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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在（韩国崇实大学）
韩国近代文人的北京体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代后半期～1940年代前半期。1920年代的体验主要是独立运动家和留学生的体验，1930年代后半期～1940年代前半期的体验通常是以旅游或考察为目的的北京之行
。与韩国近代文人的这些北京体验相关的研究不在少数。赵诚焕将北京对韩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意义归纳为“逃避之路、飞跃之路”、“爱情的避难处”、“学习园地”、“中国之梦、机会之都”、“囹圄、生命的终点站”、“无政府运动的摇篮”、“向往延安的出口”、“官戏与舞蹈之都”及“欧美留学的中转站”等
。对金史良而言，北京既是“向往延安的出口”又是“欧美留学的中转站”。前者被金史良付诸了行动，后者则没能实现。
金史良在韩国近代文人当中与北京的交流最为密切。本文旨在探讨金史良以中日战争后的北京为背景创作的《乡愁》。可以说本作品在以北京为背景的殖民时期作品当中，其真实的历史性和细腻的政治意识是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对于这样的政治历史意识，本作品试图通过最传统的情感即Nostalgia来表达
。
首先，关于《乡愁》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以反映论为主流。朴南用、任惠淳分析金史良的《乡愁》后将北京定义为“揭露移居韩人悲惨生活现实的城市、展现被日本占领后日益衰落的殖民城市现状的空间”
。任景淳认为金史良的《北京往来》和《漆皮靴和俘虏》透露着对中国（北京）文化的批判意识
，《乡愁》则“形象地勾勒出了被日帝摧毁的在中国生活的同胞”
。崔鹤松认为《乡愁》单纯描绘了“在北京生活的独立运动家的变化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乡愁’”
。金炫生认为《乡愁》里的北京“是再现本民族惨淡生活的空间，是象征当代社会混乱与矛盾的传统主题”
。
其次，关于《乡愁》的研究中有些旨在探究金史良的政治意识。小田实指出《乡愁》中的朝鲜人不具有“皈依天皇（帝）”的意识和“牵引家庭”
的想法，以此为据断言小说的主人公“拒绝转向”
。与此相反，金哲批判以往的金史良研究急于塑造其“向往光明的英雄”形象，而“乡愁”迎合时局的写作方法“明显到不可否认”
。金在湧认为《乡愁》与《天马》《无穷一家》一样展现日帝末朝鲜社会的两极化局面，玉相烈、尹长山、伽倻是代表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变为日帝臣民的朝鲜人”的代表
，购买高丽青瓷的李弦则是代表与“当时在北京的逐渐变为日帝臣民的朝鲜人截然不同”
的人物形象。
关于《乡愁》的观点与本文相似的研究有郭炯德与李洋淑。郭炯德根据改编后的“半岛人”变为“朝鲜人”、作品集《故乡》的跋文等，认为《乡愁》中的乡愁是“对过去民族传统与文化遗产的Nostalgia，同时又是对正在消失的“过去”的怀乡病，对1941年开始面临危机的“故乡”的表象”
。李洋淑认为
《乡愁》中的伽倻与玉相烈感到痛苦的原因正是“强烈的‘乡愁’”。对他们而言“肉体与精神的回归才是真正的转向”，因此“乡愁既是无尽的诱惑又是最终不能妥协的，是象征的永远的痛苦”
。
迄今为止关于《乡愁》的研究过于聚焦伽倻和玉相烈的乡愁，因此忽略了乡愁固有的心理机制。为了更完整地理解《乡愁》这部作品，首先要顾及的是主人公李弦的乡愁。这部作品中乡愁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场景偶尔出现，而是与贯穿整个作品的主题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核心
。这里的乡愁一方面是对“现在—这里”的困惑之情
，另一方面又是可以填满空缺
的理想又浪漫的幻影
。
《乡愁》的时代背景是1938年5月中日战争爆发初始。三·一运动之前常驻北京的朝鲜人有80人左右，到了1920年中期增加到了1 000多人。“满洲”事变之后，因对朝鲜人的敌对情绪，居住北京的朝鲜人数曾一度急剧下降，但随着日帝的华北侵略，朝鲜人又重返北京，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7年6月末达到了2 000人。作为《乡愁》的时代背景，1938年7月驻京朝鲜人已经达到了6 900人左右
。日帝占领华北之后，北京朝鲜人社会的人员组成相比1920年有了明显的变化。民族运动势力和留学生虽然没有全部撤离北京，但他们已经不能公开展开活动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民族运动还算活跃，但是到了1930年代就开始消沉。反之，随着日帝移居到北京的附日朝鲜人却占了多数。中日战争至1940年前后，义勇军和光复军等抗日势力重回北京之前，北京的朝鲜人社会几乎全部是附日朝鲜人
。与《乡愁》相同时期的北京还出现在朱耀燮的《竹马之友》（《女性》，1938年6～7月）当中
。朱耀燮曾在辅仁大学执教十余年（1934～1943），在金史良第一次访问北京期间曾与其相遇。朱耀燮作品通过两个发小（K和P）的鲜明对比描绘中日战争后北京的变化。C、K、P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一起念小学，中学时期还一起偷越国境。本作品的叙述者C现在与发小K坐在北海公园的长椅上，在一年前曾在同一个地方与P相见。金钱至上的K到北京不到一个星期就与好几个成功人士结交，手腕相当。C来北京已有5年，K劝C就算参加“权利运动”（100）也要挣大钱。K对鸽子、夕阳等美好事物毫无关心，只是一门心思惦记“钱钱钱钱钱”（98）。相反，P懂得欣赏北海公园“每个角落”（99）的美丽，一连三四个小时静坐在那里“看着夕阳落下，是一个心有余暇的人”（99）。两个人的外形也截然不同，K西装革履佩带金表链，P则身披皱巴巴的旧西装。两个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也大相径庭。K认为“中国的苦力猪狗不如”（99），P则非常同情苦力并施以善心。如今的社会认可的是K的价值观，P的价值观毫无立足之地。“以钱衡量成功与否的现今社会上，要评价我们三个人的人生，那么我和P是失败者，只有K一个人是成功者。”（101）这段话最能说明这一点
。
金史良的《乡愁》也展现了《竹马之友》所描绘的丧失道德价值的黑暗期，他以中日战争后的北京为舞台表露自己的政治意识。为了能更清晰地解读《乡愁》的特点，本文将与郑飞石的《氛围气》（《朝光》1939年1月）进行对比，因为这两部作品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主人公的类型非常相似。
众所周知，金史良的《乡愁》首先发表于《文艺春秋》（1941年7月），经过改写收录在作品集《故乡》（甲鸟书林，1942年2月）中
。改写后变化最大的部分是170页的第5～17行，这部分是重新添加的内容
。这可以说明作者将此部分看作为阐述小说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的内容大致如下。
姐姐如今被祖国放逐、被主义思想背叛、挚爱的独生子也离她而去。还被唯一可以依赖的丈夫抛弃，曾美丽健康的身心染上鸦片，更着手走私鸦片。每想起这些可怕的现实，他无法不失声痛哭。他一直认为也希望姐姐姐夫就算在思想上会有些过错，但其人格是无论如何也是问心无愧的。人格上被救赎的肉体才谈得上主义思想啊！一想起姐姐他就无比的绝望，更试着逃离骨肉之情，这些烦恼不禁让他凄然泪下、无法自拔（170）。
上述引文说明了李弦审视北京的姐姐和姐夫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思想”和“人格”这两个存在微妙关系的概念。玉相烈曾是尹长山的手下，朝鲜人敬仰不已的英勇的行动队长，但已叛变还为特务机关卖力。玉相烈自称过去的“玉相烈已死”（165）。“满洲”事变后“日军越发嘹亮的军歌”（166）就已经让玉相烈有所动摇。他分明是“转向”（167）的人物，这说明他丢弃了“思想”。
玉相烈不是为了生存而迎合体制的人物，他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是主动“转向”的人物。玉相烈刚见到李弦后“一直不停地自问自答，自我怀疑，自我提示，挣扎说服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169）。玉相烈强调自己丢弃“思想”的原因是不想放弃“人格”。玉相烈主张自己的转向不仅是为了朝鲜人，还是为了中国人、日本人。他说作为流亡人士有个“坚不可摧的底线”（169），那就是不沾鸦片，更不能走私鸦片。玉相烈主张自己正是为了遵守这个原则才“转向”（169）的。
玉相烈试图说服李弦，让他认为自己虽丢弃了“思想”但并没有放弃“人格”。他问李弦“要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男人吗？”（184），继而说自己虽然知道伽倻给中国人贩卖鸦片，但“对谁也没有告发过”（185）。玉相烈还激动地说“如果领袖尹先生的夫人也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宁可向革命运动吐个带血的吐沫，带血的吐沫……”（187）。这句话表现出玉相烈为自己恪守流亡人士“坚不可摧的底线”（169）而自豪，“就算再不如意也不会沾上鸦片，更不会走私鸦片骗取支那人的血汗钱”（169）。但其实玉相烈监视曾一起并肩作战的同志，其后果比走私鸦片更严重
。因此，他主张的为保全“人格”而放弃“思想”的言论并不成立，实际上玉相烈是将“思想”和“人格”全部抛弃的人物。
伽倻并不是转向的人物。他的生活并不在“思想”的范畴之内。但按照玉相烈的说法，他逾越了“坚不可摧的底线”，舍弃了“人格”。那么换句话说，伽倻丢弃“人格”是为了保全“思想”的吗？其实她与玉相烈不同，她的生活与日帝的权力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当她与李弦同游北京时遇见了李弦高中和大学时的同学伊藤少尉，这个场景就能说明伽倻的生活圈不在日帝权力范围内。伽倻遇到伊藤和几个日本人显得格外慌张，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走私鸦片的人，另一方面则说明伽倻与日帝的权力并无交集。伽倻急于从日本人的视线中逃脱，李弦却无意当中用日语叫住姐姐，但越是喊姐姐，她却更拼命地逃走
。
伽倻的这种形象与崔明翊作品《心纹》（《文章》1939年6月）里的转向人物玄赫极为相似
。《心纹》中的玄赫曾经是“名震一时的年轻斗士、理论领袖”（24），但如今却沦落为一个大烟鬼。玄赫甚至于用曾经的追求者如玉辛苦赚来的钱吸食鸦片。玄赫说自己沾上鸦片是因为“自暴自弃”（26）。这里所说的自暴自弃可以从下面的引用文理解，这里解释玄赫的选择与向体制妥协的人是有所不同的。
疾病与贫困不能随心所欲，但自暴自弃完全可以自己做主。身处逆境却越挫越勇的大有人在。来个180度的华丽转身开拓新境界的老同志也不是没有。这些话并不是奚落。
但只有我自暴自弃（26）。
玄赫与“来个180度华丽转身开拓新境界的老同志”不同而沦落成大烟鬼，伽倻是不是也可以解释成：为了坚持“思想”而变成大烟鬼（并且走私鸦片）？金史良将《乡愁》收录到作品集的时候有一部分改写最多，其中的核心句子是“人格上被救赎的肉体才谈得上主义思想”。以这句话为准绳的话，给讨饭的中国老人贩卖鸦片的伽倻的生活与“思想”相距甚远。
玉相烈想丢弃“思想”保全“人格”，但两者尽失；伽倻则丢弃“人格”保全“思想”，却也是两手空空。从结果来看，他们沦落成“人格”与“思想”尽失的人物。但他们有意识地追求“人格”和“思想”两者中自己更为重视的那份价值。这里需注意的是，伽倻和玉相烈都在罹患乡愁，他们通过乡愁找到那份北京给予不了的安全感
。
伽倻在与李弦同游北京时才展现出人性的一面。李弦觉得“姐姐慢慢找回从前多愁善感的情怀”（173），“好不容易找回了宁静”（172）。他们游天安门、中山公园、南海、中海、紫禁城，其中“北海公园圆塔的白色”（171）是此次旅游的重点。白色是象征朝鲜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白色的圆塔”在此次北京旅途中前后反复出现了3次。最终，伽倻建议登上白塔，他们站在那里毫无保留地吐露自己的乡愁。“站在那里往下俯瞰，这三海像极朝鲜地图。我偶尔爬上那里沉浸在像是重回故里的、如梦境般的情怀。”（173）只有将背景（中国）替换成朝鲜，伽倻才能感受到“如梦境般的情怀”。伽倻的乡愁通过李弦的下一段话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姐姐也经常情不自禁地陷入想回国的乡愁中吗？这个想法令李弦讶然。是的，姐姐是想回到故乡，那个承载美丽心灵和灵魂的地方。也许这就是她不甘堕落欲从深渊逃脱的另一种挣扎（173）。
在整部作品中唯一能令伽倻感到安全感和平和的瞬间是回忆故乡的那一时刻，那是因为乡愁会唤起实际效果能证实其存在感，以确保支撑不确切的主体性
。
玉相烈对李弦讲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关于乡愁的。他拜托李弦给平安道江西的儿子儿媳还有夫人带两双皮鞋和老花镜。然后像一个做最后证词的犯人一样悲壮告白：“其实我也怀揣一股强烈的乡愁呢！”
有趣的是伽倻和玉相烈都清楚地认知回归的不可行性和遭拒的可能性。他们甚至明白自己的乡愁是根本无法治愈的心理疾患。伽倻被李弦识破自己的生活后对他说：“回老家就告诉母亲伽倻夫妇和孙子三个人早已不在北京了。”（189）这句话是放弃回国之后才能有的念头。玉相烈也对李弦说：“真想回到故乡瞧瞧到底有多大的变化。但对我来说那是一辈子也不可能的了。”（188）伽倻和玉相烈都拒绝返回故乡。这正是证明他们的乡愁源于“不存在的空洞”。
《乡愁》里的伽倻和玉相烈拒绝返回故乡，这样的态度恰恰是维持真正故乡的方法。他们罹患乡愁的对象与北京并无两样，朝鲜不是“现在的时空”，而是为了祖国的独立而付诸青春的“过去的时空”。对他们而言，乡愁正是因为其不可行性而成立，正是乡愁支撑着他们在北京维持起码的良心。乡愁终究与他们实际的生活方式不同，但它是“思想（伽倻）”和“人格（玉相烈）”中坚持起码的根本动力。乡愁本来就是怀念记忆中曾认为最完美、和谐的过去，批判与否定现实并憧憬未来
。
李弦是《乡愁》里唯一的人物聚焦点，因此他的乡愁直接影响着整部小说的主题。这部作品从李弦为找姐姐踏上北京直达列车开始。此次旅途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支那古代美术”（148）
，二是去见三·一运动后流亡北京的姐姐和姐夫。两个目的都起源于对“现在—这里”的困惑并向往着过去，相当于乡愁。作品的整个前半部注重描绘两个乡愁中关于姐姐的那份乡愁。“伴随着二十年前的记忆前去与姐姐相见。”（148）
李弦忆起的“二十年前的记忆”正是三·一运动时“母亲和姐姐也火箭般冲进群众中”（148）的画面。正是因为参与了三·一运动，姐姐和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姐夫踏上了流亡之途。
如今，李弦也被自己的身份认同性和前途备受折磨。最近李弦热爱上了“朝鲜古代艺术遗产”（152），沉迷于思想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研究的迫切性”（152）。但不能再继续对思想的狂热追随，李弦只能将注意力转移到“朝鲜古代艺术遗产”，同时伴随20年前三·一运动的记忆开启了去见姐姐的旅程。在朝鲜绝望的李弦去见姐姐姐夫的行为是一个新的尝试。
在日帝末用日语写成的这部小说并没有那么的简单。作品塑造李弦的双重意识形态，一是不与时代妥协并坚持摸索突破口的强大内心，二是为了救赎姐姐夫妇愿意与体制妥协的心理。李弦前往北京的心情是被这么描写的：“姐姐住在已被日军攻占的北京城内，这个事实给了他一种茫然的希望和一种可以施救的喜悦。”（151）北京沦陷的事实反倒给了李弦一线希望。李弦想起了曾叱咤“满洲”大地的高句丽，同时想象着朝鲜人和中国人共同建设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景象。后面的想法与“我作为一个完整的日本国民横跨‘满洲国’前往北京”（154），“见到成长为优秀军人的伊藤后感到炫目并暗自舒了口气”（174）等描写在同一个感情线上。这种描写不过是迎合时代的掩饰
。小田实也指出这与金史良的本意相悖，只是一种“奴隶的语言”
。
更何况金史良的作品不是针对殖民地的朝鲜人和“满洲国”读者，也不是针对沦陷区的中国读者，而是针对日本本土的日本读者写的。金史良并没有一味地附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这种立场从金史良第一次访问北京后写下的散文中看得出来，这些散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乡愁》的创作
。《北京往来》（《博文》1939年8月）和《漆皮靴和俘虏》（《文艺青年》1939年9月）是北京游记，这里有个核心事件，主人公从中国人的手里买了马臀皮皮鞋，但其实是上了中国人的当，买的只是涂漆皮鞋。换作其他作家，这个小插曲是用来证明中国劣根性和合理化殖民统治的最好素材
。就算如此，金史良还是用“游击战”一词做了新的解释。“游击战”一词暗示着中国人不得不非法经商的真正原因，其实矛头指向日本对整个社会政治的侵略。他给中国人单纯的诈骗行为赋予了抵抗的色彩
。
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姐姐作为解决李弦乡愁的对象出现。前往北京的列车驶过“满洲”时，李弦回忆“与姐姐夫妇一起的生活”（154）。这个回忆与出国之前的“痛苦的生活相距甚远，是非常幸福的生活”。（154）姐姐活跃于各种启蒙运动，6岁李弦眼里的姐姐是“庭院里的蝴蝶”（154），当时的生活像是上帝恩赐的“盛开的花朵”（155）一样完美又浪漫。但李弦已从尹长山的手下朴俊那里听闻姐姐夫妇凄惨的生活状态，但还是对姐姐姐夫留有不可思议的幻想。这更能说明住在北京的20年未见的姐姐是解决李弦乏力感和乡愁的对象
。
但寄予北京的希望却很快就破灭了。刚见到的姐姐身着支那服装，与朝气勃勃的儿时有天壤之别，与想象中的样子也格格不入。当知道姐姐沾上鸦片之后，他甚至认为：“这个人绝对不是我姐姐，只是被摧残的姐姐的外壳而已。”
（161）听闻姐夫与老部下的妻子流窜于北京城内，他惊愕得“连意识也模糊起来了”（164）。还听玉相烈说伽倻竟然走私鸦片，“热气直往上冒，全身炽热差点昏了过去”（169）。与伊藤少尉的偶遇让李弦明白了姐姐的非存在（abject）。李弦想通过姐姐设计新的人生，但这期望残忍地破灭了。
这时，作品用“毫无征兆”（174）一词来形容李弦的突发行为，他直接坐上人力车前往隆福寺，这里一个月大概有两次摆地摊买卖古董
。李弦前往古董市场的行为看似突然，但要是从乡愁的角度去看就容易理解了。李弦怀着20年前的记忆来北京找到了姐姐，但姐姐昔日的模样不复存在，这使他深切地认识到关于思想的任何事情都得不到解答。顷刻间，李弦被“朝鲜文化艺术”为表象的乡愁强烈压倒。第三章的一开始就曾指出对“朝鲜文化艺术”的乡愁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但因为还对姐姐存有一丝期待才一直没有显露出来。在姐姐（包括玉相烈）那里找不到任何希望，李弦不得不躲到“朝鲜文化艺术”为表象的乡愁中。
李弦走在熏成深灰色的古董街道，好像“在追逐某个幻影”（177）。李弦急需一个能拯救自己的“某个幻影”。通过北京的姐姐清楚地认识了与三·一运动有关的过去无法延续。李弦迫切需要用一些幻想填满空洞的屏幕
。在这特殊的空间里，吸引他眼球的是夹杂在宋明时期陶瓷中的“属于朝鲜的”，如高丽青瓷、李朝白瓷，还有坏掉的瓷碗等。朝鲜的瓷器像是要证明自己就是那个“幻想”，无声地但迫切地想发出“魂的呻吟”（177）。
李弦给这些陶瓷赋予鲜明的民族认同性，“你们象征着朝鲜，期待同胞的安慰和爱情，你们就是朝鲜的”（178）。他将朝鲜的陶瓷与令自己失望的姐姐一体化，成功赋予了象征性。陶瓷仿佛传达“面临死亡呻吟的姐姐”发出的“求助声”（178）。李弦实施了对姐姐的救援，他买下了陶瓷。这时他感到“极度的兴奋和感动”（178），回家后好一段时间沉浸在“可以说近乎病态的极度兴奋的状态中”（179）。
作为“期待同胞的安慰和爱情”的对象，“朝鲜”在北京没有其实体。回到住处休息的李弦被“大声喧哗的朝鲜语”打扰，他们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说话的朝鲜男子跟随前线的日军靠修表或做买卖营生，他揭示“皇军攻击后，马不停蹄蜂拥而上的”（180）朝鲜人的真面目。李弦听着听着便醒悟到由古董引起的乡愁只是一个渺无期望的幻想而已
。夜晚，李弦在大栅栏闲逛时遇到一个“喝着猪肉汤的流浪汉”，从他的呻吟马上联想到“姐夫落魄的模样”，这也能充分说明李弦的幻想已经破灭。
虽然如此，朝鲜人的陶瓷还是有其独特的功能。李弦接到母亲病危电报急忙准备回国，临行前他整理“朝鲜陶瓷”，这时他耳边又响起“幻听”（191）。重新传来的“幻听”支配李弦到最后。
我们孤独又弱小。现在被压抑的都喘不过气来。我们属于优雅、多愁善感的朝鲜人。无论如何我们都想回到故乡，让他们温暖的目光和心灵陪伴着我们。请帮帮我们！请带我们回去吧！
当然，当然了。一定带你们回去。你们是属于我们的。分明是需要我们的爱情呵护。当然，当然了！”弦咽下夺眶而出的眼泪喝道。
很遗憾，我无能为力带姐姐姐夫回国。啊！但我不会抛下你们。好，现在就先和你们一起走，一起回去！（191）
李弦通过陶瓷的幻听重新构筑了民族认同性，即“优雅、多愁善感的朝鲜人”。李弦放弃了“思想”和“人格”，而用“文化”价值成功构筑了民族认同性。姐姐（姐夫）和玉相烈的生活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李弦为日帝末的朝鲜知识分子预示了新的希望。
前往北京的李弦刚开始把“朝鲜古代艺术遗产”和“姐姐”设为乡愁的对象。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以“姐姐”为对象的乡愁，他希望通过姐姐找到希望。李弦在北京遇到姐姐和姐夫曾经的部下玉相烈，他们都曾想揪住“思想”和“人格”跨过泥泞的时代，但现实容不下他们恪守“思想”或“人格”中的任何一样事与愿违，他们沦落得没法坚持其中的任何一个。面对现实，李弦只能寄希望于以陶瓷为代表的“文化”价值。李弦逐渐建立新的民族认同感，同时摸索着解救姐姐的途径，进而超越民族认同感塑造新的自我，成为“优秀的东亚一员、世界一分子”（192）。
那么李弦作为替代方案提出来的“文化”价值，这个价值能不能与金史良的立场直接联系起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关注一个细节，有记录记载金史良访问北京时“找到京城的北支文化协议会，希望见到之前通过介绍认识的前文科教授周作人”
。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离开了被日帝占领的北京，但周作人却留下来还就职高官显位。传言当时的周作人比什么都重视中国的“文化”价值。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认为“周作人的文化包容能力超越了政治与权力”
。董炳月也主张周作人作为沦陷时期的官僚还抱有幻想，“幻想着推崇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将它树立成大东亚文化的‘中心’并‘同化’日本文化”
。董炳月又提出周作人沦为汉奸是“对‘政府国家’的背叛与对‘文化国家’的恪守相冲突的悲剧”
。董炳月认为周作人用“文化”替代了近代国民国家三大因素（领土、主权、国民）中的“国民”。总之他们认为周作人将“文化”看作是比“国民”更为重要的价值
。金史良在北京打算去访问周作人，我们可以推测“文化”价值至上的周作人与金史良的观点不谋而合。解放后在那轰动一时的凤凰阁座谈会上，金史良的日语创作遭到了李泰俊、李源朝、韩晓等人尖锐的批判
。对此，金史良争辩“文化人的使命是在最低的底线内二步后退、一步前进”。这一说辞足以证明金史良对自己的定位是“热爱并恪守文化的文学者”（46）——“文化人”。这与李弦的选择也在同一线上，他没有坚持“人格”和“思想”，而是用“文化”武装经受住日帝战败的明显预兆。《乡愁》里的朝鲜的陶瓷代表着“文化”，陶瓷还象征着在北京苟且偷生的姐姐姐夫这样的朝鲜同胞。在日帝末期金史良“以轩昂的气概和满腔的热情‘真实’展现和呼吁朝鲜的真实状态和我们的生活感情”（42），他的小说创作是捍卫“文化”（陶瓷，呻吟的同胞）的另一表现形式。虽然其结果只能“二步后退、一步前进”
，但不可否认这是金史良倾其所有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金史良《乡愁》中李弦和伽倻/玉相烈的乡愁如同硬币的正反面。对李弦而言，乡愁让他坚持最起码的民族认同性，同时又成为他发掘“文化”价值的契机；对伽倻和玉相烈而言，他们的生活虽已坠入（转向）了深渊，但乡愁是让他们坚持良心底线的一种情怀。
为了更好地解读《乡愁》，我们有必要与郑飞石的“氛围气”（《朝光》1939年1月）做一下比较。两部作品都以相同时期的北京为背景，主要人物都怀有乡愁，因此两部作品有充分的可比性。“氛围气”的主人公金志俊坚决排斥乡愁。这与金志俊毫无顾忌地支持中日战争和日帝的行为不无关系。
《氛围气》以中日战争爆发时期为背景，作品中朝鲜人的生活状态与《乡愁》一样颓废。有1/3的北京市民是大烟鬼；30%的朝鲜人也是瘾君子。民会账本记录的居留民有3 000人左右，其中有97%的人从事海陆物产委托贩卖（但他们实则贩卖鸦片）
。就算与鸦片无关，朝鲜人的生活也都呈负面状态，如：高丽旅馆的赵春泽老头和民会的闵会长等有实力的朝鲜人，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被玉彩抛弃的炳立用讨来的钱吸食鸦片，这就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地狱界的真实写照。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的北京在志俊眼里毫无希望、暗无天日。志俊说“明白了同胞也不全然可信。相互较劲嫉妒搅黄，比外国人更像夜叉”（369），认为他们是“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吉卜赛人”（369）。下面的引文就把朝鲜人当成了吉卜赛人，把“北京市民”（374）描绘成连吉卜赛人也不如的近似禽兽的形象。
黄尘仆仆的街道渐渐染上暮色，这时格外显得空旷怀昔。为了打发酷似蒸笼般的漫长夏日，那些三教九流光着膀子挽着裤腿，东倒西歪地躺在自家门口，仿佛是稀奇百怪的动物世界，一点也看不出个人样。再说那些商贩召唤客人的吆喝声，怪腔异调简直像个饥饿的动物发出的吼叫声。（377）
金志俊与玉相烈、伽倻还有李弦都有相似之处。志俊在北京是个无业游民，但曾经是“大学辍学后献身社会运动长达五年之久”（367）的知识分子。但“昭和三四年后社会运动慢慢衰退，志俊退出后回到故乡黄海道”（367）。那里的父母不在关心有前科的儿子，察言观色度日的志俊“不得不来到北京城”（367）。来北京已有3个多月，但志俊仍躲在旅馆游手好闲着。
《氛围气》中的志俊与《乡愁》的主人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最大区别在于志俊对乡愁持有批判的态度更甚。民会的玄书记说想回到故乡，金志俊反问“回到故乡就有办法了吗？”（374），还对玄投以“怜悯之情”（374）。志俊觉得自己与陷入乡愁的玄不可同日而语。作品还塑造一个人物形象玉彩，她走私鸦片但暗恋金志俊，玉彩“陷入乡愁”却被志俊藐视说她像个“蛀虫”（376）。作品的第一章用大篇幅仔细描绘玉彩是多么不道德的女人
。金志俊醉酒后游荡京城，这时“突然想起故乡的初秋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愁心歌”（376），他被自己的无意识吓了一跳，“当初鄙视罹患乡愁的玄书记，嘲笑自己却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愁心歌”（376），他下意识地用即兴时调代替愁心歌。这一连串的行为说明金志俊是有意识地抗拒乡愁的人物。
志俊没有被乡愁困扰，他反而等待改变“惰气满满的氛围气”（377）的“惊天动地的变卦”（377）和“审判”（377）
。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终于发生了一件大事情。他看到了一则号外新闻，那就是在卢沟桥发生了日军和中国军的开战。志俊感叹“啊！终于——”（378）等来中日战争，“像猪群一样拱起嘴巴上蹿下跳着，是不是有新的命运正降临到那里了呢？志俊感到有股新的命运向自己和玉彩袭来”（378）。志俊对北京新体制的热烈欢迎与对乡愁的否定不能一分为二，志俊的形象更能衬托出“乡愁”人物形象怀揣的政治意义的独特性。
成都大学 金艳红译
金史良：《乡愁》，李京勋编译，《韩国近代日语小说选（1940～1944）》，亦乐2007年版。
金史良：《乡愁》，金在湧、郭炯德编译，《金史良作品与研究》1，亦乐2008年版。
金史良：《北京往来》，金在湧、郭炯德编译，《金史良作品与研究》2，亦乐2009年版。
金史良：《漆皮靴和俘虏》，金在湧、郭炯德编译，《金史良作品与研究》2，亦乐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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