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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妈妈的话：
现在的孩子不缺吃不缺穿，但是他们却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自由。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交往的自由，没有玩耍的自由，没有尝试挫折的自由，即使有，也是受了很多限制的自由。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父母的监管中。
“我要当‘监工’去了！”一到下午5点左右，李女士便匆匆忙忙往家里赶，因为这是儿子放学的时间，她得同步到家对孩子进行“监管”。而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的王女士，也想着要换成上早班，以便“同进同出”盯住儿子。这种“严防死守”的战略，如今正成为许多父母管教孩子的经验。
虽然专家都强调要和孩子交朋友，给孩子自由的空间，但是父母们还是觉得当“监工”最容易。这样可以让孩子时时刻刻离不开自己的视线，按照特定“行为规范”行事，时时提醒和监督，稍有懈怠和不从就立即给予训诫，以让孩子按部就班地直奔目标。
也许这一手段很见效，很让父母们省心，孩子乖乖按照你的意思和“制度”行事。可是难道孩子是真的心甘情愿、心悦诚服了吗？那不过是他无力反驳和反抗而已。他在内心里仍然会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且还多了一份对这种“霸道”的反感。
孩子天生就有一种逆反心理。他的独立意识让他在面临严厉批评，尤其是不公正的批评时，在心里暗暗地说“不”，直至公开地作对。大人不让动的东西偏要动动看，大人不让做的事情偏要干一干。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里面包含有多少成年人想当然、一厢情愿的成分？随着孩子的长大，成人对孩子更加不放心和不信任。于是一些父母偷听电话、偷看日记，甚至用私人侦探跟踪的办法来“监督”孩子的生活。
父母以“监工”身份来压服孩子，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后果。父母可以用这种手段把孩子培养为“听话的孩子”，但听话的孩子就是傀儡，就是没思想没内容的机器。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主见、没有判断能力，甚至唯唯诺诺的人，等他遇到了比自己更强的人，是不是会俯首称臣、任人摆布呢？
1900年，梁启超写下了激扬一代中国人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而今天，梁启超曾寄望的少年具有的进取、创新、盛气、豪迈、“常思将来”、“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的气质在青少年一代身上似乎还依稀可见。
童年简单而平凡的快乐，人生的终极追求却已然淡不可闻。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我们民族的悲剧吗？教育家们不是早就告诫过我们，只有身心快乐的孩子才会走向成功的顶点吗？老舍先生就提倡对待儿童必须有平等的态度，主张尊重儿童，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希望普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态度和胸怀，坚决避免像“监工”对待囚犯那样对孩子加以震慑和监管。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