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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和皇帝

1432～1451年

君士坦丁堡命中注定的克星出生于穆拉德二世攻城后的第十个年头，他将收紧君士坦丁堡脖子上的穆斯林绞索。根据土耳其传说，1432年是充满了预兆的年份。这一年，很多母马生了孪生马驹；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正午时分，君士坦丁堡上空有长尾巴的彗星掠过。3月29日夜间，苏丹穆拉德二世正在埃迪尔内的皇宫内等待孩子降生的消息。他无法入眠，于是开始阅读《古兰经》。他刚读到《胜利章》（这是许诺穆斯林将战胜异教徒的诗节），一名信使送来喜讯：生了个男孩。这个孩子被命名为穆罕默德，那是穆拉德二世父亲的名字，也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名字。

和很多其他预言一样，这个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同样也带有事后捏造的成分。穆罕默德是穆拉德二世的第三子；他的两个异母兄长年纪都比他大不少，而且穆罕默德从来就不是最受宠的皇子。他长大成人、登基为苏丹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关于穆罕默德的出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母亲的身份扑朔迷离。虽然有些土耳其史学家声称她是个纯血统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但她很有可能其实是个来自西方的奴隶，在边疆劫掠中被俘或者被海盗绑架；她可能是个塞尔维亚人或马其顿人，极有可能生来是个基督徒——这种可能性让穆罕默德矛盾的性格显得更加奇怪。不管穆罕默德的基因是如何混杂，他的秉性与父亲穆拉德二世迥然不同。

到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早已不是大字不识一个、骑在马背上打天下的部落领袖。追求圣战和战利品的澎湃激情已经让位于冷静的深谋远虑。苏丹仍然享有伊斯兰土地上最伟大圣战领袖的崇高威望，但这越来越变成皇朝政治的工具。奥斯曼统治者们现在自称“罗马的苏丹”，这个头衔对古老基督教帝国的遗产提出了主权要求；或者自称“帕迪沙阿 ”，这是一个非常高雅的波斯词语。他们效法拜占庭人，越来越喜欢张扬皇室威严的礼节和仪式；皇子们受到良好教育，为执掌权柄做准备；皇宫有高墙围绕；人们和苏丹的直接接触受到严格管理。由于害怕下毒、阴谋和行刺，统治者和臣民越来越隔阂。1389年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之后，穆拉德一世被一个塞尔维亚使节刺杀，此后苏丹们就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视野。穆拉德二世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签名时仍然自称“贝伊”（这是突厥贵族的古老称谓），而不是更尊贵的“苏丹”；他很受民众爱戴。匈牙利僧侣乔治对他的朴素颇感意外：“苏丹的服饰和马匹没有任何特别的标记让他与众不同。在他母亲的葬礼上，我对他作了观察。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指出来的话，我绝对无法认出谁是苏丹。” 与此同时，苏丹和外界之间开始拉开了距离。“他在公共场合从不饮食，”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写道，“很少有人能夸耀说，自己曾经看见苏丹说话，或者看见他吃喝。” 后续的苏丹们渐渐退居托普卡帕宫 ，在高高的宫墙和复杂的礼仪包围下，过着隐士般与世隔绝的生活。

奥斯曼宫廷冷酷的气氛影响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童年。皇位继承的问题给皇子们的抚养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子承父位的直接继承对帝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后宫制度保障了足够数量的男童，以维持皇室的延续——却也构成了帝国最大的弱点。皇子们互相竞争，争夺皇位的继承权。奥斯曼人并没有规定长子继承的法律；老苏丹驾崩时，皇子们需要通过斗争来决定帝国的归属。这场斗争的结局被认为是真主的意愿。“如果真主决定，我死后由你继承皇位，”后来有一位苏丹这样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活人能够阻碍。” 在现实中，继承皇位常常变成奔赴帝都中心的竞赛，最先抵达的胜利者就能控制都城和金库，获得军队的支持；这种继承制度要么能够保证适者生存，要么就会导致内战。15世纪初，由于皇子们争夺权力、互相残杀，再加上拜占庭人在这场斗争中插了一手，奥斯曼国家险些垮台。利用奥斯曼帝国最脆弱的时刻支持奥斯曼皇位的竞争者和争夺者，几乎成了君士坦丁堡的基本国策。

为了保护皇子们免遭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也传授他们治国之道，苏丹们在诸位皇子非常年幼时就将他们送离京城，去治理行省，并仔细挑选教师来监督他们。穆罕默德人生的最初岁月在埃迪尔内的后宫度过，但两岁时就被送往安纳托利亚的区域首府阿马西亚，准备早早开始接受国君的教育。他的长兄艾哈迈德当时12岁，被任命为阿马西亚总督。在随后的10年中，黑暗的力量始终伴随着这两位皇子，直至登上王座。1437年，艾哈迈德突然在阿马西亚病逝。6年后，当穆罕默德的另外一位异母兄阿里成为阿马西亚总督时，城里上演了奥斯曼版本的“塔楼内的王子” 的神秘惨剧。一位重要贵族卡拉·赫兹尔帕夏被神秘人物派遣到这座城市。他在夜间潜入宫殿，将阿里扼死在床上，并杀死了他的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一夜之间，皇室的一整个支系就灰飞烟灭了。穆罕默德成了唯一的继承人。在这些晦暗不明事件的背后像黑影一般涌动的，是奥斯曼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加强了由奴隶组成的近卫军，并将一些前基督徒提升为维齐尔 ，意在建立一支足以与传统的土耳其贵族和陆军抗衡的力量。这场内斗将于9年后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落幕。

阿里是穆拉德二世最宠爱的儿子，他的死让苏丹万分悲痛。但有人说是穆拉德二世发现阿里在搞阴谋诡计，于是自己下令将他处死，这也并非绝不可能。但他意识到，现在别无他法，只能将年轻的穆罕默德召回埃迪尔内，亲自对他进行教导。此时，11岁的穆罕默德代表了奥斯曼皇朝唯一的未来。穆拉德二世再次看到儿子时十分震惊。穆罕默德生性执拗、任性，听不进任何说教。穆罕默德曾经公开和先前的教师作对，拒绝接受处罚，也不肯学习《古兰经》。穆拉德二世招来了著名的毛拉——艾哈迈德·古拉尼，命令他严厉管教年轻的皇子，使他屈服。毛拉手持用来体罚的棍棒去见皇子。“您的父皇，”他说，“让我来教育您，但如果您不听话，也要处罚您。” 穆罕默德听到这威胁不禁放声大笑，于是毛拉把他狠揍了一顿。穆罕默德迅速屈服，开始乖乖地学习。在这位铁腕教师指导下，穆罕默德开始努力学习《古兰经》，然后是更大范围的其他知识。事实证明，这个少年聪颖过人，而且具有非成功不可的钢铁意志。他精通多种语言，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他通晓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还会说希腊语、一种斯拉夫方言和一些拉丁语；他还非常热衷于历史、地理、科学、实用工程学和文学。他的独特个性使他崭露头角。

15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时刻。在安纳托利亚，一个土库曼人附庸——卡拉曼 贝伊正在兴风作浪；与此同时，在西方，匈牙利人正在准备新的十字军东征。穆拉德二世通过一项10年的和约消除了基督教的威胁，然后前往安纳托利亚，去处置棘手的卡拉曼贝伊。他出征之前，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退位了。他害怕发生内战，因此希望在自己去世前就巩固穆罕默德的地位。心力交瘁、看破红尘或许也是他退位的原因之一。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负担是沉重的，穆拉德二世或许因为心爱的儿子阿里被杀害而沮丧。在埃迪尔内，12岁的穆罕默德在值得信赖的首席大臣哈利勒辅佐下登上了苏丹皇位，史称穆罕默德二世。根据苏丹的特权，从此货币上铸有他的名字，人们在每周的祈祷中也会为他祈福。

穆拉德二世的这个试验酿成了灾难。乳臭未干的年轻苏丹是一个不可抵御的诱惑，教皇立即特许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 解除与奥斯曼帝国的和约，于是新的十字军大举出动了。9月，十字军渡过了多瑙河；一支威尼斯舰队受命前往达达尼尔海峡，阻挡穆拉德二世返回。埃迪尔内城内颇为动荡。1444年，一个属于什叶派异端的宗教狂人出现在城内。人们蜂拥而至，听取这位波斯传教者的教导；他许诺能弥合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仇隙。穆罕默德二世本人也被他的教导吸引，欢迎此人进入自己的宫廷。宗教当局震惊了，群众对这个异端分子的热情支持也让哈利勒感到惊恐。当局尝试将此人逮捕。当这个传教者寻求宫廷庇护时，哈利勒不得不努力说服穆罕默德二世，将此人交出。他最终被拖到公共祈祷场所，被活活烧死。他的信徒惨遭屠杀。拜占庭人也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混乱局面。先前有一位争夺奥斯曼帝国皇位的奥尔汗王子被拜占庭人关押在监牢内。现在拜占庭人将他释放，让他在奥斯曼帝国煽动反叛。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也发生了起义。埃迪尔内城内一片恐慌；城市的一大部分被烧毁，土耳其穆斯林开始逃回安纳托利亚。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穆拉德二世与卡拉曼贝伊通过谈判达成了和约，匆匆赶回都城，去面对威胁。威尼斯战船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但威尼斯人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以每人1杜卡特 的高价让穆拉德二世和他的大军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穆拉德二世随后快速进军，于1444年11月10日在黑海岸边的瓦尔纳 迎战十字军。奥斯曼军队在此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瓦迪斯瓦夫三世的头颅被插在枪尖上送往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布尔萨，作为穆斯林得胜的凯旋标志。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圣战的一个重要时刻。在瓦尔纳的战败使得西方在350年的十字军东征之后彻底丧失了东征的胃口。从此以后，基督教世界再也没有做过团结一致将穆斯林逐出欧洲的努力。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得以确立，君士坦丁堡彻底成为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的孤立飞地。这样的局面让君士坦丁堡在面临奥斯曼帝国的攻击时难以得到西方的支援。更糟糕的是，穆拉德二世把1444年的混乱归咎于拜占庭人。他的这种观点将很快影响奥斯曼帝国的战略。

瓦尔纳战役之后不久，尽管穆罕默德二世的早期统治是失败的，穆拉德二世还是返回了安纳托利亚。哈利勒帕夏仍然担任首席大臣，但对穆罕默德二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两位重臣：宦官总管谢哈布丁帕夏（同时担任欧洲诸行省总督）和一个强有力的前基督徒——扎甘帕夏。这两人都主张把攻打君士坦丁堡的筹划工作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觊觎皇位者奥尔汗仍然躲在君士坦丁堡；占领这座城市将巩固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并给年轻的苏丹带来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很显然，甚至在幼年，穆罕默德二世就已经被攻占这座基督教城市、成为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计划深深吸引。在一首诗中，他如此写道：“我最热切的愿望是消灭异教徒。” 但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既是帝国霸业的体现，也带有宗教意义，同时还有一个非伊斯兰教的来源，这一点倒很令人意外。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丰功伟绩无比神往。中世纪的波斯和土耳其史诗已经把亚历山大改造成伊斯兰英雄。穆罕默德二世应当从孩提时期就熟知亚历山大的业绩；在宫中，每天他都命人为他朗读罗马作家阿利安 用希腊文写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的传记。在这些影响之下，他自视拥有两个身份：既是穆斯林的亚历山大，必将征服天下，直至世界边缘；也是征讨异教徒的圣战领袖。他决意逆转世界历史的方向：亚历山大向东征伐，他则要征服西方，给东方和伊斯兰带来荣耀。这是个醉人的梦想，受到谋臣们的激励；这些谋臣看到，征服的浪潮将对他们的个人晋升大有帮助。

早在1445年，早慧的穆罕默德二世就在导师们的支持下开始制订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此时他只有13岁。哈利勒帕夏对此颇感惊恐。他不赞成年轻苏丹的计划。在1444年的乱局之后，他担心新的军事行动会招致更多灾难。奥斯曼帝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内战险些崩溃的历史在人们的记忆里还很清晰；而且哈利勒和很多人一样，担心全力进攻君士坦丁堡会促使西方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采取大规模反制措施。他反对战争也有一份私心：他担心，好战的前基督徒们发动新的战争，会损害他自己，以及传统的穆斯林—土耳其贵族的权力。他决定唆使近卫军叛变，借此废黜穆罕默德二世，并请求穆拉德二世返回埃迪尔内，再度掌权。果然，穆拉德二世返回都城时受到了热烈欢迎。高傲而冷漠的年轻苏丹并不受人民和近卫军的爱戴。穆罕默德二世带着他的谋臣隐居到了马尼萨 。这是一个可耻的挫折，他永远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将来有一天，哈利勒将因此丢掉性命。

在穆拉德二世的余生，穆罕默德二世一直生活在父皇的阴影之下，尽管他继续以苏丹自诩。1448年，他陪伴父皇参加了第二次科索沃战役，匈牙利人在这里做出了最后一次挫败奥斯曼帝国的努力。穆罕默德二世在此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奥斯曼军队虽然损失很重，但再次取得了一次像瓦尔纳战役一样的决定性胜利，并进一步强化了奥斯曼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忧郁的悲观情绪开始在西方蔓延。“土耳其人的战术远胜于我们的战术，”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写道，“如果你追击他，他就逃跑；如果他追击你，你是逃不掉的……鞑靼人曾多次击败土耳其人，但基督徒屡战屡败，尤其是在正面交锋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未能阻止土耳其人包围他们并从侧面进攻。”

穆拉德二世的最后岁月是在埃迪尔内度过的。老苏丹似乎已经对新的军事冒险失去了兴趣，更喜欢和平和稳定，拒绝战争的不确定性。他在世的时候，君士坦丁堡虽然心惊胆战，但还享受着和平；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之时，朋友和敌人都同样哀悼他。希腊史学家杜卡斯 宣称：“那些凭借神圣誓言与基督徒签订的协议，他是始终恪守的。他的愤怒都是短暂的。他厌恶战争，热爱和平，因此和平的天父赐给他平静的死亡，而不是让他死于刀剑。” 假如这位希腊史学家得知穆拉德二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的建议，就一定不会这么满口溢美之词了。15世纪40年代拜占庭对奥斯曼帝国内战的干涉让穆拉德二世确信，只要君士坦丁堡还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块基督教飞地，帝国就永远不能稳固。“他给卓越的继承者留下的遗产是，”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 写道，“树立起圣战的大旗，目标是占领那座城市……有了那城市，他就能保护伊斯兰人民的繁荣，打断可悲的异教徒的脊梁。”

苏丹的驾崩对奥斯曼国家来说永远是个危险时刻。根据传统，而且为了阻止任何武装反叛，苏丹驾崩的消息被严格保密。穆拉德二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叫小艾哈迈德的婴儿，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继承没有直接威胁，但觊觎皇位者奥尔汗还在君士坦丁堡，而且穆罕默德二世并不受民众欢迎。苏丹驾崩的消息被装在密封的信封内，快马加鞭地送给穆罕默德二世。哈利勒在这封信中建议穆罕默德二世不要耽搁，务必火速抵达埃迪尔内，任何延误都有可能导致叛乱。根据传说，穆罕默德二世收到信后立即命人备马，并向侍从们说道：“爱我的人，都跟我来。”在家丁家将的陪伴下，他仅花了两天时间就渡海抵达了加里波利。他纵马穿过大平原前往埃迪尔内的路上遇见了一大群官员、维齐尔、毛拉、总督和平民，这些人前来恭迎他的驾到，这种风俗可以一直追溯到突厥部落在亚洲大草原的时候。欢迎的人群离穆罕默德二世的队伍还有1英里时，就下了马，在一片死寂中徒步走向他们的新主子。离穆罕默德二世的队伍还有半英里时，人群开始号啕大哭，哀悼驾崩的老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侍从们跳下马，加入了哭丧的人群。冬季的土地上回荡着悲戚的哭喊。主要官员向新苏丹鞠躬，然后所有人重新上马，继续向皇宫前进。

次日，文武百官正式觐见新苏丹。这是个气氛紧张的场合，老苏丹的维齐尔们将听候命运的发落。穆罕默德二世端坐在宝座上，两侧站立着深受信赖的谋臣们。哈利勒帕夏躲在后面，等着看穆罕默德二世会如何决断。少年苏丹说道：“我父皇的维齐尔们为何不上前？叫他们近前来，让哈利勒到他惯常的位置上去。” 哈利勒恢复了首席大臣的职位。这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典型决策：先维持原状，同时暗自酝酿计划，等待时机。

新苏丹年仅19岁，既满怀自信，又踌躇徘徊；既野心勃勃，又生性内敛。他的幼年经历显然对他影响极大。他很可能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与母亲分离，主要凭借运气才在奥斯曼宫廷的阴暗世界里生存下来。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深藏不露，对他人疑心很重；他独立、傲慢、缺乏人的温情，而且野心极大。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错综复杂。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将他描绘为极度残忍和心理变态的怪物，他也的确是个秉性矛盾重重的人。他精明机敏，英勇无畏，极其冲动，诡计多端，擅长欺骗，有时是个残忍的暴君，有时却能做出令人意外的善举。他喜怒无常，无法预测；他是个双性恋，不肯与任何人结成亲密关系；他睚眦必报，但因为开创了很多虔诚的慈善事业而深受爱戴。他的性格已经成熟，一些关键特征显露出来：既是暴君，也是学者；既是热衷战争的军事战略家，也热爱波斯诗歌和园艺；既是后勤管理和实践筹划工作的专家，又极端迷信，需要宫廷星相家来帮他作军事上的抉择；虽然是伊斯兰的战士，但对非穆斯林臣民也慷慨仁慈；他还喜欢与外国人和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家做伴。

他一生不同阶段绘制的几幅肖像很可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画像中最早的一批。从这些肖像可以看出一些一贯的特征：鹰隼一般的侧脸轮廓，鹰钩鼻突出在颇富肉感的嘴唇上方，“如同鹦鹉的喙停歇在樱桃上” （这是一位奥斯曼诗人写下的令人难忘的诗句），突出的下巴上覆盖着微红的胡须。在一幅风格化的细密画上，他用戴着珠宝的手指捏着一朵完整无缺的玫瑰，轻柔地将它拿到自己鼻子前。这是常规的表现手法，把苏丹描绘为审美家、园艺爱好者和波斯四行诗作者，但画中的苏丹目光凝滞，似乎在眺望世界的尽头。在其他壮年时期的肖像中，他脖颈粗壮，非常富态；在贝利尼 创作的那副著名的晚期肖像（它今天悬挂在伦敦的国家画廊）中，他神色严峻、面带病容。所有这些画像都包含一份沉着的威严，因为他是“真主在人间的影子”，自然而然地掌控大权，世界自然而然地就在他手中，因此这算不得傲慢。但画中也有一种冷森森的忧郁，让人想起他冰冷而险象环生的童年岁月。

意大利人贾科莫·德·兰古斯琪对年纪轻轻就性格复杂的穆罕默德二世作了一番生动的描绘，与这些画像相得益彰：

统治者苏丹穆罕默德贝伊非常年轻……身材强健，体格魁梧，精通武艺，令人生畏的相貌难以让人心生敬意，很少有笑意，极其小心谨慎，非常慷慨大方，执行自己的计划时无比执拗，在所有事业中都大胆无畏，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渴望荣耀。每天他都让人朗读罗马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著作给他听。他会说三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他努力学习意大利的地理……了解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居于何处，以及欧洲有多少王国。他拥有一副欧洲地图，上面标注了各个国家和省份。他最热衷和喜爱的是世界地理和军事。他渴望统领天下；他审时度势，非常精明。我们基督徒要对付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宣布，他将从东方进军西方，就像西方人曾经向东方进军一样。他说，世界上应当只有一个帝国、一个信仰和一个君主。

这生动鲜明地显示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雄心壮志：他要举着伊斯兰的旗帜进入欧洲，逆转历史的大潮。但在他登基时，西方人总体来说还不了解他的野心和智慧。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乳臭未干、毫无经验的青年，其早年的统治以耻辱告终。

穆罕默德二世登基前两年，君士坦丁堡也迎来了一位新皇帝，尽管具体的情况大不相同。注定要在即将拉开大幕的斗争中与穆罕默德二世对抗的那个人与建城者同名——迷信的拜占庭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君士坦丁十一世是自1261年以来帕里奥洛格斯皇朝的第八位皇帝。这个皇族是靠篡权上台的，在他们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不可阻挡地坠入混乱和纷争之中。皇帝本人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民族背景。他说希腊语，但很难说他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塞尔维亚人，君士坦丁十一世使用了她的娘家姓——德拉伽塞斯；他的父亲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像所有拜占庭人一样，他自称为罗马人，并用先辈们骄傲而古老的头衔自诩：“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信奉基督的真正皇帝、罗马人的君主。”

这是个空洞的礼仪称号，但日渐衰落的拜占庭人就是这样对仪式和礼节体系死死抱住不放。皇帝属下有一位海军司令，但没有舰队；有一位陆军总司令，士兵却屈指可数。在宫廷的微型世界里，达官显贵们拼命争抢夸张得可笑的庄严头衔，比如内廷总管大臣、大法官或御橱总管。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确是一位没有权力的皇帝。他的帝国疆域已经缩减到只有都城和周围郊区、少数几个岛屿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若干领地。希腊人非常有诗意地将伯罗奔尼撒半岛称为摩里亚，即“桑树叶”。这座半岛的丝绸生产很有名，它的形状也很像蚕的食物。

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皇冠并不值得羡慕。他继承的是破产的国家财政、热衷内战的皇室、被宗教狂热分裂的城市和赤贫而动荡不安的贫民阶层。帝国是皇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毒蛇坑。1442年，他的兄弟德米特里引领奥斯曼军队进逼城市。拜占庭帝国作为奥斯曼皇帝的附庸苟延残喘，随时都可能遭到奥斯曼人的围攻。君士坦丁十一世个人的权威也并不十分稳固：他于1449年的登基有些不合常规。他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米斯特拉斯 登基的——这对一位皇帝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后来也从没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过。拜占庭人不得不请求穆拉德二世批准他们的新皇帝即位，却没钱送皇帝回家。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哀求一艘加泰罗尼亚船只送他到都城。

1449年3月，他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对于都城当时的情况，没有同时期的记载流传下来。年代较早的一份意大利地图显示，君士坦丁堡城内有很多空地，而在金角湾对岸，热那亚的贸易殖民地加拉塔（或称佩拉）却一派欣欣向荣之景。旅行家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称：“那是一座很大的城镇，居住着希腊人、犹太人和热那亚人。” 他说加拉塔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港口。这位法兰西骑士认为君士坦丁堡颇具魅力，但破烂潦倒。教堂建筑群还是震撼人心的，尤其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在那里参观了“圣劳伦斯 在上面被烤死的烤架，以及一块形似脸盆架的巨石，据说天使在去毁灭索多玛与蛾摩拉的路上时，亚伯拉罕曾经在这块石头上请天使吃饭”。查士丁尼皇帝的骑马像（布罗基里埃误以为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像）依然矗立：“他左手执掌权杖，右手指向亚洲的土耳其和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方向，似乎在显示，那片土地也是他的领地。”但真相是再明白不过的：拜占庭皇帝在自己家里也做不了主。

这座城市里到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商旅，其中最强大的是威尼斯人，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官来管理自己的全部事务，完全独立于皇帝及其大臣。土耳其人也设立了一名官员来监管他们的贸易，和威尼斯人的市政官一样，也是独立于皇帝司法权的。他们甚至拥有这样的特权：如果他们的一名奴隶逃走，躲在城内，他们可以要求皇帝将逃奴交出，皇帝必须服从。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土耳其苏丹，因为我听说，他每年要向苏丹缴纳1万杜卡特的贡金。

德·拉·布罗基里埃注意到，城内到处是往昔辉煌的遗迹，最显眼的就是赛马场的三座空空如也的大理石基座：“基座上曾经矗立的三匹镀金骏马像目前在威尼斯。”奥斯曼军队兵临城下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老百姓很可能会主动开门献城。1430年，塞萨洛尼基 拒绝向穆拉德二世俯首称臣，奥斯曼军队仅花了三个小时就冲上了城墙，随后对这座城市蹂躏和洗劫达三天之久；7000名妇女儿童被贩卖为奴。这对君士坦丁堡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我们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相貌知之甚少。雕像上他的面部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似乎继承了父皇曼努埃尔二世的端正面貌和仪态，但当时帝国内外交困，不曾雇佣艺术家为新皇帝留影。黄金国玺上的鹰隼般的清瘦头像也过于简略，不能说明什么。但各方面的记载对他的性格有着一致的描摹。在曼努埃尔二世的所有儿子当中，君士坦丁十一世是最精明强干和值得信赖的，“慈悲为怀，全无恶意” ，果断坚定、勇敢无畏，非常爱国。与他那些热衷于争吵、毫无原则的兄弟们不同，君士坦丁十一世非常坦诚直率；他似乎有一种魅力让身边的人都对他忠心耿耿。各方面的观察者都同意，他是个擅长行动的人，而不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管理者或有深度的思想家；他精通骑术和兵法，勇敢而有进取心。最重要的是，他面对挫折也坚忍不拔。他对拜占庭的遗产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一生都在努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

君士坦丁十一世比穆罕默德二世年长27岁，于1405年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从其幼年经历来看，他应当对都城的困境心知肚明，不抱多少幻想。1422年，他17岁时经历了穆拉德二世对城市的围攻；次年，他的兄长约翰八世周游基督教列国，请求它们支援拜占庭的事业（这样的求援努力做过多次，但都徒劳无益），在此期间，他被任命为摄政王。1449年，他登基之时，已经44岁，经历了20年的戎马生涯。这段战争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努力恢复拜占庭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控制，有胜有败。到1430年，他肃清了外国人在半岛上建立的大部分小王国；15世纪40年代，作为摩里亚的统治者，他将伯罗奔尼撒的疆域推进到了希腊北部。对穆拉德二世来说，他一直是个刺儿头，一个桀骜不驯、需要好好教训的附庸。1446年，在瓦尔纳的十字军战役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做出了决定性的严惩。一支奥斯曼军队横扫摩里亚，将乡村彻底摧毁，将6万名希腊人贩卖为奴。君士坦丁被迫签订一项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向苏丹俯首称臣，并缴纳沉重的贡税。在希腊重振拜占庭帝国的事业失败了，他的三个兄弟德米特里、托马斯和西奥多要么自私自利、卖国求荣，要么耽于争吵、优柔寡断，设法阻挠挽救帝国残余部分的事业；他却截然不同，仍然表现出昂扬的斗志、更高一筹的军事技巧和坦诚直率的性格。他们的母后海伦娜坚决支持君士坦丁对皇位的继承权：只有他有资格继承这份遗产。

根据后来的拜占庭传说，君士坦丁十一世命途多舛。他在摩里亚的军事冒险虽然用意良好而且大胆无畏，但运气非常糟糕。在瓦尔纳的惨败之后，威尼斯舰队返航回乡，热那亚人没有兑现诺言前来援助，他仍然孤军奋战。但他的坚持不懈给希腊人民带来了相当大的苦难。他的私人生活同样不幸。他的第一位妻子于1429年去世，没有留下一男半女；第二位妻子于1442年去世。15世纪40年代末期，他多次努力与外国王室联姻，希望借此支撑起破碎的帝国，并有一位继承人延续皇族的香火。但在穆罕默德二世登基前夕政治气候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1451年2月，穆罕默德二世住进了埃迪尔内的皇宫。他的第一个行动令人震惊，也极其果断。穆拉德二世驾崩后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艾哈迈德，即穆罕默德二世的异母弟。几天后，小艾哈迈德的母亲正式觐见新苏丹，表达对他父皇去世的缅怀。穆罕默德二世派遣一名宠臣阿里贝伊到后宫去，将小艾哈迈德溺死在浴缸内。第二天，他以谋杀罪将阿里贝伊处决，然后把那位伤心欲绝的母亲嫁给了一位贵族。这个残忍而精明的举动将奥斯曼宫廷的权力斗争推向了符合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人能统治；为了避免分裂和内战，只有一个皇子能存活。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比令拜占庭衰败不堪的无休无止的内战要强得多。穆罕默德二世一下子就澄清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规则，后来还把这个兄弟相残的手段写进了法律：“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他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大多数法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可。今后将按此执行。” 从此以后，每位新苏丹登基之时，都将大开杀戒。这种残酷手段在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这位新苏丹的十九位兄弟全部被处死。尽管如此，这种兄弟相残的法律未能阻止内战的爆发：受威胁的皇子们常常会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穆罕默德二世本人就将受到这种悲剧的摧残。君士坦丁堡人应当从小艾哈迈德之死了解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本性，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SzuzUPf1BEGfpNig0vUEiXDTN1lWc9IfJwgYiViMEJcle0e/jiTEXu8Y75ElQc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