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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秋天，在美国加州的沙漠中的一个已经废弃的军事基地里，一辆雪佛兰SUV不紧不慢地行驶着，一个矮胖的男人在这条尘土飞扬的临时赛车道边用力挥动着一面方格旗。挥旗子的男人是托尼·特瑟，他也是DARPA的负责人。
这辆车的车身上贴着一个大大的GM贴纸，但方向盘前却并没有司机。在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车里的其他座位上也没有乘客，而“参赛”的其他汽车也无一例外，没有司机或乘客。赛车似乎在绕着这个曾因被用来训练军队进行城市作战而临时搭建的赛道无休止地转圈，这看上去甚至算不上一场比赛，更像是科幻电影《银翼杀手》 （Blader Runner） 中周日下午走走停停的车流。
的确，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场奇怪的赛事。DARPA城市挑战赛（DARPA Urban Challenge）吸引了由机器人专家、研究人员、学生、汽车工程师和黑客组成的团队，他们努力设计并打造出能够在城市交通环境下自动驾驶的机器人车辆。此次比赛是特瑟组织的系列赛中的第三场，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军事技术是在加强士兵的杀伤力，而不是取代他们。在一些情况下，机器人军用机由人类驾驶，很多时候，它背后甚至需要众多士兵的支持。2012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的一份报告指出，对很多军事行动来说，往往需要数百人的团队来完成一架无人机的飞行任务。
无人驾驶车辆则是更为复杂的挑战。对地面车辆来说，正如DARPA的一位管理者所说，“地面很hard”——这里的“hard”指的是“难以行驶”而不是“坚硬”。单纯沿路行驶已经极具挑战，但机器汽车设计师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夜间行车，或是在阳光下、雨中和冰面上行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设想设计一台这样的机器可能遇到的问题：它需要知道如何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比如高速路上的塑料袋是软是硬？它是否会破坏车身？如果是在战区，它可能会是一个简易的爆炸装置。在低速行驶且能见度不错的情况下，人类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应对这个状况。对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来说，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如同夺取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圣杯，这也是DARPA希望通过举办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来得到解决方案的无数挑战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德两国的机器人专家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取得了零星进展，但现实情况是，想要打造一辆能够在高峰时段自动行驶的汽车，要比制作一个能上月球的机器人更难，于是特瑟接受了挑战。这样的努力是有风险的：如果比赛未能带来结果，自动驾驶汽车挑战大赛就将成为特瑟留给世人的笑柄。因此，总决赛的方格旗与其说象征着汽车的胜利，倒不如说代表着特瑟的胜利。
曾有一段黑暗时期，在特瑟任职期间，DARPA曾聘请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打造一个名为“全信息识别”（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的系统。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挖掘项目，目标是通过收集信用卡、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在网上追捕恐怖分子。这一项目掀起了一场隐私保护风暴，2003年5月，美国国会决定取消这一项目。表面上看，“全信息识别”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可实际上，它却被请进了美国情报机构，直到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的数十万文件揭露了一个广泛、深层次、追踪任何可能有意义的活动的监控系统时，这一项目才再次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在DARPA领军者的殿堂中，特瑟也是个古怪的家伙。他在“全信息识别”的丑闻中幸运抽身，而后几乎深入并把控了该机构所有的研究项目，推动了整个机构在其他领域的发展。（事实上，特瑟决定挥舞方格旗的举动正是他在DARPA任期的一个缩影——特瑟是一个微型领袖。）
DARPA的成立，是美国对苏联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的回应，当年苏联卫星的出现对深信自身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国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为了一个明确的使命——美国将永远不会在技术上被任何一方力量取代，DARPA在建立初期有个更简单的名字“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当时，这一机构的负责人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愿意在蓝天技术上投入巨大的赌注，他们同时也与全美最优秀大学的研究人员有着工作和情感上的密切联系。
不过特瑟却并不符合这一情况，他代表了乔治·W.布什的时代。几十年秘密军事项目承包商项目经理的经历让他和乔治·W.布什身边的很多人一样，对美国的学术机构充满戒心。在他眼中，这些机构太独立，他无法完全信任他们，并将新任务放在他们肩上。这并不令人意外。20世纪60年代，作为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生的特瑟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那时学界被划分成对立的两派——反战的学生以及为越南战争设计先进武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出任局长一职后，特瑟开始努力扭转DARPA的文化，虽然这一机构早已因在互联网和隐形战机技术方面的创造而声名卓著。特瑟迅速把原本投放在高校上的资金转移到支持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军事承包商身上，这一机构也从“蓝天”走向了“成果”。特瑟认定，创新仍然能够秘密进行，正如可以通过新想法的风暴推动硅谷的竞争文化一样，即使那些想法失败了，也会得到奖励。
当然，特瑟将DARPA带到了新的技术发展方向上。他关注着数千名在战争中伤残的退伍军人，军事决策者有了更多权力、获得了更多成果后，他希望将机构的经费投入人体增强项目以及人工智能领域，这意味着那些受伤的军人能够获得机械肢体。他还对一个名为“海军上将顾问”（Admiral’s Advisor）的项目感兴趣，这是20世纪60年代恩格尔巴特的目标的军事版本，带有他对IA的愿景。这一项目被称为“有学习能力的感知助手”（Perceptive Assistant that Learns, PAL），其中大量研究将在斯坦福研究所完成。在这里，这一项目被称为“可学习、可组织的认知助手”（Cognitive Assistant that Learns and Organizes, CALO）。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瑟回归了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两位具有远见的DARPA项目经理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和利克莱德推进的研究计划。让人悲喜交加的是，尽管（很少有人提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曾收获巨大的成功，但是随后，他的项目逐渐在斯坦福研究所失势，并最终被抛弃。恩格尔巴特本人也遭遇了“洗牌”，被分配到第二梯队的商业化分时操作公司。在那里，他的项目几乎被完全忽视，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资金不足的状态。DARPA的再次投资将触发一波新的商业创新。CALO“催化”了苹果的Siri个人助手，而Siri也算得上恩格尔巴特首创的增强智能方法的直系后裔。
特瑟的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吸引了大批跃跃欲试的“车库发明家”和志愿者。用军事术语来描述，这是一个“战斗力增倍器”（force multiplier），能让这一机构得到比从传统承包商处得到的更多的创新。然而，在核心之中，特瑟选择追随的特定的挑战赛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同一所大学的研究团体中出现，不过这一团体遭到了他的冷遇。2007年，赢得城市挑战赛的通用汽车机器人SUV背后的主导力量是一位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专家，在过去超过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渴望能够赢得这项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