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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年2月~1452年11月
博斯普鲁斯海峡用一把钥匙开启和封闭两个世界、两片大海。
——皮埃尔·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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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法兰西学者
穆拉德二世的去世让整个西方世界长舒了一口气。在威尼斯、罗马、热那亚和巴黎,人们都过于轻信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菲莱尔福在穆拉德二世驾崩一个月后写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的信中的描述:穆罕默德二世年幼无知、缺乏经验、头脑简单。菲莱尔福得出的结论是,发动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将奥斯曼人“这群腐化败坏的奴隶” 彻底逐出欧洲的时机业已成熟。欧洲君主们或许对他的这个结论不是很感兴趣。1444年在瓦尔纳的血腥惨败已经完全败坏了欧洲人在近期发动十字军东征的胃口。欧洲君主们对乳臭未干的穆罕默德二世登基表示欢迎,却不知这预示着怎样的灾难。
更熟悉苏丹的人就乐观不起来了。穆拉德二世去世时,君士坦丁十一世最信赖的大使乔治·斯弗朗齐斯 已经从格鲁吉亚国王的宫廷出发,正要穿过黑海去拜见特拉布宗 皇帝。他在进行一连串无休止的外交活动,希望为鳏夫君士坦丁十一世寻找一门合适的亲事,借此改善他内外交困的处境、获得一名继承人,同时获取一笔嫁妆来填充他的金库。在特拉布宗,皇帝约翰·科穆宁欢欣鼓舞地将穆罕默德二世登基的消息告诉了斯弗朗齐斯:“来吧,大使阁下,我有喜讯与您分享。您一定要祝贺我。”斯弗朗齐斯的回应令人震惊:“这消息让我万分悲痛,就好像听到了我最亲近的人的死讯,我哑口无言地站在那里。最后,我颇为沮丧地说:‘陛下,这消息没有带来任何喜悦;恰恰相反,它令人万般悲痛。’”随后斯弗朗齐斯阐述了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了解:新苏丹“自幼就是基督徒的死敌” ,热衷于攻打君士坦丁堡。另外,君士坦丁十一世缺少资金,需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稳定,以挽救城市的财政。
君士坦丁堡方面匆匆派出使节前往埃迪尔内,向年轻的苏丹致意并寻求安全的保障。使节们受到的接待让他们又惊又喜。穆罕默德二世非常通情达理。据说,他以先知、《古兰经》“和天使与诸大天使的名义起誓,他将与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永结盟好” 。他甚至从斯特鲁马下游河谷一些希腊城镇的税收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年金赠给拜占庭人,尽管这些地区在法律上属于觊觎皇位的奥尔汗王子。这些金钱将用来供养仍然被扣押在君士坦丁堡的奥尔汗。
纷至沓来的使节们都得到了和平的保证。9月,在埃迪尔内有商业利益的威尼斯人与穆罕默德二世再次缔结和约;同时,奥斯曼人将塞尔维亚君主杜拉德·布兰科维奇的女儿(她先前嫁给了穆拉德二世)以及一些城镇归还给了他,对他做了一番安抚。穆罕默德二世还请求布兰科维奇牵线搭桥,与匈牙利人缔结和约。匈牙利的卓越领袖匈雅提·亚诺什摄政王是基督教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最大威胁。匈雅提需要粉碎匈牙利国内的一些阴谋,因此很乐意与苏丹缔结为期三年的和约。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希俄斯岛 、莱斯博斯岛和罗得岛的诸领主,以及特拉布宗、瓦拉几亚 和拉古萨 (杜布罗夫尼克)派出的使节都得到了和平的保障,而且条件合情合理。到1451年秋季,西方世界已经普遍认为,穆罕默德二世被他的温和的维齐尔——哈利勒帕夏牢牢掌控在手心里,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在君士坦丁堡,很多不像斯弗朗齐斯那么谨慎或者有经验的人似乎也同样被蒙蔽了。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都乐于相信,一切正常。穆罕默德二世非常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的真实意图。
并不是只有基督徒误读了穆罕默德二世的人格力量。1451年秋季,难以驾驭的卡拉曼贝伊再次试图从奥斯曼帝国控制下夺回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领土。他占领了一些要塞,重新任命了部族领袖,并入侵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二世派遣将领去镇压此次叛乱,在埃迪尔内缔结了各项和约后,亲临前线,当即产生了极大影响。叛乱被迅速粉碎,穆罕默德二世班师回朝。在布尔萨,他遇到了新一轮的挑战,这一次闹事的是他自己的近卫军。“他们站在道路两侧,全副武装,站成两排,向他呼喊:‘这是我们的苏丹的第一次战役,他应当按惯例赏赐我们。’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不得不让步。十麻袋的钱币被分发给哗变的士兵。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是一场关系重大的意志的考验,他决心非赢不可。几天后,他召集了近卫军统领,对他严词斥责,削去他的官职;多名军官遭到类似的惩罚。” 这是穆罕默德二世经历的第二次反叛。他认识到,如果要成功占领君士坦丁堡,首先必须保证近卫军的绝对忠诚。于是他对近卫军进行了改组;他将自己的7000名亲兵补充到近卫军队伍里,并任命了一位新统领。
就在此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谋臣们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行动,这恰恰说明他们对穆罕默德二世的理解是多么贫乏。除苏丹本人之外唯一对奥斯曼皇位提出要求的人——奥尔汗王子住在君士坦丁堡,供养他所需的经费来自夏季与苏丹商定的税收。拜占庭人派遣大使去布尔萨与哈利勒会面,提出了一个专断的要求:
罗马人的皇帝不接受30万阿斯普尔 的年金。因为,与阁下的主公同为奥斯曼后裔的奥尔汗现已成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他身边,奉他为主公和领袖。他本人没有财力对追随者慷慨赏赐,因此他请求皇帝帮助。但皇帝也缺乏资金,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我们有两个请求供您选择:将年金翻倍;否则我们就将释放奥尔汗。
言外之意是再清楚不过的:如果年轻的苏丹不肯掏腰包,就将有一个皇位竞争者自由活动,在奥斯曼帝国煽动内战。
这是一个经典的计谋。在拜占庭历史上,对邻国的王朝继承权之争加以利用一直是拜占庭外交政策的基石。这项政策常常能够弥补军事上的弱势,但拜占庭因此得到了阴险狡诈的恶名,这个臭名不值得羡慕也无人可比。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在位期间,奥斯曼人就已经吃过这条计谋的亏,当时曼努埃尔二世狡猾地推动奥斯曼帝国的内战,导致奥斯曼帝国险些垮台,穆罕默德二世对此事是非常清楚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显然把奥尔汗看作一张王牌(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张牌),决定对其善加利用。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是个弥天大错,也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宫中毕竟还有斯弗朗齐斯这样经验丰富、对奥斯曼宫廷政治相当了解的外交官。或许,君士坦丁十一世如此决断,主要是因为帝国财政已经山穷水尽,而不是因为他真的指望能够借此煽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这使得奥斯曼宫廷的主战派更加坚信,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的这个提议几乎是刻意要破坏哈利勒维持和平的努力,并且危及了哈利勒自己的地位。年迈的维齐尔大发雷霆:
你们这些愚蠢的希腊人,你们的刁滑已经让我受够了。已故的苏丹对你们宽大为怀,是你们的真诚朋友。现在的苏丹可不是那样的。如果君士坦丁十一世目前还没有被苏丹大胆而威严的铁手抓住,那仅仅是因为真主仍然对你们的奸诈和邪恶计划视而不见。你们如果以为凭借这些妄想就能吓倒我们,只能说明你们自己的愚蠢。况且我们最近缔结的和约墨迹未干。我们可不是没有力量或者没有理智的孩童。如果你们自认为能耍什么把戏,就去耍吧。如果你们想在色雷斯推举奥尔汗为苏丹,悉听尊便。如果你们想把匈牙利人带过多瑙河,就让他们尽管来好了。如果你们想收复早就丢失的领地,那就尽管尝试吧。但一定要知道:你们在这些事情上都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只会丢掉现在还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
穆罕默德二世听到拜占庭人的提议时面无表情。他“和蔼可亲”地让使臣离去,许诺在返回埃迪尔内之后会斟酌此事。君士坦丁十一世给了他一个非常珍贵的撕毁和约的借口,时机成熟时就可以使用。
在返回埃迪尔内的途中,穆罕默德二世发现,根本无法像他预想的那样渡海前往加里波利。达达尼尔海峡被意大利船只封锁了。于是,他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北上,来到安纳托利亚堡垒。他的曾祖父巴耶济德一世在1395年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建造了这座要塞。在这里,分隔亚洲和欧洲的海峡只有700码宽,是渡过海流汹涌、险象环生的海峡的最佳地点,2000年前的古代波斯国王大流士对此了然于胸,曾在此处用船只连接作为桥梁,让他的70万大军通过。穆罕默德二世的小型舰队在海峡上来回穿梭,将士兵运往欧洲时,他的足智多谋的头脑审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似乎已经有了几个结论。海峡对奥斯曼军队来说是个脆弱地域:如果不能保障欧亚之间的通航,就不可能稳固地统治这两大洲;同时,如果他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能切断从黑海上的希腊殖民地通往君士坦丁堡的粮食和援兵补给线,并剥夺该城从航运获得的海关税收。他设想在欧洲海岸、属于拜占庭人的土地上建造第二座要塞,以控制海峡,“封锁异教徒船只的航道” 。同时他很可能也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以对抗占据海上优势的基督徒。
返回埃迪尔内之后,他立刻开始处置拜占庭人提出的最后通牒,没收斯特鲁马河城镇的税收(这些款项原定用于供养奥尔汗),并将希腊人从这一地区逐出。君士坦丁十一世或许已经能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于1451年派遣一名使节前往意大利,此人先去了威尼斯,希望能从威尼斯人的殖民地克里特招募弓箭手;然后使节又去了罗马,给教皇送去书信。君士坦丁十一世很有可能仍然希望能够对新苏丹发起积极主动的攻势。他发送给意大利各城邦的信件中并没有显现出形势已经十万火急。
1451年的冬天快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在埃迪尔内一刻不停地制订计划。他身边聚集着一大群西方人,尤其是意大利人。他和他们讨论古典时代的伟大英雄亚历山大和恺撒,这两人是他为自己选定的榜样。他对秋季发生在布尔萨的近卫军哗变还记忆犹新,于是对军队和政府机构作了进一步改革。他为某些行省任命了新的总督,增加了皇宫卫队的军饷,并开始储存武器装备和给养。他可能还启动了造船的计划。同时,建造新要塞的计划也在他脑中渐渐成形。第二年春天,他从帝国的各个行省征募了成千上万的石匠、劳工和烧窑工人,并安排建材——“石料、木材、铁和所有有用的物资” ——的收集和运输……“用来在君士坦丁堡以北的神圣河口建造一座新城堡” ,也就是已经废弃的圣米迦勒教堂附近。
苏丹大兴土木的命令迅速传到了君士坦丁堡、黑海上的希腊殖民地以及爱琴海诸岛屿。人们陷入深深的悲观情绪之中;他们又记起了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现在你们能看得到我们国家的毁灭迫在眉睫的征兆。敌基督的日子已经降临。我们将会有怎样的遭遇?我们该怎么办?” 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内,人们焦急地祈祷,希望上帝能拯救他们的城市。1451年底,君士坦丁十一世又派遣了一名使节前往威尼斯,带去了更紧急的消息:苏丹正在集结大军,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如果得不到援救,它必死无疑。威尼斯元老院以自己的议事速度做了斟酌,于1452年2月14日给出了答复。威尼斯人的回应是非常典型的小心谨慎;他们可不想影响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利益。他们建议拜占庭人去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不是仅仅依赖威尼斯人;但他们的确批准向君士坦丁十一世提供他索要的火药和胸甲。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别无选择,只能与穆罕默德二世直接对话。他的使臣再次翻越色雷斯的群山,去觐见苏丹。使臣指出,穆罕默德二世没有与拜占庭商议就威胁要建造这座新城堡,是在撕毁和约;苏丹的曾祖父在建造安纳托利亚堡垒的时候是征得了拜占庭皇帝同意的,“就像儿子请求父亲一样” 。穆罕默德二世的回答简短而到位:“一座城市里面的东西是它自己的;它在护城河之外就没有任何管辖权,也不拥有任何东西。如果我要在神圣河口处建造一座要塞,它也没有权力禁止我。” 他提醒希腊人,基督徒曾多次阻挠奥斯曼人渡过海峡,并以典型的直率总结道:“去告诉你们的皇帝:现在当政的苏丹和他的前任不一样。前任苏丹做不到的事情,现任苏丹可以轻松地即刻完成。前任苏丹不愿意做的事情,现任苏丹是肯定愿意的。再有使臣如此进言,就会被活活剥皮。” 苏丹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
3月中旬,穆罕默德二世从埃迪尔内出发,启动了建造要塞的工程。他先去了加里波利,从那里派遣6艘桨帆船和一些较小的战船——“做好了海战的准备,以防万一” ,以及16艘运载装备的运输驳船。然后他率领陆军走陆路来到预定的地点。整个工程都是他雷厉风行作风的典型写照。穆罕默德二世在后勤工作上的天才保证了人力和物资都能及时到位,并且数量极其庞大,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工。欧洲和亚洲各行省的总督们征集了劳工,前往施工地点。数量庞大的工人——“石匠、木匠、铁匠和烧石灰工人,以及工程所需的其他各种劳动力,完全不缺人手,携带着斧子、铲子、锄头、鹤嘴镐和其他铁制工具” ——抵达施工地点,开始干活。笨重的运输驳船将建材从海峡对面运来:石灰和烧石灰用的炉子、安纳托利亚的石料、黑海沿岸森林和伊兹密特 的木材。与此同时,他的桨帆战船在海峡外围巡逻。穆罕默德二世亲自骑马巡视工地,并和两名建筑师(都是前基督徒)一道规划要塞的布局细节:“从外围塔楼到主要炮塔和城门的距离,以及其他一切细节,他都在脑子里仔细地计算着。” 他可能在前一年冬天就在埃迪尔内对新城堡的设计作了筹划。他监督了地界的划定,并为城堡奠基。工匠们杀死了一些公羊,将羊血与第一层砖石的白垩与砂浆混合,以求得好运。穆罕默德二世非常迷信,受占星术影响极大。有人说,这座城堡的布局形状之所以如此怪异,是因为受了喀巴拉 的影响;或者代表了先知圣名(及穆罕默德二世自己的名字)的阿拉伯文首字母的交织图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城堡的布局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岸陡峭险峻的地形决定的,因为这一带包含“迂回的扭曲处、覆盖茂密树林的海岬、内缩的海湾和弯曲部”,并且从海岸到工地最高点的海拔高度足有200英尺。
工程于4月15日(星期六)正式启动,遵循了仔细制定的互相竞争、计件工作的原则。穆罕默德二世恩威并施,奖优罚劣,这也是他的典型做法。全部劳动力,从地位最高的维齐尔到最低贱的搬砖工人,全都行动了起来。城堡有四条边,最重要的三个角上各建有一座强大的塔楼,互相之间由高大雄厚的城墙连接,西南角还建有一座较小的塔楼。建造外层塔楼并为其出资的责任被交给了四位维齐尔——哈利勒、扎甘、谢哈布丁和萨勒贾。苏丹鼓励他们互相竞争,尽快完成各自的任务。当时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而且苏丹本人亲临现场,“一刻不肯停歇” 地监督他们的工作,因此四位维齐尔都受到了极大的鞭策。穆罕默德二世自己则负责主持修建连接各座塔楼的城墙和较小的塔楼。劳工队伍一共有6000多人,包括2000名石匠和4000名石匠帮工,以及各个工种的其他工匠。整个队伍按照军事原则仔细地分为若干分队。每名石匠都有两名帮工在他身边帮忙,每天建成城墙的长度是有任务指标的。来自帝国各地的监察官负责维持纪律,对工人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执法和军事保护由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负责。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公开悬赏,鼓励工匠们又快又好地干活” 。根据杜卡斯的记载,在这种竞争和恐惧的高度紧张气氛下,甚至贵族们也感到,有必要亲自去搬运石头和石灰给汗流浃背的石匠们,以此鼓舞士气。这里一半像是临时搭建的小型城镇,一半像是巨大的工地。在邻近的废弃的希腊村庄阿索马通,成千上万的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船只在波浪滔天的海峡上来回穿梭。微微燃烧的石灰坑喷吐出浓烟;锤子在暖和的气氛中叮当作响;人们不时高声呼喊。施工昼夜进行,火把一直燃到深夜。被木制脚手架环绕的城墙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在工地周围、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春天已经降临: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紫藤和紫荆树正在吐艳;栗树的花朵像白色的星辰;在宁静的夜色中,当月光照过熠熠发光的海峡时,有夜莺在松树丛中歌唱。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人们目睹奥斯曼人的准备工作,不禁越来越恐慌。前所未闻的奥斯曼舰队出现在海峡上已经让希腊人目瞪口呆。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屋顶和斯芬多恩(赛马场南端未被摧毁的地势较高的部分)的顶端,他们可以瞥见上游6英里处奥斯曼人忙碌的景象。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大臣们不知如何是好。穆罕默德二世百般挑衅。在施工早期,奥斯曼工人就开始拆毁城堡附近的一些破败的修道院和教堂,以获取建材。居住在附近的希腊村民和城内的市民仍然把这些地方看作圣地。同时,奥斯曼士兵和工匠开始劫掠他们的田地。夏天一天天过去,庄稼快要成熟,奥斯曼人的这两项挑衅越来越激烈。奥斯曼工匠从被毁的大天使米迦勒教堂拆除石柱,一些市民企图阻止他们,却被俘虏和处死。如果穆罕默德二世是想把君士坦丁十一世引出城来交战,那他就没有得逞。皇帝本人或许想出击,但被说服放弃了。他决定稳妥地解决问题,主动提出给奥斯曼建筑工人送粮,以阻止他们抢劫希腊人的庄稼。穆罕默德二世的回应是鼓励他的部下将牲畜随便放到田地里啃食庄稼,同时不准希腊农民予以阻止。最终,农民们看到自己的庄稼惨遭蹂躏,忍无可忍,把牲畜赶了出去,于是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死亡。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的指挥官卡拉贝伊惩罚肇事的村民。次日,农民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一队骑兵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将他们全部杀死。
君士坦丁十一世听到这场屠杀的消息后,将城门封闭,扣押了城内的所有奥斯曼公民,其中包括穆罕默德二世的几名年轻宦官,他们正在游览城市。在被扣押的第三天,宦官们恳求君士坦丁十一世释放他们,声称如果他们不回去的话,他们的主人会生气。他们哀求,要么将他们放走,要么立刻将他们处决,因为回去太晚的话还是会被苏丹处死。君士坦丁十一世回心转意,把这些人释放了。他还派遣了一名使臣,向苏丹呈上了既听天由命又大胆挑衅的书信:
既然你舍弃和平,选择战争,我无论用誓言还是恳求都无法让你重新回到和平道路上来,那么就遵循你自己的意愿吧。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如果他已经决意将城市交给你,谁又能反抗他或者阻止这命运呢?如果上帝让你心生和平的意愿,我会很乐意地赞同。目前,既然你已经背弃了我为之起誓的和约,那么就让和约失效吧。从今天起,我将封闭城门。我将竭尽全力,为保卫市民而战。你可以随心所欲,直到公正的最后审判者裁决你我二人。
君士坦丁十一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穆罕默德二世却将使节处死,并送回简短粗暴的回答:“要么开门献城,要么做好战斗准备。”一支奥斯曼军队被派去劫掠城墙外的地域,并劫走牲畜、掳掠人口,但君士坦丁十一世已经将附近村庄的大部分居民以及收割好的庄稼都撤入了城内。奥斯曼史学家们记载称,他还企图贿赂哈利勒,希望促成和平,但这种说法更有可能是哈利勒的政敌的诋毁。从仲夏起,城门一直是关闭的,双方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1452年8月31日(星期四),穆罕默德二世的新要塞竣工了,从安放第一块石头到竣工只花了四个半月的时间。新要塞非常庞大,用克利托布罗斯 的话说,“不像是要塞,倒像是一座小城镇” ,并且掌控着海峡。奥斯曼人称之为“切断海峡的城堡”或“割喉堡”,但后来它的名字变成了如梅利堡(意思是“欧洲城堡”)。城堡布局大体呈三角形,拥有4座大型塔楼和13座较小的塔楼,城墙厚达22英尺,高50英尺;塔楼的屋顶铺有铅皮。这座城堡在当时是建筑学上的一大伟业。穆罕默德二世以惊人的速度协调和完成大型工程的能力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持续地让他的对手瞠目结舌。
8月28日,穆罕默德二世率军策马绕过金角湾的顶角,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安营扎寨,此时这座城市已经彻底封闭,阻挡他的前进。他花了三天时间细致入微地观察防御工事和地形地貌,做了很多笔记和草图,对防御工事的潜在弱点进行分析。秋天的脚步已经临近,于是他在9月1日返回埃迪尔内,对自己在夏季的工作非常满意。舰队也返回了位于加里波利的基地。400名士兵进驻了割喉堡,指挥官是菲鲁兹贝伊,他受命扣押所有在海峡上航行的船只,向其征收过路费。为了加强割喉堡的威慑力,奥斯曼人还建造了若干火炮,并将其拖曳到城堡处。城垛上安放了小型火器;还有一个连队的重炮“像口吐烈火的巨龙” ,被安置在城堡外墙下方的海岸上。这些火炮的位置和角度不同,因而可以覆盖广阔的攻击范围;它们可以发射重达600磅的巨型石弹,弹道平直、紧贴水面,与过往的船只齐平,就像石子掠过池塘水面一样。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城堡”也配有火炮,于是“连一只鸟儿也不能自由地从地中海飞往黑海” 。从此时起,无论白天黑夜,没有一艘船只能够不受检查地通过海峡。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记载道:“就这样,帕迪沙阿(他是世界的避难所)封锁了那条海峡,切断了敌船的航道,灼烧了懦弱盲目的拜占庭皇帝的肝脏。”
如梅利堡,即“割喉堡”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君士坦丁十一世正在集合资源,为这场看来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并派遣使节向西方发送越来越十万火急的求援信。他写信给正在摩里亚的两位兄弟托马斯和德米特里,请求他们立刻返回都城。他做出了慷慨的许诺,不论谁来援救,都会得到大片土地的报偿:他为匈牙利的匈雅提提供了黑海沿岸的塞林布里亚或墨森布里亚;他向阿拉贡和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 许诺的是利姆诺斯岛。他向希俄斯岛上的热那亚人求援,向杜布罗夫尼克和威尼斯呼救,并再次向教皇求助。实际的援助还没有到来,但基督教欧洲的统治者们很不情愿地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阴影正在笼罩君士坦丁堡。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做了大量交流。教皇尼古拉五世说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让后者在3月份给苏丹发去了措辞严厉(但空洞无物)的最后通牒。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向爱琴海派遣了一支拥有10艘船的小舰队,但后来又把它们撤回了。热那亚人在加拉塔和黑海的殖民地也受到了威胁,但他们无力提供实际的帮助。他们命令加拉塔市长,假如君士坦丁堡陷落,务必与穆罕默德二世妥善协商。威尼斯元老院也给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指挥官们发出了含糊其辞的指示:他们必须保护基督徒,但同时不能得罪土耳其人。在割喉堡完工前,他们就已经知道,穆罕默德二世威胁了威尼斯在黑海的贸易。很快,威尼斯间谍们就会发回割喉堡及其火炮的详细布局图。威尼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非常关注:8月,元老院进行了投票,大部分人都不同意听任君士坦丁堡自生自灭,但未能就更果断的反制措施达成一致。
在埃迪尔内,穆罕默德二世可能是猜测到,或者是从某种途径得知,君士坦丁十一世正向他在摩里亚的兄弟求援,于是迅速采取行动,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1452年10月1日,他命令年迈的将军图拉汗贝伊进军伯罗奔尼撒半岛,进攻德米特里和托马斯。图拉汗蹂躏了乡村,深入半岛南方,使得那里的拜占庭军队无法驰援君士坦丁堡。同时,从黑海到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渐渐枯竭。秋季,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派出了新使节。11月16日,威尼斯元老院做出的答复和以往一样含糊,但威尼斯人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发生在更东方的事件吸引了过去。
到11月,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航行的意大利船主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是向割喉堡缴纳过路费,还是置之不理、甘冒风险?向南的海流很迅猛,南下的船只很有可能快速通过检查站,而不至于被大炮击中。11月26日,一名威尼斯船长安东尼奥·里佐驾驶着粮船(粮食是送往君士坦丁堡的)从黑海南下,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接近割喉堡时,他决定赌一把。岸上的驻军发出警告,命令他落帆停船,但他置之不理,继续前进。一轮炮弹从海面上低低地掠过,其中一枚巨型石弹击中了他的桨帆船的轻型船体,将它打得粉碎。船长和其他30名幸存者乘坐小艇登岸,随即遭到逮捕,被戴上镣铐,押往埃迪尔内附近的迪迪莫特孔城,听候苏丹的发落。他们在监狱里煎熬的时候,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匆匆赶往苏丹皇宫,请求饶恕这些水手。他来得太晚了。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决定严惩这些威尼斯人,以儆效尤。大多数人被斩首。里佐则被“一根尖木桩插入肛门”。然后所有的尸体都被抛弃在迪迪莫特孔城墙外,作为警示。“几天后,我去那里时看见了他们的尸体,” 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回忆道。少数水手被送回君士坦丁堡,以确保那里的人们都听闻了这个恐怖的故事。此外还有一个人活了下来:穆罕默德二世对里佐的书记的儿子很喜爱,将这个男孩送入了后宫。
这个野蛮行径收到了苏丹所希望的效果。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当即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同时,尽管君士坦丁十一世发出了很多求援的呼声,西方还是没有任何联合一致发起救援的迹象。只有教皇能够超越欧洲山头林立的商业利益以及各王室间的宿怨和战争,以基督教世界的名义发出求救,但天主教教廷本身与东正教教会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盘根错节的纷争,这给所有的求援行动都投下了阴影。这将严重影响君士坦丁十一世组织有效防御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