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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了半天小时候儿东一片儿西一段儿的回忆，有的是一景一景的不动的景致，有的是一幕一幕的有点儿变动的事情，有的是常常儿有过好些回的事儿——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接不起头儿来的。除了我生在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九月十四——那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还有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十六看月食——那是人家新近才给我查出来的——别的事情不管是哪件是什么年月日都说不上来，连谁先谁后有的也弄不清了。可是有一样儿能帮我分得出先后的，就是我小时候儿老搬家，祖父在哪儿做事家就搬到哪儿。这些地方儿的先后我都记得，那么在哪儿的事情就记得是什么时候儿的了。可是还没讲我住过的家在哪儿在哪儿，我得先说说我们一家子都有些谁。
我一小儿跟着祖父跟父母，还有哥哥姊姊，这么样儿一家子三代一块儿过的。我们算是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的人。（后来民国把阳湖、武进合并了，我们就算武进人了。）祖父跟我们说话都说北边话，可是总带点儿南方口音，我们孩子们有时候儿就学他，他就假装儿生气对我们说：“哼！你敢ㄒㄧㄛ夷夷啊！”，就是说“敢学爷爷啊”——因为我们都称他“爷爷”——可是他很少真骂我们的。
祖母生了我父亲很早就死了。所以不只是我们孙子辈没见过祖母，连我父亲都不记得她了。
祖父下来家里顶大的是我的伯父伯母。他们都死得早。我就记得伯父有时候儿喜欢跟我逗着玩儿。可是他不常住家里，因为多半儿都在别处儿做事，所以见的日子不多。伯母死得更早。我就光记得她装殓好了躺在床上那一景。她别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伯父母一房生了有两女一男。大姊比我大十岁，哥哥比我大六岁，二姊比我大四岁。因为我们总住得家里一块儿过一块儿玩儿，又因为他们的父母死得早，老跟着叔叔婶娘长大的，所以我跟他们就都像亲兄弟姊妹似的。
我伯父跟父亲当间儿有一个姑母，嫁给了常熟杨家。他们都住得南边家乡。赶我讲到“我小时候儿说的话”的时候儿再说他们的事？情。
现在我把家里人的名字、号，跟我对他们的称呼说一说：我祖父的名字——我正要说“上字‘执’”，“下字‘诒’”——因为照老规矩，长辈的名号不能就这么说的，得分开了说上字是什么，下字是什么。可是现在这一辈年轻人都不管那一套了。你要是那么样儿说法，他们还不知道你在那儿干吗呐。所以我就照新样子把家里人的名字都一个一个的直说出来吧，可是说的时候儿总还觉着在那儿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似的。
那么现在再说回头——索性再说远一点儿回头吧！我们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宋朝，我们一辈是宋太祖下来的第三十一代，我们是德昭那一支的后裔。到我六世祖瓯北公，因为他做过许多事，到过许多地方，著过许多书，所以我们家里总拿他当个榜样。我们连他的名字“翼”——单音字的名字，说倒是许说——可是写“翼”字的时候儿，比方写“不翼而飞”，第二个字就得缺末笔写成这样，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就不大管了。瓯北公下来到他孙辈的老四是我的曾祖，名字是曾向，号叫朗甫，我后来回到常州住的房子就是曾祖下来三房同住的一所儿三进的大房子。这是后来的话了。那么我祖父的名字是执诒，号仲固，因为他排行第二，起号的时候儿常常儿用伯仲叔季当第一个字，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大、老二、老三还是老四了。祖母姓陈。除了她是常州陈家的，她的名字我们这一辈的人都不知道了。我伯父名字叫仪年，号棣威。伯母我们就光知道她姓史。她过去了以后，我伯父又续弦的姓左。这位第二个伯母我跟她住过好几年呐。这是后来回到南边去的事情了。我父亲的名字是衡——呃——也是“年”字排行，号叫君权。母亲姓冯，名字叫莱荪，这个我最记得，因为有时候儿人家送她扇子上的题款有名字在上头。大姊名字叫婉，二姊叫婉什么我可记不起来了。哥哥叫元成，号敬谋。我叫元任，号宣重。在小学中学时候儿同学们都是彼此叫号的，后来到外国念书的时候儿嫌啰唆就一直没用号。回了国以后，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儿，有人请客在知单上用了我的号——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查出来的，我就在上头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赵宣重先生”几个字的底下签了一个“已故”。后来就没有人再管我叫宣重了，我的号不记得是谁起的。可是我记得我祖父给我又起了个号叫重远。这个号我老没用过，一直到了三十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南京中央饭店住着，为着要躲客人，就把我的名字写了个“赵重远”。结果真的没人来找——一直到有一天吴稚晖老先生因为我要找他没找着，他找了来了。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儿——因为那些旅馆常常儿把客人的名字都登得黑板上——他一看就知道赵重远就是赵元任，因为《论语》上不是说“任重而道远”吗？
我们小孩儿们都有小名儿——他们大人们自然也有小名儿，不过我们从来没听见过，也没知道过，因为一长大就没人叫他们小名儿了。我祖父管我父亲叫什么我压根儿就不记得听见叫过，大概是叫号。我们这辈里头，大姐的小名儿叫阿诜。按北边话说起来这名字念阿新，可是我们上一辈说北边话的时候儿总带点儿南方口音，最难改过来的是入声字，所以“阿”就说成一个很短的入声的阿。其实北边人小名儿里很少用“阿”字的，多半儿都是叫什么官儿、什么宝。我哥哥就叫成官儿，二姊叫莲官儿，我叫任官儿。大人可以叫小孩儿小名儿了，小孩儿自然不能叫大人小名儿。我们同一辈的，哥哥姐姐能叫弟弟妹妹小名儿，弟弟妹妹就得用称呼。
说起称呼来，我们家里也没全用北边话，也没全用南边话的称呼，不过虽然就是用南边话的称呼的时候儿也还都用北边话的口音的。我们管祖父叫爷爷。祖母不在了，可是提起来的时候儿总说奶奶。我管伯父叫八八，是伯伯的变音，真正北边话是叫大爷的；我管伯母叫阿姆娘，这完全是常州话。我管我父亲母亲叫爹爹娘娘，这也是用北边音说的南边话，真的北边话只叫一个字：爹，娘，还有更常听见的称呼是爸爸，妈妈，或是妈，可是很少叫爸一个字的。我就我哥哥姐姐的称呼已经说过了，可是我对我二姊有个古怪的叫法。我不好好儿地叫她二姊，我老管她叫尔接。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也许是我起头儿成心不好好儿叫，叫着玩儿，后来叫惯了就改不过来了。还有一样儿规矩是对长辈不能称你我，有时候儿连他都不许说。北京话对生人或是对长辈不说你说您，不说他说怹。可是我们家里还是照南边规矩都用称呼。比方我们不说：“爷爷，您能不能把您的笔给我用一会儿？”得说：“爷爷，爷爷能不能把爷爷的笔给我用一会儿？”说不说你，不光是论辈分，我想也论岁数儿：我跟哥哥尔接——二姊——说话的时候儿我就随便你啊你的那么说，可是大姊比我大十岁，所以我就不敢说你了，就老得说大姊长大姊短了。
我小时候儿住的家，因为我祖父常换差事，所以差不多儿每一年换一个地方。我在天津生的那一年也不第二年
就搬到北京，不久就到保定，过了没多会儿就搬到磁州，头一回在天津、北京、保定，自然我一点儿都不会记得。从磁州起头儿——不是我以前说的？——就慢慢儿记得事情跟地方儿了。照我记得起来的，我是：
四岁住磁州（西历一八九五），
五岁住祁州（西历一八九六），
六岁住保定（西历一八九七），
七岁住冀州（西历一八九八），
八岁住保定（西历一八九九），
九岁住冀州（西历一九〇〇），
十岁回常州（西历一九〇一）。
我说“回”常州，因为虽然我从来没到过常州，可是上辈都是从常州出来的，所以跟着他们回家乡也就是回去了。
北边的房子都是平房，大一点儿的房子就是分几个院子。在磁州、祁州、冀州衙门里头我们住家就住得里头的上房，还有师爷、账房、教书先生们都住得外头一点儿两边儿的跨院儿里。没有实缺，等差事的时候儿就住得保定。因为那时候儿保定是直隶省的省城。等北边差事的人多半儿在那儿住家。我还记得我们在保定住的房子第一回是在元宝胡同，第二回是在扁担胡同——不对！真的第一回在保定住的是穿心楼东，那还在磁州以前，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是许多年以后大姊告送我的。磁州以后在保定住的铁面五道庙，然后下一回住的才是扁担胡同。元宝胡同是常走的地方，可是压根儿没住过，我想。我老记着从前住的房子有多大，街道有多宽，两顶轿子对面儿来都很容易过得过去的。可是小时候儿记得的东西的大小赶长大了再看见啊，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后来有一年——是在一九二〇也不一九二一——我陪着罗素到保定去演讲。我想我这回非得想法子找找我小时候儿认得的地方儿了。元宝胡同、扁担胡同找倒是都找着了，可是看见了简直不信。街怎么这么窄啊？墙怎么这么矮啊？这难道就是我从前常站得门口儿看他们做冰糖葫芦儿转糖人儿的那个大宽街吗？这种经验自然是许多人都有过的——没准儿人人都有过的，后来我经过这样儿事情也不止一次。可是我在保定看见扁担胡同变成了那么小不点儿的一个弄堂，我又诧异又失望得简直说不出话来。
我们住的房子的样儿虽然记不清了，可是我老记得我们搬家上路的情形，因为我们差不多儿每年都搬一次家，不是吗？我已经讲过有一回动身前一晚上我妈先睡着了我就哭起来了。我们凡是快要上路的前几天大伙儿就忙着齐行李，捆箱子，装网篮，就是铺盖自然非得赶动身的那天才能打。我看看他们用人捆箱子打铺盖很好玩儿，就留心他们怎么捆的法子。到现在我捆东西打包的本事比我朋友们的本事好，有时候儿大铺子里专门打包裹的人都没我内行——除了他们比我的劲儿大。从常常儿齐行李上，我又养成了一种喜欢齐东西的脾气。一看见大人们齐行李了，我就归置我的那些小玩意儿了，归置好了就交给我母亲装得哪个箱子网篮里。后来弄惯了有时候儿连不是动身上路也常常儿归置东西。归置的时候儿总要一堆一堆的分这一种那一类。这样子又弄出个喜欢给样样儿东西归类的脾气。后来过了许多年我念哲学的时候儿想拿科学分类作我的论文题目，可是我的先生若伊思（Josiah Royce）说这题目太干燥。后来若老师过去了，我就跟着协佛（H.M.Sheffer）教授做了一个方法论，里头讲连续性的一个题目。可是后来我见东西乱了还是喜欢齐，说事情的时候儿还是老爱说第一层怎么第二层怎么。这脾气难道都是从小时候儿常常儿上路得来的吗？
从前上路真是件苦事情。可是我倒怪喜欢上路的——也许为着过久了把苦的都忘了只记得好玩儿的地方儿了吧？可是一样儿我顶怕的，就是坐得车里会碰脑袋。北边地方河流少，上路多半儿得起早坐骡车。那时候儿的车轱辘儿自然没有橡皮包着，都是铁的，还有一个一个的大钉儿。道儿又不平。所以走起来车左一歪右一晃，坐得里头的人的脑袋就右一碰左一撞。我记得有时候儿我碰的两边儿都是大包，赶早走摇晃惯了就知道顺着那车歪来歪去的就不会碰头了。
我们回南边以前每次上路也就是在直隶省的中段儿那几处转转，可是因为骡车走得那么慢，就是一二百里地的路程也得走几天。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来打铺盖吃点心，赶天一亮就动身。天不黑就住店。因为天黑了怕地方不安静，所以总是亮着走，黑了歇。晌午找着了合适的地方了停下来打尖——打尖就是半路上停下来吃饭的意思。那些牲口自然也得喂啊。到晚半天儿住下店来，是一天顶舒服的时候儿。盘着腿坐了一天车，现在能伸伸腿走动走动，在炕上躺躺多么好受啊！还有我老记得的是在那些店里吃的摊黄菜
、家常饼、小米儿粥。这些东西其实比平常家里吃的饭菜粗多了，可是那时候儿我觉着它好吃得不得了。
我们搬起家来，坐船的时候儿少，因为北边河道少，可是有两回坐船上路的时候儿我觉着更好玩儿。一上船看，净是——不对！他们不说上船，得说下船、上岸。因为岸高船低，你从岸上走到船上，那跳板是望下斜的。到后来有了大轮船比旁边儿的岸高，才起头儿说上船，可是还是说上岸，没有说下岸的。我刚才说一走到船上，看见样样儿都是好玩儿的。撑篙的撑篙，扯篷的扯篷，把舵的把舵。碰到顶风的时候儿或是往上水走的时候儿还得拉纤。拉纤顶好玩儿了。一排人在岸边儿上拉着走，后头一根儿长绳子把船绁着慢慢儿望前跟着来，有时候儿一头儿拉着还一头儿唱歌儿呐。
我们住家的事情除了上书房念书我待会儿再说以外，我就记得过年过节跟害病。过年的事情我已经讲过了——不是我一年到头闹“老不过年”吗？过节么，顶大的是端午跟中秋了。可是我们小孩儿们什么节都要过，因为过节就甭上学了，并且还有过节的东西吃。清明吃什么我倒是不记得，也许没有一定的清明吃的东西。清明顶要紧的事情么，就是放风筝的最后一天。照规矩打年三十起头儿放风筝，一直可以放到清明，一共有一两个月的日子，过了清明就不许放了。到了那一天大家都拿风筝出去放得高高儿的，拿剪子把绳子一铰，就跟风筝说再见了。我喜欢放风筝喜欢迷了，晚上做梦都梦见放风筝。有时候儿放的风筝比我人还高——这是说真事情，不是说做梦——那么放了一季的风筝每次到了清明割线的时候儿，呼——！飞得又高又远，好玩儿是真好玩儿，可是看着老觉着舍不得，总像是怪可惜了儿的！
五月五端阳是纪念古时候儿屈原的，可是我们就记得吃粽子。家里上上下下的娘儿们儿都忙着包粽子：肉馅儿的，火腿的，我顶爱吃澄沙馅儿的。五月节是个大节，在南边还有赛龙船的。北边因为河少，所以不大赛船。
七月半是鬼节。这是小节，有时候儿我们连学都不放，可是有茄饼吃。晚上顶好玩儿的是在院子里地上插香，好让那些鬼认得路走。这些说法大人们不太当真——半信不信的，所以插香那些事儿也都让我们小孩儿们干的，把一股一股的香点着了分开了一个儿一个儿的在砖地的缝儿里头插成各式各样儿的回文。晚上那些香看不清棍儿，只有上头的许多亮的红点儿，连起来就成好看的花样儿。那些长棍儿的香且点且不灭呐。我们总是等大人催了好几遍才肯上床去睡觉去。
八月半又是个大节，那是一定放学的。八月节么，家家儿吃月饼了。月饼家里不做，都是外边儿买的，枣泥馅儿的，澄沙馅儿的，也有咸馅儿的，可是澄沙的什么东西我总喜欢，我说的这么有滋味因为我现在还喜欢——连外国样儿的澄沙豌豆汤都喜欢喝。八月半晚上么，在院子里摆起桌子来供月亮。这些事儿也是留给我们孩子们半玩儿半当真地对月亮磕头，大人们都不大管的，我记得我哥哥最爱张罗这些事儿。
九月九叫重阳节，又是个小节。大伙儿出去找高地方儿去“登高”。北边山少，所以总找个宝塔或是跑得城墙上头去玩儿去。吃的么，有重阳糕，我们总是家里做的。是一种松松儿的米粉做的糕。这也是我小时候儿顶爱吃的一种点心。九月节过完了，那就一直要到过年就有的大玩儿大吃了。这个我上头已经讲过，现在就不用重说了。
我刚才说我小时候儿住得家里，除了念书跟过节过年时候儿放学，还记得常常儿害病。我一小儿身体不好，动不动就是伤风、发烧。我害过痢疾，小肠疝气，还有伤寒，喉痧害过没有，我就记不大清楚了。我总记得，发烧发得高的时候儿常常儿有个说不出来的病症。我一点儿不记得发烧头疼不头疼，只记得一闭眼睛就觉着自个儿的头像房子那么大似的，上下的牙咬在一块儿的时候儿觉着像咬着一块好像比磨子还大，也许有房子那么大的大石头在那儿转似的。赶转了几转转过来——大概要好几分钟吧——就觉着全世界轻松了一点儿了。过了一会儿它又来转了。这种病症我有过好几次，可是大了以后就是发烧的时候儿也没有了。我后来讲给别人听他们都说没有过。我想不是没有过，是我解说得不够明白——我怕我现在还没解说明白到底那是怎么一个滋味。不是我说过，滋味是尝的，不是能解说的。
我害小肠疝气大概是我六岁的时候儿。我就光记得老肚子疼。我们家里多半儿是病了找中医，可是碰到外科的病就找西医了。那时候儿我们住保定。我父亲带着我到天津去看大夫。那回上路是坐车呀，是坐什么，我一点儿不记得了。带着那样儿病动身，不像是能禁得起坐骡车里那么颠的，可是我又不记得坐什么船来着，就记得天津地方样样儿都新得很。这是我第二次到天津——要是可以管头一次叫“到”的话，可是我这次才记得一点儿那地方。这是我第一次记得看见自行车儿。说到记得事情的话，一个人的记性真靠不住。我这回看了自行车儿过后啊，我老记得一个自行车儿拐弯儿的时候儿就像一张纸牌似的，一翻就翻到左边儿，一翻就翻到右边儿，老是一闪一闪的很快的那么变。后来好几年没看见自行车儿，我就老记着它是那么样儿拐弯儿的——一直回到南边在上海再看见自行车儿才看出来自行车儿拐弯儿跟别的车一样，是弯弯儿的慢慢儿的那么拐的。我还记得那么清楚，你瞧！给我看病的大夫是个西洋人，是什么国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怕得开刀。后来他给了我一种带子戴起来，戴了大概有两年的样子就那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