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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梦想

1071～1422年

突厥人的粉墨登场再次唤醒了昏昏欲睡的圣战精神。他们最早于6世纪出现在拜占庭的地平线上，当时他们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与其结盟，共同对抗波斯帝国。对拜占庭人来说，他们不过是连续不断奔向伟大帝都的众多民族中的一个。突厥人的家园在黑海以东，一直延伸到中国。他们是居住在一望无垠的中亚大草原上的异教徒。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波游牧劫掠民族从中亚出发，蹂躏远方的定居民族。他们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ordu”（后来演化为英语的“horde”，意思是：部落、一大群人）这个词，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了印迹，就像是沙地上轻微的马蹄印。

早在拜占庭人知道这些突厥游牧民族的名字之前，就已经饱受他们的摧残。最早侵袭定居的希腊人的突厥民族可能是匈人，他们在5世纪横扫了基督教世界；紧随其后的是保加尔人。每一波侵袭者都像蝗灾一样不可解释，大肆蹂躏拜占庭的国度。拜占庭人把这些侵袭归于上帝对基督徒罪孽的惩罚。就像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诸民族也是生活在马鞍上，头顶苍天，脚踩大地，通过萨满的中介膜拜天地。他们天性好动，不肯安分，以部落为单位群居，以放牧和劫掠邻人为生。他们生来就是要劫掠战利品，城市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使用的复合弓和乘骑的机动战术使得他们在军事上远远超过定居民族。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 认为这是历史进程的关键。“定居民族习惯于懒惰和安逸，”他写道，“他们以为有了环绕他们的城墙和保护他们的堡垒就能高枕无忧。贝都因人没有城门，也没有城墙。他们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他们警惕地观察道路的各个方向。他们只会坐在马鞍上匆匆地打个盹，不会放纵地呼呼大睡……他们对远方微弱的犬吠和其他噪音都高度警觉。坚忍不拔是他们的特征，英勇无畏是他们的天性。” 这个主题很快就将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再次回荡。

中亚的持续动荡迫使这些突厥部落向西迁徙。到9世纪，他们已经与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居民建立了联系。巴格达的哈里发认识到他们卓越的战斗技能，招募他们进入他的军队，作为奴隶士兵。10世纪末，边疆地带的突厥人已经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种族身份和语言，很快就将从他们的主子那里篡夺权力。到11世纪中叶，巴格达出现了一个突厥人作为苏丹统治的王朝——塞尔柱王朝。11世纪末，从中亚到埃及的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由突厥人统辖。

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受到阿拉伯人的怨恨，反而被普遍认为是天意的奇迹，真主如此决定“是为了让奄奄一息的伊斯兰起死回生，恢复穆斯林的和谐统一” 。当时埃及出现了一个什叶派王朝，因此选择了逊尼派信仰的突厥塞尔柱人获得了真正“加齐”（反对异教徒和伊斯兰异端的信仰的圣战者）的合法地位。积极进取的伊斯兰精神和突厥人的好战天性水乳交融；对劫掠的渴望在为真主效劳的名义下而被合法化。在突厥人的影响下，伊斯兰教恢复了阿拉伯人征服战争早期的热情，再次展开了针对基督教敌人的大规模圣战。尽管萨拉丁本人是个库尔德人，但他和他的继承人率领的军队却具有突厥人的精神风貌。拉旺迪 在13世纪写道：“赞美真主，伊斯兰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在阿拉伯人、波斯人、罗马人和俄罗斯人的土地上，突厥人手持利剑，对他们的利剑的恐惧深深植入人们的内心。”

沿着安纳托利亚南部的边界，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已经平静地酝酿了几百年；在这股新力量的驱动下战争迅速爆发。巴格达的塞尔柱统治者被一个不服管教的游牧部落——土库曼人深深困扰。土库曼人渴望劫掠，在伊斯兰腹地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于是塞尔柱苏丹鼓励这些部落战士把他们的力气发泄到西面的拜占庭——罗马人的帝国。到11世纪中叶，四处打劫的圣战者以伊斯兰的名义频繁地袭击基督教的安纳托利亚，迫使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采取果断措施。

1071年3月，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斯御驾亲征，挥师东进，力图挽救时局。8月，他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遭遇了敌人，但这股敌人不是土库曼人，而是一支塞尔柱大军，指挥官是卓越的统帅艾勒卜·艾尔斯兰苏丹，绰号“英雄的雄狮”。当时的局势颇为奇怪。苏丹并不愿意交锋。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与基督徒作战，而是消灭深受憎恶的埃及什叶派政权。他提出休战，但被罗曼努斯四世拒绝。在随后发生的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典型的游牧民族伏击战术以及拜占庭雇佣兵部队的叛变决定了战局。罗曼努斯四世本人遭生俘，被迫亲吻踌躇满志的苏丹面前的泥土。苏丹一只脚踩在罗曼努斯四世屈服的脖颈上，以彰显他的胜利和敌人的降服。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君士坦丁堡来说则是一个灾难。

对拜占庭人来说，曼齐刻尔特战役这一天是“恐怖之日”，这场惊天动地的惨败将深刻影响他们的未来。战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君士坦丁堡的人们当时还没有立刻理解它的严重程度。土库曼人蜂拥进入安纳托利亚，丝毫不受阻挡。先前他们只是劫掠一番就撤退，现在则站稳了脚跟，不断向安纳托利亚西部这个被誉为雄狮头颅的地区挺进。在经历伊朗和伊拉克的炽热沙漠之后，这些来自中亚、以帐篷为家、以双峰驼为友的游牧部落终于找到了一片适合自己的绵延起伏的高原。与他们如影随形的是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以及更为狂热的教派：苏非派、德尔维希 以及云游圣人（他们既鼓吹圣战，也宣扬对圣人的神秘主义的崇敬，这后一点对基督徒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曼齐刻尔特战役的仅仅20年后，突厥人就抵达了地中海海岸。成分混杂的基督徒平民大体上没有作任何反抗，有的人改宗伊斯兰教，其他人则因为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苛捐杂税和压榨剥削而心满意足。伊斯兰教认为基督徒是“有经者” ，因此基督徒得到了法律保护和信仰自由。从正统东正教分裂出去的一些派别甚至热烈欢迎突厥人的统治。“由于突厥人统治得公正和井井有条，他们更愿意受突厥人统治，”叙利亚的迈克尔 如此写道，“突厥人对神秘的信条一无所知，因此与希腊人（他们是一个邪恶和离经叛道的民族）完全相反，不会探究信教行为，也不会迫害宗教异己。” 拜占庭国内的纷争鼓励突厥人更进一步，他们很快就受邀参加把拜占庭闹得四分五裂的内战。突厥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小亚细亚，受到的抵抗又是如此微不足道；到1176年，又一支拜占庭军队遭到惨败，此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希望将突厥入侵者打退了。曼齐刻尔特战役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到13世纪20年代，西欧作家已经将安纳托利亚称为“土耳其”。拜占庭永远丧失了这个粮食与人力的来源。几乎同时，另一场同样严重的灾难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降临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的敌人是基督教西欧。

十字军东征的初衷是遏制伊斯兰教突厥人的军事征服。1095年，在克莱蒙 ，教皇乌尔班二世作了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布道，提倡反对塞尔柱人，“一个受诅咒的种族，与上帝彻底隔绝的种族”，鼓吹“将这个邪恶种族从我们的土地上完全驱逐出去” ，就此发动了长达350年的十字军东征。尽管拜占庭人对西欧的基督徒兄弟提供了支持，但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人来说却是一场漫长的磨难。从1096年开始，一波波四处劫掠的西欧骑士先后来到拜占庭，跌跌撞撞地穿过帝国疆土，南下前往耶路撒冷，期待着从他们的东正教兄弟那里获得支持、给养和感激。双方的接触带来了互相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双方都有机会对东西方风俗习惯和信仰方式的差别进行观察。在希腊人看来，这些身披重甲的西欧兄弟比粗鲁野蛮的冒险家强不了多少，他们的圣战使命也不过是虚伪地伪装成虔诚举动的军事征服。“他们骄横跋扈，生性残忍……而且对拜占庭帝国抱有根深蒂固的仇恨，”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 如此抱怨道。事实上，拜占庭人对已经定居下来的穆斯林邻居更有好感。在伊斯兰圣战最初爆发之后的几百年内，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一直近距离互相接触，双方非常熟悉，也互相尊重。“尽管我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同，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 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牧首曾这样写信给巴格达的哈里发。十字军则把拜占庭人视为堕落的异端分子，有非常危险的东方化的世界观。常有塞尔柱和突厥士兵为拜占庭人作战；十字军还震惊地发现，供奉给圣母的君士坦丁堡城里居然还有一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因富庶而傲慢，行为阴险狡诈，信仰腐败堕落，” 十字军战士德伊的厄德 如此宣称。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镶嵌宝石的圣物更是让十字军战士们目瞪口呆、垂涎三尺。这是一个凶险的预兆。十字军战士们发回诺曼底和莱茵河畔小城的信中渐渐出现了一种隐晦的嫉妒。“自世界开端以来，”香槟军务官 写道，“从没有如此多的财富聚集在一座城市中。” 这是难以抵制的诱惑。

西欧对拜占庭帝国军事、政治和商业上的压力已经积聚了很长时间，但到12世纪末期，这种压力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已经非常具体和明显了。城内建起了一个很大的意大利贸易社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得到了一些特权和利益。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意大利人不受拜占庭人欢迎：热那亚人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一座有城墙的城镇）设有自己的殖民地；威尼斯人的殖民地“极其富庶和繁荣，也极其傲慢无礼，甚至蔑视帝国的权威” 。君士坦丁堡市民中掀起了一股股排外情绪。1171年，希腊人攻陷并摧毁了加拉塔。1183年，拜占庭将领“可怖的”安德罗尼库斯 命人血洗了整个意大利社区。

1204年，互相猜忌和暴力流血的历史再次在君士坦丁堡上演，爆发了一场可怕灾难，让希腊人永远无法完全原谅天主教西欧。作为基督教世界历史中最怪异的事件之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乘坐威尼斯船只，名义上是出征埃及，实际上却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此次行动的幕后黑手是恩里科·丹多洛——80岁高龄、据说双目失明 的威尼斯执政官，他诡计多端，亲自领导了此次远征。庞大的舰队搜罗了一个自称有权继承皇位的人，打着他的旗号，于1203年6月在马尔马拉海北上。十字军战士们看到左舷前方出现的是君士坦丁堡，一座具有极其重要基督教意义的城市，而不是埃及海岸时，想必自己也吃了一惊。威尼斯战船粉碎了保护金角湾的铁链，冲到前滩，企图突破海墙，但失败了。80岁的执政官手执圣马可的旗帜，跳上海滩，鼓励威尼斯人奋勇作战。士兵们冲上了城墙；觊觎皇位的亚历克赛 被推举为皇帝。

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钩心斗角、玩弄诡计之后，逐渐焦躁不安起来的十字军于次年4月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彻底的洗劫。随后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大屠杀，城市的很大一部分被付之一炬。“被烧毁的房屋比法兰西王国三座大城市的房屋总数还要多。”法兰西骑士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如此宣称。君士坦丁堡伟大的艺术遗产遭到可耻的野蛮破坏，圣索菲亚大教堂惨遭亵渎和洗劫。“他们把骡马牵进教堂，”史学家尼西塔斯写道，“以便更好地运走圣器，以及从宝座、讲道坛、门、家具和其他地方拆下的雕刻金银器物；有些牲畜跌跤倒下，他们就用剑刺杀它们，污血和粪便污染了教堂。” 威尼斯人劫走了大量雕塑、圣物和其他珍贵器物，用来装点他们自己的圣马可教堂，其中包括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来就矗立在赛马场上的四座青铜骏马。君士坦丁堡成了一座黑烟滚滚的废墟。“哦，城市，城市，所有城市的眼睛，”史学家尼西塔斯哀叹道，“你饮尽了上帝的愤怒之杯。” 这个回应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将灾难归于上帝的惩罚。但不管这场灾难是人为还是天定，结果是一样的：君士坦丁堡一蹶不振，以往的光辉灿烂如今只剩一个鬼影。随后的将近60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由佛兰德伯爵及其继承人统治。拜占庭帝国被肢解为一连串分散的法兰克国家和意大利殖民地，很大一部分平民则逃往希腊。拜占庭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尼西亚建立了一个流亡政权，比较成功地抵挡住了突厥人的后续入侵。1261年，拜占庭人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发现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接近全毁，其领地已经锐减为若干分散的碎片。拜占庭人努力重整旗鼓，抵御来自西欧的新的危险，因此暂时忽略了伊斯兰教的安纳托利亚。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安纳托利亚持续受到东方人口迁移的冲击。君士坦丁堡遭十字军洗劫两年后，一个名叫铁木真的部族领袖成功地将蒙古腹地互相厮杀的游牧部落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军队，并获得了“成吉思汗”（意思是“普世君主”）的尊号。肩批长发、崇拜天的蒙古人以可怕的迅猛速度杀入了伊斯兰世界。波斯陷入一片混乱，背井离乡的人们潮水般向西迁徙，涌入安纳托利亚。这片大陆是不同民族命运的大熔炉：希腊人、突厥人、伊朗人、亚美尼亚人、阿富汗人、格鲁吉亚人。1243年，蒙古人打败了这一地区最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塞尔柱人建立的鲁姆苏丹国，随后安纳托利亚四分五裂为若干小国，如同马赛克一般。四处游荡的突厥部落发现西方没有土地可以供他们迁徙；再也没有异教邻国可以作为伊斯兰征服战争的对象。他们抵达海岸时，有些人得到船只，开始劫掠拜占庭海岸地区；其他人则互相厮杀起来。安纳托利亚一片混乱、四分五裂、险象环生，完全是遍布强盗、土匪和宗教狂人（他们信仰的是神秘主义的苏非信条和正统逊尼派教义的混合体，非常激进和狂热）的狂野西部。土库曼人仍然坐在他们饰有刺绣的深马鞍上，在绵延的天际漫游，寻找可供劫掠的财富，遵循圣战者的传统，不断行进。但只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即奥斯曼部落，还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异教徒土地（即拜占庭）有所接触。

我们今天将这些人称为“奥斯曼人”，但没人知道他们的真正起源。1280年前后，他们从默默无闻的众多土库曼游牧部落中迅速崛起。他们是一群目不识丁的战士，居住在帐篷里，用树木点燃篝火，骑在马背上统治，把拇指印当作签名。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制造神话，重建了奥斯曼的历史。根据传说，部族领袖奥斯曼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看见君士坦丁堡“坐落在两片海域和两块大陆的连接点，看似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绿宝石之间的钻石，因此成为一大片统治疆域上的宝石，而这片疆域囊括了整个世界” 。奥斯曼继承了圣战者的衣钵，他的部落对此加以利用。一半靠运气，一半靠机智，奥斯曼从区区小国演化成了梦想中的世界霸权。

奥斯曼的领地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与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外围防御圈接壤。对面就是尚未征服的异教土地，因此这里变成了吸引圣战者、冒险家和渴望拥有自己土地的难民的磁石，这些人都打算在奥斯曼统领下试试自己的运气。奥斯曼是一个与人民紧密联系的部族领袖。同时，奥斯曼人由于邻近拜占庭国家，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研究拜占庭，并模仿它的结构。奥斯曼部落的确是“在马背上”学习的，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吸收了拜占庭的技术、礼仪和战术。1302年，奥斯曼首次打败拜占庭人，赢得了巨大的威望，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他的大业。他率军继续推进，打击摇摇欲坠的拜占庭帝国的防御阵线，成功地将布尔萨城 分割包围。他没有攻城的技术，因此耐心地围城达7年之久，最后他的儿子奥尔汗一世在1326年攻克了这座城市，并将其作为他的小王国的都城。1329年，奥尔汗一世在佩雷卡诺斯 击败了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终止了拜占庭支援安纳托利亚的剩余城市的企图。这些城市接二连三地迅速陷落了：尼西亚于1331年被占领；尼科米底亚在1337年陷落；斯库塔里 于1338年被占领。穆斯林战士现在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纵马奔驰，一直驰骋到海边，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欧洲。他们可以看见远方的君士坦丁堡：绵延的海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穹顶、塔楼和宫殿上招展的皇旗。

征服者一路将攻克的城市的希腊名称换为元音和谐的土耳其语名字。士麦那变成了伊兹密尔；尼西亚（尼西亚信经 的诞生地）被改称伊兹尼克；“普鲁萨”变换了辅音，变成了“布尔萨”。至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虽然继续沿袭阿拉伯语的说法，在官方说法中称其为“君士坦丁堡”，但日常的俚俗土耳其语把它变成了“伊斯坦布尔”，具体的演化过程时至今日仍然不清楚。“伊斯坦布尔”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简单讹误，或许是通过别的途径变化而来的。讲希腊语的人将君士坦丁堡亲昵地称为“波利斯”，即“城市”。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人会说，他要“eis tin polin”（进城），土耳其人也许会把这个短语误听成“伊斯坦布尔”。

奥斯曼人征服的速度就像7个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一样，如有神助。1331年，伟大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拜访了奥尔汗一世的王国，为此地的生机勃勃深感震撼：“据说他（奥尔汗一世）从未在任何城镇停留一个整月。他一刻不停地与异教徒作战，持续攻打他们。” 早期的奥斯曼人以圣战者自诩；他们使用“信仰的战士”的称呼，就像用伊斯兰的绿旗包裹自己一样。很快，他们也成了苏丹。1337年，奥尔汗一世在布尔萨建起了一块石碑，自称为“苏丹、众位圣战者的苏丹之子、圣战者、圣战者之子、天际之主、世界英雄” 。这着实是穆斯林征服事业的一个新的意气风发的年代，加快了伊斯兰军事运动的脉搏。“圣战者是真主的利剑，”史学家艾哈迈迪在1400年前后写道，“他是信众的保护者和避难所。如果他以真主的方式牺牲，不要相信他已经死去。他生活在安拉的至福中，享受永生。” 无论是对于自由驰骋的游牧劫掠者，还是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神秘托钵僧（这些人相伴穿过了安纳托利亚灰尘满天的道路），这些征服都激起了狂野的雄心。空中到处弥漫着预言和英雄的赞歌。他们记起了关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圣训和红苹果的传说。14世纪50年代，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邀请奥尔汗一世的人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帮助他打赢持续不断的拜占庭内战。于是，穆斯林自718年以来第一次踏上了欧洲土地。1354年，加里波利 的城墙被地震摧毁，奥斯曼人当即宣布，这是真主发出的讯号，要穆斯林占领该城。大群战士和圣徒持续不断地跟随他们涌进欧洲。1359年，伊斯兰军队在阔别650年后再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空气中弥漫着千禧年预言的气氛。“圣战者为什么最后出现？”艾哈迈迪自问自答，“因为最好的总在最后出现。就像最终的先知穆罕默德跟在其他先知后面，就像《古兰经》在《托拉》 、《诗篇》和《福音书》之后从天堂降临人间，圣战者同样也是最后出现在世界上。” 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梦想似乎已经在实现的边缘。

奥斯曼人推进的速度简直快得出奇，似乎确有天定。借助地理、风俗的有利条件和好运，奥斯曼人得以利用拜占庭国家的瓦解，迅速繁荣昌盛起来。早期的苏丹们亲民、亲自然，对周围的环境和可能出现的政局变化保持关注。一千年的礼仪和传统让拜占庭人非常保守和偏狭，而奥斯曼人却机智灵敏、灵活变通、思想开放。伊斯兰教法要求善待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奥斯曼人对臣民的统治是相当温和的，常常要比欧洲的封建制更受人欢迎。奥斯曼人并没有致力于让基督徒（奥斯曼国家的大部分平民都是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事实上，具有帝国霸业雄心的奥斯曼皇朝总的来讲认为让基督徒改宗不是件好事。伊斯兰教法规定，对异教徒可以征收沉重的赋税，对穆斯林就不能这样。但其实异教徒的赋税负担不算重。巴尔干的农民很高兴能够从沉重的封建奴役中解放出来，因此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同时，奥斯曼人的朝代延续体制有着内在的优势。和其他的突厥小王国不同，早期的奥斯曼苏丹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王国分割；他们也不会指定继承人。所有的王子都接受统治国家的训练教养，但只有一人能够继承王位。这种残酷的方法意在保证最强者的生存。最让西方人震惊的是，奥斯曼人丝毫不重视通过婚姻的继承。拜占庭皇帝就像欧洲所有王室一样，费尽心思地去安排门当户对的婚姻，通过足够尊贵、得到认可的血统延续皇朝，奥斯曼人却根本不管这一套。一位苏丹的父亲当然是前一任苏丹，但他的母亲却有可能只是个嫔妃或者女奴，或许只是个半路改宗的穆斯林，可能来自十几个被征服民族中的一个。这种基因上的包容性将给奥斯曼人带来非同寻常的好处。

奥斯曼人的所有创新举措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常备军。激情澎湃但纪律涣散的大群圣战者已经不能满足奥斯曼苏丹们日渐增长的雄心野望。攻打防御得当的城市需要耐心、方法和一整套特殊的工艺技能。14世纪末，苏丹穆拉德一世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其成员是从巴尔干国家掳掠来的奴隶。每隔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就征召一批基督徒青年，令其皈依伊斯兰教，并教他们说土耳其语。这些新兵远离家人，只对苏丹本人效忠。他们是苏丹的私人军队——“城门奴隶”。他们被编入步兵单位（即“近卫军”）和骑兵，组成了自古罗马以来欧洲的第一支领军饷的职业常备军。这支军队将在奥斯曼国家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奴隶军队的习惯其实来自奥斯曼人自己的历史：突厥人自己也曾作为奴隶士兵，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疆服役，并以此为敲门砖，飞黄腾达。但在作壁上观的基督徒看来，奴隶军队的体制令人毛骨悚然。基督徒想当然地设想出了奴役压迫的不同景象，并认为让被俘的基督徒儿童去反对其他基督徒的做法是邪恶和丧失人性的。这将成为“野蛮的土耳其人”这个神话的重要因素。

西方很早就开始使用“土耳其人”这个概念。总的来讲，这是欧洲人的人为建构，是个与西方的种族身份相似的术语。奥斯曼人自己很少使用这个概念，认为它是贬义的。他们使用的称呼既不代表种族，也不代表地域；既能体现不受固定地域限制的游牧民族的传统，也能显示多民族的构成。身份认同主要是宗教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渐渐开始用越来越花哨的头衔自诩，如“伊斯兰的君主”；将他们的国度称为“信众的避难所”或“受庇护的土地”；他们的人民则被称为“穆斯林”或者“奥斯曼人”。奥斯曼国家是不同元素和民族的独特混合体：突厥的部落生活方式，逊尼派伊斯兰教，波斯的宫廷制度，拜占庭的行政管理、赋税制度和礼仪，以及将土耳其语结构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混用的典雅的宫廷语言。奥斯曼国家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

在奥斯曼人逐渐崛起的同时，拜占庭却持续不断地衰败下去。14世纪在欧洲被称为“多灾多难的世纪”，东罗马帝国也是命途多舛。分裂、内战、人口锐减和贫困严重困扰着君士坦丁堡。有一些历史时刻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1284年，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做出了自杀式的决定：解散帝国海军。失业的水手们叛逃到奥斯曼人那里，帮助他们建造了一支舰队。1325年前后，帕里奥洛格斯皇朝的皇帝们选择双头鹰作为自己的纹章。它并非像人们有时推测的那样，代表一个震慑东西方的强大帝国，而是象征着当时同一个皇室的两位争吵不休的皇帝之间权力的分割。双头鹰具有预言性。1341～1371年，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内战，帝国领土还遭到奥斯曼军队以及强大的塞尔维亚国的入侵，另外还有宗教纷争与瘟疫火上浇油。君士坦丁堡还是第一座遭遇黑死病的欧洲城市：1347年，携带病菌的老鼠从停泊在黑海港口卡法 的船只跳板登陆。君士坦丁堡人口锐减到10万多一点。一系列地震严重破坏了城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于1346年坍塌，“纯金”的城市越来越贫困和凄凉，市民陷入宗教的悲观情绪。到访的异乡人注意到了此处的悲凉景象。伊本·白图泰看到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由田地分隔开的十三座村庄。西班牙人佩罗·塔富尔 来访时，发现甚至皇宫也“破败不堪，皇宫和城市的惨景清楚地显示出人民曾经遭受，而且现在仍在忍耐的种种磨难……城市人口稀少……市民衣着寒酸，悲伤而贫穷，命运艰难”。然后塔富尔又加上了真正基督徒的“慈悲”：“但这还没有他们应得的命运那么糟糕，因为他们是一个邪恶的民族，罪恶滔天。” 城市在城墙内萎缩，就像老人还穿着年轻时的衣服一样。皇帝们在自己的宫廷里也不过是穷人。1347年，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加冕时，目击者注意到，皇冠的宝石是用玻璃制成的，宴会桌上的盘子是陶土和白镴的。黄金盘子已经被变卖，以支付内战所需的开支；珠宝则被典当给了威尼斯人，现在保存在圣马可教堂的宝库内。

在拜占庭的混乱局面下，奥斯曼人向欧洲的进军势如破竹，不曾受到任何抵挡。1362年，他们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西的阿德里安堡（它的土耳其语的名字是“埃迪尔内”），实际上已经从背后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并迁都欧洲。1371年，奥斯曼人打败了塞尔维亚人，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与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就完全隔绝了，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丹的附庸，按照苏丹的命令提供军队，任命官员也要得到苏丹许可。奥斯曼军队似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到14世纪末，他们的国家已经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土耳其人或者异教徒的扩张就像是大海，”塞尔维亚人、“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写道，“永远不会安顿下来，永远汹涌前进……除非你打碎蛇头，形势会越来越糟。” 1366年，教皇发布诏书，号召发动针对奥斯曼人的十字军东征，并威胁要将向奥斯曼人提供武器的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贸易城邦处逐出教会，但无济于事。随后50年中，基督教世界发动了三次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都是由匈牙利领导，因为它是东欧最受奥斯曼人威胁的国家。这三次东征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最后的天鹅之歌，均以惨败告终，战败的缘由也不难找寻。欧洲四分五裂，非常贫困，内部争斗不休，而且被黑死病大大削弱了。欧洲的军队行动迟缓、持续争吵、纪律涣散，而且战术愚钝；相反，奥斯曼军队却具有极强的机动性，组织严密，而且为了同一项事业团结一致。少数得以近距离观察奥斯曼军队的欧洲人不得不暗自赞叹“奥斯曼人秩序井然”。15世纪30年代，法兰西旅行者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 写道：

他们非常勤奋，主动地早早起床，生活朴素……他们对在哪里睡眠没有什么讲究，通常直接睡在地上……他们的马匹很好，消耗饲料很少，速度和耐力都很优异……他们对上级绝对服从……讯号发出后，前锋士兵就静悄悄地出发，其他人也同样沉默地跟随其后……10万土耳其大军行军发出的声音比100名基督徒士兵还要小……我必须承认，在我的很多经历中，土耳其人总是坦率、忠诚，需要勇气的时候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在这一背景下，15世纪的开端对君士坦丁堡来说颇为惨淡。奥斯曼军队的攻打已经是司空见惯。1394年，皇帝曼努埃尔 废弃了对奥斯曼人的效忠誓言。苏丹巴耶济德一世对君士坦丁堡连续多次发动进攻，直到1402年，巴耶济德一世自己被突厥—蒙古人帖木儿（就是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剧中的主角）击败，才算罢手。随后，拜占庭皇帝们越来越绝望地从西方寻求帮助——曼努埃尔甚至在1400年来到了英格兰。与此同时，他们还玩弄外交伎俩，并支持争夺奥斯曼皇位的人。1422年，为了惩罚拜占庭对觊觎奥斯曼皇位者的支持，苏丹穆拉德二世围攻了君士坦丁堡，但未能得手。奥斯曼军队既没有可以封锁城市的舰队，也没有能够迅速突破厚重岸墙的技术。已经耄耋之年的曼努埃尔仍然是一位极其精明的外交家，他搜罗出了一个新的奥斯曼皇位争夺者，使得奥斯曼国家面临内战的威胁。奥斯曼军队放弃了攻城，但君士坦丁堡已经奄奄一息。奥斯曼军队再次大举进攻、兵临城下，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因为害怕欧洲联合起来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们才暂时没有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