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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总结了亡秦和汉初七十年治政的成败得失，汲取了战国以降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成果，从而使它成为独贯古今继往开来的带有总括式的学术巨著，它的产生，只能出现在西汉这个多姿多彩、五光十色的时代里。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其本应治愈战争的创伤，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但是却反其道而行之。秦始皇制订了一套残酷无比的法律，幻想采用高压手段，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征发70万人修筑骊山墓和阿房宫，50万人戍五岭，40万人修长城，修建关中、关外行宫700余所，还驱使大量的役夫修建通往全国的直道、驰道，所征用的役夫竟占全国总人口的19％。从而导致田园荒芜，饿殍遍地，怨声载道。
到了秦二世之时，更是变本加厉。《淮南子·兵略训》中这样记载：前往戍守边关的士卒陈胜，从大泽乡兴起，挽起胳膊，露出右臂，号称“大楚”，而天下像回声一样响应。在这个时候，没有坚固的铠甲、尖利的兵器、坚硬的弓弩和强大的冲车，砍伐酸枣作矛柄，纳入矛头作为锋刃，举起锐利的木棍，奋起扁担、锄头，用来作为长戟强弩。攻打城池，占领土地，没有不被攻下，敌人没有不投降的，风起云涌，席卷天下，方圆达数千里。义兵势力都是最低贱的，而兵器最为简陋。然而一人倡导而天下响应，是因为在人民中积聚了怨恨。
这是对秦朝统治者实行酷役、严刑、暴政，而引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真实记录，表达了淮南王刘安谴责秦朝暴政鲜明的政治观点。
灭秦战争结束以后，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之间，又大战七年。经过大小战争100余次，刘邦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终于击败项羽，夺得了政权。
由于连年战乱，中原大地上面临亘古未有的大灾难。经济凋敝，满目萧条；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汉书·食货志》中曾这样描述：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
人口锐减，都市空虚，田园荒芜，遍地饥荒。
面临这样残破不堪的局面，汉高祖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恢复生产的经济措施。《汉书·食货志》：“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而赋于民。”到了汉景帝，又实行“三十而税一”的政策。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得破烂不堪的经济得以恢复。它比秦朝实行的“头会箕敛”“赋敛无度”“见税十五”（即收税一半）的残酷剥削和掠夺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官制形式，但是也有所变更，使之更适应新生的汉朝政权。《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易也。其后颇有所改。”废除了烦琐苛细的官仪及各种条文，趋于简便易行。
在法律方面，也实行了一些变革。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实行了一套严刑峻法。《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为人，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上乐以刑杀为威。”把乱捕滥杀作为树立自己的威信的一种手段。“失期，法皆斩”，“偶语《诗》《书》者弃市”。在这种淫威之下，以致囚徒堵塞了道路，监狱比比皆是。而汉高祖刘邦采取保护人民的办法，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刘邦打进关中，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来又“作律九章”，并废除肉刑和连坐之法。当然实际上并未彻底实行。
这样，与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很自然地产生出来了，这就是黄老道家“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是适应国家统一，恢复经济，富国利民的特定条件下应时而生的。而《淮南子》中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就是对这种思想的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对诸子学说采取自由开放的政策，允许各种思想自由传授和发展，除了名家、墨家未见于史籍外，道、儒、法、阴阳、纵横等各家，在朝廷和诸侯王国中都有很大的势力。
法家有晁错。《史记·晁错列传》中曾这样记载：晁错学《申》《商》于轵张恢先所。”《汉书·艺文志》“法家”有“《晁错》三十一篇”。汉景帝非常信任他，号称其为“智囊”。
在纵横家中，《史记·淮阴侯列传》有劝说韩信三分天下的蒯通，留下著作81首，号曰《隽永》。《史记·平津侯列传》中有：“主父偃者，学长短纵横之术。”又有：“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汉书·艺文志》收有《蒯子》五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等。
项羽谋臣范增，也属于纵横家。汉高祖不喜儒生。自称“高阳酒徒”的老儒郦食其，佩儒服儒冠，求见高祖。正让两个女子洗脚的刘邦，竟理也没理。直到郦食其与之抗礼，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灭秦的道理，刘邦才赶忙延请上坐。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汉兴，高祖不乐儒术，其佐又多刀笔之吏，惟郦食其、陆贾、叔孙通文雅，有博士余风。然其厕足汉廷，亦非尽因文术。”
阴阳家的首创者，为太史令司马谈（？—前110年）。他作《论六家要指》，首推阴阳家。《史记》中记载了邹衍、邹奭等阴阳家人物。阴阳家研究的内容有“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等，可知阴阳家主要研究天文、气象、历法等自然变化规律。《淮南子》中的“天文”“时则”“览冥”等，也属于阴阳家的内容。它是“天人合一”理论的主要支撑。汉代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有张苍（前256年—前152年）。《史记·张丞相列传》：“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集解》：“《汉书》曰：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
西汉儒家人物极其活跃。有司马迁的老师、笃志《春秋公羊传》的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治《诗》的赵绾、王臧，深得“乡儒术”的汉武帝信任，并担任公卿之职。而凭着《春秋公羊学》登上相位，则是虚伪透顶的公孙弘。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一大批治《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的儒生，在窦太后驾崩，武安侯田蚡当宰相，数百个儒生得到了重用，“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黄老道家在战国已经很流行，到秦汉之际才得到适宜的土壤和条件，得以广泛地传播，并且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
黄老学派较早在战国的东方的齐国兴盛起来，数以百计的学者会聚在稷下学宫，讲学论辩，取长补短，在不同思想的撞击和渗透中，产生了稷下黄老学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自邹衍与齐国的稷下先生，像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等一班人，各自著书，讨论治乱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探讨的是封建社会走向统一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上百家融合的大问题。
接着是在秦国，以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为首的《吕氏春秋》写作集体，融汇百家，建构了适应封建大一统要求的理论，并且在实践中指导秦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淮南子》，则是继承和高扬《吕氏春秋》的精神，以道家为主体，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因阴阳之大顺，以建立新的适合大一统封建王朝需要的治国理论的又一次努力。
《淮南子》一书，为什么成书在南北文化交汇的淮水之畔的古都寿春，而不产生于通邑大都和儒墨之乡？这是因为，淮水流域是中国道家的故乡，在这片美丽富饶的沃野上，在道家文化长期熏陶下，这株幼苗便破土而出，而终于成为独领风骚的参天大树。
在春秋时期，淮水流域便成为孕育道家文明的摇篮。这里有出身于淮水支流涡河之畔的老子——中国道家的祖师爷和道教的“太上老君”，以其无穷博大而充满睿智的“五千言”，而成为植根于中华本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大支柱之一。他的思想精髓，像涓涓细流，融进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中；又像滔滔江河，推动着历史滚滚向前。
而比老聃稍早，有两位充满着道家思想的春秋名相，也生长在这里。其一是生于颍水之滨的管仲（？前723年—前645年），他出身贫困，经过商，当过兵，求过仕，最后全力帮助齐桓公（？—前643年）成就了霸业，执政近半个世纪。他留下的《管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归入“道家”，集道家言、法家言、儒家言、名家言、阴阳家言、权谋家言、计家言、轻重家言于一体，内容丰富，别具一格，影响深远。后人评价其书“以道德为本”，道家言是其书精要之所在。《隋书·经籍志》将其归入“法家”之首。
其二是生于淮水之畔“期思”（今河南固始县北）“鄙人”孙叔敖（？前630年—前593年）。他曾组织家乡人民修建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芍陂”，把大别山的水源巧妙引进丘陵地带，既可保旱，又可防涝。他的睿智和贤能，名扬楚国。而后由布衣升为令尹，帮助楚庄王（？—前591年）这个蛮夷之君，成为天下霸主。孙叔敖为政、治军、治民、处理家事和对待自己，都恪守“贵必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的老子名言，从而成为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千古贤相。
在战国时代，直接继承老子学说，并使之发扬光大的，是距离老子生地亳州谯城区不远，共同生活在涡河岸边蒙人的庄周。《史记》本传中说：
其说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庄子之文章，如其为人，旷达豪放，纵横驰骋，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可谓独步千古。
秦汉时代，淮水流域的黄老政治家和学者登上了政治舞台，施展了治国安邦的远大抱负。汉初的二十几年，三任贤相萧何（？前257年—前193年）、曹参（？—前190年）、陈平（？—前178年）和军师张良（前250年—前186年），都信奉道家学说，并且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史记·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也，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作为汉朝的第一任丞相，治政业绩，“其功实最”。《老子》中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萧何的“无害”、节俭，不正符合《老子》的要旨吗？
《史记·曹相国世家》：“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孝惠帝元年，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闻膠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汉书·刑法志》也说：“萧、曹为相，填以无为。”这是汉代诸侯国中首先采用黄老思想治理国家，而取得实际成效的范例。
曹参为汉相3年而卒于任上。老百姓创作了一首歌，来歌唱他：萧何造出法律，严明整齐；曹参接替相位，一切遵照执行。推行清静无为，百姓得到安宁。司马迁也说：曹参当了汉朝相国，屡屡主张清静，以合乎黄老之道。当百姓脱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而曹参给了他们休养之机，自然无为，所以天下人就称赞他的美德。而萧、曹二人，均是淮河支流泗水上游的沛县人。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外”的张良，“其先韩人也”。即出身于淮河支流汝水上游。前218年，秦始皇东巡，张良指挥力士谋刺秦始皇，没有刺中，而避难泗水之畔的下邳（今江苏睢宁），受黄石公《太公兵法》。助刘邦平定天下后，“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淮南子·齐俗训》中也记载有赤松子的事迹，他是古代著名的得道仙人：
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呴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
由此可知，张良信奉道家和神仙家的学说，辟谷导引吐纳，远离人间纷烦琐事，淡泊功名利禄，也实践了《老子》“功成身退”的至理名言。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本好黄帝、老子之术。”阳武位于涡河之上游。陈平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所禁”的记载，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六经·顺道》：“不阴谋。”可知道家学说主张顺应自然、社会规律和人的本性办事，而从不搞阴谋诡计。
由此可知，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时，淮水流域孕育了一代代道家的杰出人物，这里成了中国道家文化名副其实的发祥地。淮南王身受这种浓重的道家文化的感染，从而成为中国道家秦汉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由两淮兴起的“无为而治”的治世理论影响下，汉惠帝、文帝、景帝3代皇帝均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皇后、诸子普遍研习黄老之学。
《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记载说：在孝景帝及太后之时，百姓才脱离战争的痛苦，君臣都希望“无为”，以求休养生息。
东汉应劭（？153年—196年）撰《风俗通》中引用刘向的话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
《汉书·外戚传》中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窦太后（？—前135年）为汉景帝生母、汉文帝皇后，立45年，历经文、景、武3朝，处于黄老之学治政的全盛时期。而淮南王刘安，也恰在窦猗房立为皇后的这一年呱呱坠地。在窦氏的影响和坚持之下，黄老之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汉初政权巩固，社会安定及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汉初皇帝、皇后及丞相、军师的直接影响下，汉代的知识阶层普遍精习黄、老，并用之于政治之中，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淮南王刘安则从前辈思想家的武库中，汲取了黄、老之学的精华，并且使之升华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西汉初期，用黄老思想对秦政得失较早进行研究的是陆贾（？前240年—前170年）。他极富辩才，在高祖十一年和汉文帝前元年曾两次作为中央政府特使，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佗（？前240年—前137年）撤去帝号，而向汉朝称臣。陆贾奉高祖之命，作《新语》12篇，首倡“无为而治”。《新语·无为》中说：“无为者，乃（无）［有］为也。”与《淮南子》中有关“无为”“有为”的认识完全一致。
与淮南王刘安同时代的黄老学派对治国理论的研究成果，还见于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和4部重要黄老学派的著作，即《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四书共11000多字。这4种古佚书虽然作者和具体年代不清楚，也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有人认为可能就是仅存篇目的《黄帝四经》，但它与《老子》甲、乙本合抄在一起，保存于汉文帝时期，足以说明是与淮南王刘安同时代的产物。其中的《道原》，与《淮南子》的《原道训》，讲的是共同的一个题目，其思想中心都是谈世界本源的问题。可知《淮南子》对《黄帝四经》有继承关系。
比淮南王大20岁的尚有汉文帝时年轻的政治家贾谊（前200年—前168年）。在他的著作《新书》中，黄老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有一定的体现。他在《道术》一篇中阐发了黄老学派自然之道的重要观点。在他的优秀抒情短赋《服鸟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虽然化于《庄子·知北游》，但是也集中地体现了他的道家思想。
汉初传授黄、老之学的学者有乐瑕公、乐臣公、盖公等。《史记·乐毅列传》中说：“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他的老师叫河上丈人，他的学生是盖公，成了曹相国的老师。河上丈人，其人其事颇为迷离。葛玄《道德经序》中说：“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文帝好老子之言，诏命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众官，皆令诵之。”如是说，汉文帝向河上公求教过《老子》。题名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是汉代第一部研究《老子》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比淮南王刘安稍年轻一点的司马谈，也是一个杰出的黄老学者。他曾向黄生学习黄老之学。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六家作了最精辟的分析。认为“道家”有诸家之长，而无诸家之失；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待人做事，没有不适宜的。
淮南王刘安同时代还有著名的“日者”司马季主，游学长安，通晓《易经》，精于黄帝、老子之术，使贾谊博士、宋忠大夫相形见绌。
汉景帝、武帝时正直的名臣汲黯（？—前112年），善于治政。《史记·汲郑列传》中说：汲黯研究黄老之学，治官理民，爱好清静，不喜欢繁文缛礼，他的行政要求，只注重大的方面，不在小事上苛求。一年多的时间，东海郡得到大治。另一位廉洁无私的大臣郑当时，喜欢黄老之言，特别羡慕年长有德的人，礼贤下士，山东一带人士异口同声地称赞他。
汉初治政有方的地方官员田叔，重义轻生，“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
汉景帝时贤臣直不疑，以道德高尚而著称。他学习老子的言论，不喜好树立自己的名声，而被时人称为长者。
在这些众多的前辈或同时代黄老学者以及杰出政治家的影响下，在淮南王国都，聚集了数千位天下著名的知识分子，讲学论道，著书立说。丰富的自然资源，优美的地理环境，四季分明的气候，起伏连绵的良田沃土，悠久的道家文化传统，安定的社会生活，特别适宜这些满腹经纶的“隐居子”修身养性，因此，淮南国成了西汉初期的第二个“稷下”，许多学术著作汩汩而出，而熔铸了时代精华的彪炳雄文《淮南子》，便自然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