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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和大炮

1453年1～2月

热那亚援兵抵达之后，城防工作得以加速进行。朱斯蒂尼亚尼是个“城墙作战的专家” ，他冷静地对城市的防御工事作了评估，并采取了适当措施。在他指挥下，守军在2月和3月间“疏浚护城河，修补和加高城墙，修复城垛，加固内外塔楼，并加强了整段城墙，包括面向陆地的和朝向大海的地段” 。

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虽然破败，但仍然是令人生畏的。拜占庭帝国能够生存这么久，都城防御的固若金汤一直是个主要原因。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如此得天独厚。城市周界总长度为12英里，其中8英里面向大海。城市的南面与马尔马拉海相接，此处海流极其迅猛，风暴常常骤然降临，因此从海上登陆进攻的风险极大。1000年中，没有一个侵略者认真地尝试从这个地段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海岸得到一道延绵不断的城墙的防护，城墙高度至少有50英尺，沿线分布有188座塔楼和一些较小的设防港口。这道城墙受到的主要威胁不是敌船的攻击，而是海浪对其地基无休止的侵袭。有时大自然会特别凶残：在764年的寒冬，巨大的浮冰冲上胸墙，将海墙摧毁。马尔马拉海沿岸的整段城墙上到处是纪念历代皇帝修理这段城墙的大理石铭文。水流湍急的大海绕过这一海岸，一直到古卫城处，然后北上进入较平静的金角湾。金角湾本身为帝国舰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安全锚地；这一地段的城墙上设有110座居高临下的塔楼，还有数量众多的水闸以及两个相当规模的港口，但此处的防御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薄弱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人乘战船从这里的前滩登陆，登上城墙，攻破了城市。自717年的阿拉伯人围攻以来，守军在战时为了封锁金角湾的入口，就习惯于在入口处升起一条铁链。铁链长达300码，由铸铁打造，每个铁环长20英寸，整条铁链被安放在坚固的木制浮筒上。如果得到热那亚人的支持，就可以将铁链的一端固定在金角湾对岸加拉塔城海墙的一座塔楼上。冬季，守军将铁链和浮筒都准备就绪，以防备敌人的海上进攻。

城市的西端（也就是三角形的底边）得到长4英里的陆墙的保护，也就是所谓“狄奥多西城墙”。这道城墙横亘从马尔马拉海到金角湾的狭窄陆地，保护君士坦丁堡城，使它免受任何传统的陆路攻击。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很多最重大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座非同寻常的城墙沿线。它的历史几乎和城市本身一样悠久，在地中海世界一直是个亘古不变的传奇。穿过色雷斯平原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人或朝觐者、从巴尔干某个宫廷前来的使节，或者有着征服野心、四处劫掠的军队，从远方首先看到的就是巅峰时期的君士坦丁堡那阴森森的巨大陆墙。它横越轻微起伏的大地，从一道地平线到另一道地平线，壁垒和塔楼连绵不绝。在阳光照耀下，石灰岩打造的城墙的表面化为一片灿烂的雪白，罗马红砖的接缝构成延续不断的水平线条，城墙上还有外形相似、带有穹顶的射箭孔。众多塔楼有的呈方形，有的是六边形，还有的是八边形，偶尔也有圆形。它们互相簇拥，间距极近，据一位十字军战士说：“一个七岁男孩能够把一个苹果从一座塔楼投掷到另一座。” 它们分成若干层次，一直向上延伸至内墙最顶端的高度，皇帝的鹰旗就在那里骄傲地迎风招展。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重兵把守、阴森森的城门，和平时期，人畜就从这些城门出入。在城墙南端，靠近马尔马拉海的地方，一座饰有金板和大理石与青铜雕像的大门在阳光中熠熠生辉。这就是“黄金门”，一座庞大而华丽的拱门，两侧各建有一座磨光大理石打造的恢宏塔楼。在拜占庭的鼎盛时期，得胜归来的皇帝们会带着胜利的象征物——身披枷锁的被征服的外国国王、重新夺回的圣物遗迹、大象、身着奇装异服的蛮族奴隶、堆满战利品的马车，以及威武雄壮的帝国军队——从这里盛装经过。到1453年，黄金门的黄金和很多装饰物都已经没了踪影，但城门作为一座伟大的纪念碑，仍然昭示着罗马人的光荣。

陆墙划定了城市发展成熟后的界线，它虽然被冠以孩童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名字，但主持建造陆墙的其实是5世纪初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安特米乌斯，“当时最睿智的人之一” 。城市之所以能延续上千年，要无限感激他的高屋建瓴。于413年建成的第一道城墙震慑了匈人的君主阿提拉（绰号“上帝之鞭” ），令他在447年放弃攻打城市。阿提拉蹂躏邻近的色雷斯的同一年，城墙因为严重地震而坍塌，全城人立刻行动来应对这个危机。1.6万名市民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惊人地完全重建了城墙，不仅恢复了安特米乌斯的最初设计规模，还增加了一道同样带有一连串塔楼的外墙、一道防护性的胸墙，以及一道砖砌的壕沟（即护城河），构成了一道极其复杂、令人生畏的可怕障碍。此时，城市西部的防御体系包括了192座塔楼，分为5个独立防区，纵深200英尺，从壕沟底部到塔楼顶端的高度为100英尺。这项丰功伟业被记载在一道充满夸耀的铭文中：“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君士坦丁 成功地建起了这些强大的城墙。甚至帕拉斯 也无法如此迅速地建成如此强大的堡垒。”

建造完备的狄奥多西城墙凝聚了火药时代之前希腊—罗马世界关于城防的军事工程学的全部智慧。防御体系的核心仍然是安特米乌斯建造的内墙：内墙内部是混凝土，然后在内外两面都覆上附近采石场出产的大块石灰岩，并插入砖块，以便让整个结构更加巩固。城墙顶端的作战平台得到城垛的防护，从下面有阶梯通往顶端平台。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塔楼并不是与城墙连为一体的，这就可以保证塔楼与城墙可以各自稳固沉积下来，而不至于破裂。塔楼高达60英尺，包括两个房间；楼顶是平的，可以在上面安放投掷石块和希腊火的机械。哨兵们在塔楼顶端持续不断地扫视着地平线，夜间则与城墙沿线其他塔楼的哨兵互相呼喊，以防止入睡。内墙的高度是40英尺；外墙要低一些，只有大约27英尺，所以外墙上的塔楼也比内墙塔楼要低。内外两道城墙之间有宽60英尺的平台，防守外墙的士兵就集结在那里，随时准备与敌人短兵相接。在外墙脚下，还有一道宽60英尺的平台，任何越过壕沟的侵略者都将在这里惨遭屠戮。砖砌的壕沟又是一道宽60英尺的屏障，内侧沟边筑有一道护墙；1453年的时候，壕沟是部分有水还是完全干涸，我们不得而知。防御体系的纵深之大和复杂程度、城墙的坚固以及居高临下的优势使得狄奥多西城墙几乎坚不可摧，中世纪的只拥有传统攻城武器的军队奈何它不得。

陆墙上开有一系列城门。有些城门通过建在壕沟之上的桥梁通往周边的乡村，这些桥梁在围城之前就会被摧毁；其他城门仅供军用，将各层城墙之间连接起来，方便部队在防御体系内部迅速调动。城墙上还有一些辅助性的边门，但拜占庭人时刻牢记这些边门对城市的安全构成的威胁，因此对它们的管理非常严格。总的来讲，城墙沿线的民用和军用城门是间隔分布的，军用城门用数字编号，民用城门则取了名字。比如，“泉源之门”得名自城外的一处圣泉；还有“木竞技场门”“军靴匠门”“银湖门”，等等。有些城门名字的最初含义已经被遗忘，于是人们给它们取了新名字。第三军用城门也被称为“红党门”，得名自君士坦丁堡早期历史中的一个赛马场派别；而“查瑞休斯门”（查瑞休斯是另一个派别——蓝党的领袖）也叫“墓地门”。防御体系内部还建造了一些值得一提的建筑，体现了拜占庭内在的矛盾。在靠近金角湾的地方，布雷契耐皇宫就偎依在城墙后，据说这座宫殿曾经极其华美，到访的外国人找不到言辞来形容它；布雷契耐皇宫旁边是阴暗而悲戚的阿尼玛斯监狱，这是一座恶名昭彰的地牢，拜占庭历史上一些最恐怖的插曲就发生在这里。约翰五世在这里把他的儿子和3岁的孙子的眼睛戳瞎；拜占庭最臭名远扬的皇帝之一——“可怖的”安德罗尼库斯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然后被一匹生疥癣的骆驼背着，在群众的嘲讽中被押往赛马场，然后在那里被头朝下地吊挂在两根廊柱中间，继而在戏谑声中惨遭屠戮。

城墙的历史如此悠久，不少地段都与厚重的历史、神话和半被遗忘的传说紧密联系。几乎所有地点都曾经历过这座城市历史的一些戏剧性时刻——可怕的背叛、神奇的解救，以及死亡。628年，希拉克略通过黄金门带来了真十字架。967年，离心离德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在泉源之门被愤怒的暴民用乱石击毙。1261年，市民们从城内打开了泉源之门，迎接东正教皇帝的归来，摆脱了拉丁人的统治。450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城外山谷坠马负伤，奄奄一息地被人从第五军用城门抬进城。12世纪，有预言称，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将利用木竞技场门来攻打城市，于是人们将这座城门封闭了。

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外，没有任何一座建筑能比城墙更强烈地体现君士坦丁堡人民的精神生活。如果说教堂是他们对天堂的憧憬，城墙则是他们抵御敌对力量攻击的盾牌，并且得到圣母的亲自佑助。在围城期间，人们会持续祈祷，并把圣母的遗迹圣物抬到城墙上巡游；信徒们认为，这比军事准备更有效。这些活动笼罩在强大的精神能量场之下。圣母的袍子被保存在城墙附近布雷契耐的教堂。人们相信，就是它的神奇力量在626年逐退了阿瓦尔人，在860年打跑了俄罗斯人。军事工程的作用则是次要的。人们看到守护天使出现在城墙上的幻象，皇帝们将大理石十字架和祈祷词嵌入外城墙表面。在城墙中心附近有一个简单的护符，表达了君士坦丁堡最深的恐惧：“哦，我主基督，保佑你的城市免于苦难、远离战争吧。征服敌人的狂暴。”

同时，对城墙的维护保养是城市最关键的公共工作，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参与，没有任何例外。不管拜占庭国家财政多么糟糕，总是能够募集到金钱来修补城墙。朝廷为维护城墙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总体负责城墙事务的官员拥有“城墙伯爵”的威风凛凛的头衔。流逝的岁月和不断的地震持续令塔楼破裂、石料崩塌，人们不断地进行修理，城墙上留下了大量纪念修理工作的大理石碑文。这些碑文中最早的是在447年的首次重建中留下的，最晚的则是1433年对外墙全面翻新时的纪念。1453年围城前的最后几次维修时留下的碑文表达的意思是，人神共同努力来维护城市之盾。碑文写道：“1438年5月，在最虔诚的两位君主约翰 和玛利亚·帕里奥洛格斯治下，由曼努埃尔·布兰尼乌斯·莱昂塔里合作和出资，对这座赋予生命泉水、受上帝保佑的城门进行了重建。”

或许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比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更能总结出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攻城战的真相。这座城市几乎一直处在围攻之下；它的防御反映了城市的内在特征和历史——君士坦丁堡混合了自信与宿命论、神圣的灵感和务实的技能、悠久历史和保守心态。和城市本身一样，城墙长期以来一直傲然屹立；地中海东部的人们估计，这城市和城墙将永远如此屹立下去。防御工事的结构在5世纪就已经成熟，后来的变化极小；建筑技术非常保守，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时代。筑城技术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发展，因为攻城战术的演化一直处于停滞。基本的攻城技术和装备——封锁、挖地道和爬城、攻城锤、投石机、攻城塔、地道和云梯——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守城一方永远占据优势；君士坦丁堡靠近海岸的地理位置更是一大优势。曾经兵临陆墙之下的敌军都不曾成功地突破多层防御体系；同时，城市为了应付不时之需，总是把蓄水池装满淡水，粮仓储满粮食。阿瓦尔人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投石机，但它们的抛射轨迹过于弯曲，破坏力微不足道，无法打破城墙。阿拉伯人则被大批冻死。保加尔人克鲁姆汗 尝试了魔法——他用活人祭祀，并向他的士兵们抛洒海水，也无济于事。甚至君士坦丁堡的敌人们也渐渐相信，这座城市得到了神助。只有拜占庭人自己曾经成功地从陆墙一面攻破城市，而且总是依靠诡诈的奸计。最近几个世纪乱七八糟的内战中，多次发生里应外合、在夜间打开城门的事情。

陆墙只有两个地点具有潜在的弱点。在中段，地势沿着一条长长的山谷下降，一直到里卡斯河，然后在河对岸又逐渐升高。因为城墙是建在地势下降的山坡上的，那一段的塔楼就不再是制高点，比远方山峰要低。敌人如果占据了那山峰，就掌握了制高点。另外，里卡斯河通过涵洞被引入城内，因此在那个地段没办法把壕沟挖得很深。几乎所有的攻城军队都发现这一地区是个薄弱环节，虽然从未有人成功过，但还是给进攻者带来一线希望。城防体系的第二个异常环节位于北端。内外三层的城墙的规则体系在接近金角湾时突然发生中断。城墙的周界突然向外拐了一个直角，把一块额外的突出地域包含在内。从这里到金角湾海边的400码距离上，城墙变成了形状不一的堡垒和墙段的大杂烩，虽然是非常巩固地建在露出地表的巨岩之上的，但在大部分地段只有一道防线，而且没有挖掘壕沟。这一段城墙如此建造，是为了将布雷契耐的圣母神龛包含在城内。起初，包含神龛的教堂处于城墙之外。拜占庭人最初认为，圣母的保佑已经足以保护教堂，这真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逻辑。626年，阿瓦尔人几乎将教堂烧为平地——神龛则被圣母自己救下——于是拜占庭人修改了城墙的走向，把教堂纳入城墙之内，布雷契耐宫也建在这一块土地上。1452年夏季，穆罕默德二世侦察地形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这两个薄弱环节。两段城墙呈直角相交的地点将吸引他特别的注意力。

君士坦丁堡市民在朱斯蒂尼亚尼指挥下修补城墙，并抬着圣像在城墙顶端游行。他们对城墙的防护力信心十足，这是可以理解的。亘古不变、威严宏伟而坚不可摧的城墙一次次证明，一支小规模的守军就足以阻挡庞大的攻城军队，直到后者的意志力被围城战的后勤负担压垮，或者士兵因为痢疾溃散，或者军心涣散。城墙虽然有些部分有所损坏，但基本上还是巩固的。于15世纪30年代访问君士坦丁堡的布罗基里埃发现，甚至较薄弱的直角处也“受到坚固高墙的防护” 。但守军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为之准备的战争发生在一场技术革命的巅峰时刻，这场革命将深刻地改变攻城战的规则。

没人确切地知道，奥斯曼人究竟在何时获得了火炮技术。火药武器大约在1400年前后通过巴尔干传入奥斯曼帝国。按照中世纪的标准，这种新技术的传播极其迅速，最早的关于火炮的书面记载是在1313年，到1326年就有了最早的描绘火炮的图画，而到了14世纪末，欧洲全境就已经在大量制造火炮。在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生产铁制或铜制火炮的小型工坊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与之相关的工业也迅速发展。硝石“工厂”大量兴建起来；中间商进口铜和锡；熟练工匠们将他们的金属铸造技术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从实际效果上讲，早期火药武器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在阿金库尔战役 中，英军除了长弓之外还部署了野战火炮，但后者对战局影响甚微。这些武器非常笨重，准备起来无比烦琐，瞄准精度极差，对己方炮手的危险和对敌人一样大。但炮火无疑具有一种震撼的心理效果。在克雷西战役 中，英王爱德华三世“以五六门火炮让法军大乱，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些发出隆隆巨响的机器” 。1382年，菲利普·范·阿尔特维尔德 的荷兰巨炮“开炮时发出如此巨响，似乎地狱中的所有魔鬼都在喧闹” 。这些早期的记载常常用地狱的比喻来描述火炮。这种“战争的恐怖工具” 的雷鸣般巨响让人不禁联想到地狱：火炮打乱了自然秩序，彻底断送了骑士风尚。早至1137年，教会就禁止将火药用于军事用途，还彻底禁止使用弩弓，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魔仆已经出瓶了。

到1420年，除了攻城战之外，火炮对作战的贡献还是极小的，但此时奥斯曼人开始对火炮兴趣盎然。他们攻入巴尔干后，缴获了相关的资源，俘虏了一些工匠，开始制造自己的火炮。他们兴办了铸炮厂，开采铜矿，建立了火药厂；雇用了技能熟练的铸造工人、石弹切割工人和硝石制造工人。奥斯曼人学习得非常快。他们极其擅长吸收新技术，并将有技术的基督徒吸纳进他们的军队，同时训练自己的士兵。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建立起了炮兵的基础设施，在近卫军中组建了炮兵部队和炮车车夫的队伍。与此同时，虽然教皇禁止向异教徒出口火炮，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还是将武器运往地中海东部。兜售技术的工匠们也热衷于将自己的一身本事卖给正在崛起的苏丹，于是纷纷来到奥斯曼宫廷。

1422年，穆拉德二世攻打君士坦丁堡，让后者首次尝到了奥斯曼人新技术的厉害。根据希腊人的记载，穆拉德二世带来了巨型“射石炮”（由德意志人指挥），轰击城墙，但炮击大体是无效的：70枚炮弹击中了一座塔楼，但没有造成显著的破坏。24年后，穆拉德二世再次用大炮攻打另一段城墙时，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15世纪40年代，君士坦丁十一世试图保护帝国所剩不多的几个行省之一——伯罗奔尼撒免遭奥斯曼人的侵袭，于是在科林斯地峡建造了一道长6英里的城墙（被称为“赫克萨米利翁”，意思是“6里”），从西海岸一直到东海岸，将半岛完全封锁。这是一项规模相当宏大的军事工程，被认为足以抵挡长期进攻。1446年12月初，穆拉德二世用长身管火炮攻打这道城墙，仅仅5天时间就将其突破。君士坦丁十一世险些丢掉了性命。

在1422年和1446年之间，奥斯曼人对火炮的认识大大加深了，而这个时期恰恰是火炮制造和火药技术演化的关键时刻。大约在15世纪20年代，欧洲的火药制造技术有了一个重要进展，大大增强了它的威力和稳定性。在此之前的普遍做法是将火药的原配料——硫黄、硝石和木炭分别储存在不同的桶内，要使用的时候才在现场将它们混合起来。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火药燃烧较慢，容易受湿气影响，而且各种原料很容易互相分开。15世纪初，人们通过实验发现，更好的生产方法是将原料混合成糊状，然后将其烘干，做成饼形，需要的时候就根据具体的用量从饼上取下颗粒。这种所谓“粒状”火药燃烧较快，威力比以往提高了30%，而且不容易受到潮湿环境的影响。有了新式火药，就能够以惊人的力量向一堵城墙发射重型炮弹。此时，长达16英尺、能够抛射750磅重的炮弹的巨型攻城炮也问世了。1412年，根特的巨型射石炮“疯女格丽特” 开火时的巨响似乎是“地狱的复仇女神发出的”，打垮了布尔日的城墙。但是，新式火药也增加了对炮手的风险，并影响了铸炮技术：炮管被铸造得更坚固也更长，新的趋势是将火炮整体铸造，因此炮身就必须用青铜铸造，于是造价也飙升了。铜炮的造价是锻造铁炮的三倍，但好处的确很多，昂贵的造价显然是值得的。自从号角的轰鸣令耶利哥的城墙 崩塌以来，优势首次转移到攻城的一方手中。在15世纪的欧洲，攻城大炮的怒吼此起彼伏，石弹不断轰击石墙，此前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众多堡垒骤然坍塌。

奥斯曼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技术进步。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境内的铜矿可以自给自足，而且拥有天然硝石。帝国通过征服或者贸易掌握了火药技术，然后建立起一些机构，将技术在自己的军队中推广。奥斯曼人很快就精通了火炮制造、运输和射击技术，而且在火药战争必需的深度后勤补给工作上首屈一指。要在指定时间将一个有战斗力的炮兵连部署到战场上，对中世纪的补给链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除了要运输笨重的火炮外，还要及时供应与火炮口径相符的足够数量的石弹以及火药。奥斯曼人从帝国全境搜寻人力和物资——从黑海获取炮弹，从贝尔格莱德获取硝石，从凡城 获得硫黄，从卡斯塔莫努 弄来青铜，通过海外贸易获取锡，将巴尔干的教堂铜钟熔化用于铸炮——并通过由大车和骆驼组成的陆路交通网分配和输送这些物资，这个运输网的效率是无与伦比的。深度的计划是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因此奥斯曼人在提出特殊要求的火药时代得心应手。

奥斯曼人吸收火炮技术的速度如此之快，到了15世纪40年代，显然就已经掌握了在战场上利用临时设施铸造中型炮管的技术。穆拉德二世将铸炮所需的金属原料运到了赫克萨米利翁，在那里就地铸造了很多长身管火炮。这使得奥斯曼人在攻城战中能够做到特别灵活机动：他们不是将现成的火炮拖到前线，而是更方便快捷地将火炮配件运往前沿，在那里组装；攻城结束后，如果需要，还可以将火炮拆解。在使用过程中炸膛的火炮（炸膛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可以快速得到修复，重新投入作战。在当时，现有的炮弹的口径与火炮可能并不完全相符，于是可以根据手头的弹药，对炮管量身定做（17世纪，在攻打克里特岛上的威尼斯城市甘地亚的史诗般大战中，奥斯曼军队仍然用到了这种方法。在21年的征战中，奥斯曼军队收集了3万发威尼斯制造的炮弹。奥斯曼人的火炮无法使用这些炮弹，于是他们铸造了新的炮管，来适应敌人炮弹的口径，并把它们派上了用场）。

对奥斯曼人来说，攻城炮似乎满足了游牧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特别需求：它迎合了他们对设防定居点的根深蒂固的敌视。草原游牧民族的后裔已经证明了自己在运动战中的持续优势，只有在面对定居民族的城墙时，他们才觉得棘手。有了火炮，他们就有可能速战速决，避免漫长的围城战。热爱科学的穆罕默德二世在观察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城墙时，立刻想到了大炮。他登基不久就开始试验铸造重型火炮。

拜占庭人也认识到了火药武器的潜力。在城内，他们也有一些中型火炮和火枪，君士坦丁十一世竭尽全力地储存相应的资源。他成功地从威尼斯人那里获得了火药供应，但他的帝国穷得叮当响，无力在昂贵的新式武器上大量投资。大约在1452年之前，一个名叫乌尔班的匈牙利铸炮工程师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在帝国宫廷飞黄腾达。像他这样四处兜售技术的人越来越多，在整个巴尔干到处寻找买家。他表示愿意为拜占庭人效劳，为他们铸造一体化的重型铜炮。囊中羞涩的皇帝对此人很感兴趣，但没有资源让他施展拳脚；皇帝给乌尔班发了一笔微薄的津贴，希望把他留在城内，但这津贴没有按时发放。这位不幸的工艺大师生活越来越拮据；大约在1452年，他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前往埃迪尔内，寻求觐见穆罕默德二世。苏丹欢迎了这个匈牙利人，赏赐他锦衣玉食，并仔细询问他。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对两人的会面作了生动的还原。穆罕默德二世问他，能否铸造一门足够强大的大炮，它能够抛射足够大的石弹，以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比画了一下他估计的石弹的尺寸。乌尔班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如果陛下需要的话，我可以铸造一门能够发射这种石弹的铜炮。我对城墙作了仔细观察。我的大炮不仅能把这些城墙炸为齑粉，巴比伦的城墙也不在话下。铸造这样的大炮所需的工作，我是完全胜任的。但是，”他急于对自己能打的包票加以限制，“我不知道如何让这样的大炮发射，所以不能保证一定能发射成功。” 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铸造大炮，并宣布他将亲自研究大炮的发射。

不管这次觐见的细节究竟如何，乌尔班大约在1452年夏季，也就是割喉堡施工期间，开始铸造他的第一门巨炮。大约这个时期，穆罕默德二世一定已开始大量储存制造大炮和火药所需的物资：铜和锡、硝石、硫黄和木炭。他可能还颁布圣旨，命令石匠们在黑海沿岸的采石场制造花岗岩弹头。三个月内，乌尔班就铸造出了他的第一门大炮。它被拖到割喉堡，用来监视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这门炮在1452年11月摧毁了里佐的桨帆船，并第一次将奥斯曼大炮的威名传遍了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一结果颇为满意，命令乌尔班将现有火炮的尺寸翻一倍，铸造一门真正恐怖的大炮，也就是后世巨炮的原型。

在乌尔班以前，奥斯曼人可能就已经在埃迪尔内铸造火炮了。乌尔班的贡献在于，他能够制造尺寸大得多的模具，并控制关键的变量。1452年冬季，他开始铸造很可能是史上最大的巨炮。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对这个无比艰苦、非同寻常的过程作了详细描述。首先，用陶土混合剁得很细的亚麻布和大麻，制造一个大约27英尺长的炮管形模具。模具分成两个部分，用来容纳石弹的前端的口径是30英寸；用于容纳火药的后端尺寸较小。然后需要挖掘一个巨大的坑，并将已经烧制完毕的陶土模具放入坑内，炮口朝下。然后在模具外再覆盖一层陶土，“就像剑鞘一样” ，并固定妥当，两层陶土之间留有空隙，用于注入熔化的金属。然后在整个结构的外围紧紧地堆砌“铁和木料、泥土和石块，从外面压紧” ，以支撑青铜的巨大重量。最后在模具上泼洒潮湿的沙子，将整个结构覆盖起来，只留下一个可供注入熔化金属的孔洞。同时，乌尔班建造了两座砖砌的熔炉（它的内外壁覆有烧制好的陶土，并用大石块固定），它们足以抵抗1000摄氏度的高温，并用小山一样的木炭将熔炉埋起来，“埋得非常深，只露出炉口” 。

中世纪铸造厂的运作险象环生。后世的奥斯曼旅行家艾弗里雅·切莱比参观了一座铸炮厂，把铸炮工作中人们的恐惧和蒙受的风险描绘了下来：

铸造大炮的日子，厂主、工头和铸造工人，以及炮兵总管大臣、主监察官、伊玛目 、宣礼员和计时员，全都聚集起来；在“安拉！安拉！”的呼声中，人们将木柴投入熔炉。熔炉烧了二十四小时之后，铸造工和司炉工都脱得赤条条的，只穿着拖鞋和保护胳膊的厚厚衣袖，戴着一种遮蔽面部而只露出眼睛的奇怪帽子；因为熔炉在烧了二十四小时之后，那高温让人无法接近，除非作这样的打扮。想看看地狱烈火是什么景象的人都应当看看这个场面。

人们判断熔炉内温度达到正确值的时候，工人们开始向坩埚内投入铜块，以及一些碎铜（对基督徒们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边角料可能是从教堂大钟上弄来的）。这项工作的危险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工人们需要将铜块一块块地投入沸腾冒泡的大锅，用金属长柄勺捞去在表面漂浮的废渣；锡合金发出有毒气体；如果金属碎片是湿的，它带入的水分就会化为水蒸气，导致熔炉破裂，站在附近的人全都得完蛋。重重危险让工人们非常迷信。艾弗里雅说，在需要投入锡块的时候，维齐尔、穆夫提 和谢赫 们都应招前来 ；除了铸造厂人员之外，到场的一共只有四十人。其他随从人员都不得入内，因为熔化中的金属是容不得恶眼注视的。厂主们会请求坐在离熔炉很远处沙发上的维齐尔和谢赫们一刻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一切权力和力量都属于安拉！”然后，工匠师傅们用木制铲子将好几英担 的锡投入熔化的黄铜的海洋。领头的铸造工向维齐尔和谢赫们说：“请以真正信仰的名义，向铜的海洋中投入一些金银币，作为施舍！”人们用船上的帆桁那么长的竿子将金银混入铜锡合金；竿子被熔化后，就立刻换上新的竿子。

一连三天三夜，若干组铸造工人一刻不停地操纵风箱，对点燃的木炭进行过热处理，直到目光敏锐的铸造师傅判断出，合金已经变成正确的炽热红色。连续好几星期的艰苦工作在这一周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做出精准的判断。“时限已到……铸造师傅和其他工匠师傅们穿上笨拙的毛毡防护服，用铁钩子打开熔炉口，并高呼‘安拉！安拉！’。液态金属开始流出，足以照亮百步之外的人脸。” 熔化的金属就像岩浆一样沿着陶土管道缓缓流动，进入大炮模具的孔洞。汗流浃背的工人们用非常长的木杆戳着黏滞的金属，把气泡戳破，因为气泡可能会导致金属在烧制时破裂。“青铜从管道中流入模具，直到将其注满，还溢出了一腕尺 。大炮就这样铸成了。” 紧压在模具外围的湿沙子会减缓冷却的速度，并阻止青铜在这一过程中破裂。金属冷却之后，人们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大炮（它就像是包裹在陶土茧里的幼虫）从地里挖出来，并用牛群将它拖到地面上。这是一个神奇的变化过程。

工人们将模具敲碎拆除，并对金属进行刮擦和打磨之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头恐怖而超凡的怪兽” 。原始的炮管在冬日阳光下呈现黯淡的光泽。它长达27英尺。由坚固的青铜铸就的炮管壁厚达8英寸，足以抵御火药爆炸的冲击力；炮管口径为30英寸，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手脚并用地钻入，能够发射圆周长达到8英尺、重量超过半吨的超重型石弹。1453年1月，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在位于埃迪尔内的新宫外进行一次试射。巨大的射石炮被拖曳到城门附近的指定位置。全城人都得到警告，次日“炮声将有如雷霆，大家务必多加小心，免得毫无准备、耳朵被震聋，或者孕妇被惊吓导致流产” 。这一天早上，炮手们给大炮装填了火药。一群工人将一块巨大的石弹抬入炮口，将它滚进炮管深处，稳妥地安放到火药室前方。炮手将点燃的火把伸向点火孔。一声巨响，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巨大的石弹呼啸出膛，在开阔的原野上飞了1英里，最后坠入松软的泥土，一直钻到6英尺深的地下。杜卡斯本人可能也目睹了这次试射。据他说，“这火药的威力如此巨大” ，甚至10英里外也能听得见爆炸声。穆罕默德二世则特意让人们将关于恐怖巨炮的消息传回君士坦丁堡：巨炮不仅是实用的武器，也是心理战的利器。在埃迪尔内，乌尔班的铸造厂继续生产尺寸各异的更多火炮；它们都没有第一门那么庞大，但也有不少身管长度超过了14英尺。

2月初，奥斯曼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将乌尔班巨炮从埃迪尔内运往君士坦丁堡（路程为140英里）的巨大的实际困难上。大批人员和牲畜被分配去执行这个艰巨任务。人们用铁链将许多大车锁在一起，艰难地将巨大的炮管装载到车上，然后用60头公牛拖曳大车。大车嘎吱作响地在起伏延绵的色雷斯乡间蹒跚前进，200人专门负责扶着炮管，还有一队木匠和劳工负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巨炮以每天2.5英里的速度向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缓缓前进。 8gVJZK8KSWY6wQpgDKd8+lWpRnPHWju6u6NwE/fNh2OaLDaEajkoeb9uKi2MH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