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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

1453年4月6～19日

大炮被装在圆盘轮的大车上，在从埃迪尔内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泥泞道路上冒着春雨缓缓前进，花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前线。老远之外就能听见它们行进的嘈杂。拖曳大车的公牛艰难地挣扎，大声吼叫；赶车的人们呼喊着；嘎吱作响的车轴发出持续不断、音节单调的音乐，如同恒星放射出的诡异声波。

大炮抵达前线后，又花了很长时间用起重机械将每一门大炮从车上卸下，部署就位，并调整好射角。到4月6日，只有一些轻型火炮准备就绪。它们对城墙发动了第一轮炮击，但显然收效甚微。在战斗打响后不久，一支热情高涨的奥斯曼非正规部队向里卡斯河谷的薄弱城墙地段发动了一次零乱的进攻。朱斯蒂尼亚尼的士兵从城墙上冲杀出来，把入侵者打得抱头鼠窜，“杀死了一些敌人，还打伤了一些” 。奥斯曼军队不得不发动一次相当规模的反击，迫使守军回到城墙上，才恢复了秩序。这次最初的失败让苏丹更加坚定了决心——等待炮兵完全部署就绪，而不是贸然进攻，损耗士气。

在此期间，他开始执行奥斯曼军队攻城战术的另一套策略。工兵们隐藏在泥土壁垒之后的地堡内，开始在城墙中段之外挖掘地道；他们的目标是挖掘一条长250码的地道，一直通到城墙脚下，然后从地下将城墙炸塌。苏丹还命令士兵们开始“将石头、木料、泥土送往前线，并聚集所有其他种类的物资” ，选择合适的地点，尝试将城市的壕沟填平，为大规模攻势铺平道路。这项工作非常危险，甚至是致命的。壕沟离有人据守的城墙只有40码远，没有任何防护，城墙守军可以对壕沟处的人随意扫射，除非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住城墙守军。双方将为争夺每一个立足点或可供推进战线的地域而展开激烈厮杀。朱斯蒂尼亚尼对地形做了研究，开始采取措施，扰乱奥斯曼人的行动。守军多次发动突袭，并在夜色掩护下进行伏击；他们“冲出城门，袭击城墙外的敌人” 。他们从壕沟中跳出，有时会被打退，有时则能俘虏土耳其人，从他们口中榨取情报。争夺壕沟的这些小规模战斗很有效，但守军很快就无法接受兵力损失的交换比了。不管能杀死多少土耳其人，己方死亡的每一名战士都是严重的损失，于是在战役早期守军就决定尽量不再出击，而主要从城墙上防守，“有的人用弩箭射击，其他人用普通的弓” 。争夺壕沟的战斗将成为这场战役的一场激烈角逐。

4月7日之后的时间里，苏丹一面焦躁不安地等待重炮送抵，一面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奥斯曼军队横扫色雷斯时，将途经的村庄全部占领，但还有少数孤立的要塞仍然在坚守。穆罕默德二世绕过了这些要塞，只留下少量兵力予以监视。大约在4月8日，他派遣了一支相当规模的队伍和一些火炮去攻打希拉比亚要塞（位于割喉堡远方、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山上）。希拉比亚要塞抵抗了两天，直到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将防御工事全部摧毁并杀死了大部分守军。剩余的人“无力继续抵抗，举手投降，表示愿意听从苏丹发落。于是他把这40人全部穿刺在尖木桩上” 。马尔马拉海岸边斯图狄乌斯处的一座类似的城堡也很快被炮火摧毁。这一次，有36名不幸的俘虏被穿刺在城墙外的尖木桩上。

几天后，穆罕默德二世的海军统帅巴尔托格鲁率领部分舰船占领了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群岛，拜占庭皇族在动荡时期常常选择在这里躲避。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王子岛上有一座巩固的要塞，驻有“30名重武装士兵和一些当地人” ，他们拒不投降。炮火未能让他们屈服，于是巴尔托格鲁的部下在要塞城墙外堆积了大量柴火，放火烧城。在沥青、硫黄和大风的助威下，大火侵袭了塔楼，城堡本身很快起火。没被烧死的人只得无条件投降。投降的士兵被就地处决，村民则被卖为奴隶。

到4月11日，穆罕默德二世返回了金红帐篷，此时全部大炮都已集结完毕。穆罕默德二世把它们分组为14或15个炮兵连，部署在城墙沿线较为薄弱的关键点上。乌尔班的大炮之一（“一门恐怖的大炮” ）被部署在金角湾附近布雷契耐的单一城墙前，这段城墙“没有壕沟或外墙的保护” 。另外一门大炮被安置在两段城墙的直角相接处，第三门则在更南面的泉源之门处。其他大炮则被拖曳到薄弱的里卡斯河谷沿线的关键地点。乌尔班的超级巨炮（希腊人称之为“皇家大炮”）被部署在苏丹营帐前方，直接威胁圣罗曼努斯门——“全城最薄弱的城门” 。苏丹从他的营帐处就可以对巨炮的表现做出评估。每门重炮都得到一些较小的火炮的支持，组成一个炮兵连，奥斯曼炮手们亲切地把它们称为“带着小崽子的大熊”。这些火炮发射的石弹的重量从200磅到1500磅不等，乌尔班的超级巨炮配备的就是1500磅的巨型石弹。根据一位目击者的估测，最大的两门炮所发射炮弹的高度“分别有人的膝盖和腰那么高” 。另外一名观察者则声称，最大的炮弹“周长达到我手掌长度的11倍” 。虽然目击者谈及了“不计其数的作战机械”，但穆罕默德二世可能一共拥有约69门大炮——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一支极其庞大的炮兵部队，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更为古老的投石机械，比如杠杆抛石机，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攻城武器。杠杆抛石机在300年前穆斯林军队攻克十字军城堡的战斗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现在却已经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旧事物。

安装大炮和准备射击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炮管是独立式的，没有成套的炮车。运输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将炮管捆缚在坚固的大车上。奥斯曼军队在前线有土墙保护的地段修建起倾斜的木制平台，并在其前方树立木栅栏，以抵御敌人的火力，木栅栏上有带铰链的门，开炮前要将门打开，炮弹就穿过这个门飞出；炮管运抵前线后，要搭建一个巨大的滑车装置将炮管安放到平台上。

大炮需要极其繁杂的后勤支持。在黑海北岸，奥斯曼人开采了数量巨大的黑色石料，并将其制作成炮弹的形状，然后用商船将它们运往前线。4月12日，这样一支船队抵达了双柱港，送来了“大炮所需的石弹、栅栏和木料，以及军营所需的其他弹药” 。如果要长期射击，还必须征用相当数量的硝石。穆罕默德二世命令扎甘帕夏修建一条绕过金角湾尖端、通往港口的道路，应当就是为了加快这些补给物资的运输。运输大炮本身需要大型的木制大车以及大量人员和公牛。和乌尔班一起在埃迪尔内铸造大炮的工匠同时也是炮手。他们亲自运送自己的劳动成果，将其部署到位，装填炮弹，发射，并就地维修。乌尔班巨炮虽然是在150英里之外制造的，奥斯曼军队却把大量资源带到了前线，足以对现有的火炮进行改造，甚至可以锻造或铸造新的火炮。所以，除了攻城士兵之外，工匠们也非常活跃。大量的铁、铜和锡被带到了前线；劳工们挖掘了半球形的木炭坑，建造了砖砌的熔炉。军营内的一个单独区域被改建成临时的工业作坊，那里黑烟滚滚，铁匠们锤音叮咚。

为大炮做战斗准备需要时间和对细节的高度重视。火药被装入炮管，然后向炮管内填入木制或羊皮制的炮塞，用铁棒压紧，以确保“无论何种情况，除了受到火药爆炸的冲击力外，炮塞绝对不会飞出炮膛” 。然后炮手们将石弹抬到大炮前端，小心翼翼地填入炮膛。炮弹被设计成与炮膛匹配，但口径很难做到完全相符。炮手们通过“某些技术和对目标的计算”（在实践中其实就是试射并不断调整）进行瞄准；通过用木楔垫高炮台来调整俯仰射角。另外还要用巨大的木梁将大炮垫放到位，同时用石块压住木梁，以吸收后坐力，“以免火药爆炸的冲击力和猛烈的后坐力使得大炮偏离正确位置，导致射偏” 。起爆火药被填入火门，射击准备就完成了。4月12日，在4英里的正面上，苏丹的炮手们将火把凑近火门，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炮击拉开了帷幕。

如果说在战争史上有这样一个时刻能够让人们真切地对火药的强大威力心生敬畏的话，那就是1453年春季奥斯曼大炮开始轰鸣的时刻。根据当时的记载：

火药被点燃后，瞬间就发出一声可怕的轰鸣，脚下的大地猛烈颤动，一直传播到远方，那噪音是闻所未闻的。然后是恐怖的雷鸣般巨响和可怖的爆炸，火焰照亮和炙烤了周边的万物，木塞子被干燥空气的炽热爆炸冲出，石弹被强大的冲击力推出。难以置信的力量驱使着石弹呼啸而去，击中了城墙，当即将城墙撼动和击毁。石弹本身则被炸裂为无数碎片，碎片四处乱飞，附近站着的人无不死于非命。

巨大的石弹击中较薄弱地段的城墙时产生的效果是毁灭性的：“有时它能将整段城墙摧毁，有时能打垮一半，有时能或多或少地摧毁部分塔楼，或一堵胸墙。没有任何一段城墙足够巩固或厚实，能够抵挡这威力，或者完全不受石弹力量或速度的影响。” 起初，守军感到，攻城战的整个历史都在他们眼前展开了。狄奥多西陆墙是两千年来防御工程演化的结晶，是人类智慧所能构建的工程学奇迹，而且得到上帝的保佑；而现在，城墙在遭到一连串瞄准精确的炮弹轰击后就开始坍塌了。莱奥纳德大主教在皇宫附近观察了大炮对单一城墙进行轰击的效果：“他们用炮弹将城墙炸为齑粉。尽管它非常厚实和坚固，还是在这可怕机械的轰击下倒塌了。”

轰击城墙的超级大炮发射的炮弹可以穿越1英里的距离，直接射进君士坦丁堡的心脏，以可怕的力量摧毁房屋或教堂，将平民成群地打倒，或者将他们活埋在萎缩了的城市的果园和田野上。一名目击者震惊地发现，一发炮弹击中了一座教堂的墙壁，令它当场土崩瓦解。还有人说，方圆2英里内的大地都在震颤，甚至安全地系牢在金角湾港口的桨帆船的坚固木制船体也受到了这震动的影响。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5英里远的亚洲也听到了炮声。与此同时，抛射轨迹更为弯曲的杠杆抛石机也开始将石块投掷到城墙后方的屋顶上，并射中了皇宫的部分建筑。

最初，炮击对守军的心理效果甚至比实际效果更为强大。大量集中的火炮产生的噪音和震动、浓厚的烟雾和石弹撞击石墙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让久经战阵的老兵也不禁胆寒。对于平民来说，这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预告和对他们罪孽的惩罚。按照一位奥斯曼史学家的说法，炮声“如同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 。人们跑出自己的房屋，锤击胸膛，画十字架，呼喊着：“主啊，怜悯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有妇女在街上晕倒。教堂内挤满了信徒，他们“请愿、祈祷、哀号和高呼：‘主啊！主啊！我们远离了你。我们的遭遇和你的圣城遭到的苦难，全都是对我们罪孽的公正惩罚。’在忽闪的烛光下，人们跪在最神圣的圣像前，持续不断地祈祷着：‘在最后关头，不要把我们抛弃给你的敌人；不要灭杀你的有德的人民；不要取走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在这时节虚弱。’”

君士坦丁十一世竭尽全力，通过务实的工作和宗教的慰藉去维持城内的士气。他每个钟头都要巡视城墙，鼓舞指挥官和士兵们的斗志。教堂钟声响个不停，他告诫“全体人民，教导他们不要放弃希望，坚持不懈地抵抗敌人，全心地信任全能的上帝” 。

守军尝试了很多方法来减轻石弹的冲击力。他们向城墙外表面泼下了白垩和砖灰混合而成的灰泥，给城墙增加一层保护。他们还在一些地方悬挂了带有成捆羊毛的木梁、成片皮革，甚至珍贵的挂毯，以吸收石弹的部分冲击力。但火药的推进力十分强大，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守军尽了最大努力，尝试用自己的少量火炮去摧毁敌人的大炮。但他们缺少硝石，而且奥斯曼军队的大炮有木栅的保护。更糟糕的是，他们发现，城墙和塔楼不适合做炮台。它们不够宽阔，无法承受大量火药爆炸产生的后坐力；也不够坚固，无法抵御震动，因为“开炮时城墙会撼动，大炮对己方城墙的破坏要比对敌人的杀伤更为严重” 。他们最大的火炮很快炸膛了，这让饱受折磨的守军怒不可遏，他们怀疑炮长是苏丹的卧底，想把他处死，“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他应得这样的处罚，于是把他释放了” 。最重要的是，守军很快发现，在战争的新时代里，狄奥多西城墙在结构上是不完善的。

希腊史学家们努力将他们目睹的情形付诸笔端，但甚至找不到合适词汇来描述大炮。“这种装置没有自古就有的名称，”头脑专注于古典时代的克利托布罗斯宣称，“除非把它称为某种攻城锤或攻城器。但在日常语言中，大家都把它称为‘器械’。” 其他名字也四处传扬：射石炮、破城者、攻陷城市者、梦魇，不一而足。在压力极大的时刻，一种新的可怕现实（大炮轰击的地狱般场景）改变了人们的语言。

穆罕默德二世的战略是打一场消耗战，尽管他自己也颇为焦躁。他决定用炮火日夜轰击城墙，并不断发动没有规律可循的小规模攻击，以拖垮守军，为最后的总攻打开缺口。“袭击日夜进行，没有间歇，有两军交锋，有爆炸，以及石块和炮弹对城墙的轰击，”梅里西诺斯记述道，“我们兵力远逊于他，因此苏丹希望用持续炮击炸死我们，拖垮我们的精神，用这种方法轻松地拿下城市。于是他不给我们一刻休息的时间。” 炮击和争夺壕沟的战斗从4月12日一刻不停地持续到18日。

大炮虽然在最初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但操纵它们却是非常艰难的工作。皇家大炮的装填和瞄准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所以每天只能发射七次，黎明前会先打一发，以警示敌人，这一天的炮击开始了。火炮的表现难以预测，容易误伤炮手。在春雨中，要把大炮固定在阵地上都很困难。后坐力非常大，大炮就像狂暴的犀牛一样向后猛冲，常常脱离炮台，陷入泥浆。如果不多加小心，附近的人就可能被大炮压死；如果炮管炸膛，站在周边的人就极有可能粉身碎骨。皇家大炮很快就让乌尔班忧心忡忡。火药爆炸产生的高温开始在不够纯净的金属上产生发丝般的裂纹。显然，铸造如此庞大的火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对这个技术问题非常感兴趣，回忆说，为了控制这个问题，在炮弹发射出去之后，炮手就立刻用温热的油浸泡炮管，以阻止较冷的空气进入、扩大裂纹。

但炮管可能会像玻璃一样炸得粉碎的危险继续困扰着乌尔班。根据传说，这个基督徒技术雇佣兵很快就遭到了报应。他仔细检查后发现，炮管裂缝的确非常严重，于是希望把这门大炮撤走，重新铸造。一直在前线观察大炮表现的穆罕默德二世急于求成，命令继续射击。与大炮炸膛相比，乌尔班更害怕苏丹的不悦，于是重新装填了大炮，并请穆罕默德二世站远些。点燃火药后，皇家大炮“开炮时炸得四分五裂，碎片乱飞，打死打伤附近多人” ，包括乌尔班自己。有很有力的证据表明，乌尔班不是这么死的（基督徒史学家们恨不得他早死早好），但很显然，他的超级大炮在战役初期就毁坏了。奥斯曼军队迅速用铁圈对它进行了加固，重新投入作战，但它很快又炸膛了，这令穆罕默德二世暴跳如雷。这门超级大炮显然超越了当时冶金技术的极限。它的主要效果是对拜占庭人的心理震慑；造成实际破坏的是尺寸较小但仍然威力惊人的其他射石炮。

不久，匈牙利人匈雅提·亚诺什派来了使者，使得穆罕默德二世速战速决的需求愈显突出。穆罕默德二世的政策一直是对他的各个敌人分而治之；因此他与当时的匈牙利摄政王匈雅提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和约，以确保在他攻打君士坦丁堡期间不会遭到西方的陆路进攻。匈雅提的使者来到奥斯曼宫廷，向苏丹宣布，他们的主公匈雅提已经辞去了摄政王职位，还政于他的被监护人——国王拉斯洛五世，和约不再有效。因此匈雅提希望将和约文本返还，并收回苏丹手中的那份和约。狡猾的匈牙利人以此向奥斯曼帝国施压，并且可能是受了梵蒂冈方面的唆使。苏丹不得不考虑，匈牙利军队有可能会渡过多瑙河，前来援救君士坦丁堡，这在奥斯曼军营中也掀起了不安的波澜。这消息当然加强了守军的信心。

不幸的是，匈牙利人的来访也让拜占庭人产生了猜疑，于是流传开了这样一条无法证实的谣言：到访的匈牙利人向奥斯曼帝国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一名到访的匈牙利使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大炮的发射。当他看见一发炮弹击中了城墙的某个地段，同时炮手们装填第二发炮弹，准备轰击同一地段时，他因为对炮兵技术感兴趣，大笑炮手们的幼稚。他建议炮手们将第二发炮弹瞄准“离第一发炮弹的弹着点30～36码的地方，但高度相同”，第三发炮弹则瞄准前两发的弹着点中间的位置，以便“让三发炮弹的弹着点形成一个三角形。那段城墙就会倒塌” 。这种射击策略能够加快摧毁城墙的速度。很快，“带崽子的大熊”就开始紧密协调和配合。由较小的火炮在已经削弱不少的中段城墙上打出三角形的两个底点，然后由一门乌尔班巨炮完成这个三角形：“魔鬼般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动力将炮弹射往城墙，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 史学家们围绕匈牙利人的这条良策编织出了一个奇怪的解释：一位塞尔维亚预言家曾宣称，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基督徒的苦难不会终结。关于匈牙利人来访的故事凸显了基督徒的几个固执观念：奥斯曼军队只有得到了欧洲人的优越技术知识，才能得胜；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基督教世界的衰败；宗教预言仍然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大炮的瞄准有困难，而且射速很慢，炮击还是从4月12日一刻不停地进行了6天之久。现在最凶猛的火力被集中到里卡斯河谷一带的城墙和罗曼努斯门。每天能向城市发射约120发炮弹。城墙不可避免地开始坍塌。一周之内，外墙的一段、两座塔楼以及它背后内墙的一座炮塔就崩溃了。但是，尽管守军起初被炮击吓得肝胆俱裂，但在火力之下却渐渐恢复了信心：“我们的士兵每天感受苏丹战争机器的强力，已经见怪不怪，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或怯懦。” 朱斯蒂尼亚尼毫不松懈地修理破碎的城墙，很快就想出了有效解决外墙坍塌问题的办法。他命人用尖木桩建起了临时壁垒，然后守军在此基础之上堆砌手头能搞得到的任何东西。石块、木料、木柴、灌木和大量泥土被运去封锁城墙的缺口。为了防止木制的临时壁垒被火箭烧毁，还在它的外表面覆盖了兽皮；临时壁垒达到足够高度后，守军在它顶端每隔一段距离就安放一些装满泥土的木桶作为城堞，以保护守军免受奥斯曼军队弓箭和火枪的扫射。为了修补城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天黑之后，男女市民前来干活，整夜搬运木料、石块和泥土，努力填补白天被打破的防御工事。这种持续的夜间劳动让越来越疲惫的市民愈发劳顿，但他们建成的泥土工事抵御石弹的毁灭性冲击力却惊人地有效。石弹落到泥土工事上，就像石子被抛到烂泥里一样，失去了效力：炮弹“被埋在松软和易变形的泥土中，不像撞击坚硬的石墙那样能够打开缺口” 。

同时，争夺壕沟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奥斯曼军队在白天努力将壕沟填满。他们在火力掩护下，将手头能搞得到的所有东西——泥土、木料、瓦砾甚至（根据某种记载）他们自己的帐篷——都拖运到无人地带，然后倾倒进壕沟。夜间，守军从小门出击，将壕沟里的东西清理出来，使它恢复原先的深度。城墙前的小规模战斗非常惨烈，而且是近距离的白刃战。有时土耳其人会试图用网将滚入壕沟的珍贵炮弹回收；有时他们会对被削弱的城墙发动试探性进攻，确保承受极大压力的守军没有任何机会休息。他们还试着用带钩子的木棒将临时壁垒顶端的装满泥土的木桶拽下来。

在近距离交战中，铠甲质量更好的守军比较占便宜，但就连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也对敌人在战火下的英勇印象深刻。“土耳其人在近距离作战中打得非常勇敢，”莱奥纳德回忆道，“所以他们全都死了。” 城墙上的守军用长弓、劲弩和火绳枪扫射下方，令土耳其人损失惨重。守军发现自己的火炮无法发射重型炮弹之后，就把它们改装成巨型霰弹枪。他们给一门火炮装填五或十个胡桃大的铅球。这些炮弹在近距离攻击中的效果是惊人的：它们“穿透力极强，如果一发铅弹击中一名身披铠甲的士兵，能够直接击穿他的盾牌和身躯，然后击穿站在他身后的人，然后还能再打死一个人，直到火药的力量耗尽。一发铅弹能同时杀死两三个人” 。

奥斯曼士兵遭到如此凶悍的火力袭击，伤亡非常惨重；他们去回收己方死者的尸体时，又给守军提供了一个大开杀戒的良机。威尼斯外科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被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惊呆了：

有一两人被击毙后，随即就会有其他土耳其人上前，将死者尸体搬走。他们会将尸体扛在肩上，就像扛猪一样，也不管自己离城墙是多么近。但我们在城墙上的人用火枪和弩弓向他们射击，瞄准搬运战友尸体的土耳其人，把他打倒在地，然后会有其他土耳其人来搬运尸体，丝毫不畏惧死亡，宁愿死去十个人，也不愿让一具土耳其人的尸体留在城墙前，因为那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耻辱。

守军尽了最大努力，但奥斯曼士兵还是在无情炮火的掩护下，将里卡斯河谷的一段壕沟填平了。4月18日，穆罕默德二世判断，对城墙的破坏和对敌人的消耗已经使得发动集中总攻的时机成熟。这一天春光明媚。暮色降临时，奥斯曼军营回荡起召唤人们祈祷的呼声，带着一种平静的确定性；在城墙内，东正教徒们来到教堂参加守夜，点燃蜡烛，向圣母祷告。两个钟头之后，在温和的春季月光下，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的一支相当规模的精锐部队开始前进。士兵们敲响骆驼皮制成的战鼓，奏响笛子和铙钹（这是奥斯曼军队以音乐为武器的心理战），火光照耀，呐喊连连。穆罕默德二世开始鞭策“重步兵、弓箭手、标枪手和全部近卫步兵” 前进。他命令部队进攻里卡斯河谷里的一个薄弱点，那里的陆墙有一段已经崩塌。市民们第一次亲耳听到奥斯曼军队大举进攻时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不禁惊慌失措。“我无法描述他们向城墙冲锋时发出的呼喊声。” 巴尔巴罗后来战栗地写道。

君士坦丁十一世高度紧张。他害怕敌人会发动全线总攻，并且深知他的部下准备不足。他命令敲响教堂大钟。惊恐万状的群众跑上大街，士兵们则匆匆赶回自己的阵地。奥斯曼军队在大炮、火枪和弓箭的猛烈火力的掩护下越过了壕沟。他们的火力非常强大，守军根本无法在临时搭建的土墙上立足，因此奥斯曼近卫军得以携带着云梯和攻城锤抵达城墙脚下。他们把城墙上的防护城堞都拆除，让守军进一步暴露在地毯式火力之下。同时他们还尝试将木制栅栏烧毁，但未能成功。城墙缺口很狭窄，而且地势倾斜，进攻者的冲锋很不顺利。根据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说法，在黑暗中双方厮杀成一团，非常嘈杂和混乱：

大炮和火绳枪的轰鸣声、教堂大钟的咆哮、兵器碰撞声混成一片，枪口焰如同闪电，人们（城内的妇女儿童）的哭喊和呜咽让人相信，天与地已经相接，都在颤抖；如此吵闹，完全听不清别人的说话声。哭泣和尖叫、人们的哀号和抽噎、大炮的怒吼和教堂钟声混合成雷鸣般的巨响。很多地方起火，浓烟滚滚，再加上大炮和火绳枪发出的黑烟，双方阵线上的浓烟都越来越厚，遮蔽了整座城市。两军都看不见对方，也不知道自己在打的是谁。

在皎洁的月光下，双方在小路的狭窄空间内互相砍杀。甲胄较好的守军在朱斯蒂尼亚尼的勇敢指挥下占了上风。进攻者的势头渐渐衰弱了：“他们被砍成碎片，兵力在城墙上消耗殆尽。” 四个小时的鏖战后，城墙上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躺在壕沟内的垂死者的呻吟打破这平静。奥斯曼军队“完全不管丢弃的尸体”，收兵回营了。守军则在持续六天的死战之后终于“像死人一样瘫倒在地”。次日清晨，君士坦丁十一世及其随从前来视察城墙。壕沟及其两岸堆满了“残缺不全的尸体”。攻城锤被抛弃在城墙下，火焰还在燃烧。军队和市民都已经筋疲力尽，君士坦丁十一世没法让他们去安葬死去的基督徒，于是这个任务被交给了僧侣。和以往一样，各方面估计的伤亡数字相差极大：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声称奥斯曼军队有1.8万人死亡；巴尔巴罗给出的数字（200人）更为现实。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不准阻挠敌人回收他们的死者尸体，但烧毁了攻城锤。然后他带领教士和贵族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向“全能的上帝和最纯洁的圣母感恩，希望邪恶的异教徒在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之后，能够自行退去” 。城市获得了一个喘息之机。穆罕默德二世的回应则是进一步加强炮击。 u0uSZZ2B2iDPhP9dKxm8vQ/Cp4ZvUOBDtJymoVabDcZO02GrA1lwtA9i3SN8sg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