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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题目《观念的历险》从其最广泛的含义上讲，可以看作与“人类的历史”是同义语，因为它涉及人类及其广泛的心灵经验。根据本书题目的这一意义，人类必定体验了自己的历史，但历史的全部多样性不可能都被记述下来。
我打算通过整本书的叙述来批判地考察在人类生活中观念所经历的这样一种历史，并通过一些著名的事例来说明我的论点。为说明论点而选取的具体话题，一方面受到我本人知识面的限制，带有任意性；另一方面也出于对它们在现代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普遍意义的考虑。同时，根据我们在本书中的目标，历史包括连接着过去的现在和将来，这样的历史概念不仅使过去、现在和将来能够相互阐释，而且也在大家的共同兴趣之中。至于一些详尽的事实材料，我们不得不依赖今天的以及以往三个世纪以来的一大批重要学者，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是我们人类必须给以最大尊敬的。
理论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但反过来，以事实为基础的叙述也到处渗透着理论的阐释。视觉所直接感受的是变动中的有色彩的形体——“不确定的形体”，听觉直接感受到的是声音。但是，比如有一位即时的观察形体和听到声音的人，他是一位驻外国宫廷的使节，他在解释那些“纯粹的事实”时这样写道：“我会见了这个国家的大臣，大臣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极其清晰地说明了他将用以对付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措施。”以这种方式讲述的当时事实其实是一种当时的解释，除了纯粹的感觉材料外，它还包含着对这些材料的假设。
后世的批判学者又根据自己的理论判断，从过去的当时观察中选择材料：他评判那些即时观察者，并对那些当时证据作出自己的解释。这样，按照19世纪后期所流行的那个历史学派的信念，我们就算达到了“纯粹的历史”。但历史学家和历史的观点要完全摆脱审美的偏见，历史的观点要完全不依赖形而上学原理和宇宙论观点，这只是一种想象的虚构。这种对历史的信念只可能出自那些为局部观念所支配的头脑——即为时代的、种族的、学派的及兴趣倾向上的局部观念的支配——这些头脑也无法超出它们自身的未经言明的限制。
历史学家在描述过去的时候依赖于他对于何者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的判断。甚至当他将自己的研究严格地限制在某一被选定的方面时，例如限制在政治或文化方面时，他仍要作出一个决定，即何者构成人类经验在这个方面的顶峰以及何者是这种经验的退化。例如，在思考人类政治史的时候，黑格尔在自己时代的普鲁士国家中看到了政治史的顶点；整整一代人之后，麦考利
却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宪法制度中看到了这个顶点。对思想和行动的全部判断都取决于某种隐含的先前假定，除非遵照某个判断标准和期望目标，否则你无法判断何者为明知、何者为愚蠢，也无法判断何者为进步、何者为退步。这种标准和目标，在广泛传播后，便构成人类历史中的观念驱动力，同时也指导着人们对历史的叙述。
在思考观念史的时候，我坚持认为“纯粹知识”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必须从我们的头脑中排除出去，因为知识总是与人的情感和愿望相伴随的。我们必须记住观念在普遍性方面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因此一个普遍观念在历史上总以特殊的形式出现，其形式取决于种族的特殊情况和文明的特定阶段。而普遍性程度较高的观念则很少得到准确的语言表达，这些观念是通过其适合于有关时代的特殊形式而间接地表达出来的。与此同时，与观念相伴的情感部分地归因于对于重要东西的模糊感受——这种感受源自较高层次的普遍性；部分地归因于一种对普遍性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的特殊兴趣。一些人会被一面旗帜和一首国歌所激励，另一些人则对他们的国家所代表的文明形式有着模糊的情感并因此而感到振奋。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两种来源的情感是结合在一起的。
吉本的历史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双重的故事。它讲述了罗马帝国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千年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帝国在鼎盛时期的伟大，看到它的军事组织、各省区的行政管理、各种族的此消彼长、两种宗教的兴起与冲突以及希腊哲学之进入基督教神学的过程。吉本向我们展示了各种人物的伟大和渺小，他们中有的是士兵、政治家、哲学家和牧师；同时也讲述了一般民众的悲苦、英雄主义和野蛮粗俗；他还告诉了我们人类的幸福和他们所经历的恐怖。
但在这整部历史中，是吉本在讲述，他是他自己时代的主导精神的化身。从这个角度看，他那多卷本的历史著作还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这些著作是18世纪精神状况的记录，它们既是罗马帝国历史的详细记载，又是对作为白银时代的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普遍观念的展现。这个白银时代，就如与它极为相似的1700年前的古罗马的一个时期一样，未曾意识到由蒸汽机和民主时代的影响将要带来的它们自身的毁灭，而蒸汽机和民主时代恰好是蛮族时代和基督教时代的对立面。因此，吉本在叙述罗马帝国的衰亡的时候，也同时例示了他那时代的文化的衰亡。
观念的历史主要表现为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通过近代的蒸汽机和民主与古代的文明时期的蛮族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比较而得以说明。蒸汽机和蛮族人在其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一种无情感的力量，驱使各自的文明偏离传统秩序模式，这些无情感的力量就是古希腊著作家们有时所说的“强制力”（compulsion）或“暴力”（violence）（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以及其他一般文献中均可见到）。当这些力量之间呈现出相互调和的局面时，古希腊著作家们倾向于称之为“强制力”；而当它们呈现出偶发的混乱局面时，他们就称之为“暴力”。历史学的一项任务就是展示具有各个时代之特征的各种强制力和暴力。另一方面，近代的民主和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例证了一系列被明确表达的信仰，这些信仰来源于某些强烈的愿望并反过来强化了这些愿望。它们的力量是一种被认真构建的理想的威力，与祖先传下来的信仰相左，后者一直力图保存和调整现存的社会制度。例如，基督教神学家亚历山大的克雷芒
就曾劝说他同时代的人们放弃旧的习俗。基督教的种种理想是重铸各自不同时代的有说服力的力量之一。
在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明显过渡中，你通常能找到与蒸汽机和民主相类似的东西——或者你愿意的话——能找到与蛮族人和基督徒相类似的东西。无情感的力量与深思熟虑的愿望联合起来驱使人类离开其原有的家园。有时这种变化时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有时则是绝望的时代。当人类这艘航船摆脱锚链起航的时候，有时它是面对着发现新大陆的希望，有时因远处隐隐传来碎浪冲击礁石的声音而提心吊胆。罗马帝国的衰落发生在一个漫长的令人绝望的时代，而蒸汽机和民主则属于充满希望的时代。
人们很容易将上述两种变迁时代之间的区别加以夸大，这完全取决于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表达的是谁的感受？毕竟，即使在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最糟糕的年代里，蛮族人正感到兴高采烈。对阿提拉和他的游牧部落来说，他们侵入欧洲是一段快活的日子，因为这改变了游牧生活的单调。然而，我们也保存了北意大利小镇的哨兵们在城墙上巡逻时所吟唱的圣歌，他们在忧郁的冬夜唱道：“仁慈的上帝啊，把我们从匈奴人的狂暴中解救出来吧。”从这个例子不难作出区分：野蛮与文明是互不相容的，而我们则代表文明。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那个时期中亚的社会状况，也不认为帕多瓦或阿奎莱亚城墙上的哨兵们对匈奴人的想象是完全不恰当的。
在每一个明显的转型期，那些旧有的默然的习俗正在消逝，一系列新的习俗逐步形成。在这两者之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一个将要消逝的危险状态或者一个漫长的混乱局面，其中包含着因旧生活的衰败所引起的痛苦以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当我们对这些因素进行评判时，一切取决于我们的评判立场。也就是说，我们撰写的观念史来自我们关于历史的观念，即取决于我们的理智立场。
人类并非全然沉默地生活着，在这个方面它不同于其他动物。在动物界的历史中，甚至在人类祖先的历史中，也曾发生一系列习惯的转型。这些转型是行为方式历史的例证，但缺乏任何与之同时的思想表达，既没有有关转型目的的事先表达，也没有反省这一转型的事后表达。例如，在很久以前，由于森林面积的扩大，一些哺乳动物攀上树木，而后变成了猿；以后，又经过漫长的岁月，由于森林的减少，猿又从树上下来变成了人。
我们这样谈论的历史仅仅涉及其盲目的一面。在此方面，历史的变迁或出自降水和森林的影响，或出自蒙昧的野蛮人的推动，或出自煤、轮船、电力和石油的影响。但是，即使是历史的这一盲目的一面也不能被归入单纯盲目的范畴。降水和森林从属于神圣的自然秩序；阿提拉的匈奴人的思想观点在某些方面令人惊讶地优越于退化的罗马人的观点；以煤和轮船为代表的时代则为一些特殊个人的理智能力所渗透，这些特殊人物推动着时代的变革。然而，尽管这些力量具有所有这些规定性，按照古希腊思想，降水、匈奴人和轮船仍代表了非理性的必然性，它们撇开了用思想表达出来的人类目的观念而推动人类前进。这些带有片断理智成分的力量互相配合在一起，盲目地使猿变成了人，使古典的文明转变为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又以工业革命去压倒文艺复兴。但是其间人类并不明了自己在做什么。
本书关注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涉及文明从近东向西欧的转移。我们的话题仅限于讲述两三个主要观念的强化，这两三个观念的有效采纳构成了文明。本书大致描述了这些观念在近东的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在当代的地位。文明的疆界并不确定，无论在地理上、时间上，或在其基本特征方面都是如此。这种不确定性更多地表现在西欧的东部边界和近东的边界上。在几个世纪的时间中，这些边界一直是变化不定的。在最晚近的辉煌时期，近东的边界延伸到了大西洋。而在其较早的鼎盛时期，即古希腊时代之前，近东的疆域从尼罗河谷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从印度洋扩展到了黑海和里海。它也曾扩展到爱琴海和地中海西部。不过，近东对于我们的讨论的重要性只在于它在近代欧洲的起源和背景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们考察的全部要点在于展示构成西方文明的一些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新要素。当然，没有什么新事物是全新的。这些要素都曾偶尔零星呈现出来，或作为个人的理想，或带着别的心智方式的微弱色彩，但它们在以后的欧洲文明中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问题在于要理解重点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并且要认识这种转换对西方的社会学的影响。据此，我们得到了一些思想的基本前提，而对近代社会学发展过程要作出详尽的批判是需要这些基本前提的。然后，我们就能够认识那些推动人类世界进步的动力的作用。
在叙述文明从东方向西方传播的时候，希伯来时代、希腊时代和希腊化时代三者可以出于相同的原因而放在一起考虑，即它们都可以 或 被看作近东之变异为欧洲精神的开始阶段， 或 被看作欧洲人从近东接过文明的火炬而后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精神独立的最早时期。在欧洲和近东之间，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向欧洲和处于最近发展阶段的近东输入了一系列观念，即关于人类一般状况和个人特殊状况的观念，以及一般精神活动的原则和方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启动了欧洲民族进步的近代阶段。本书的第一部分从最普遍的方面来讨论关于人类的观念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反过来对这些观念的影响。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近代宇宙论原理，这些原理同样来自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思想。对这两种类型的任何一种普遍观念的素朴兴趣，是人类获得新视野的主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