，“当我试图捕捉几只这样的鸟时，它们竟敢向我反抗，企图啄我的手指”；又比如“一次，一只正在花园上空盘旋的老鹰突然朝我俯冲”；“另外一次，我正在往一个新的像小山包一样的鼹鼠窝的顶上爬，一下就掉进了鼹鼠运土出来的那个洞里”，还有一次，“不小心给一只蜗牛绊倒，撞在蜗牛的壳上，摔伤了右小腿”；再比如“一只很大的青蛙溜进水槽里，青蛙爬起来，使船向一边明显地倾斜，我不得不把全身的重量放到船的另一边，以保持平衡，防止翻船”。

其他“游记”也无不虚构得合乎情理，并且异彩纷呈，各有千秋。比如第三部第二章虚构的“飞行岛”或“磁浮宫”，使人联想起现代的超大型飞机与新型的磁浮列车；第五章集中写了“我”参观“飞行岛”统治下的“浮夸国”的首都科学院，描写了那里各种稀奇古怪的科研项目，揭露与讽刺了科学院不讲科学的种种怪现象。作为科幻或寓言小说，作家这里仍然不是凭空虚构，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现实，利用当时已知的科学道理或科学现象，通过故意“夸大”或“扭曲”去揭露与讽刺非科学或反科学的作风与行为。但同时，优秀的科幻或寓言小说也不能不对未来科学的发展包含一定的预见性。再比如本章描写的那一台思维机器或排字机器，使人联想到人类第一台占了很大空间的计算机，或者联想到我们今天的电子词典与世界语，等等。

再比如第三部第七章、第八章写“我”在“巫师国”游玩，受到该国总督的热情接待。总督精通巫术即招魂术，他亲自陪“我”参观，并为“我”招来许多历史名人的鬼魂。其中有帝王将相，也有诗人与学者。作家这里根本不是迷信鬼神，而是借鬼魂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与感情。一个主张共和、反对独裁的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鲜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曾冲明
2006年12月于长春 IYVAEvZoKBfEtGaJMIDSOVZGfq5pTgJgrpY0NnEdOUWH2lBuRZftXpmW6QkIh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