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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如繁星

1453年3～4月

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要想完成，不仅需要火炮优势，还需要兵力优势。他决心以压倒性的强大兵力迅速猛攻君士坦丁堡，抢在基督教世界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就把君士坦丁堡彻底打垮。奥斯曼人素来深知，攻城战中兵贵神速。像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他是当时为奥斯曼人作战的一名战俘）这样得以观察奥斯曼军队的外国人也对此心知肚明：“土耳其皇帝不惜重大代价，快速猛攻和占领城市以及要塞，为的是避免长期围城。” 成功取决于能否在巨大规模上快速地动员人力和装备。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在年初发布了传统的征召令。按照古老的部落习俗，苏丹将他的马尾旗树立在皇宫庭院内，宣布即将发动战役。这个讯号发出后，“传令官被派往各行省，命令所有人都前来参加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 。奥斯曼帝国的两支军队——欧洲军和安纳托利亚军的指挥结构确保了征召令能够得到即刻回应。根据一整套复杂的契约和征募规则，整个帝国都动员起来。外省的骑兵（他们将组成军队的主力）作为地主，对苏丹负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必须应征前来，每个人都必须带来自己的头盔、链甲和战马护甲，以及自己的扈从（扈从的数量由他的地产规模决定）。在骑兵之外，还“从手艺人和农民” 中征募一支季节性的穆斯林步兵部队，军费由全体公民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这些士兵将成为君士坦丁堡战役的炮灰。“两军交锋时，”一个意大利人冷嘲热讽道，“他们就像猪群一样被毫无怜悯地驱赶上前，然后成群地倒毙。” 穆罕默德二世还从巴尔干征召了基督徒辅助部队，主要是斯拉夫人和瓦拉几亚人（他们是帝国的附庸封臣，按照法律规定，有服兵役的义务）。另外他还准备好了精锐的职业军队——著名的近卫军步兵，以及若干骑兵团和相应的炮手、军械匠、卫队和宪兵部队。这些精锐部队能按期领到军饷（三个月发放一次），其武器装备的开支由苏丹个人承担；他们全都是前基督徒，大部分来自巴尔干，幼年时就被掳掠并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只忠于苏丹一个人。虽然他们人数很少（步兵可能不超过5000人），却构成了奥斯曼军队恒久的核心。

战役的动员工作惊人地高效。在穆斯林地区并不需要强拉壮丁，人们会主动报名参军，其积极性让匈牙利的乔治（他此时也是身在奥斯曼帝国的战俘）这样的欧洲人瞠目结舌：

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他们立刻前去报到，如此积极和迅速，就好像他们被邀请去参加婚礼，而不是战争似的。他们按照征召的顺序在一个月内就集结完毕，步兵和骑兵分开，各自有指定的首领，集结的编组也被用于扎营；在备战时……人们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地报名，愿意代替邻居去服役，那些被留在家里的人感到自己受了冤屈。他们说，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要比在家里寿终正寝强得多……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不会被哀悼，而是被颂扬为圣徒和胜利者，成为世人的榜样，受到极大的景仰。

“人们听说这次战役将是攻打君士坦丁堡，全都蜂拥而至，”杜卡斯补充道，“包括少不更事的孩童和耄耋之年的老人。” 对获得战利品和飞黄腾达的憧憬以及圣战的使命感让他们激情满怀，这些主题密不可分地结合在《古兰经》中：根据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律，凡是通过武力攻克一座城市之后，可以在三天之内合法地进行掳掠。辉煌的目标更是让人们更加斗志昂扬：穆斯林普遍相信（尽管这种想法或许是错误的），君士坦丁堡的红苹果拥有神话般的大量金银珠宝。很多没有受到征召的人也主动来了：志愿兵和自由劫掠者、显贵们的追随者、德尔维希和被古老预言感召的圣徒，他们用先知的训诫和殉道的光荣前景煽动群众。整个安纳托利亚激情如火，记起了，“先知曾许诺和预言，这座巨大城市……将成为信士们的居所” 。

人们从安纳托利亚的各个角落蜂拥前来，“从托卡特、锡瓦斯、科马契、埃尔祖鲁姆、甘噶、巴伊布尔特和特拉布宗” 赶往位于布尔萨的集结点。欧洲地区的集结点则是埃迪尔内。一支大军逐渐成形：“骑兵、轻步兵、重步兵、弓箭手、弹弓手和长枪兵。”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后勤机器也隆隆开动，对铠甲、攻城武器、火炮、帐篷、船只、工具、兵器和粮食进行收集、修理或生产。骆驼队在绵延的高原上来回穿梭。奥斯曼人在加里波利维修船只。部队被运送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割喉堡。从威尼斯间谍那里获取了情报。在战役的组织工作上，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与奥斯曼军队相提并论。

2月，奥斯曼人的欧洲军在卡拉加贝伊指挥下开始肃清君士坦丁堡的腹地。君士坦丁堡在黑海沿岸、马尔马拉海北岸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还控制着一些设防的前哨阵地。附近乡间的希腊人撤进了各个要塞。奥斯曼军队将拜占庭的每座要塞都围了个水泄不通。投降的人被释放，没有受到伤害；但也有一些人，比如马尔马拉海边埃皮巴托斯附近一座塔楼的守军则选择了抵抗。奥斯曼军队猛攻了这座塔楼，将守军斩尽杀绝。有些要塞很坚固，没办法迅速攻克；奥斯曼军队就绕过它们，但对其加以监视。关于这些战斗的消息传回了君士坦丁堡，令因为宗教仇隙而内斗不休的市民们愈发惶恐。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十一世率军冲杀出城、扰乱准备工作，奥斯曼军队已经派遣了三个团的兵力对城市进行严密监视。同时，工兵部队在加固桥梁、平整道路，为大炮及重装备（它们在2月份已经在穿越色雷斯）的运输做准备。到3月，一队战船从加里波利起航，驶过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将安纳托利亚部队的主力运往欧洲。大军开始集中。

最后，在3月23日，穆罕默德二世耀武扬威地“率领他的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穿过乡间，大肆破坏、恣意袭扰，一路带来极大的恐惧和痛苦” 。这一天是星期五，对穆斯林来说是一周中最神圣的日子，穆罕默德二世特意选择这一天开拔，就是为了强调此次战役的神圣性。伴随他的有很多宗教人士：“众多乌理玛 、谢赫和先知后裔……不断重复祷言……与大军一道前进，策马骑行在苏丹身旁。” 穆罕默德二世身边可能还有一位叫作图尔松贝伊的官员，他将记载围城战的始末，这是极其罕见的来自奥斯曼帝国方面的关于此次战役的第一手资料。4月初，这支大军在君士坦丁堡城下集结完毕。4月1日是复活节，东正教日历中最神圣的一天，市民们带着虔诚与恐惧的复杂心情庆祝了这个节日。午夜，在教堂内，人们用烛光和焚香来宣示复活的基督的神秘。在被黑暗笼罩的城市内，简单但富有魔力的复活节连祷的声音以神秘的四分之一节拍不断升降起伏。教堂大钟被敲响。只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片沉寂，没有东正教徒前来做礼拜。在前几周内，人们“哀求上帝，不要让城市在复活节的神圣一周内遭到攻击” ，并从圣像中寻找精神力量。按照习俗和传统，最受尊崇的一幅圣像——“指路圣母像”，这是一幅能够创造奇迹的圣母像——被抬到布雷契耐皇宫，在那里度过复活节的一周。

第二天，奥斯曼先遣部队已经出现在城墙外。君士坦丁十一世派兵出击，与这些敌人对抗。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一些奥斯曼劫掠者被杀死。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士兵出现在地平线上。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将部队撤入城内。壕沟上的桥梁全部被摧毁，城门紧锁。城市被彻底封闭，静候它的命运裁决。苏丹的军队开始排兵布阵，这些阵势都已经操演熟练，既小心谨慎，又深谋远虑。4月2日，奥斯曼主力部队在离城5英里处停下脚步。它被分为若干部分，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阵地。随后几天内，大军分批逐步前进，这无情的步步紧逼让观察者想起“奔流入海的大河” 。很多史学家都使用了这个比喻来描绘奥斯曼军队难以置信的强大和一刻不停的运动。

围城的准备工作进展神速。工兵们开始将城外的果园和葡萄园夷为平地，以便为火炮开辟出开阔的射击场。他们还挖掘了一条与陆墙相距250码、沿着陆墙全线与之平行的堑壕，堑壕前方筑起了土墙，以抵御炮火。堑壕顶部覆盖了木制框架，以提供防护。在这道防线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他的主力部队部署到离陆墙1英里处的最终阵地上：“按照惯例，在伊斯坦布尔城外扎营的那天，全军各团分别列队。他在中军，身边簇拥着头戴白帽的近卫军弓箭手、土耳其和欧洲裔弩手、火枪手和炮手。戴红帽的步兵部队排列在他左右两侧，骑兵压阵。全军以这样的队形进逼伊斯坦布尔。” 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指定位置：安纳托利亚军在右翼（奥斯曼人以右为尊），指挥官是土耳其将军伊沙克帕夏，他的副将是一名叛教的前基督徒马哈茂德帕夏。基督徒和巴尔干部队则在左翼，由卡拉加帕夏指挥。另外一支庞大队伍则在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扎甘帕夏统领下，前往金角湾以北的沼泽地带铺设道路，并控制一直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山地，监视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居民点的动静。4月6日（又是一个星期五），穆罕默德二世抵达了精心选择的前沿指挥部所在地——居高临下的马尔特佩山，位于大军的中间，对面就是他认为最脆弱的城墙地段。1422年，他的父皇穆拉德二世也是在这里指挥了攻城战。

城墙上的守军目睹城外平原迅速建起一座帐篷的城市，不禁惊恐万状。据一位作家称，“苏丹的军队人数众多，就像无数沙粒……遮蔽了两片海岸之间的地域” 。奥斯曼帝国的战役准备执行得井井有条，而对具体目标秘而不宣，这种低调更是令人恐惧。拜占庭史学家哈尔科孔蒂利斯 承认：“穆罕默德苏丹的军队和营地秩序井然，粮草充足，扎营时的秩序颇具美感，没有任何混乱和尴尬局面。除了苏丹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君主能做得到这些。” 锥形帐篷安排得非常整齐清爽，每一群帐篷的中间都是指挥官的营帐，它的主杆上飘扬着显眼的旗帜。在整个营地的中间，人们郑重其事地搭建起穆罕默德二世本人的金红两色刺绣营帐。苏丹的营帐是其尊贵和威严的视觉象征——使苏丹权力具象化，折射出苏丹作为游牧领袖的汗国起源。每位苏丹登基时都会命人为他制作一顶华丽的帐篷，以表现他作为君主的特别之处。穆罕默德二世的营帐位于拜占庭守军弩箭射程之外；按照惯例，在营帐周围建起了木栅，挖掘了壕沟，安放了盾牌；以苏丹营帐为圆心，如同“光晕环绕月亮” 一般部署着他的最为忠心耿耿的部队——“最精锐的步兵、弓箭手和支援部队，以及他的其他私家兵卒，这些士兵是全军的佼佼者” 。这些士兵的任务是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苏丹，整个帝国的安全就寄托在他们身上。

整个营地的组织工作非常细致。帐篷如海洋一般，顶部飘扬着各色大小旌旗：苏丹本人的金白两色皇旗、他的近卫骑兵的红旗、近卫步兵的绿红两色或红金两色旗帜。旗帜是中世纪军队中权力和秩序的标志。城墙上的观察者还能看得见众位维齐尔和主要指挥官的色彩鲜艳的帐篷，以及不同部队的独特帽子和服饰：近卫军戴着非常突出的白色拜克塔什教派 的帽子；步兵头缠红色头巾；骑兵戴着尖顶的头巾式盔帽，身披链甲；斯拉夫人则穿着巴尔干式服装。目睹奥斯曼大军盛景的欧洲人对他们的士兵和装备做了评述。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声称：“他们中的四分之一穿着链甲或者皮甲，其他很多人的装备是法兰西式的，还有匈牙利式的，还有人戴着铁盔，配备土耳其弓弩。其他士兵除了盾牌和弯刀——这是一种土耳其式的剑——没有任何装备。” 让站在城墙上的观察者愈发震惊的是，敌人拥有的牲畜数量惊人。“我承认，在军营里的牲口数量常常比人多，以便运输补给和粮食，”哈尔科孔蒂利斯写道，“但是这些人……不仅带来了足以满足运输需求的骆驼和骡子，还把牲畜作为一种娱乐工具，所有人都热衷于展示最好的骡子、马匹或骆驼。”

守军看到敌人忙忙碌碌、用意明显，不禁心生畏惧。黄昏将近时，宣礼员们从营地的数十个地点发出召唤祈祷的呼声，这呼声萦绕回荡在营地上方。人们点燃篝火，准备一天中的唯一一餐（因为奥斯曼军队在作战时生活非常节俭），炊烟随风飘散。两军仅仅相隔250码，城墙上的守军可以听得清敌营的种种声响：喃喃低语声，木槌敲击声，打磨刀剑的声音，马匹、骡子和骆驼的响鼻和嘶鸣声。更糟糕的是，他们或许还能听见敌军中由欧洲人组成的那一翼传来的基督教祷告声。奥斯曼帝国虽然决意打一场圣战，对他们的附庸却非常宽容：“尽管他们是苏丹的臣民，他并没有强迫他们摒弃基督教信仰，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信仰和祈祷。”特塔尔迪如此写道。奥斯曼军队从基督徒臣民、雇佣兵、叛教者和技术专家那里得到的巨大帮助成了令欧洲史学家们再三哀叹的主题。“我可以作证，”莱奥纳德大主教咆哮道，“土耳其人那边有希腊人、拉丁人、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西米亚人和来自其他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此背弃基督，是多么可憎！” 他的咒骂并不完全公正，因为很多基督徒士兵是作为苏丹的附庸，被强迫参战的。“我们不得不骑马前往伊斯坦布尔，去为土耳其人效力，” 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回忆道，因为如果拒绝服役，就只有死路一条。在被迫参加攻城战的士兵中有一个名叫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年轻的俄罗斯东正教徒。他在俄罗斯南部边疆靠近摩尔达维亚的地区被一支奥斯曼军队俘虏，被迫接受了割礼，以准备皈依伊斯兰教。他所在的部队接近君士坦丁堡时，他开了小差，溜进城市，对后来发生的事件做了生动的描述。

穆罕默德二世麾下的围城军队究竟有多少兵力，没人能说得清。奥斯曼帝国在极其宏大的规模上动员正规军和志愿兵的天赋一次次令他们的对手瞠目结舌、胡乱猜测。为苏丹歌功颂德的奥斯曼史学家简单地将（这种规模）比喻为“钢铁洪流” “浩瀚如繁星” 。目睹这支大军的欧洲人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但都是很大的粗略数字。他们的估算从16万一直到40万都有。得以在近距离观察奥斯曼军队的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的说法更务实一些：“土耳其皇帝为正面交锋动员的兵力不可能有人们传说的那样雄厚。有人说土耳其军队数不胜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知道他的军队究竟有多少人，以便进行组织。” 特塔尔迪的估计数字似乎最为现实，他冷静地计算出：“在围城战中，一共有20万人。其中大约6万人是士兵，其中3万～4万人是骑兵。” 在15世纪，这已经是惊人的数字了，因为阿金库尔战役中英法两军的总数只有3.5万人。如果特塔尔迪的估算接近实际情况的话，奥斯曼军队带来的马匹的数量非常庞大。在6万士兵之外，奥斯曼大军的其余部分是辅助和随军人员：补给队伍、木匠、铸炮工匠、铁匠、军械匠以及“裁缝、糕点师、手艺人、小贩，以及其他为了获利或掳掠战利品而追随军队的人” 。

君士坦丁十一世要统计自己的兵力就简单得多，只需要数一数就行了。3月底，他命令对各城区做一次人口统计，记录“有多少身体健全的人，包括僧侣，以及每个人拥有多少可以用于城防的武器” 。在得到统计结果后，他就把计算的工作托付给了他忠心耿耿的大臣和毕生挚友乔治·斯弗朗齐斯。斯弗朗齐斯回忆道：“皇帝召见了我，并说：‘这项任务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只有你最适合，因为你有本事进行必需的计算、监督城防的准备工作，并保守秘密。请把这些清单拿回家研究，做出精确的评估：我们究竟有多少手持武器、盾牌、弓和火炮。’” 斯弗朗齐斯尽职尽责地进行了计算。“我执行了皇帝的命令，向他呈报了对我方资源的详细估算，计算的结果相当让人灰心丧气。”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城市虽然面积辽阔，守军却只有4773名希腊人和仅仅200名外国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没有利益瓜葛的局外人也主动前来参战，包括“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那些偷偷从加拉塔前来帮助守城的人”，这些人的总数“不到3000” 。因此，全城守军只有不到8000人，却要防守长达12英里的城墙。在这不到8000人的守军中，“大部分希腊人不擅长作战，他们使用盾牌、利剑、长枪和弓箭作战时完全是凭本能，而没有任何军事技能” 。守军严重缺乏“擅长使用弓弩的人” 。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东正教群众能帮多少忙，也很难说。君士坦丁十一世担心兵力如此匮乏的消息如果传播出去，会严重影响士气，因此决定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真实的数字被当作秘密保守起来，只有皇帝和我两个人知道。” 斯弗朗齐斯回忆道。很显然，这场战役的攻防双方力量悬殊。

君士坦丁十一世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开始着手最后的准备工作。4月2日，也就是城门最后一次紧闭的那天，他派遣船只将金角湾的铁链升起，铁链从城内卫城角附近的尤金尼乌斯门一直拉到加拉塔海墙内的一座塔楼上。这项工程由一位名叫巴尔托拉米奥·索利戈的热那亚工程师负责。之所以选择他，或许是因为他能够说服在加拉塔的热那亚同胞，让他们同意将铁链固定在他们的城墙上。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议的。加拉塔的热那亚居民允许拜占庭人这么做，就可以算是破坏了自己的严格中立性。如果战事不利，这肯定会招来穆罕默德二世的怒火，但热那亚人还是同意了拜占庭的请求。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只要有足够的海军力量保护铁链，金角湾沿岸的4英里城墙就几乎不需要部署兵力了。

穆罕默德二世在城外排兵布阵的同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召开了作战会议，与朱斯蒂尼亚尼和其他指挥官共同商议如何将他的小小军队部署在12英里长的战线上。他知道，只要铁链巩固，金角湾一带就是安全的；他也不是很担心其他地段的海墙。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流非常迅猛，敌人无法轻易地乘船在那里登陆。马尔马拉海沿岸同样有强大的海流，而且岸边浅滩也不利于敌人的登陆作战。最需要关注的是陆墙，尽管它们貌似固若金汤。

双方都知道陆墙的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是城墙的中段，即两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门——圣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之间的那段城墙（被希腊人称为“中墙”）。在这两座城门之间，地势向着里卡斯河谷的方向下降了大约100码。在那里，有涵洞将里卡斯河从城墙下方引入城内。奥斯曼军队在1422年的攻势就聚焦在这一地段。穆罕默德二世将指挥部设在这一段城墙对面的马尔特佩山上，显然是有所图谋。第二个弱点是金角湾附近的那段仅有一层、没有壕沟保护的城墙，特别是两段城墙以直角相接的那个地点。3月底，君士坦丁十一世说服威尼斯桨帆船的船员沿着这段城墙紧急开挖了一道壕沟，但这个地段仍然令人忧心忡忡。

君士坦丁十一世根据具体问题，对自己的部队做了具体部署。他把全城的14个区分为12个军区，并相应地分配了资源。他决定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里卡斯河谷，于是皇帝和苏丹几乎能隔着城墙直接面对面。他把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约2000人）部署在这里。朱斯蒂尼亚尼最初驻扎在北面山岭处的查瑞休斯门，但后来把他的热那亚士兵调往中部，与皇帝会合，并接管了这个关键地段的日常指挥工作。

然后对陆墙的各个地段进行了分配，由“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人物” 指挥。在皇帝的右侧，查瑞休斯门的指挥官可能是卡里斯特斯的西奥多，“一个老当益壮的希腊人，箭术娴熟” 。再往北的地段，一直到直角处，被托付给了热那亚的博基亚尔多兄弟，他们“自费前来参战，带来了自己的装备” ，包括火枪和威力巨大的大型弩箭；布雷契耐皇宫周围较薄弱的单独一道城墙也大体被交给意大利人防守。威尼斯市政官米诺托亲自住进了布雷契耐皇宫；皇宫塔楼上，圣马可的旗帜和皇帝的旗帜一起飘扬。皇宫的大门之一卡里加利亚门由“来自德意志的约翰”指挥，他其实是苏格兰人，是个职业军人和“能干的军事工程师” 。他还有一项任务是管理城内希腊火的供应。

君士坦丁十一世统率的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多国部队，但由于宗教、民族的不同和商业竞争，仍然存在矛盾。为了减少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间、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间的摩擦，他特意将士兵们混编，希望能加强他们之间的互相依赖。他左翼的那段城墙的指挥官是他的亲戚“希腊人西奥菲勒斯，一个来自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贵族，精通希腊文学，而且是几何学专家” 。西奥菲勒斯对《伊利亚特》耳熟能详，但对如何防守特洛伊城墙却知之甚少。在接近黄金门的地段，城墙由一群希腊、威尼斯和热那亚士兵防守，陆墙在马尔马拉海岸与海墙相接的那个点则由一名来自拜占庭的坎塔库泽努斯望族的名叫德米特里的贵族镇守。

马尔马拉海岸的守军更加混杂。雅各布·孔塔里尼率领一支队伍驻扎在斯图狄翁村；邻近的那段城墙是敌人不大可能进攻的地段，由一群东正教僧侣负责监视。君士坦丁十一世把一支由叛教的土耳其人（由觊觎苏丹位置的奥尔汗王子指挥）组成的队伍部署在远离陆墙的埃莱夫塞雷港，尽管这些人的忠诚度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假如城市陷落，苏丹一定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城市北端的海岸由一支加泰罗尼亚队伍驻防，卫城则被托付给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和他麾下的200人。尽管这一地段有大海的保护，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是决定给每座塔楼配备两名神射手——一名弓箭手和一名弩手或火枪兵，这说明他对这一带守军的战斗力是多么不放心。金角湾则由热那亚和威尼斯水手防守，指挥官是威尼斯军官特里维萨诺；停在港内的两艘克里特船只的船员则负责把守铁链附近的一座城门——美丽之门。阿卢威克瑟·迪艾多负责保护铁链本身和港内的船只。

为了给他的薄弱“大军”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保留一支快速反应的预备队。有两支队伍被保留在离城墙较远的地方，随时待命。其中一支由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指挥，他是一名技艺娴熟的军人，“在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仅次于皇帝本人” ，驻扎在佩特拉区，拥有一百名骑兵和一些轻型火炮。第二支快速反应部队由尼科弗鲁斯·帕里奥洛格斯指挥，驻扎在已经废弃的圣使徒教堂附近的中央山岭上。这些预备队一共有大约1000人。

君士坦丁十一世在这些部署上倾注了他一生的作战和调动军队的经验，但或许他自己也没想到，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些互相竞争的队伍将会打得多么顽强。他把很多关键地段交给外国人防守，因为他是主张东西方教会联合的，不知道城内的东正教信众会不会忠于他。他把四座主要城门的钥匙托付给了重要的威尼斯指挥官，并确保城墙上的希腊指挥官都是宗教上的联合派。卢卡斯·诺塔拉斯可能是反对联合的，所以皇帝特意把他安排在后方，免得他防守城墙时被迫和天主教徒合作。

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努力将他的薄弱兵力部署到4英里长的陆墙上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决断。当初设计三道城墙系统时的设想是有兵力强大得多的部队，可以进行纵深防御，较高的内墙和较低的外墙上都能部署守军。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同时防守两道城墙，因此不得不选择在哪一道城墙上抵抗。城墙在1422年的围攻中遭到了炮击，外墙得到了大体修复，内墙却没有修理。在过去的围城战中，守军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抉择，他们都选择了防御外墙，并且都取得了成功。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围城战专家朱斯蒂尼亚尼选择了同样的战略。在有些地段，这个决定引起了争议。“我一直是反对这么做的，”永远持批评态度的莱奥纳德大主教写道，“我极力敦促不要放弃较高的内墙的防御。” 但他的建议可能是过于强人所难了。

皇帝决心竭尽全力去鼓舞士气。他知道穆罕默德二世害怕天主教国家会援救这座东正教城市，于是决定做一次自己的小规模的武力展示。按照他的请求，威尼斯桨帆船的船员于4月6日上陆，穿着他们显眼的欧洲式铠甲，在陆墙全线游行，“队伍前面举着旗帜……让市民们颇感安慰” 。这是明白无误地让敌人知道，法兰克人也参加了守城。同一天，那些桨帆船也做了作战准备。

穆罕默德二世则派遣一小队骑兵旌旗招展地来到城门前，与守军谈判。按照《古兰经》教法的传统要求，他们先邀请拜占庭人自行缴械投降。《古兰经》称：“派遣使者之前，我不惩罚（任何人）。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我命令其中过安乐生活者服从我，但他们放荡不检，所以应受刑罚的判决。于是我毁灭他们。” 按照这个模式，基督徒守军可以皈依伊斯兰教，举手投降，缴纳人头税，或者选择抵抗，一旦城市被攻破，就将遭到三天的掳掠。拜占庭人早在674年就听到过这种程序化的警告，后来还经历了好几次。他们的回复一直是：“我们不接受人头税和伊斯兰教，也不会将我们的堡垒拱手让出。” 在投降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奥斯曼军队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攻城得到了神圣法则的批准，于是传令官们在军营中到处宣布，攻城战正式开始了。穆罕默德二世继续将他的大炮运往前线。

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尽可能多地亲临战场，让士兵们都能看得见他。他的指挥部就是圣罗曼努斯门后的一个大帐篷，每天他都从那里出发，骑着他的阿拉伯种小母马，与乔治·斯弗朗齐斯和西班牙人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一起，“鼓舞士兵，检查岗哨，搜寻擅离职守的人” 。他无论走到何处，都会在距离最近的教堂做弥撒，并确保每队士兵都有自己的僧侣和教士，以便听取告解和在战场上为临终者做最后的圣礼。他还命令日夜不停地做礼拜，为城市的救赎祈祷；晨祷结束时，人们要抬着圣像在大街小巷以及城墙上游行，以鼓舞士气。城外的穆斯林能看得清基督徒的长胡子，听得见圣歌在春季的空气中回荡。

恶劣的天气对守军的斗志造成了进一步打击。当时发生了一系列轻微地震，还下起了倾盆大雨。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下，很多人自以为看到了预兆，记起了古老的预言。“教堂内的圣像以及廊柱和圣徒雕像出了汗，”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回忆道，“有人被恶灵附体，受到不吉利幻象的感召，占卜者预言了很多灾难。” 预言没有给君士坦丁十一世本人造成很大困扰，更让他头痛的是敌人大炮的到来。1446年，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在五天之内就摧毁了他精心建造的赫克萨米利翁城墙，随后大开杀戒，他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穆罕默德二世凭借卓越的后勤保障能力对装备、物资和雄厚的人力进行了调度协调，现在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的炮弹、硝石、坑道挖掘装备、攻城武器和粮食都已经收集齐备，做了清点和部署。奥斯曼军队对武器做了清理，将大炮拖曳到指定位置，士兵们（骑兵和步兵、弓箭手和长枪兵、军械匠、炮手、劫掠轻骑兵和坑道工兵）都已经集结完毕，摩拳擦掌。奥斯曼帝国苏丹们对奥斯曼人作为游牧部族的往昔还记忆犹新，非常理解如何去驱动士兵，把他们的热情引导到共同的目标上去。穆罕默德二世熟知如何激励人们的圣战狂热。乌理玛们在军营中来来往往，背诵圣训中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古老预言，以及它对伊斯兰教的重大意义。穆罕默德二世每天都在金红两色帐篷前的地毯上当众朝向东方的麦加方向（也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方向）祈祷。同时，他还许诺，如果能攻克城市，士兵们将得到无限的战利品。信众受到了红苹果的巨大诱惑，满心期待。在为真主的意志效劳的同时还能捞到大量战利品，这种双重诱惑对以劫掠为生的游牧民族来说是不可抵御的。穆罕默德二世就在这双重许诺的基础上开始准备攻城。

他知道（他的年迈的维齐尔——哈利勒帕夏对这一点的认识更为深刻），必须速战速决。攻城拔寨需要人的牺牲。对攻城的热情和期待，以及用横遭践踏的尸体填满沟壑的意志力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意想不到的挫折能够很快导致士气消沉；在如此集中的一大群人中，谣言、异议和不满情绪能够像草原劲风一般快速席卷所有的帐篷；如果战役一直拖到酷夏，哪怕是井井有条的奥斯曼军营也很容易流行伤寒。这次冒险对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他通过威尼斯间谍的网络得知，不管基督教各国是多么耽于争吵和四分五裂，西方最终还是会从陆路或海路驰援君士坦丁堡。他从马尔特佩的小山上仰视起伏的陆墙和排布紧密的塔楼以及三道防御体系，回忆起它们在历史上表现出的固若金汤。他在公共场合或许会宣称自己坚信士兵们的英勇，但他的最终希望还是寄托在大炮上。

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时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守军的图谋非常绝望而简单。他们无力发动反击来解除围困。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等待西方的援军强行打破封锁。他们在678年曾经抵挡住了阿拉伯人，现在也必须坚守。

如果说君士坦丁十一世有一张王牌的话，那就是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这个人。这个热那亚人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前，市民们就早已熟知他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 的威名。他懂得如何对防御工事的明显弱点进行评估和弥补，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投石机和火枪这样的防御武器，以及如何让有限的兵力发挥最大的效力。他将守城战的高超本领传授给守军，并考虑了从城市的侧门发动反击的可能性。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的残酷战争造就了朱斯蒂尼亚尼这样才华横溢的军事家和技术型雇佣兵，他们把城防当作一门科学和艺术来研究。但朱斯蒂尼亚尼此前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炮击。即将发生的事件将在最大限度上考验他的本事。 MxItBmTssaT64b9l7H83ld1qRD4ca3LbQOgRiLe83PDXsnSZwmBW1eC+JkywZf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