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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个涉及人类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关于社会中的单个成员之地位的一般观点，而不考虑其成员其他突出的特征。当社会进入文明状态时，社会成员就彼此将对方视为独立的个体，体验着情感、激情、舒适或不适、感受、希望、恐惧、目标等。与此同时，也拥有一些思想上的理解力，包括区分细微特征的能力，判断“真与假”、“美与丑”、“好与坏”的能力。我们在这些体验中浑然而轻松地送走了生活的时光，并且认为别人也以相似的方式活着。
但是，在文明的早期阶段，这类经验和信念都只是不言而喻的事。这类经验和信念当时并不唤起人们的反思，即并不引致人们去把它们分离出来加以周密的考察。相应地，也就没有因人类的自我评价而导致的习俗的改变。这样，一个社会的不同成员之间就全然依情况的不同而彼此或珍爱、或摧残、或服从、或支配。在一个公共的组织形成之后，便有关于这个组织的信念，这种信念将慢慢地使自己获得解释。
我们要讨论的是文明后来的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文明达到了其近代的高度，这个阶段经历了至多三千年的时间。这时，思想家已经出现。关于责任的观念初步形成并得到了某种定义，但更重要的是关于心灵的观念的初步形成。在这个逐步形成的最早阶段，这一伟大的观念被本能地用作解开自然界偶然现象之谜的一把关键钥匙。利顿·斯特雷奇
写道，大自然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可爱和力量。人类首先理解的是自然的力量，然后才是自然的美。同样，在思想的早期阶段，自然力量成了大自然的精神——这心灵是残忍无情的，但又是宽厚仁慈的。在文明的一切阶段，被众人膜拜的诸神都代表了部落生活的更为原始的野蛮性。对诸神的谴责标志着宗教的进步，偶像崇拜的要点是对已经盛行的诸神心满意足。
在人类生活中那种唤起高贵的不满之情的因素乃是一种逐渐显露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根植于对美的鉴赏，对理智的分辨力及责任的肯定的评价。道德的要素起源于经验中的其他因素，否则的话，就没有责任履行的内容，不可能有存在于真空中的纯粹道德。如此，经验中的原始因素首先是那些动物般的情感，如爱、同情、狂暴以及与此类似的贪欲与满足；其次才是那些比较起来专属人类的经验，如对于美的经验和对于理智之精巧的经验，人类有意识地去享用这些经验。这里理智辨析或精巧思想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比“真理”的概念范围更广，后者通常是在与前者的联系中被提及。在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微妙的调适方面，人们达到了很辉煌的成就，这种思想调适的工作不同于仅仅直率地寻求真实与否的答案。我们可以把这种微妙的思想调适也称为“美”。但是，理智的美尽管可以用与感性的美相关的词语来加以赞美，它的美却仍只是借助于比喻而已。我们对于道德美也可以作如此思考。所有这三种类型的美构成了可能使人类得以真正满足的最高理想，而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就是一种美——这种美提供对于宇宙爱欲的最终满足。
对欧洲思想来说，希伯来和希腊思想有效表达了批判性的不满之情，而这种不满是文明的牛虻。其中，最充分的表达，就文辞的精美和对有关问题的规定的明确性而言，可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找到。我们在那里发现他对诗人笔下的那些为习俗所信奉的神的批判——事实上，他要贬低所有诗人——也发现他对人的灵魂中的潜在能力的分析。柏拉图的宗教奠基于他关于“上帝能够是什么”这样一种观念，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永恒的美的形式上。他的社会学来自他关于“人能够是什么”的观念，在此他依据的是一种本性，对这种本性的描述需要采用可用于神的本性的词语。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共同提出了表达不满的纲领。但是，他们的不满的价值乃在于这样一种希望，即永不放弃对完美的期望。
包含在时代变迁中的理智的力量正是本书恰当的主题。当我们考察这些理智的力量时，我们发现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遍的观念，一种是非常特殊的观念。在前者当中，有一些普遍性程度很高的观念，它们表达了关于事物之本性、关于人类社会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引导着个人行为的终极目标的观点。在由高度的能动性为标志的每一个时代中，都能在其鼎盛时期以及在引致其鼎盛的诸种力量中发现某种深刻的宇宙论观点，它为人们不自觉地加以接受，给现行的行为动机打下烙印。这种终极的宇宙论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表达，而这种表达的细节则导致了一些派生出来的特定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个时代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关于这类普遍性程度较低的问题的冲突，这种情况恰好掩盖了在第一原理上的普遍一致，第一原理几乎是因其过于明显而无须表达，或因其过于普遍而难以表达。每个时代都有一种普遍的思想形式，它就如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那样，是半透明的，渗透着一切，而又似乎是如此必然，以致我们只有凭借非凡的努力才能意识到它。
如果要找到一个能清楚表述的例子，我们就必须从最高的普遍性那里下降。在政治学说方面，古代地中海文明内部包含着观点的分歧，从伯里克利
与克里昂
之间、柏拉图与亚历山大之间、马略
与苏拉
之间、西塞罗与恺撒之间都存在着分歧。然而，他们都在一个基本的观念上一致，这个观念深藏在一切政治学说的基础中。在全部希腊文明和希腊化的罗马文明中——我们称之为“古典”文明——人们普遍认为，某些服务需要一个庞大的奴隶人口，而这种服务不值得充分文明的人去从事。换句话说，在那样的时代，一个文明社会不能自我维持。一个相对野蛮的下层基础是社会结构所必须设置的，以便维系文明的上层。关于一个复杂的城邦文明需要奴隶制为基础的想法，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隐含的前提中，都是极其普遍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源自某种根据充分的理由，这种理由存在于构成文明生活的早期阶段的诸条件中。埃及人需要砖块，所以他们俘虏了希伯来人。与巴别通天塔
有关的各族语言混合的情况，就其保存下来的传说而言，是一段可疑的历史，不过它至少可以被认为提及了关于在奴隶人口中各种族交融的史实，正是这样的奴隶为建造城邦像机器一样地劳动。
今天在论及古代在政治上的派别之争时，尚无确定的结论，柏拉图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在今天都还是问题。然而，古代的政治学说和现代的政治学说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因为在一个古人都一致接受的前提上，我们与他们有分歧。奴隶制是那时的政治理论家的预设前提；而自由则是今天的政治理论家的预设前提。在古代的岁月中，那些有洞察力的头脑发现自己很难在奴隶制学说与某些有关道德情感和社会实践的明显事实之间进行调和。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思考同样也难以在自由学说与另一组明显的事实之间进行调和，这组事实是令人困惑而无法调和的，它们只能被视为一种可恶的、野蛮的必然力量。然而，尽管已经形成了所有这些限制性条件，自由与平等仍然构成了近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预设前提。不过，随之而来它也掺进了包含缺陷的规定。这正如奴隶制对于古人而言是一个预设前提，它也包含着一系列有缺陷的规定。对古今思想家来说，上帝都成了伟大的求助对象：许多在尘世不可能的事，在上帝的视野里就被认作是真的。在这个问题上，古人与今人的态度恰好相反。
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观念是从纯粹的人性出发的，这种观念的发展是观念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的形成和有效传播可以看作是文明晚近阶段的一个胜利——当然是历尽曲折才取得的胜利。如果我们考察属于这一特殊例子的历史，我们将发现普遍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传播的。
伟大的古典文明在两项事实上是引人注目的。首先，它使奴隶制达到了一种全盛状态，尤其是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在那个时期，奴隶制在其必然性、规模以及它所带来的恐怖和危险上，都达到了顶点。在较早的、较简单的社会共同体中，奴隶制可能被视为一种偶然的幸运，即一种仅给予少数幸运的共同体或共同体中少数幸运的个人的恩惠。但对于那延续了一千年的古典文明来说，成为一个文明的人就是成为一个奴隶主。某些奴隶主是仁慈的，有一些则很残忍，但很可能绝大多数都属于中间状况。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男主人公阿迦同无论对待其奴隶还是对待其客人都表现出一种一贯的、修养良好的仁慈态度。西塞罗和小普林尼
的书信表明他们都是仁慈的主人。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古罗马的富豪及其所拥有的广大的地产清楚地说明古代文明必然以不公正作为基础。效率导致了残忍。当这种罪恶达到顶点时，不是通过某种新原则的导入来将其清除，就是任由它去把社会摧毁。但在古典文明的情况中，实际的情形倒不是两者择一，而是两者同时发生。
现在我们来讨论使古典时代具有鲜明特征的第二个事实。这个时代第一次引入了道德原则，这些原则对整个制度形成有效批判。雅典人是奴隶主，但他们看来曾致力于社会制度的人道化。柏拉图就其出身和信仰来说是一个贵族，他也肯定拥有奴隶，但是他的某些对话会唤起读者对人类的必然堕落产生忧虑。同样，罗马帝国斯多葛派的律师们也曾倡导法律的改革，这种改革的主要动机在于，他们认可人在本性上拥有基本权利这一原则。但是，无论是仁慈的奴隶主，还是富于灵感的柏拉图，或是头脑清醒的律师，都未曾发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他们都把奴隶制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奴隶制被预设为社会结构的前提，奴隶制的这种必然性为所有的普遍观念限定了范围。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得以确立，这些区分无可置疑，你只要在实践中意识到它，就不得不接受这些区分。
我们在此看到了最初引入伟大观念的阶段。这些观念一开始是在少数有天赋的人的头脑中的思辨想法。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着特定作用的各色领袖人物那里，这些观念被非常有限地运用于人们的生活。而一切文字作品都是为了说明这种普遍的观念是多么具有启迪作用，同时也说明普遍观念之扰乱社会的影响应当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新观念的力量造成了社会的某种转变，但从总体上看，社会制度已具有对新原则的免疫力。新原则只能在那些作用有限的令人感兴趣的观念中获得一席之地。
但是，一种普遍的观念始终是对现存秩序的威胁。它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惯例中获得各种可能的特别体现，这些特殊体现之全体构成了一个改革的纲领。人类郁积在心的不满随时可能抓住这一纲领，开启一个由这一纲领为指引的急剧变化的时代。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关于人性尊严的思想慢慢地在罗马官员的头脑中得到加强，逐渐地形成稍好些的政府，并且激励了像马可·奥勒留
这样的人起而承担他们的崇高使命。这是一种有价值的道德力量，但是社会已被注入一种抵御其革命性运用的免疫力。在六百年的时间里，关于人类灵魂之理性的和道德的崇高性的理想，一直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它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人类的道德观念，它重新调整了宗教。但它却未能触及它在其中繁荣发展的那个文明的根本弱点，它是一种新的生活秩序的微弱的曙光。
在这个进步与衰退并存的时代，基督教兴起了。在其早期，它是一个充满强烈的热情和具有无法实现的道德理想的宗教。幸运的是，这些理想都被保存在与这个宗教的起源差不多同时的文献中了。它们构成了一个无可匹敌的改造纲领，而这个纲领成了西方文明进化的一个要素。人性的进步可以被定义为社会改造的进程，以使原始基督教的理想对于每一个教徒来说成为可以实践的。社会一旦构成，此时如果对于散见于《福音书》中的各种戒律一字不差地严格奉行，就意味着只能立即死去。
基督教迅速地吸收了关于人的灵魂的柏拉图学说。这一哲学与这一宗教在其各自的教义方面彼此非常投缘，当然，这类教义在宗教的形式中要比在哲学的形式中具体得多。这个例子正体现了观念史上一个重要的原理。一种普遍的观念会在一定的背景中飘忽不定地出现，仅有少数人能在其充分的普遍性上认识到它，它也许从未在一种有说服力的、真正普遍的形式中得到表达。有说服力的表达有赖于天才的偶然出现，例如像柏拉图这样的人物的出现。然而，这个普遍的观念不管是得到了表达还是隐匿在意识表层的底下，仍然在一个接一个的特殊表达中得到了体现。它的降格使它失去了在普遍性中的宏大，但增加了适应时代的具体环境的力量。它是一种隐秘的驱动力，抓住人不放，有时会以特殊的面具出现，驱迫人们行动，因为它诉诸了时代的不安的良知。这种诉诸时代良知的力量之所以产生是出于下列事实，即导致直接行动的特殊原则能够体现一个更普遍的真理的伟大，这个真理源自事物秩序的本性，而人类已经成长到能够感觉到它的程度，只是或许还无幸将它表现成形。
基督教的伟大，以及任何有价值的宗教的伟大，都在于它有一种“过渡的伦理学”。基督教的创立者及其早期的追随者坚定地相信世界的末日近在眼前，其结果就是，他们在理想的可能性问题上热情而诚挚地放纵自己绝对的道德直觉，丝毫未曾想到维护社会。社会的崩溃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迫在眉睫。“不现实”一词失去了它的意义。或者，毋宁说，实际的善的意识仅关注终极的观念。最终的事物既已达到，中间阶段便毫无意义。
以上这种思想对早期追随者心态的影响比对宗教最初创立的影响更大，它使追随者们以自己完全的纯正之心传播基督教原初的观念。尽管宗教情感具有强烈的敏感性，还混杂着关于世界末日的启示信仰，但宗教还是在一种较为平和的氛围中兴起。从加利利农民所处的气候条件和简朴的生活来看，他们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由于他们有学习历史和宗教文献的习惯，所以就农民而言便显得异乎寻常地富有知识。通过罗马帝国的保护机制，他们免受来自内部的骚扰或其他一切骚扰。他们对维护复杂的制度不承担责任，他们自己的社会是最简单的。他们对于罗马帝国兴起和如何提高效能的条件以及维护帝国的必要条件全然不知，甚至对于帝国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也不明了。行省总督的更迭就像季节交替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季节和朱迪亚地区的总督完全一样，都取决于不可测知的事物法则。
这些农民的生活情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可以形成关于理性的人们之间理想关系的观念——这些观念没有暴行，有的是仁慈、友好和机敏，其中宽容胜过了司法审判的判别。在理想世界里，宽恕可以达到七十个七次，但在希律王朝统治的国度和罗马帝国中，哪怕七次也是不现实的。加利利人并不关心罗马军团的纪律，也不关心帝国对总督所作所为的巡察，更不关心将秩序强加在无数事务上的复杂的法律体制，这一法律制度遍及从苏格兰的群山到美索不达米亚沼泽地。平和而简单的生活，加上幸运的无知，这些赋予人类最为宝贵的进步工具——基督教非现实的伦理学。
至此一个准则已经建立，并已被清楚而具体地说明，以免被歪曲。这一准则可以用来检测人类社会的种种缺陷。只要加利利人的理想仅仅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世界的梦想，那么他们必定要传播一种不安宁的精神。
在道德理想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于有意识构建的观念的极佳例子，这些观念推动社会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对那些深受这些观念影响的人们而言，它们像牛虻一样惹人生怒，又像灯塔一样诱人。这种具有有意识作用的观念与无情感的力量，诸如水灾、蛮族人和机器，形成鲜明对照。伟大的社会变迁归因于世界上两种力量的偶合，即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纯粹的物质世界形成水灾，它需要人的智力去创造一个灌溉系统。
尽管体现在伟大宗教中（例如基督教中）的伦理观念接近一种高度的终极普遍性的观念，但在柏拉图的普遍观念中尚属于特殊化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伦理的直觉知识是形而上学原则在指引实践方面的直接运用，这样伦理原则也就成为说明它所依赖的较高的普遍观念的寓言。所有宗教的准则都体现着信徒所经历的文明阶段以及他们的特殊禀性，所有宗教都不能撇开它的追随者或者甚至可以说撇开它的各种类型的追随者而加以抽象考虑。宗教的观念是一般观念的高度特殊化的形式，有时这种特殊形式体现为带有特殊美丽和智慧的具体事物，有时又体现为向原始的野蛮性后退的结果。宗教和个人都不会凭着简短的棒喝来证明其神圣性。我们发现所有较为特殊的观念，诸如法律的、政治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都推动着人类生活的进步，并在人类心灵走向总体和谐之源的过程中，从心灵神秘的具体表现中得到一种庄严的力量。走向总体和谐之源的过程充满着罪恶、误解和亵渎。伟大的观念在进入现实世界时，会伴随着邪恶和令人讨厌的附属物。但是它们的伟大依旧存在，促使人类缓慢进步。
在中世纪，作为一种制度的基督教荣幸地被视为走向伟大直觉知识的推动力。不幸的是，为了迎合一切制度的惯例，它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于是成为一种保守的工具，而不是进步的工具。经过宗教改革的教会只是短暂地起过进步作用后，又再一次扮演了偶像崇拜的角色。从总体而言，良好构建的宗教制度被认为是社会保守力量之一，不久又成为克雷芒教皇所称的“公共习俗”的重要支柱。但是宗教的终极理想仍是现实的长期不变的批判者，并且它们自称是自己的捍卫者。
反映人类心灵伟大精髓之观念的再次复兴，是与18世纪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人道主义相联系的，那时人类已经进入了理性和人权的时代。伟大的法国思想时代通过思辨、科学和社会学的前提重塑关于文明世界的前提。它源自17世纪英国思想家们的思想，诸如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它也从同时代历次英国革命中获取灵感。但英国模式总带有闭塞的特征，而法国人则拓宽了观念，并使其变得明晰和普遍化。法国人将这些观念世界化了，而当它们被像埃德蒙·伯克
这样的人所掌握时，只能将其运用于一个种族，甚至有时只是一个岛屿。
但是，约翰·洛克的思想也得以在英国继续存在，以后又因为英国人对体现在习惯法中的自由原则感到普遍自豪，从而使洛克思想的影响力得以加强。在那些日子里，即使保守党主持的议会也带有了辉格党的色彩，这样英国政府第一次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实施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步骤。两届议会决定了新政策，它们由拥有土地的贵族、福音派的银行家和商人组成，一届议会由保守党主持，另一届由辉格党主持。第一个步骤是在1808年取消英国的奴隶贸易；第二个步骤是在1833年赎买并解放了所有在英联邦领地内的奴隶。这后一步骤在英国财政困难的时期花费了两千万英镑。
但这一问题对英国人民而言相对较为容易。上述的行动让英国人预先尝知了哲学、法律和宗教摇摆不定的联盟的最终胜利，这种联盟曾经在罗马帝国的制度改革中已取得了第一次成功。我们注意到，伟大的观念在模糊意识的背景下，就如同虚无缥缈的海洋以连续不断的特殊性的海浪拍击人类生活的海岸。连续不断的海浪慢慢地侵蚀着习惯的根基，但第七次浪潮成了一次革命——“各国都发出了回响”。在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年代里，民主诞生了，最早的具体表现在美国和法国，最后是民主解放了奴隶。在现代世界民主较之古代人心目中的具有更深的意思。最后，在19世纪人们要确定无疑地面对奴隶制的基本问题。在欧洲，奴隶制是一种衰亡的制度，慢慢地被取消，从奴隶制到农奴制，从农奴制到封建制，从封建制到贵族统治，从贵族统治到法律上的平等，从法律平等到职业的大门向所有人才敞开。但是由于欧洲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对非洲部落的影响，这一问题又出现了新的且具危险性的形式。
19世纪的现代民主主义者激励自己明确而彻底地直面奴隶制问题，由此可以说明观念的作用是缓慢的。柏拉图学园的建立，斯多葛派律师们的改革以及《福音书》的写就距当时已有两千年。古典文明遗留下来的伟大的改革计划那时正在取得另一个胜利。
一般观念付诸实际的过程较为缓慢，其原因并不完全是由于人类在个性上的无效率。有问题就要解决，而问题的复杂性往往被那些急性子的探求者所忽视。困难之处在于——在重构一个社会使它能消灭确定无疑的邪恶的时候，不可能不破坏这一社会的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明。一个类似的抗辩是，没有一种现成的方法可以在扫除一种邪恶时，不引起另一种更大的邪恶。
这类说法通常还是含蓄的。甚至最聪明的人都无法构想出那些未经尝试的可能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人类的天性是复杂的，纸上谈兵式的社会计划对政治家而言不过是废纸一张。成功的进步是一点一点慢慢促成的，每一步都要检验。不难构想，如果奴隶制受到挑战，西塞罗会作出怎样的辩护。他会说，罗马政府是人类的一个希望。如果毁掉了罗马帝国，你又从何处可以找到罗马元老院的稳固、罗马军团的纪律严明、罗马律师的智慧和对治国不善的制约以及对希腊学术富有眼光的保护？当然西塞罗不会说后面这些话。他的天才本已达到了可以预言的能力，他本可以预言罗马首都不朽城的使命，并引用维吉尔
有关的诗句。
事实上，我们确切地知道，继西塞罗以后的五个世纪以来，律师、异教徒、基督徒、主教和教皇对此问题的观点。这些人中的政治家具有超过西塞罗的精明的实际才干，也有与他同样的道德感。他们谨慎地倡导在法律上对主人的权力加以限制，并保护奴隶的基本权利，但他们维护保存这一制度。希腊和罗马文明在柏拉图逝世后七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保持得完好无损。奴隶们是受难者，他们辛苦的劳作使进步成为可能。有一座著名的锡西厄奴隶的雕像，他正在磨刀，弓着身子，但目光向上，这座雕像历经久远的年代而得以保存，它告诉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在过去黑暗的岁月里成百上千万的受苦奴隶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我们也许会问，在西塞罗或奥古斯都
时代，罗马帝国会不会因一场废奴运动而被摧毁？在整个古典文明时期，社会秩序的基础几乎不能承受加在它上面的重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周围的蛮族人、政治动乱以及奴隶制的罪恶。从西塞罗出生到奥古斯都获得无可争议的权力为止，整个社会结构在它完成所赋予的任务之前几乎就要崩溃。甚至更早些时候，它就差不多濒临死亡。经过几个世纪后，它终于走向彻底崩溃了。我们不可能怀疑为了及时废除当时人们所知的这个唯一的社会制度的任何不倦努力的作用。也许天塌下来会更好，但如果无视天会塌下来这一事实便是愚蠢。
设想，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中，南部联邦所受到的震动同样席卷整个北美和欧洲，那么文明进步的唯一希望就会破灭。也许对文明进步的恢复我们可以作出设想，但是对此我们毫无把握。在古代社会，这类事的危险大得不可测知。
可以对第六节作一概括，其要旨是：最终采纳了改革，但这并不必然证明改革的那一代在德行上的优越。但它确实要求那一代人表现出改革的干劲。但是也许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现在可能的事在那时也许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认为，伟大的观念仅仅是在等待足够优秀的人来将它付诸实际，这是历史观的幼稚表现。在背后起作用的理想会逐渐促进必要的公共习俗的发展变化，并使这些习俗足以支持将观念付诸实际。
许多因素有助于社会学理论的最终逆转，即从以奴隶制为假设条件的社会理论逆转为以自由为假设条件的社会学理论。其主要因素前面已经提及，就是18世纪持怀疑观点的人道主义运动，其中伏尔泰和卢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法国革命则是其顶峰。
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尤其在我们考虑整个世界的运动时，宗教是一种背景。如果从人类这些运动的某一局部来看，宗教的动机又是主要动力之一。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英国和美国），卫斯理教派展开了全面的复兴运动，这一复兴运动使得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累维
能够指出那个历史时期的全面的社会学意义。卫理公会的传教者旨在拯救另一世界人们的灵魂，但无意间也为现世中人们的情感指出了新方向。非常特别的是，这一运动没有什么新观念，但具有丰富的强烈的感情。它是第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里程碑，显示出神学传统和现代知识世界之间正在加深的鸿沟。从最早的希腊神学家到圣哲罗姆
和奥古斯丁，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从阿奎那到路德
、加尔文和苏亚雷斯，从苏亚雷斯到莱布尼兹和约翰·洛克，每一场宗教运动都伴随着高尚的理性主义的辩护。你也许不赞同神学家们的观点——确实我们不可能同意所有神学家的观点——但你也不可能指责他们不愿意进行理性的辩论。中世纪的时候辩论过，路德为他的九十七条辩护过，加尔文写出了《基督教要义》一书，特伦托会议断断续续争论了十八年，明智的胡克争辩过，在多特会议上阿米尼乌斯派和加尔文主义者也争辩过。
伟大的循道主义运动完全无愧于人们对它的称颂。但它没有求助于宏大的知识构建，以此来说明其理解事物的方式。也许它已经选择了更好的方式，它的直觉也许非常有效。无论它怎样，它是观念历史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此时西方民族的神职人员在是否要求助于建设性的理性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在相对较近的时期中，科学家和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以循道主义者为榜样。
在英国贵族统治的时代，循道派呼吁劳动者及与之相关联的小商贩们以直觉感知上帝。在美国，他们同样呼吁那些辛勤劳作的孤独的拓荒者们这么做。他们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恐惧，使人们感情得以宣泄，得到精神上的领悟。他们遏制了革命性观念的侵入。同时，考虑到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必须承认他们完成了一项至高的成就。他们使人类手足之情的观念和人之价值的观念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他们也作出了最后有效的努力，使进步民族中不可能再存在奴隶制。
在观念的历史中，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过于简单化。的确，循道主义运动导致了大众情绪的浪潮最终到来，它使反奴隶制运动走向成功。但循道主义运动的成功，是因为它恰逢时机。在这一节中，我们讨论的是宗教的影响。在16、17、18世纪，罗马教会——用贵格派的语汇——对深受欧洲人剥削的呻吟着的种族甚为“关心”，欧洲人对他们的剥削远远超过所有新教教会合在一起的剥削，当然牧师们并不是根据人类的自由来考虑这一问题。但不要说世界其他地方，仅美国一地的天主教传教士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就让自我牺牲的事迹从北部冰原一直遍及到南部冰原。无可怀疑，这些范例使欧洲始终保持有关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责任的道德意识。
无论天主教，还是循道宗，都没有率先就废奴的明确目的作出近代意义上的阐述。这一极高的荣誉属于贵格派，尤其归功于人类自由的使者约翰·伍尔曼。另外，美国内战也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人类文明走向光明的艰难过程中的高潮。
作为摧毁文明中邪恶的奴隶制基础的最后阶段的各种思想，在其演化的过程中，交织着诸多观点和英雄主义精神，包括持怀疑态度的人道主义、天主教教义、循道宗和贵格派。但是，这一运动的理性源泉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具有哲理性的古希腊人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及其在动荡世界中的地位的种种思索。
有关古希腊形而上学的思辨转化为人类自由的社会学概念的内容，本章只讲述了一半。在下一章中，我将更详尽地讨论19世纪对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整个运动的批评。但是，就往昔的情形而言，这一运动表明语言很难表达终极普遍性的观念。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最高范例，其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当我们试图表述有关的普遍观念及其对于行为的意义时，每一步都引起争论。柏拉图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的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其对宗教和社会理论的影响，无疑包含着上述这种寓意。
有些观念由于过于一般化而不能用现有的语言加以表述，人们通过对这些观念的模糊理解推动着人类生活的进步。这些观念也不能一个个孤立地加以掌握，它们要求人类提高理解一般事物本质的能力，以便构想出相互之间可以相互阐释的各种观念体系。但是，人们在领悟普遍观念方面的进展，相对其他一切演进是最缓慢的，哲学的任务就是促进这种领悟在人类精神中的增长。就目前成功的例子而言，在具体应用伟大观念时应避免与粗劣的空想有重要的联系。迦太基人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化的商业民族，又属于人类伟大进步的种族之一。他们的贸易活动从叙利亚海岸开始，越过地中海，直到欧洲的大西洋和英国的康沃尔的锡矿，他们环绕非洲航行，统治着西班牙、西西里和北部非洲。当柏拉图进行沉思之时，这个伟大的民族已经想象到宇宙的至高力量，牺牲他们的孩子献给摩洛神，以此作为宗教上的赎罪。随着对普遍观念认识的加深，这种野蛮行为已不可能在今天的有关文明中出现。
用人献祭（sacrifice）和人类的奴隶制是宗教伟大直觉和文明意识的例证，它们通过继承而来的出于本能的野蛮行为而表现出来。直接的宗教直觉，甚至最纯洁的直觉，都有与渗透到现存社会的较低层次的行为和情感结合在一起的危险。宗教给哲学以推动力。反过来，思辨哲学通过倡导终极意义而保护我们较高层次的直觉不进行低层次的结合，而终极意义与现有的行为方式的诸多事实相脱离。
观念的历史是一部存在错误的历史，但尽管有所有这些错误，它又是一部行为渐趋完善的历史。当人们所喜欢的社会秩序取得进展之时，我们会发现，有意识持有的观念不断发挥作用，避免人们的行为故态复萌，退回到野蛮状态。据此，柏拉图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世界的创立——也就是说，具有文明秩序的世界——是劝导战胜强力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