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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人机交互的整个历史，从“问答机器人”（FAQbots）到Google Now和苹果的Siri，再到电影《她》 （Her） ，我们看到了斯嘉丽·约翰逊所扮演的人工智能，它能同时进行数百个人类级别的对话。 Google Now和Siri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机交互风格：Siri正在有目的性地模仿人类，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具备了一种略显“别扭”的幽默感；而Google Now则选择充当纯粹的信息数据库，去除了个性或人性。
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两个行业的领头羊在相似领域使用相反方式进行研究时所体现的个性。在苹果，史蒂夫·乔布斯甚至在Siri获得语音识别功能前就看到了它的潜力。乔布斯让他的设计师们专注于自然语言，将其作为控制计算机的更好的方式。在谷歌，拉里·佩奇（Larry Page）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法，坚持以人类形式描述计算机。
这一趋势会走多远呢？今天，我们无从得知。尽管我们已经可以使用有限的词汇与自己的汽车和其他家用电器对话，计算机开口说话和理解语音在这个“接口”（interface，可以控制我们周围计算机的途径或界面）世界中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市场。在人们需要与各种互联网服务和智能手机应用交互的背景下，语音识别确实会对“手忙”或“眼忙”的场景作出显著的改善。或许，脑机方面取得的进步将在一些情景下派上大用场，比如为某些无法说话的人服务，比如在玩21点时需要数牌又不可以出声的情况下。一个更令人悲观的问题是，这些机器人助手最终能否通过“图灵测试”
。图灵在1951年发表的论文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哲学讨论，甚至每年人们都会为此举行竞赛。但是今天，比机器智能这一问题更有意思的议题是，这一测试是否暗示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图灵测试是这样的：将一个人安置在一台计算机终端前，让他通过书面问答与几个未知的对象交互。如果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提问者无法判断自己正在与计算机还是人类交流，那么，这台机器就可以被认为是“智能的”。尽管这一测试变数颇多，一直饱受争议，但它是第一个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正确问题的测试。换言之，这一测试关乎人类本身，而非机器。
1991年秋天，我报道了由纽约慈善家休·洛伯纳（Hugh Loebner）赞助的首批图灵测试。这一活动最初是在波士顿计算机博物馆举办，吸引了一大批计算机科学家和少数哲学家。从这点来看，这些“小将”（被设计出来参加比赛的软件机器人）离那个传奇式的Eliza程序也没有很大差距。Eliza是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编写的程序，该程序模拟了一位罗杰斯式（Rogerian）
心理学家，魏泽鲍姆惊恐地发现，他的学生们已经沉溺于与自己的第一个简单机器人的亲密对话中。
但是，1991年最初的洛伯纳竞赛的判定官们可被划分为两大类：会使用计算机的和不会使用计算机的。对缺乏计算知识的人类判定官，第一年的结果证明，图灵测试的所有实际目的都被攻克了。在对这次比赛的报道中，我引用了一名非技术判定官（一位机车技工）的话，她提到自己被蒙骗的原因：“它输入了一些我认为非常老套的话，但当我回复以后，它又以一种非常时髦、很有说服力的方式进行了互动。”这在当时预示着： 我们现在与模拟人类的机器进行的日常交互即将出现，它们将不断进步，直到让我们相信它们具有人性。
今天，像Siri这样的程序不仅很像人类，它们还开始令“人机之间以自然语言互动”这件事变得司空见惯。这些软件机器人的进步受益于“人类似乎希望相信自己正在与人类而非机器互动”这个事实。 我们生来需要社交互动。无论机器人是否在现实世界里帮助了我们，它们已经在网络世界中与我们走得很近了。 现在，这些只具备有限能力的软件“小将”——人工智能，已经不可辩驳地日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诸如苹果Siri、微软Cortana和Google Now这类智能软件助手正在与数以亿计的人类用户互动，这本身就定义了一种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甚至在这一相对早的时期，Siri已经拥有了不同的人类风格，这是迈向创造可爱而受信赖的助手的第一步。我们在与它们互动的过程中将它们视作伙伴还是奴隶，这真的重要吗？尽管关于“智能助手或机器人是否会变得自主”的争论和关于“它们是否会拥有足够的自我意识，会让我们考虑‘机器人权利’这类问题”的争论变得日渐激烈，短期来看，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系统，这些互动的设计该怎么理解“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系统视作伙伴，也会反过来决定它们对待我们的方式，但关于“人类与机器之间关系”的问题将继续被当今的计算世界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