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时至今日，将韩国近代文学研究孤立局限于韩国本国之内的短视性越来越明晰，学者们开始讨论韩国文学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日本的关联，这实为可喜之举。韩国的近代化进程与欧美及深受欧美影响的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学亦然，韩国近代文学是在韩国与欧美日的联动中产生的。因此，孤立局限于本国之内，反而无法深刻理解韩国近代文学。

首先需要瞩目的是欧美。当时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作家侨居欧美，然而韩国作家却不同，极少有直接接触欧美的。因此，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与欧美的关系时必须更加注意多层性、复合性。很多韩国作家是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日本这一透镜观看的欧美，所以无法避免折射。无论最终接受结果是表层性的还是创造性的，相关研究者都须细致考察其过程。而且，顺而思之，还须考虑韩国文学与日本近代史、近代文学的关系。很多韩国作家都曾在日本留学、侨居，潜移默化间接受日本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韩国近代文学与日本的关系是需要我们研究者不断探索的领域。在不了解日本近代文明和近代文学的情况下研究韩国近代文学是一件多么抽象、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认真思考过韩国近代文学的学者们应该都深有体会。现在很多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正努力理解日本，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韩国近代文学，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局面。

然而，中国却被诸多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者遗忘了。其实，中国在韩国近代文学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出了我们想当然的认知。很多韩国作家曾移居或短期到访“满洲”、“伪满洲国”，并通过文学作品将自身经历还原再现。特别是日本统治末期，创作出了大量以满洲为题材的作品。韩国近代文学与“满洲”的联动早已成为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者研究工作中不可忽略的支点。如果说“伪满洲国”之前仅是韩国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块鸡肋，现在则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是，韩国近代文学中的中国身影，不仅只是关外（中国东北地区）之影，还包括关内地区。正如本书中所举，许多韩国作家都曾来中国关内地区访问、暂居，甚至许多与日本渊源深厚的作家，内里也与中国牵连颇深。如同李泰俊的中国游记所述，即使在冷战时期，仍然有许多在朝鲜战争前后越过三八线到朝鲜半岛北部（即当今朝鲜）的作家访问中国，创作作品。虑及以上，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与中国的关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当然，要想通过与中国的联动理解韩国近代文学，必然会牵动东北亚整体。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所论，韩国作家的中国之行，固然不乏单纯的中国行，但大多数是与日帝的对抗中来华的。绝大多数来“满洲”和关内的韩国作家是为了躲避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他们的中国行与日本的殖民统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一点来看，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中与中国的关系，必然会成为一件问询整个东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工作。这种视角在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与日本的关系时很难确保，但是要探究韩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的关系，必然光影相随。

之前韩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的关系研究被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冷战余波是最大的原因。日韩两国在建交之后，交流日益频繁，中韩两国却由于冷战的影响长期没有交流。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韩国研究学者才能访问中国，并随之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韩国学者无法来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村益夫教授曾访问中国延边，确认尹东柱墓所在地，由此可以看出中韩长期冷战所形成的交流壁垒。韩国学者来华访问的同时，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者也开始赴韩交流。两国学者通过多种途径展开讨论，明确了研究韩国近代文学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然而迄今为止，所关注的主题仍然十分有限，且缺乏长期深入的探讨，所以未能取得显著成果。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未闻有两国研究者合作撰写专著。从这点来看，本书可称为该课题研究史上的筚路蓝缕之作。当然，力有未逮，疵玷难免，前路依然漫漫。首先，由于诸种原因，对几位作家的探讨不得不托于日后，非常遗憾。而且，关于韩国近代文学上中国所具有的意义，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研究。此外，对东亚连锁的研究探讨尚不够深入。若本书能成为引玉之砖，带动该课题研究的活跃开展，各位研究者的辛劳和冒险定不会化为徒劳。

最后，向积极响应这一生僻策划的所有研究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