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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教堂

1452年11月～1453年2月

君士坦丁十一世从西方获得援助和有效地组织城防的主要困难可以上溯到将近400年前一个夏天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尽管它的真正原因甚至更为古老。

1054年7月16日，下午3点左右，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当教士们在准备下午的礼拜仪式时，三名高级教士身着全套圣服，从西面的一扇大门走进了教堂，刻意地走向祭坛。聚集在教堂内的信徒们注视着他们。这三人是罗马教皇派来的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任务是与东方教会的兄弟们解决神学争端。其中为首的教士名叫穆瓦昂穆蒂耶的安贝尔 。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但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后，在这一天的下午，他们终于丧失了耐心，决定采取行动。安贝尔手中文件的内容将对基督教的统一产生爆炸性效果。他走入圣殿，将绝罚诏书放到主祭坛上，敏捷地转过身来，扬长而去。这位生性执拗的红衣主教高视阔步地走进夏日的明媚阳光，甩去脚上的灰尘，大声宣布：“愿上主临鉴，评判我辈！” 一名教堂执事手里挥舞着诏书，跑上大街，追上安贝尔，恳求他将诏书收回。安贝尔拒绝了，继续往前走，不再理会诏书的存在。两天后，三位红衣主教乘船返回罗马；君士坦丁堡大街上爆发了激烈的宗教暴乱，东正教会宣布将教皇代表团逐出教门，才把暴乱平息下来。教皇的绝罚诏书被当众烧毁。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所谓东西教会大分裂的源起，它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严重的伤痛——两大教会的互相绝罚直到1965年才被撤销，但伤痕是不可磨灭的。对于1452年冬天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

事实上，1054年的事件不过是两种信仰方式酝酿了几百年的漫长分离过程的总爆发。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有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在东方，教会的语言是希腊语；西方则是拉丁语。信仰形式不同，教会组织方式不同，对教皇角色的看法也不同。一般来讲，拜占庭人将他们的西方邻居视为粗鲁的野蛮人；拜占庭人与邻近的穆斯林的共同点要比与大海对岸的法兰克人多得多。但东西方矛盾的中心是两个关键问题。东正教会愿意接受教皇在诸位牧首中占据特殊地位的观点，但对教皇尼古拉一世于865年表达的观点——教皇拥有统领“整个世界，也就是整个教会” 的权力——非常恼火。东正教会认为这是专制暴君的傲慢。

第二个问题是信条上的。天主教会的绝罚诏书指控东正教会将信条中的一个重要的词忽略了，这个问题对热衷于神学问题的拜占庭公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貌似单纯无害的拉丁词语“filioque”（意思是“和圣子”）其实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最初的尼西亚信经是这样的：“我信圣灵，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所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西方天主教会在信条上增加了一个词“filioque”，使得信条变成了“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后来罗马教会甚至开始指控东正教会省略这个词是弥天大错。东正教会则反驳称，增加这个词在神学上是说不通的；圣灵仅来自圣父，增加“圣子”是异端思想。就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君士坦丁堡街头的暴乱。

随着时间流逝，东西方的隔阂越来越深，尽管也有人努力弥合双方的矛盾。1204年，基督教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教皇英诺森三世称此次洗劫为“毁灭的例证、黑暗力量的行径” ），更使得拜占庭人对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东西都深恶痛绝。由于这次洗劫，意大利各城邦从拜占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让拜占庭人咬牙切齿。1340年，卡拉布里亚的巴尔拉姆 向教皇本笃十二世进言：“让希腊人反对您的并非宗教信条的分歧，而是对拉丁人的仇恨。这种仇恨已经深入希腊人的骨髓，因为希腊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了拉丁人的很多残酷的侵害，并且今天仍然受到这种侵害。” 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宗教信条对君士坦丁堡平民的信仰方式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自己的历代皇帝也曾多次改变信仰方式，但平民一直予以阻挠，死守自己的古老信仰，这种执拗和固执己见已经成为拜占庭历史这块马赛克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15世纪，奥斯曼帝国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连续多位拜占庭皇帝不断奔向西方，展开一系列令人心力交瘁的求援行动。15世纪20年代，皇帝约翰八世访问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匈牙利的天主教国王提议，如果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联合，并向教皇及其信条宣誓效忠，就更容易得到西方的支持。对拜占庭皇室来说，与西方联合一直是潜在的政策工具，也是信仰问题：基督教世界联合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威胁曾多次遏制住了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入侵（约翰八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在临终前给了他的孩子们一条典型拜占庭式的建议：“土耳其人开始惹是生非的时候，就立刻派遣使臣到西方，主动提出愿意与西方联合，并尽可能地拖延谈判，拖得越久越好。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我国与西方联合，会变得通情达理；但由于拉丁各国的敌意，这种联合是不会实现的！” ）。这条建议在过去非常有用，但随着奥斯曼人越来越强大，拜占庭人的计谋常常取得与他们的意愿完全相反的效果：与西方联合的努力越来越刺激奥斯曼人的武装干预。但对约翰八世来说，虽然他害怕得罪奥斯曼人，同时对自己的臣民又不信任，但敌人敲打城门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当教皇尤金四世提议在意大利召开会议，共商东西方教会联合事宜时，约翰八世于1437年11月乘船前去开会，让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担任摄政王，管理都城。

这次佛罗伦萨会议非常拖沓，与会者互相充满敌意，一直开到1439年6月才结束。会议最终宣布，东西方教会已经正式联合。整个欧洲的教堂都敲响了大钟，甚至远至英格兰也敲钟庆祝。与会的东正教代表只有一人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的文本经过了精心设计，特意对一些关键问题做了模糊处理：教皇对至高无上权力的主张以及“filioque”的概念都得到了认可，但并不要求东正教会在自己的信条里加上这个字。但是，协议墨迹未干，希腊人就开始摒弃对它的认可。君士坦丁堡城内，东正教信众充满敌意地迎接了返回的代表团；在协议上签字的很多代表马上翻脸不认账。东正教牧首们拒绝接受代表团的决定；下一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格列高利·玛马斯是支持与西方联合的，他非常不受民众欢迎，也根本无法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庆祝联合的成功。联合的问题让城市分为两个敌对阵营：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信任的绝大部分贵族、军官和公务人员都支持联合；教士和平民只有少部分人支持联合。群众认为这个联合是奸诈的法兰克人强加给他们的；而且他们的永恒灵魂也因低贱和物质至上的动机而受到了威胁。民众极其仇视天主教会：他们已经习惯于将教皇和敌基督画等号，将教皇称为“恶狼、毁坏世界者” ；市民们喜欢给他们的狗取名叫“罗马教皇”。市民们组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无产阶级：赤贫、迷信，容易受人煽动去制造哗变和混乱。

君士坦丁十一世登基伊始就继承了无休无止的宗教纷争，这在拜占庭的漫长历史上也是非常典型的。一千一百年前，君士坦丁大帝也曾受到宗教信条纷争的困扰。君士坦丁十一世是个军人，而不是神学家，他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态度完全是务实的。他只有一个执着的目标：挽救这座城市，因为它的古老遗产被交到了他的手中。如果与西方联合有助于这个目标，就这么办好了，尽管市民们因此对他颇为不满。他的皇权和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他在米斯特拉斯登基时并没有接受过正式加冕。加冕仪式本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但人们强烈地感到，如果由一位主张联合的牧首为一位赞同联合的皇帝加冕，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暴乱。于是加冕仪式就被悄悄地搁置了。很多市民拒绝在祈祷时为新皇帝祈福，佛罗伦萨会议上的一名主要的反对者乔治·斯科拉里奥斯退隐到一座修道院，改名为真纳迪奥斯，开始组织反对联合的教士会议，进行抵抗。1451年，牧首格列高利厌倦了这些无休无止的敌对，前往罗马，在那里将反对联合派的活动情况全都告知教皇尼古拉五世。君士坦丁堡城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格列高利的牧首职位。于是从此刻起，君士坦丁堡既没有完全合法的皇帝，也没有牧首。

与穆罕默德二世爆发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大，君士坦丁十一世向教皇发出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求救；他不甚明智地在书信中加入了反对联合派提出的召开新的宗教会议的要求。格列高利报告的教会联合在君士坦丁堡的执行情况让教皇尼古拉五世更加强硬，他也不愿意继续忍受故态复萌的希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支吾搪塞。尼古拉五世的回复是非常冰冷的：“如果你，你的贵族，以及君士坦丁堡人民接受教会联合，你们会发现，我们和我们可敬的兄弟们，即神圣的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们，永远愿意支持你的荣誉和你的帝国。但假如你和你的人民拒绝接受联合的诏令，我们将被迫采取对你们的灵魂得救和我们的荣誉必需的措施。” 教皇的威胁只是让拜占庭的反对联合派更坚定了决心，他们继续活动，暗地破坏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城内的地位。1452年9月，一名反对联合分子写道：“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仍然没有加冕，因为教会没有领袖，而且由于虚假的联合造成的动荡和混乱，教会也乱作一团……这个联合是邪恶的，受上帝憎恶，分裂了教会，驱散了教会的孩子们，把我们完全摧毁。实话实说，这是我们所有其他灾难的来源。”

在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决心采取措施，强制执行佛罗伦萨会议的决议。他决定派遣一名教皇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确保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庆祝联合的成功。他选择的特使是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前任基辅主教。伊西多尔是拜占庭人，对当前问题的微妙性有着最直接的了解。在佛罗伦萨会议上，他是主张东西方教会联合的。他返回基辅之后，他的东正教信众抛弃了他，并将他囚禁起来。1452年5月，他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随行的有200名弓箭手（军饷由教皇支付），作为他此次神学使命的军事支持。途中，他遇见了莱斯博斯岛的热那亚人主教——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此人对后来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有积极投入但偏见很深的评论。反对联合派已经得到了此二人即将到来的预警，君士坦丁堡城内也因此更加动荡。真纳迪奥斯公开发表了攻击联合的恶毒演说，从正午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到晚上。他恳求民众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寄希望于价值甚微的物质上的援助。但在1452年10月26日，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在君士坦丁堡登陆时，护卫他的一小队弓箭手让民众产生了敬畏之情。这一小队人马或许只是强大援军的先遣部队。于是，很多人一下子又见风使舵地转为支持联合。在一段时间内，这座反复无常的城市的民意发生了拉锯战。反对联合派被指责为不爱国，但人们看到没有更多船只运载援军抵达，于是又重新回到了真纳迪奥斯的阵营。反对联合派发动了暴动。莱奥纳德尖锐地要求君士坦丁十一世逮捕暴乱的幕后元凶。他悲哀而愤怒地抱怨道：“除了……少数僧侣和俗人，所有希腊人都被骄傲迷了心窍，因此没有人会被对真正信仰的热忱或他自己的灵魂得救而驱动，去第一个摈弃自己原先固守的成见。” 君士坦丁十一世拒绝听取他的建议；他担心城市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混乱。相反，他还召集了反对联合派人士到宫中，听取他们的反对意见。

十天后，割喉堡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城里。里佐及其船员的悲惨命运被公之于众后，群众陷入了新一轮的恐慌。联合派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真纳迪奥斯再次慷慨陈词，抨击墙头草：西方的援助会让他们丧失自己的信仰，援助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他自己不愿和西方扯上任何关系。有一件事情比城市陷落更让真纳迪奥斯担心：他真真切切地相信，世界末日已经迫在眉睫。他希望东正教会能够以纯洁无瑕的灵魂迎接最后审判。街头爆发了更多的骚动。僧侣、修女和俗人跑来跑去，争相呼喊：“我们不要拉丁人的帮助，也不要和拉丁人联合；让我们彻底清除异端崇拜。” 虽然真纳迪奥斯在煽风点火，但战战兢兢的民众似乎渐渐地决定（虽然很不情愿）接受佛罗伦萨会议的决议，至少是暂时接受。拜占庭人以货真价实的诡辩术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辩解（他们这种狡辩的本事也算是“优良传统”了）：变通教义。这条教义允许信徒为了保证生存而暂时接受非正统的神学观点。天主教会对这种神学手段火冒三丈。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则认为强制执行联合、拯救希腊人受威胁的灵魂的时机业已成熟。

在这种充满恐惧和宗教狂热的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庆祝联合的礼拜仪式于1452年12月12日（这是深冬的一个冷寂日子）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式举行。“教士们极其庄严，可敬的俄罗斯红衣主教（即伊西多尔）也在场，他是被教皇派来的；还有最崇高的皇帝和他的所有显贵，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全体人民。” 联合诏令被当众宣读，祷词中加入了为教皇以及不在场的牧首格列高利祈福的环节，但礼拜仪式的细节对很多在场观看的希腊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礼拜语言和仪式是天主教的，而不是东正教的；圣体包含了未发酵的面包（这在东正教看来是个异端），冷水被倒进杯子，与葡萄酒混合。伊西多尔写信给教皇，报告了自己使命顺利完成的情况：

君士坦丁堡全城与天主教会联合了；礼拜仪式中为您祈福；而最可敬的格列高利牧首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任何教堂都不曾为他祈福，甚至他自己的修道院都没有；现在，联合完成后，全城也为他祈福。从最低贱的到最高贵的，包括皇帝本人，全城人都团结一致，信奉天主教。感谢上帝。

据伊西多尔说，拒绝参加联合的只有真纳迪奥斯和其他八名僧侣。这很可能是伊西多尔一厢情愿的想法。一位在场的意大利人记载道，那一天全城陷入了哀恸之中。礼拜仪式期间显然没有发生暴乱。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东正教信众硬咬着牙参加了礼拜，然后成群结队地前往全能之主修道院，去找真纳迪奥斯咨询。真纳迪奥斯已经成为东正教事实上的精神领袖和等待登位的下一任牧首。但他退回了自己的小房间，保持缄默，不肯出来。

从此以后，东正教徒摒弃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认为它“比犹太会堂或古代异教神庙好不到哪儿去” 。他们只在城内正儿八经的东正教教堂做礼拜。没了牧首和信众，巨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陷入了黑暗和沉默。持续不断的祈祷声消失了，曾经照亮穹顶（那就像“整个浩瀚夜空，装点着闪闪发光的星辰” ）的成千上万盏油灯也噼啪作响，相继熄灭了。联合派的礼拜仪式很少有人参加，聚集在圣殿前的人寥寥无几。鸟儿哀戚地在教堂中殿周围振翅。东正教徒们感到，真纳迪奥斯的严词谴责被证明是正确的：并没有强大的援救舰队从马尔马拉海驶来，保卫基督教世界。从此以后，联合派和东正教徒之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隔阂比以往更深，基督教方面对围城战的所有记载都反映出了这一点。东西方的大分裂将给君士坦丁十一世守城的努力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

1452年11月1日，真纳迪奥斯在自行与世隔绝之前，在全能之主修道院大门上贴了一份宣言。它读起来像是预言，充满了世界末日降临的阴郁和自我辩解：

可悲的罗马人，你们竟如此误入歧途！你们背离了希望——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给人希望——而信任法兰克人的力量。你们的城市很快就将毁灭殆尽。除了城市之外，你们还丧失了真正的宗教。哦，上帝，怜悯我吧。我在你面前发誓，我在此事上是纯洁无辜的。悲惨的公民们，小心注意你们今天所行之事。你们将面临奴役；你们否认了先祖传下来的真正的信仰。你们供认了自己的不虔诚。你们接受最后审判时必将遭受磨难！

在150英里之外的埃迪尔内，穆罕默德二世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避免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哈利勒帕夏因此主张继续实行和平政策：任何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企图都可能使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将保卫君士坦丁堡的事业变成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契机。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君士坦丁堡城内传来的消息给了他希望，鼓励他大胆行事。

在冬季的短暂白天和漫长夜晚，苏丹一直在思忖自己的征服梦想。他对此十分执着，但又犹豫不决。他在埃迪尔内的新宫殿开始动用帝国权威，继续对亲兵部队进行改革，并操纵货币的含银量，以支付所有行动的开支。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了一群意大利谋臣，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西方时局以及军事技术的情报。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关于防御工事和攻城战的插图版专著。他焦躁不安、兴奋狂热而又踌躇不定。他咨询占星家，在自己脑子里设计打破君士坦丁堡城防的方法，与宣称不可能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年迈维齐尔们的保守智慧搏斗。同时，他研究奥斯曼历史以及此前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极其仔细地检查这些战役失败的原因。他在夜间无法入眠，就整夜地绘制君士坦丁堡防御工事的草图（夏天时他曾亲自对其做过观察），并设计攻打这些工事的策略。

史学家杜卡斯对苏丹的这些如痴如狂的黑暗日子作了生动的描绘。他笔下出现的是一位行事诡秘、疑心极重、被野心吞噬的苏丹，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可能为了他的基督徒读者而作了夸张处理。据杜卡斯记载，穆罕默德二世常常在夜间乔装打扮为一名普通士兵，在大街上游荡，在市场和客栈里聆听人们关于他的闲聊。如果有谁认出了他，并愚蠢地按照礼节高呼万岁，穆罕默德二世就会把这人刺死。这种故事口口相传，有无数版本，迎合了西方人对嗜血暴君的想象。根据传说，一天夜里，将近凌晨时分，苏丹派遣宫廷卫兵去传唤哈利勒。他或许把哈利勒视为他的宏图大略的最大障碍。年迈的维齐尔听到传唤，不禁浑身战栗。在这个时间被叫去觐见“真主在人间的影子”可不是什么好的预兆。他拥抱了妻子儿女，似乎在做最后一次道别，然后跟随卫兵前去，手里端着一个装满钱币的托盘。杜卡斯暗示，哈利勒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曾收受了希腊人的很多贿赂，劝说穆罕默德二世不要开战，尽管这一点是真是假，永远不可能澄清了——哈利勒自己富可敌国，曾经借钱给老苏丹，即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哈利勒来到苏丹寝宫时，发现穆罕默德二世已经起床，穿戴整齐。老人匍匐在地，举起托盘。“这是什么？”穆罕默德二世问道。“陛下，”哈利勒答道，“根据惯例，一名贵族在非同寻常的钟点被主公传唤，是不能空着手来的。”“我不需要礼物，”穆罕默德二世说，“把那座城市给我就行了。”哈利勒被此次奇异的传唤和苏丹狂热的面容吓得毛骨悚然，表示全心全意地支持苏丹的计划。穆罕默德二世最后说道：“我们将信任寄托于真主的许可，以及先知的祈祷，我们将占领那座城市。”然后允许魂不附体的维齐尔回家。

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大约在1453年1月前后，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了大臣，发表了决意开战的演说。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把这份演说记载了下来。苏丹将君士坦丁堡问题放置到了奥斯曼人崛起的整个历史背景中。他十分清楚，50年前，奥斯曼帝国羽翼未丰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煽动了帝国的灾难性内战，给帝国带来了极大损害；他也明白“君士坦丁堡从未停止向我们进军，不断地挑动和教唆我们的人民互相残杀，推动混乱和内战，损害我们的国家。” 他担心，君士坦丁堡将来仍然会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国家之间无休止战争的动因。一旦将其占领，它将成为帝国的中心，“但如果没有它，或者让它继续当前的状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随时可能丧失，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大臣们也一定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君士坦丁十一世还企图利用奥尔汗来破坏帝国的稳定。苏丹努力推翻可以一直上溯到阿拉伯人攻城时期的旧观念：要攻破君士坦丁堡是不可能的。他对城内近期事态了如指掌；他知道，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市民们“正像不共戴天的死敌一样为了宗教信念的分歧而互相斗争，他们的内部组织因此充满了煽动和动荡”；并且，和往昔不同的是，今天基督徒已经不再控制海上航道。苏丹还谈及了圣战传统——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今天的穆斯林有义务开展圣战。穆罕默德二世还特别强调了尽快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要求务必迅速地集中全部可用资源，决战决胜：“为了这场战争，我们要投入全部力量，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金钱、武器或其他物资，都不能吝惜；直到我们占领或者摧毁城市，其他任何事情都算不得重要。” 这是开展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召唤，似乎已经说服了所有人。战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

正如阿拉伯人在717年经历的那样，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冬天可能会惊人地严酷。从地理位置上讲，君士坦丁堡突入海峡，暴露在从黑海刮来的猛烈北风之下。这里空气潮湿，气温会降到零下，寒风刺骨。一连几周的绵绵苦雨将街道化为泥坑，地势陡峭的小巷可能会突然暴发洪水。暴风雪突如其来，将半英里之外的亚洲海岸完全抹平，然后又迅速消逝。有时浓雾会笼罩城市很多天，诡异的死寂似乎控制了整座城市，教堂钟声传不远，公共广场上的马蹄声也十分模糊，似乎马蹄上包裹着毛毡。1452～1453年的冬天，君士坦丁堡的天气尤其恶劣和多变。人们观察到“罕见而奇异的地震和大地颤动，天上降下电闪雷鸣，十分可怕，以及狂风、洪水和瓢泼大雨” 。恶劣的天气让大家的心情更加糟糕。没有任何基督教船只前来救援，以兑现联合派的诺言。城门仍然紧闭，从黑海来的粮食供应也由于苏丹的遏制而逐渐停止。普通市民整天聆听东正教教士们的宣讲，在酒馆里狂饮没兑水的葡萄酒，并向圣母像祈祷，求她保佑城市，就像当年在阿拉伯人围攻时那样。人们陷入狂热，对自己灵魂的纯洁极其关注，无疑是因为受到了真纳迪奥斯谴责的影响。参加联合派主持的礼拜仪式，或者从一位曾参加联合礼拜的教士那里接受圣餐（哪怕他仅仅是仪式的旁观者）都被认为是罪孽。君士坦丁十一世骑马走过大街时受到公开的嘲讽。

虽然大环境不理想，皇帝还是竭尽全力地准备城防。他派遣使节去爱琴海岛屿及更远方收购食物：“小麦、葡萄酒、橄榄油、干无花果、鹰嘴豆、大麦和豆类。” 同时开始修补防御工事（陆墙和海墙）中年久失修的地段。他们缺少优质石料，也没办法从城外的采石场获取原料，于是不得不从废弃的建筑物和被抛弃的教堂上拆取建材；甚至古老的墓碑也被加以利用。陆墙前方的壕沟被清理干净；虽然民众有所保留，但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是说服他们参加劳动。通过公开募集行动，朝廷从个人、教堂和修道院筹集了款项，用以购买粮食和武器。城内所有可用的武器（数量极少）被收集起来，重新分配。另外还向城墙之外仍然被拜占庭控制的少数几座堡垒派驻了士兵，包括：马尔马拉海北岸的塞林布里亚和埃皮巴托斯，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岸、割喉堡远方的希拉比亚，以及王子群岛 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作为最后的挑战姿态（尽管它虚弱无力），君士坦丁十一世派遣桨帆船劫掠了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奥斯曼村庄，将俘虏带回城内，卖为奴隶。“这使得土耳其人对希腊人大发雷霆，并发誓一定要给希腊人血的教训。”

这段时间里，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除了劫掠奥斯曼村庄之外的唯一一个亮点是，一群迷途的意大利船只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说服（或者说强迫）他们参加城防。12月2日，威尼斯的一艘大型运输桨帆船从黑海之滨的卡法出发，在贾科莫·科科指挥下，谎称自己已经在上游付了过路费，骗过了割喉堡的大炮封锁线。这艘船接近割喉堡时，船员们向奥斯曼炮手们热情呼唤，称他们为“朋友，向他们致意，吹响喇叭，发出欢天喜地的声音。我们的人发出第三次致敬时，已经驶离了城堡，海流把我们带往君士坦丁堡” 。同时，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将真实的局势报告给了各自的共和国当局。两个共和国开始缓慢地采取行动。在里佐的船被击沉之后，威尼斯元老院命令共和国的海湾副统领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前往君士坦丁堡，将威尼斯的商船队从黑海带回。此次前来的威尼斯人当中有一位名为尼科洛·巴尔巴罗的随船医生，他在日记中对随后几个月的事件作了极其生动的记述。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威尼斯殖民地，大家越来越焦虑。威尼斯市政官米诺托是个富有进取心且意志坚定的人，他一心要把三次大型商用桨帆船和特里维萨诺的两艘轻型桨帆船留下，参加城防作战。12月14日，米诺托、特里维萨诺、其他威尼斯船长和皇帝进行了会晤。米诺托恳求船长们留下，“首先是为了上帝的爱，其次是为了基督教的荣誉和我们威尼斯政府的荣誉” 。漫长的谈判后，船主们同意留下。但是，就他们应当将货物留在船上还是将它们留在城内作为他们守信的抵押，双方争执了一番。君士坦丁十一世怀疑，一旦货物被装上船，这些船就会扬长而去；最后船主们不得不亲自向皇帝起誓，才被允许将他们的货物（成捆的丝绸、蜂蜡和其他物资）装上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2月26日夜间，其中1艘威尼斯船只和6艘来自克里特岛的甘地亚城的船只偷偷起锚，借助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溜走了。“很多富人乘坐这些船只逃走，一共有700人左右，这些船只安全抵达了特内多斯 ，没有被土耳其舰队俘虏。”

虽然发生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但也有喜讯传来。加拉塔的热那亚市长的呼救召唤来了具体的援助。2月26日前后，两艘大型盖伦帆船 抵达君士坦丁堡，带来了“很多作战所需的精妙装备和机器，以及英勇而自信的精锐士兵” 。这些船只隆隆驶入帝国港口，“甲板上站着四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这幅景象当即对民众和皇帝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这些援兵的指挥官是一名与热那亚共和国的名门望族有联系的职业军人，名叫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自愿发起这次远征，并且自己承担开支。他一共带来了7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中400人是在热那亚招募的，另外300人来自罗得岛和热那亚控制下的希俄斯岛（那里是朱斯蒂尼亚尼家族的权力基地）。君士坦丁十一世很快认识到此人的重大价值，向他提出，如果能够击退奥斯曼人，就将利姆诺斯岛赏赐于他。在随后几周内，朱斯蒂尼亚尼将在防御战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士兵陆续赶到。来自热那亚的博基亚尔多三兄弟安东尼奥、保罗和特罗伊洛带来了一小队人马。加泰罗尼亚人提供了一支队伍。一名卡斯蒂利亚贵族——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也响应了号召。除此之外，向基督教世界的求援带来的就只有不和谐的回响。市民们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罗马给我们的援助和开罗的苏丹提供的一样多，” 乔治·斯弗朗齐斯悲愤地回忆道。 nI1vl+w/0biHC6nyifBgIT6CpgkKLIN8PfI/fTWz6PjtHNVM78tTrYN6Cni98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