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奥曼教授（Professor Oman）最近为《剑桥近代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列出的滑铁卢战役研究文献中，完全致力于阐明史实的作品已有近二十种。但对于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我们英文世界却几乎一无所成。对那场战斗（battle）本身已经有了无数的研究，或严肃，或幻想，或热衷于趣闻轶事，但如下的事实仍然没有改变：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一位英文作者能够利用现存的大量史料，为这个海军史的巅峰篇章撰写一部类似于参谋报告的翔实作品。是的，我们已经欣喜地拥有了纽波特先生（Mr.Newbolt）的《特拉法尔加之年》（ The Year of Trafalgar ）。然而，尽管其中已经包含了目前对这场战斗的最佳研究，它却完全没有涉及导致这场海战的政策与行动。事实上，近年来围绕这场海战的所有艰苦努力——包括约翰·K.劳顿爵士（Sir John K.Laughton）、利兰先生（Mr.Leyland）和其他人的作品——都遗漏了这个海军与公众都十分关切的环节，都存在着与我们大部分的海军史研究同样的盲点。只有纳尔逊参与的部分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对待，也的确只有他的视角曾让我们接近这场战役。不过，他的分量直到战役临近末尾时都还相当有限。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再次统领地中海战区之前，他麾下仅有12艘战列舰与20余艘各类巡洋舰。而在那一年中，现役与后备役中的战列舰远远超过100艘，还有超过400艘的各型巡洋舰。

在此之外，远比海军方面遗漏得更加彻底的是这场战役的陆军方面。在那一年中，除去在东印度与西印度的部队，英国还有约5万名士兵在本土之外积极作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纳尔逊有所关联，而他们对他的决策造成的巨大影响几乎被完全忽略。事实上，可以毫不过分地说，1805年战役并非一场海军战役，而是一场海陆联合战役，并且我们从未赋予它与之相应的重要性。同时，仍然极少有人能认识到它并不仅仅是为了防御入侵，它还是一场进攻性的战役。对这些关键事实的误判让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纳尔逊的行动，让他遭受那些并不应得到的批评，更不用说在其他的各个方面所造成的阴影了。

详尽的研究并不会有损纳尔逊的伟大。这种研究会提高他的同僚们的声誉，但纳尔逊仍是最伟大的海军将领之一。他炫目的个人魅力目前仍主导着相关判断，因此只有长期而严肃地与之保持距离，我们才可能看清事件的主次关联和真实含义。要想能够正确地吸取这些教训，我们不仅要将纳尔逊放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从属位置，同时还要坚决放弃只顾海战前线的冲动，从而将自己置身于小皮特（Pitt）、梅尔维尔（Melville）、巴勒姆（Barham）与卡斯尔雷（Castlereagh）所在的密室里。在他们身边，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用以指挥海上舰队的内在动力，并从间谍、巡洋舰与外交官们发来的源源不断的情报之间找出令他们行动起来或停歇下去的关键信息。

由于所需档案的大量公布，将这种业已广泛运用于陆军战役的细致研究推广到海军中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战役的外交影响方面，我们已经有了霍兰德·罗斯先生（Mr.Holland Rose）为皇家历史协会整理的《第三次反法同盟相关密件，1804～1805年》（ 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 Against France，1804-5 ）。不幸的是，编者并未标上密件的收信时间，如果不核对原件，我们很难追索它们与海陆军具体指令之间的关联。除了这本必不可少的资料之外，还有著名的拿破仑与塔列朗（Talleyrand）之间的书信集，而P.库科尔先生（Mons.P.Coquelle）的《拿破仑与英格兰（1803～1813年）》［ Napoleon et Angleterre（1803-13） ］以及夏尔·奥瑞尔先生（Mons.Charles Auriol）的《法国、英国与那不勒斯（1803～1806年）》［ La France，l’Angleterre et Naples（1803-6） ］也都是价值极高的作品。

在海军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利兰先生为海军档案协会整理的《封锁布雷斯特相关信件，1803～1805年》（ Despatche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Blockade of Brest，1803-5 ），以及最近由康沃利斯·维肯姆-马丁先生（Mr.Cornwallis Wykeham-Martin）的藏稿（ Various Collections ，vol.vi，1909）整理而来、由历史文献委员会（Historical MSS.Commission）出版的《康沃利斯文集》（ Cornwallis Papers ）。然而，最具价值的作品却是来自法国陆军部；如果不说是羞愧，我们也必须虚心地看到自己的问题。爱德华·德斯奇霍上校（Colonel Edouard Desbriére）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历史局（Section Historique de l’État-major de l’Armée）的指导下出版，名为《入侵不列颠群岛的计划与尝试（1793～1805年）》（ 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ébarquement aux iles Britanniques，1793-1805 ）与《特拉法尔加海上战役》（ La Campagne Maritime de Trafalgar ）。在书中，德斯奇霍首次尝试为这场战役构建起一种真正的参谋战史（Staff history）。尽管这些作品未能充分利用尚未出版的英方史料，但他们却首次将英国放到了合理的位置上，希望考察这场战役的真实情形。此外，德斯奇霍上校曾亲自为我解释因打字机出错而无法辨认的字句，这更加深了我对这些作品的愧疚之心。在西班牙方面，由加利亚诺将军（General Galiano）——一位特拉法尔加海战英雄的直系后裔——撰写的相关作品仍在《海军期刊》（ Revista de Marina ）杂志上连载。这可以用于佐证德斯奇霍上校的著作，尽管加利亚诺将军业已慷慨地为法国总参谋部提供了德斯奇霍所需的绝大部分重要的西班牙档案。

在最近才能使用的文献资源方面，我们还有保管在公共档案馆的《皮特文集》（ Pitt Papers ）与即将由海军档案协会出版的《巴勒姆文集》（ Barham Papers ）。我被允许使用后者中的资料，并在审阅它们时得到了文集整理者约翰·劳顿爵士的宝贵帮助。

在大量的舰艇日记、航海日志、将领与舰长的书信以及其他海军部文档间爬梳，将之改写为叙述或评论型的文体，这自然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人们给予我的现成帮助已经让这条艰苦的道路平整了许多。我要特别向皇家海军的赫德尔斯顿上校（Captain Hudleston）表示感谢，他将他关于本土海域海军防御体系的研究惠赐于我。我要感谢海军部图书馆员佩兰先生（Mr.Perrin），他为我提供了多方面协助，特别是在整理特拉法尔加海战信号时间表的工作上。我还要感谢皇家海军的齐特上尉（Lieutenant Keate），他曾在根据航海日志绘制航迹图的准备工作中提供帮助。

本书首次绘制并发表的这些航迹图是所有战略批评的必要基础，但必须声明的是，它们绝非精确无误。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航迹都是通过直接联结相邻两日中午时的位置而得出，又因为经度观测的不准确性，这些位置只能算是大致准确。在一些有小型巡洋舰参与的场合中，它们被忽视的航迹往往能决定性地匡正主力舰队的行动，如奥德（Orde）在加迪斯港外的撤退，或是纳尔逊去西印度群岛追击敌人的最终决定。然而，在费罗尔港外发现维尔纳夫（Villeneuve）最新行动的“鸢尾花”号（Iris）尽管身处如此重要的情境中，舰上却没有一个人曾测得当时的经度。它的航海日志只记着它从乌桑特岛（现称韦桑岛）南下后首先抵达了佩尼亚斯角（Cape Peñas），那里位于奥特格尔角（Cape Ortegal）以西100英里。

难度更大的工作则是绘制法军的精确航迹图。我们最初是基于德斯奇霍上校的绘图，不幸的是，这些绘图的质量实在无法与书中的其他部分相比，只能按照档案记录小心地加以修正。一些档案中还有些明显的错误，尤其是关于维尔纳夫在费罗尔和加迪斯港外撤退的部分。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转而采用英军巡洋舰实际观察、报告的航迹。在这种最难确证的情况下，只有两艘或以上的独自行动的巡洋舰给出了相互一致的观察，我们才认可它们报告的位置和航向。

我希望，这些巡洋舰的行动和指令——事实上是整个侦察和情报系统——能被视为这本书中最为有趣的章节。由于詹姆斯创下的不幸先例，巡洋舰行动的记述常常与主要舰队行动相割裂。尽管前者本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我们现在却很难了解巡航舰作战之外的其他情况。对于海军军官而言，事实上是对于所有严肃的海战研究者而言，这样写出的历史定会带有让人抵触的不真实色彩。他们需要的是每场行动中各种舰船的综合行动报告，需要清楚地了解行动展开时所依据的情报与指令。简言之，如果海军史的目的是将自身打造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导，那么研究者就必须能在这些战役报告中找到与现代行动报告的共通之处。

若从这一点着眼，即便从本书暂时采用的不完善的著述方式看来，所有人都会感到我们目前拥有的大部分海军史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不夸张地说，所有内容都需要按照参谋报告的方式重写。除非在海军部成立一个历史研究机构，这样庞大而技术性的工作才可能圆满完成，而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的呼声已经出现。我们的海军档案中埋藏着成熟的海军传统，埋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学识，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但它却遭人遗忘，仍在休眠。这股无法估量的历史力量正在被白白浪费，它们本应该，也只能属于枪炮之后的我们。但是，要重新唤醒这一传统，要使它重新活过来，要让它如同对巴勒姆、康沃利斯与纳尔逊那样再次赋予我们勇气与主动性，再次向我们施展那些奇迹，这绝非个人的努力所能企及。它需要一间不亚于最为专门化的海军技术实体部门的实验室，以让海军内外的专家并肩协作，相互补足缺陷、完善观点。

有人曾建议道，大学中的海军史教席或许能满足这些需要。然而，这些教席虽然可能在陆军史方面取得成功，或许也有助于塑造一种理智的全民观念，却注定无法满足海军的实际需求。旧日的海军传统诞生于咸涩的海水中，它也只能在咸涩的海水中得到滋养；有关海洋的知识必须呼吸大海的气息，否则就只能得出一些学院化的论断。如果将这种复兴任务与海军部相分离，就会使那些难以把握的精神、那些我们独有的财富同它的宝贵源泉相割裂。只有我们才能承担起运用这些知识的任务；最完美的组织，最学术化的研究，最复杂的科技，这一切都无法为它提供立足点。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海上战争的结晶，而我们才是几个世纪之后的继承者。它们诞生时的那种氛围才是问题的灵魂所在，而只有与舰队保持密切接触，它的智慧才能得到人们的信赖。

我希望，这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现实。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或许能再次拉开奥德修斯之弓，再次认识到这股力量的价值所在。历史研究机构也将如同高能炸药实验室或测试水槽，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资产。

J.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