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金在湧（韩国圆光大学）
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上，除金史良外，难以再寻找到对于亚洲的想象力如此丰富的作家。对于金史良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学界通过多方考证已经得到了证实。他在留日时期，就已步入日本文坛，并且开始了日文写作，所以必定比起其他殖民地作家，与日本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即便如此，韩国文学界对于这一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尽如人意。1973年日本就曾出版金史良全集，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然而韩国学术界对金史良的冷漠令人费解。笔者认为这种冷漠的态度有一部分是冷战所造成的，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金史良的日文写作。已经出版的《金史良全集》收录了他的所有日文作品的韩文翻译版，全集的问世将成为丰富金史良与日本关系研究的基石。
在韩国近代文学史中金史良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来自他与日本的关系，同时还来自他与中国的关系。迄今为止，对于金史良的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朝鲜的关系中进行，与此相反，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进行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即便有，也局限在他的短篇小说《乡愁》一篇。其实，中国在他的文学中占据着较大比重。1939年3月，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系毕业在即，金史良曾到北京看望在京的朝鲜人和周作人等中国知识分子，这便是能够证明他与中国有着联系的一个有力证据。1944年中期，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北之势已趋于明显，日本开始动员全部资源投入到战争当中。同时期金史良再度来到中国，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访沪期间金史良对东亚以及世界的动向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虽然他在结束为期一个月的短期逗留后直接回到了朝鲜，但是在中国的体验却成了1945年5月流亡中国的主要契机。金史良在中国时期创作了戏曲《蝴蝶》等多篇作品，同时还参加了抗日运动，可见中国在他文学中的比重之大。
韩国近代作家中与中国和日本同时发生关系的作家除金史良外几乎为零。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作家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就相对薄弱；反之，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作家在与日本的关系上却相对薄弱。这一点上金史良实属特殊。探究金史良与中国的关系，能够全面呈现他的东亚观点及对东亚的想象力。
探究金史良与中国的关系，首先要关注1939年春的北京之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即，金史良从日本到了北京，并在旅京期间留下了韩文和日本两种版本的旅行记。要深入研究他的北京之行，需要了解1936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后金史良与当时正活跃于东京文坛的台湾作家吴坤煌的相遇事件。在帝都东京，殖民地朝鲜人金史良和殖民地台湾人吴坤煌的偶遇预示着金史良将会与中国发生联系。
金史良在作品中曾两度提到吴坤煌。
与吴坤煌的又一次邂逅是在北京。关于吴君，想必已被多人熟知。他作为台湾人，在东京文坛也有着名声。他对我说自己居住天津，正在赶往北京，恰巧车子来了，我与他刚进行一分多钟的对话被中断，对此我感到十分可惜
。
兄知否台湾诗人吴坤煌？曾在某警察局遇到过此人，他那清晰的面容令人印象深刻。去年从北京回到天津时，在天津站的站台上也有过一次相遇
。
引文中的第一段是1939年金史良旅京后发表在《博文》杂志上的《北京往来》。有趣的是，《文艺首都》中刊登的同作品的日文版《enamel皮鞋的俘虏》却不见两人见面的片段。金史良与吴坤煌相识之时，正在日本从事着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的活动，因此推测金史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才没有把这一片段写进日文版作品中。但是当他面对朝鲜读者的时候，感觉到有必要强调自己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作家吴坤煌的关系，因此，才会把两个人的关系写进《北京往来》，并突出了这一片段。
引文中的第二段是写给台湾作家龙瑛宗的回信中的一个片段。在台湾，用日文写作、同样在《文艺首都》发表过作品的龙瑛宗听闻同为日本殖民地的作家金史良被提名为日本著名的“芥川赏”候选人的时候，有感而发给金史良写了一封信。在此之前，其实龙瑛宗和金史良没有过任何交集。笔者认为同是殖民地出身的作家、用日文写作的共同点引发了龙瑛宗对金史良的特殊情感，才会给金史良写信。信中龙瑛宗指出了金史良的《走向光明（光の中に）》偏向于日本人的取向。对于这个问题，金史良在写给龙瑛宗的回信中表示自己也有同感，同时还表示有意向对此进行修改，在他的回信中还询问了有关吴坤煌的情况。
正确理解金史良对吴坤煌的情感是把握金史良主张的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的捷径。吴坤煌曾在1929年留日，在此之后成了在日台湾作家的核心人物。1933年在东京与台湾作家张文环发起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并刊行了机关志《福尔摩沙（フォルモーサ）》。1934年“台湾文艺联盟”在台湾成立，日本的“台湾艺术研究会”转为“台湾文艺联盟”的东京支部，由吴坤煌和张文环负责，同时他还参加了左派剧团“筑地小剧场”和“新协剧团”，与日本文人村山知义联合起来。
金史良在作品中提到曾见过吴坤煌，那么这一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更为深层的意义？对此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料，那便是刊登在《大阪朝日新闻》的有关日本警察拘捕吴坤煌事件的报道。据1937年3月12日的报道，吴坤煌被捕，其罪名是和已被拘捕的金斗熔一同利用戏剧舞台鼓动民族解放，尤其是鼓动台湾、朝鲜、中国的联合；同时，报道还指出吴坤煌在1936年邀请崔承喜到台湾与其一同进行过民族启蒙运动
。吴坤煌和金斗熔的密切关系及他们一同参加的运动值得我们关注。吴坤煌于1929年渡日后便热衷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KOPF）结成后，他曾在联盟所属台湾委员会就职，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了同联盟朝鲜委员会的金斗熔。该委员会曾被称为朝鲜台湾委员会。报道明确指出吴坤煌参与了“3·1戏剧”，可见吴坤煌和金斗熔在这时就开始有着密切的联系。1934年，狱中的金斗熔被释放，开始负责“朝鲜艺术座”，两个人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吴坤煌通过这一层关系，1936年才得以邀请崔承喜到台湾展现她身为殖民地人却散发着的非凡气象，可见吴坤煌是台湾少有的关注朝鲜的人物。1936年7月，金斗熔因“朝鲜艺术座”事件再次被捕入狱，而结束崔承喜的访台演出回到东京的吴坤煌也相继被捕入狱。
有鉴于此，可以推测出金史良与吴坤煌相见的契机。金史良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德文系时，加入了《堤防》同人。其实，金史良在就读佐贺高等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憧憬东京，后来到了文化中心之地东京后，便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僚们一同展开了同人活动，而《堤防》同人便是这一活动的结晶。但是《堤防》的同人除金史良以外都是日本人，所以他的内心总有一些无法填满的空虚感。金史良想和朝鲜的作家在日本共同进行文学活动的渴望，对他后来参加“朝鲜艺术座”起到了一定的影响。1936年4月，金史良开始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此时他得知东京的朝鲜作家们通过戏剧相互交流的消息，此后便开始积极加入到他们当中。“朝鲜艺术座”在金史良到东京之前，就已经在日本的朝鲜人社会广泛流传，仅1935年3月3日和4日两天的演出就招揽了620人次的观众，可见其知名程度。此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下属团体“3·1剧团”，随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解散而被解散。但是其成员成立了“高丽剧团”，试着东山再起，却因种种原因于1935年1月再次被解散。为填补这一空白而问世的便是“朝鲜艺术座”。“朝鲜艺术座”通过1935年11月演出李箕永的《鼠火》和韩泰泉的《土城廊》，成功招揽了700人次的观众，趁势与1925年2月成立的“朝鲜新戏剧研究会”相互联合，成为名副其实的在日本的朝鲜人戏剧团体。两个团体的联合得到了日本戏剧家村山知义的帮助，而这一联合成了在日本活动的朝鲜有志之士的新的出发点
。1936年7月，“朝鲜艺术座”在负责人金斗熔被捕前夕，还一直在东京各个地区演出戏剧，以此聚集更多的在日本的朝鲜人。
金史良在“朝鲜艺术座”活动的时期，也正是吴坤煌与“朝鲜艺术座”有着联系的时期，因此他们自然有着相见相识的机会。尤其在金史良因“朝鲜艺术座”事件被捕入狱的时候，吴坤煌已经被关押在同一警察局，所以两个人能有机会相见。
虽然金史良和吴坤煌是通过日本左派作家拉近关系的，但是因为他们作为殖民地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身份，与日本左派作家在思想上有着一定的出入，这便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与金史良、吴坤煌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的村上知义包含在内的日本进步作家群主张的反法西斯和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两个人都表示同感，但是在反帝国主义观点上日本左派作家和他们却无法产生共鸣。笔者认为金史良和吴坤煌就是因为能在与日本进步作家无法产生共鸣的观点上达成了共识，两个人的关系才会变得更加密切。金史良和吴坤煌与日本左派作家在不同维度上追求的一点便是对中国的认识。
吴坤煌与当时居住日本的中国作家，与左翼联盟作家的关系尤为密切。左翼联盟是1930年3月在鲁迅等人的组织下结成的团体。1931年春，居住东京的中国作家们成立了左翼联盟东京支部。虽然这些作家联合日本内部进步作家展开了多种活动，但其成员的归国等原因，到了1931年9月却处在了快要解散的状态。1933年受中国左翼联盟组织部长周扬的指令而渡到日本的林焕平于1933年12月重新组织了左翼联盟的东京支部，1934年8月至1936年11月该支部相继刊行了《东流》《诗歌》《杂文》同人志。据台湾学者柳书琴的研究
，吴坤煌与左翼联盟东京支部的中国作家关系尤为密切，与张文环相比之时，更能凸显这一事实。有鉴于此，可以想象金史良不仅与吴坤煌相识，而且通过吴坤煌深入了解了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和政治局面。当时在中国正展开着两个口号的论争，左翼联盟最终被解散，文学界也跟着抗日的步伐实现了左右合作，左翼联盟东京支部也随之解散。金史良通过这种种事件加深了对中国和中国文坛的了解，因此1939年他的北京之行并非偶然。
这一时期金史良对台湾和中国的关注蕴含着对帝国主义近代的觉悟及克服近代的初期志向。在此之前，吸引在日朝鲜知识分子眼球的一直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深信通过这种国际主义能够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以并不关注殖民地问题等。但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此前所指定的方针开始进行自我批判，同时开始关注起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问题。活跃在日本文坛，同时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吴坤煌将这种国际趋势转化为自己的模式。金史良也是如此，他摆脱了无产阶级之国际主义的束缚，走向了批判帝国主义近代的道路，且在此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
前文中阐释了1939年春金史良的旅京源自他对中国和东亚持续的关注，但是对于此次旅京的时间需要更为缜密的揣摩。金史良旅京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中国主要据点的时期。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但此时还无法确定战争将以何种局势展开。像金史良等憧憬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的志士尤为关注战争的局势，因为如果这场战争能以中国的胜利、日本的败北告终，那么朝鲜的独立也是指日可待的事实。但事与愿违，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中国多数核心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战争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当时不少亲日的朝鲜作家和知识分子将武汉三镇的沦陷视为日本霸权统治的开始，便将目光转向到日本的亚洲主义，快速走向亲日的不归路，李光洙和张赫宙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金史良目睹着在日本文坛用日文创作、憧憬无产阶级之国际主义的张赫宙走向亲日道路的行为，更加深刻感受到了时代的演变所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他感到有必要亲自确认中国是否真的向日本举了白旗。
东京文坛唯一的朝鲜作家某氏写了一篇《写给朝鲜知识分子阶级》的文章，开始大反动的时候，我用日文写作，并非是因为较之用我们的语言（朝鲜语）写作，能够较易地通过检阅，而是我认为这能够更加真实地转达朝鲜的真相、我们的生活情感，就是在这样崇高的气概与热情的鼓舞下拿起了手中的笔，但是……
引文中的某氏是指张赫宙，《写给朝鲜知识分子阶级》这篇文章是张赫宙于1939年2月发表在日本文艺杂志《文艺》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以《呼吁朝鲜知识分子阶层》为名转载在朝鲜《三千里》杂志的1939年4月号）。在这篇文章中，张赫宙表达了对武汉三镇沦陷的绝望之情，并公开宣布要走向亲日的道路。从此，金史良才萌生了亲眼目睹中国现实的想法，这便是他于1939年春旅京的真正原因。
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一点的就是他对周作人的访问。金史良在旅京前夕就已通过熟人等各种渠道创造与周作人的见面机会，可见他对周作人非常重视。对此，金史良有如下描述：
有一天在北京大学，为了去见通过朋友介绍结识的前文科大学教授周作人氏，到了校园内的“北支文化协议会”住址，令人兴奋的是在此遇到了范氏
。
引文中可见金史良为了能够见到周作人让自己的朋友在其中周旋。但是在文章中对如此大费周章见到的周作人却是一笔带过，反而讲述着与东京帝国大学时期的同学范氏的偶遇。这又为何呢？笔者推测虽然周作人对金史良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检阅的问题却无法正面描述与周作人的相遇。这一片段在《enamel皮鞋的俘虏》中更是无从寻找到痕迹
。这种现象较之前文中交代的与吴坤煌结识的片段仅见于韩文版作品，而不见于日文版作品的现象如出一辙。因为对朝鲜读者而言，他与中国人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才会尤为强调这一片段；相反，面对日本读者的时候，他却极力掩藏与中国人的关系。
当时周作人并没有选择去共产党的解放区延安，而是选择留在了北京。后来就因为他的这一选择，曾一度被认为是卖国汉奸，受到了批判。但是周作人从来没有参加过1942年以后每年一度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他的这种选择颇具意义。当时周作人的学生当中也有人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他本人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过。第二届大会时曾有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公开会场直接指责周作人是反动人物，尤其是张赫宙更为过激地批判了周作人
。即便面对这样过激的批判，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南京举办第三届时，小林秀雄等人特意访问了北京，试图说服周作人，但周作人始终没有屈服。笔者认为北京虽然是日本的沦陷区，但是对于周作人而言，仍有着他能够发挥的空间，不然不会顶着如此大的压力拒绝参会。
金史良与周作人见面后具体聊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持着不合作态度的金史良，不公开与周作人的对话也情有可原。金史良反而从留守北京的周作人处，更加确信了自己要走向的道路。现实当中金史良结束对周作人的访问之后开始通过日文写作将朝鲜的惨象公布于众，他在同人杂志《文艺首都》上发表了作品《走向光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起全面侵略战争后，曾一度保持沉默的金史良在武汉三镇沦陷后，目睹张赫宙等人的亲日合作行为，下定决心开始重新写作。金史良的这种甘愿承受日文写作带来的不便和误解，仍然坚持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日本读者的态度，与放弃去延安而留守北京的周作人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1944年夏天，金史良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这与1939年的旅京时间相比，多出了不少时间，而且此次的上海之旅是直接从朝鲜出发的。金史良为何重游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在当时紧迫的局面中找寻。
日本帝国主义于1943年中期，宣布进入“决战期”，开始实行全面动员体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时给人带来了一种日本取得了部分胜利的感觉，但是1942年中期开始战争局面渐被扭转，越发对日本不利。1943年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动员所有人力，将其投入到战争之中，其巅峰便是学徒兵的动员。此前，虽然也以多种形式动员过日本国民及殖民地民众，但是大学生却从来没有包含在内。因为考虑到战后建设等事宜，一直没有把大学生投入到战争当中。不过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战后的建设已没有了任何意义，日本开始动员大学生服兵役。1943年10月公布这一决定，同年11月进行公示，于次年1月正式将大学生投入到战争。
学徒兵的动员推进了朝鲜作家两极化的现象。亲日的作家在这一时期开始积极宣传战争动员，其代表人物便是李光洙。李光洙在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后开始亲日，同年11月在自己的家中聚集“修养同友会”成员举行协助日本的宣誓仪式，可见他从内心彻底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开始走向亲日道路。此后，李光洙发表了多种文体的带有亲日倾向的文章，主要讲述朝鲜人要学习日本人的精神成为日本人，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隐藏在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便是朝鲜的独立已经化为泡影，继续抵抗只能加重朝鲜人的牺牲。到了1943年中期以后，李光洙的亲日行为变本加厉，他站在了战争动员宣传的第一线。对于已亲日的李光洙而言，日本的败亡意味着自身的败北，所以他只能更加积极地加入到战争的动员当中。仔细揣摩这一时期李光洙作品的发表轨迹便能知道。
《心相觸w—れてこそ》，绿旗，1940年3～7月
《加川校長》，国民文学，1943年10月
《蠅》，国民总力，1943年10月
《兵になれる》，新太阳，1943年11月
《大東亞》，绿旗，1943年12月
《四十年》，国民文学，1944年1～3月
《元述の出征》，新时代，1944年6月
《少女の的告白》，新太阳，1944年10月
从以上目录中可以窥视李光洙在1943年中期以后是多么积极地合作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李光洙一人。崔载瑞亦是如此，他在此前一直没有真正加入到创氏改名的风潮中，但到了1944年1月1日却参与了进来。临近日本败亡，大部分的亲日作家近乎疯狂地参与战争的动员。
与亲日合作的作家不同，持不合作之抵抗态度的作家清楚日本的败亡指日可待。看着日本将大学生纳入战争动员的行为，且听闻不少被迫加入到战争的学徒兵逃脱战线加入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朝鲜军队或中国军队的事实，预感日本的败亡期限将至。一直开展不合作之抵抗运动的金史良也一定程度上预感到了日本的败亡。1941年末，收押在日本的警察局时，他得到了日本向美国开战的消息，预感到生产力不及美国的日本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末期，看着日本动员学徒兵加入战争当中，他更加确信日本的败亡。但是在朝鲜能够得到的信息有限，因此他渴望来到中国展望东亚的新气象。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流亡到中国，因为金史良认为能在自己的祖国作战是最好的选择。
去年来到中国，整个7月都在上海逗留。在此期间，自称是重庆方面工作人员的年轻人曾来访问过我。但是毕竟是在上海，而且又是百鬼夜行的时期，所以一度怀疑过这个青年是否是日本警察的走狗。我自有我的小小信念，那就是朝鲜的独立无法抽离朝鲜，朝鲜民族的解放无法在另一个国度进行，所以我们必须在国内形成一个能够与海外革命势力遥相呼应的势力。除了被迫流亡的人之外，像我一样还能够立足国内的人如果选择了流亡，那么这只能是逃避现实、追求安逸的选择
。
金史良到了上海后最为关注的是学徒兵的动态。朝鲜出发来到上海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到侄女婿就职的部队看望他。两个人曾约定如果真的出现金史良需要流亡中国的局面，就一起逃亡。当然此次看望侄女婿并不是为了流亡中国，而是单纯想多了解一些中国的情况。对于当时的状况金史良在《驽马万里》中有如下描写。
去年夏天我去上海的路上经过徐州时特意下车看望过他。他是己未年万岁运动的时候失去丈夫的姐姐唯一的女婿。距离徐州百余里远的小村庄的7月格外炎热。监狱般砌着高墙的城里，A君见到我高兴得不知所措。夹沟铁路沿线的警备队一关城门，这个小村子真就成了监狱。如果想出村，就要越过兵营、通过城门，君叹息不能通过这种双重防护。没有躲过征兵的命运，被迫离开的时候君就想着到了华北就趁机逃跑，但是君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安排到这样的一个地区。“不久之后，会有一次部队编排，那时我也会被安排到另一个部队中去。那时我要趁机……”君如此说着。“我回程的时候会再来看你，你要见机行事。”“放心吧，在这里是没有机会出城的……”“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啊！”交代完这一句我便离开了。他孤独地站在城门口向我挥手的样子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我能带着他一起离开那该多好啊！我非常欣赏他的勇敢和机智
。
现实当中金史良的侄女婿见到他之后不久便逃离了兵营。金史良是从上海回国时，在看望侄女婿的途中遇到的、曾在东京一起寄宿过的日本军副官处得知了这一消息。
金史良对被迫充当学徒兵的关注并不仅仅限于他的侄女婿。侄女有位朋友得知金史良要到中国看望侄女婿的消息，便托付他代为看望同为学徒兵的自己的丈夫。金史良受托看望此女丈夫的时候，并不知道当天包括此人在内的4个朝鲜学徒兵正准备逃离兵营。为了防止日军怀疑到金史良的头上，其余3人逃离之时，侄女朋友的丈夫却选择留了下来。即便如此，当天晚上日本宪兵队还是袭击了金史良住宿的地方，并抓捕了他。幸好部队的副官曾是东京时期一起寄宿过的大学晚辈，所以没过多久便被释放出来。
不知道是怎样的命运的恶作剧，在J君等朝鲜学徒兵四人密谋逃离兵营的那天晚上我偏偏就找上了J君。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J君带入到了无法形容的感激与恐慌之中。为了不殃及我而阻止我和其他同志的见面也情有可原。而且J君是为我独自留下的。虽然我们之间的误会解除了，但他那送走朋友的心该多么地痛啊……坐上火车，我的眼泪一直流着。他们是在晚上11点或12点逃离的兵营，到天亮都没有传来任何噩耗，这就说明他们的行动成功了，而J君却因为我失去了时不再来的机会。我被他那为他人牺牲自己命运的大度所深深感动
。
1945年5月，慰问学徒兵为名想要逃亡到中国的时候，金史良再度见到了他。但他说现在逗留的地方不适宜逃离，所以还一直没有逃离成功
。日本的学徒兵动员对金史良是一个新的机会，因为这意味着日本已经陷入了窘境。1944年夏天的访沪对金史良而言，是在比朝鲜开放的上海，探索新的战况的事情。
主张尽量留在国内抗战的金史良于1945年逃离了朝鲜流亡到了延安。金史良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使之逃离了祖国？在日本投降后的访谈和游记中经常能够看到解释他流亡动机的片段。动机可分为两种：一是国内的检阅制度变得越来越严格，已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对此金史良在《驽马万里》中如下表达。
回来后发现局势变得日益急迫，以至于都不能放下手中的笔埋头于学校之类的事情。尤其是居住在狭窄的平壤，即便你是微不足道的作家，当局也不会放任你。而且自从我从中国回来之后日本警察的监视变得更加严密。被迫当了学徒兵的侄子与我在徐州地区相见不久后逃离兵营的事情，在宿县的宪兵队把戏，在上海逗留的一个月，都成了当局怀疑我的借口。有一天中学时期曾背叛过罢工同僚的同学过来找我一起参加独立运动，后来得知他是警务局的走狗。又有一次陌生的男人找我一起参加共产主义的运动，而他是宪兵队的走狗。就这样我的身边时时刻刻都布满了危险。我决定出国。逃离这不安的环境，无论如何都要重新渡到中国，想方设法进入延安地区，在那里进行无所畏惧的抗争……但是经过了一番冷静的自我反省后觉得或许我流亡中国的最初动机是为了逃离那可怕的现实
。
我们不难想象在上海经历的有关学徒兵的事情，回国后给他制造了多少麻烦，受到了当局多少严苛的监视和调查。在中国得到身为宪兵队副官的大学晚辈的帮助能够相安无事，但是在朝鲜没有了晚辈的庇护，很难躲避当局的盘问。逃离这种可怕的现实就是他流亡的一个要因。
金史良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座谈会上言及了流亡的另一个理由，颇具趣味。那便是他在国内没有与革命力量建立起联系，因此想着到海外，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用文字记录下来。
去年去上海的时候在某一酒店接到了重庆方面工作员的联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信念是尽量留在国内，感觉离开自己的国土就没有斗争的意义、也没有革命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朝鲜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得以维持生命便是最大限度抵抗的程度。即便如此，逃离祖国流亡到延安在严格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躲避，可以说这种想法是出自浪漫主义的。不管怎样，没有联系上国内抗日主力军的我憧憬着海外革命力量，并希望在那里与他们一同投身于抵抗运动，同时希望能够记录他们的抗争，将此传达给国内的广大同胞，我的这种身为作家的欲望促使了我的延安行
。
这与第一个无法忍受当局严苛的调查而流亡的动机并不一致，可见金史良的延安流亡是多种要素复合作用下的决定。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存在其他的动机，那就是对于写作的危机意识，即在朝鲜只能写违背自己意愿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在败亡前夕，更为强势地压迫知识分子，尤其对于曾经用日文写作过的作家这种压迫更是变本加厉。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用日文写作困难是行不通的借口。像金史良等一直以迂回的方式进行写作的作家更是为难，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过写作，因此没有任何借口不服从当局的安排。曾经写过《海军行》的金史良为了躲避此次风波，从1943年11月开始在《每日新报》上，连载小说《海之歌》。翻阅作品不难发现金史良的访沪是个分界线。访沪之前连载的部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访沪回来后连载的作品却有着明显的起伏与变化。就像金史良自己回忆的那样，在上海他所经历的众多事件使得他回国后受到了当局的监视和盘问，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现状，不得不在作品中加入一些亲日色彩的内容。1944年10月，作品中的这一变化达到了巅峰，他虽然没有放弃留守国内进行抗争的信念，但是现实给他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他的访沪给他制造了诸多难题。假设他没有访沪，或者他在访沪期间没有发生与他见面的朝鲜学徒兵逃离事件，或许他就不会受到此般严密的监视，作品内部也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是上海的经历给日本宪兵提供了怀疑他的借口，因此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内容上抹上一丝亲日色彩。金史良最终还是没能忍受这种暗无天日的现状，决定逃离朝鲜。
金史良最终成功逃到了太行山。他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了延安，他的这种选择并非偶然。3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向往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所以他不能也不会选择去重庆。1944年访沪时他对重庆方面派来的联络员的态度便可知道。
在枪林弹雨的战争第一线尚可，但是翻山越岭去大后方重庆是个卑鄙的躲避行为，而且重庆对我而言没有任何魅力。重庆不是求道者的圣地，而是反动的乞丐——亚洲的马德里，背叛国家和民族神圣的利益，退缩到万里外的偏远地区，谋划内部夺权诡计的反动政府的首都。让我加入娼妓般追随政府，以蒋介石的恐怖集团臭名昭著的蓝衣社和用CC团施舍的铜板仅仅维持的临时政府官员们的独立运动，我似乎没有打那种精明算盘的能力。加入他们能够学到的不过是蒋介石卖国时的讨价还价和独裁奸计，以及恐怖行为，哪有比这还要可笑的事情啊
。
金史良选择去延安并非一时的想法，而是他早已形成的思想的实践，他在太行山时期创作的作品表达了他的志向。他的太行山行是30年代后期偏离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趋势，主张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的志向的延长。太行山时期写作的作品中最具问题意识的是戏剧《蝴蝶》，作品的题材选用了胡家庄战斗；而这并非偶然，胡家庄战斗是朝鲜义勇队和中国八路军的共同作战，是能够很好地体现金史良向往的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志向的题材。这与封锁阶级联合的民族主义、忽视民族问题的无产阶级之国际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
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金史良的文学道路和中国联系起来，会发现新的面貌，这一点在他的文学与日本的关系上是不存在的。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抵抗。学界对于金史良的抵抗帝国主义的态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批评家林钟国一度将金史良划分到亲日作家范畴。现下已经没有如此主张的学者，但是仍然有部分学者怀疑金史良的抵抗态度。不过考虑到他与中国的关系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态度就再明显不过了。虽然当时因为检阅问题，部分作品内容被染上了迎合当局的色彩，但他持抵抗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考究他与中国的关系时，能够收获的另一个成果是金史良的国际主义志向。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是向往超越国民国家之国际主义的人，但是他向往的国际主义并不是20年代和30年代风靡朝鲜和东亚的无产阶级之国际主义。金史良看着受压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中国及中国台湾，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才脱离忽略、轻视民族问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往另一种国际主义，这便是基于殖民地民众的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动向便是吸收并克服以工业化为契机扩散到全世界范围内，而这种动向便是反帝国主义之国际主义。金史良通过中国更深层次地培养出了这一问题意识。
盐城师范学院 朴丽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