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风华正茂的刘长死后，留下了四个儿子：刘安、刘勃、刘赐、刘良。这时只有四五岁。汉文帝刘恒执政第八年，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对这四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皇帝觉得对不起他们，便下了一纸命令，分别封为阜陵侯、安阳侯、阳周侯、东城侯。
然而，对已身死腐烂为泥的老淮南王刘长还不放心，就给他上了一个谥号，叫作“厉”。《谥法》中说：“暴慢无亲曰厉”，“杀戮无辜曰厉”。这样留下了一个恶名，刘长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隔了8年，即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四月，仍然让刘喜回到城阳故地，把淮南国部分地区一分为三，长子刘安袭封为淮南王，仍都寿春；老二刘勃为衡山王；老三刘赐为庐江王。当时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国统辖15个县，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巢湖、肥西以北，凤阳、滁县以西，河南唐河以东，拥有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
饱经世态炎凉，遍尝人间辛酸的小淮南王刘安，与勇武、刚决的老淮南王刘长，在性格、志趣、处世等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但是却得到了一样悲惨的结局。
淮南王刘安（前179年—前122年）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一个硕果累累的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淮南王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可知，刘安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嗜好。春秋时期儒家始祖孔子爱好读书，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刘安也是寄情于读书和弹琴之中，当然也是以此来避免猜疑和陶冶自己的情操。对公子哥儿精熟的骑马射箭、斗鸡走狗之类，他压根儿没有一点兴趣。
刘安学识渊博，才思敏捷，以其终身刻意的求索，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智慧的宝库。
在音乐方面，他特别喜爱汉初广泛流行的楚声歌曲，韵散结合的歌诗和汉赋，他最精熟的乐器大约是琴，在《汉书·艺文志》中，还留下了淮南王所作《琴颂》这个篇名。
在汉武帝（前156年—前87年）即位的第二年（前139年），按辈分算作武帝从叔的41岁的刘安，前往京都朝拜年仅17岁的汉武帝。武帝对这位学问广博，善为文章的叔父本来相当尊重，由中央发至淮南国的诏书文告，经常要请当时的辞赋国手司马相如（？前179年—？前118年）等人，仔细斟酌推敲，然后才正式发出。这次刘安亲自来朝，武帝自然喜不自胜。刘安送上的礼物，就是新近完成的《淮南内篇》（即《淮南子》）。汉武帝是第一次看到这样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爱不释手，并命令皇室秘府把它珍藏起来。
刘安的文学创作活动，比较突出的是赋体和歌诗。汉赋是在《楚辞》和先秦散文，特别是战国纵横家长于论辩的遗风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几乎统治了汉初的文坛。汉初辞赋高手风起云涌，群星灿烂，如贾谊、枚乘、邹阳、东方朔、严忌、朱买臣、司马迁、司马相如等。许多文人因为奉献辞赋而被汉武帝任为高官。在淮南王国都，也集中了大批的文人学士，从事创作活动，使辞赋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招隐士·序》中曾经这样记载：
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致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
现在仅从《汉书·艺文志》中保存下来的篇目看，就有“淮南王赋八十三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它的数量占《艺文志》中所列“屈原赋类”总数的三分之一，可知成就是怎样的显赫了。可惜这些篇目和内容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梁代萧统编的《文选》中把《招隐士》题为刘安作。另外在《古文苑》中尚收有一首题为刘安所作的《屏风赋》，寄托作者怀才不遇的怨恨，批判了不重人才的社会现象。
屏风赋
刘安
维兹屏风，出自幽谷。
根深枝茂，号为乔木。
孤生陋弱，畏金强族。
移根易土，委伏沟渎。
飘繇殆危，靡安措足。
思在蓬蒿，林有朴樕。
然常无缘，悲愁酸毒。
天启我心，遭遇征禄。
中郎缮理，收拾捐朴。
大匠攻之，刻彫削斫。
表虽剥裂，心实贞悫。
等化器类，庇荫尊屋。
列在左右，近君头足。
赖蒙成济，其恩弘笃。
何恩施遇，分好沾渥。
不逢仁人，永为枯木。
原载（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三，（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唐）徐坚撰《初学记》卷二十五。
全赋押入声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寓意深刻，韵味无穷。
淮南王刘安在第一次朝拜汉武帝时，还写了两篇类似《诗经》中“颂”体的赋，一篇是为武帝歌功颂德的，叫《颂德》，一篇是描写赞美汉朝国都长安盛美的，叫《长安都国颂》。这种赋体，后来开创了咏都大赋的先河。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是在其影响下产生的。
刘安在歌诗方面的创作也很有特色。在汉初，中央机关曾专门设立乐官，主持搜集和创作诗歌的工作，这些诗歌是可以配乐演唱的。后来这些诗歌就称为乐府诗，当时叫“歌诗”。淮南王刘安和他的众多的门客，在创作歌诗方面的成绩也是相当突出的。《汉书·艺文志》中载有“淮南王歌诗4篇”。此外，在《淮南子》中还有关于楚声民歌的记载：“歌《采菱》，发《阳荷》。”“欲美和者，始于《阳荷》《采菱》。”这与《楚辞》中的《招魂》记载是一致的：“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阳荷》些。”可惜这些歌诗连题目都没有留传下来。
刘安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也是突出的。《周易》相传为周文王所作。《汉书·司马迁传》：“盖西伯拘而演《周易》。”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于篇首的便是《周易》，并记载了汉代研究《周易》的18种学术著作。汉武帝即位以后，设立了五经博士，招揽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学者，传授和研究五经。这时，淮南王刘安也聘请了9个通晓《易》学的先生，刘安称之为“九师”，并且写出了研究《易》学专著《淮南道训》两篇。在《淮南子》这部专著中，明引的《周易》也有12条，暗引也还有很多条。可知刘安对《易》学的精髓了如指掌，并且运用自如，恰如其分。
比如：《淮南子·齐俗训》：
故《易》曰：“履霜，坚冰至。”
圣人之见，终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热升。
引文见于《周易·坤卦》，意思说：“踏着寒霜，冰雪时节就要到来。”
圣人的观察，由开始时的微小变化，而知道最后的终结。因此纣王饮酒作乐，积糟成丘，它产生于象牙筷子；酷刑炮烙产生于热斗。
对《庄子》的研究，当年淮南王也有专著传世。在（梁）萧统太子所编的《文选》中，唐朝学者李善注解江文通的《杂体诗》、谢灵运的《入华子冈诗》、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任彦升的《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等诗歌，都引用了淮南王所著的《庄子略要》的文句：
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
在张景阳的《七命》注文中，还引用刘安《庄子后解》中的句子：
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
由此可知，淮南王不仅精研《庄子》，还有两部研究《庄子》的大作，唐代还有传本。宋代以后，已经失传，无法窥知全貌了。
刘安笃志学术，爱贤如渴，在他的客馆里，数千名才华出众的各种人才，各献技艺，使淮南国都成了文人荟萃的“稷下”，各种学术著作便也应运而生了。
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尚有《淮南中篇》一书，也是20余万言，研究的是神仙、黄白之术。而在《汉书·楚元王传》中还记载：
上（即汉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刘向之字）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
“黄白”，即用化学方法从各种矿物质中提炼黄金、白银。这两部书的性质大约是炼丹术专著，惜均已失传。当时的大学者刘向（？前77年—前6年）根据书中的内容，去提炼黄金白银，可惜没有成功。
与此相类似的科学著作还有《淮南万毕术》，其中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许多珍贵的资料，大多已经失传，只有部分尚保存在（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唐）徐坚撰《初学记》等类书中。比如《淮南万毕术》有一则记载了古代女子避孕的方法：
守宫涂脐，妇人无子。取守宫一枚，置瓮中，及蛇衣，以新布密裹之，悬于阴处百日，治守宫蛇衣分等，以唾和之，涂妇人脐，磨令温，即无子矣。
这里的记载说明，至少在二千多年前，古人就在研究优生优育，而且经过实践检验，是很有效验的。这则记载，晋代学者张华撰《博物志》、（宋）郑樵撰《通志》等，皆加以记述。
见于《汉书》本传的，还有《淮南外》；载在《汉书·艺文志》的，“天文类”中有《淮南杂子星》19卷。载于《隋书·经籍志》的，还有《汉淮南王集》1卷，《淮南记》一卷，《淮南变化术》1卷，《淮南中经》4卷，《淮南八公相鹤经》2卷。
淮南王的上书仅存1篇。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伐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建元六年，闽越又举兵攻击南越，刘安给汉武帝上书，留下了《谏伐闽越文》，保存在《汉书·严助传》之中。
淮南王刘安的著述，主要的有20多种；其他的著述还很多，有的疑为伪托。从上面列举的篇名可以清楚地看出，淮南王著述之丰富，涉猎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
（宋）高似孙撰《子略·淮南子》，称赞淮南王刘安为“天下奇才”：
少爱读《楚辞》“淮南小山”篇，聱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离骚》有“传”，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读其书二十篇，篇中文章，无所不有，如与《庄》、《列》、《吕氏春秋》、《韩非子》诸篇相经纬表里，何其意之杂出，文之沿复也！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书。
今本《楚辞》，有《招隐士》一篇，作者题名“淮南小山”。（梁）萧统编《文选》，收有《招隐士》，题名“刘安”作。高似孙赞同《文选》的观点。
刘安所作《离骚传》，时间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为朝见武帝时所作。全文已经失传。（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收有班固所作“序”，其中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可知这就是刘安所作《离骚传》的片段。
《玉杯》、《繁露》，为西汉大儒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的两个篇名。
刘安从汉文帝十六年四月丙寅（前164年）即16岁时，被封为淮南王，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前122年）自杀，其间经历文、景、武三个皇帝，为王42年，享年58岁。
在刘安为王的日子里，曾经在淮南国七年朝拜过汉文帝，十三、十九年朝见过景帝，二十六年朝见过汉武帝（武帝即位第二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一介书生的侯王，同父辈、兄弟辈、叔侄辈的皇帝之间，均相安无事，表面上未见有任何不愉快的事儿发生。但是，最终却被以“谋反”之名，自杀身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当时的儒道之争和权力斗争加以分析，不难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迫害刘安而致死的第一个原因，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与刘安黄老道家思想之间的矛盾。
汉初七十年实行的是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兼收并蓄的“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是一个成功的政策，给国家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而汉武帝是坐享其成。《汉书·食货志》：当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而与刘安同时代，对文帝、景帝、武帝有重要影响的是汉文帝皇后窦猗房（？—前135年），她经历3朝44年。这位窦太后对黄老学说特别崇信。《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说：“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中国当时的第一家庭中，父子、母子、夫妇都尊崇黄老，实为罕见。这样就能很自然地把黄老思想推向全国，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的这位老祖母死去，推行黄老政治的柱石倒了，武帝摆脱了精神枷锁，而大胆地实行儒家的一套神学专制思想。被窦太后斥免的汉武帝的舅爷田蚡（？—前130年）再次担任了丞相，喜好儒术，罢黜黄老、刑名及诸子百家的学说，招请儒生几百人，而大儒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凭着一个布衣的身份，居然成为三公之一，天下的学子，自然是向他看齐了。从此之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从此后20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
而刘安奉行的是黄老道家思想，《淮南子》中对儒家既有肯定，而更多的是采取批评的态度。当然，此书成于汉景帝之时或汉武帝即位之初，并不是针对青年皇帝汉武帝和大儒董仲舒的，主要是批评战国、秦汉之腐儒。但是，由于治政的指导思想的根本不同，就难免有对立了。汉武帝对于刘安手下几千名俊杰之士，当然不会放过的。今举数例，以寻汉武帝和刘安思想对立之源。
《淮南子》中对儒家收买名誉、言行不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俶真训》中说：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柄）［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
《淮南子》指出：周室衰败之后，儒、墨两家开始分裂，各自聚集徒众开展辩论。模仿“圣人”，奏乐唱歌，粉饰《诗》、《书》，胁迫大众，收买名誉。老百姓被引上了邪路，争着索取名利，失掉了道德的根本。
孔、墨的弟子，都用仁义的学说教导世人，连自己都不能够实行，何况所教导的弟子呢？
《淮南子》中把儒学比作“拊盆叩瓴”的穷鄙之学：现在穷乡僻巷社祭时，敲打瓦盆瓦罐，跟着应和唱起歌来，自己认为是十分快乐的了。试着为他们擂起建鼓，撞响巨钟，然后才不好意思地知道敲打盆罐作乐是多么的羞愧。珍藏《诗》、《书》，修治文学，而不知道最深刻真实的道理，那么也不过是敲盆击罐之类的人物。
《淮南子》中批评儒学治末而弃本，其效果同用手堵塞长江大河的源头一样：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
在《淮南子》中，用最严厉的语气，深刻而又尖锐地批评儒家舍本求末，沽名钓誉，见识短浅，儒学充其量不过是“穷鄙之学”。这种对儒学的激烈攻击，在儒家执掌了生杀予夺大权之后，特别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刘安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报复，就是很自然了。
第二个原因，是中央皇帝集权和地方诸侯王分权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刘安的削地、自杀。
汉代立国以后，皇帝对王国的行止稍有不满，便设法除之。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力结构，以及帝王的猜忌、怀疑、嫉妒等原因，使中央同地方王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分裂项羽的队伍，扩充自己的势力，陆续封了八个异姓王。他们是：韩王信、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燕王卢绾。可以拥有军队、制定法令、设立官吏、自收赋税等。刘邦当了皇帝之后，认为这些异姓王对自己不利，便借口他们谋反，一个个加以剪灭。只有地小势弱的长沙王吴芮得以幸免。同时，大封同姓王。吕后专政时期，大杀刘邦之子，而立诸吕为王。汉文帝时则迫害死了淮南王刘长。
靠汉景帝之姊长公主刘嫖、汉武帝之母王夫人王娡的阴谋设计，废除太子刘荣，贬其母栗姬，而被立为太子的刘彻，是以重征伐、杀戮、好猜忌而著称的。王室成员，公卿大臣稍一得罪，便遭杀戮。在汉武帝执政的54年中，他的宝座下面，流淌着许多无辜善良人们的鲜血，淮南王刘安也在其中。而仅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被杀死、自杀的王族、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就有二十多起。丞相中就有窦婴、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等6人，被杀或自杀，只有一个唯唯诺诺的石庆得以幸免，但也经常受到责难，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汉武帝除了对臣下大兴杀戮，就是对自己的皇后、嫔妃及女儿，也同样充满了猜忌。在汉武帝时期，对后宫发生了四次重大的残杀：一次是陈皇后巫蛊事件；二是自己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与丞相公孙贺巫蛊事件；三是太子刘据巫蛊事件；四次是惨杀汉昭帝刘弗陵之母钩弋夫人。可知，汉武帝的统治，充满了浓重的血腥味。
当然，中央政权与地方王国之间的争斗，也有因矛盾激化，引起诸侯王谋图推翻中央政权的，吴、楚七国之乱便是。这次造反的带头人是吴王刘濞（前216年—前154年）。刘濞与朝廷的矛盾，是因为皇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下棋争执，砸死吴太子刘贤而种下的祸根。汉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前200年—前154年）又提出“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终于酿成天下大乱。七国反叛，三月失败。淮南王虽然没有起兵参战，但是已经被牵连，被说成“有意发兵响应”，成了被严密监视的对象。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中央政权对皇室、大臣和诸侯王的行迹是极为敏感的。在汉文帝朝生活了23年，汉景帝朝生活了16年，汉武帝朝生活了19年，对于“出身不好”的刘安，处于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能不心惊胆战吗？
第三，刘安的被迫自杀，与宿敌的蓄意谋害、酷吏治狱、儒生擅权有直接的关系。
酷吏张汤（？—前116年）因舞文弄墨，诬陷他人，草菅人命，治狱残酷而受到武帝青睐，由小吏直升到御史大夫。《汉书·张汤传》中记载说：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其治狱所巧排大臣以为力功。
“巧”，指虚浮不实。“排”，指排挤、迫害。也就是说，他专门会使用虚伪的巧言，诋毁迫害他人，并置人于死地，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淮南王案被处死者，竟达数万人，就是由张汤一手导演而酿成的。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中列之为十大“酷吏”之一，确实是恰如其分的。
对张汤的胡作非为，上至公卿，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切齿痛恨。当时就有人不畏权势，替淮南王讲几句公道话的，这就是博士狄山。《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狄山斥责张汤说：
若御史大夫张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
“深文”者，即苛细严酷之法律条文。“痛”者，“彻底”之义也。“诋”者，毁谤、污蔑之谓也。“深文痛诋”四字，对酷吏的阴险狡诈，以及这个冤案的实质，作了真实的记录。
儒生丞相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也狠狠地踢了刘安一脚。《汉书·公孙弘传》中说：
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恐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
冤家路窄。刘安一案，还落到了他父辈的宿敌手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汉武帝得到淮南王之孙刘建的上书，命令廷尉处理这件事，廷尉又交给河南郡去审理。这时，被刘长椎杀的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审卿，与丞相公孙弘相善，怨恨淮南王刘长杀死了他的祖父，于是在公孙弘面前加意窜撮，公孙弘因此怀疑淮南王有叛逆的行为，便对此案深加究治。
淮南厉王当年椎杀辟阳侯的深仇，事情虽然已经相隔55年，但是此仇终究未报。审卿于是秘密潜入淮南国，捕风捉影地搜集淮南王刘安的阴事和罪状，便加油添醋地向无耻政客公孙弘回报。
这样，在酷吏张汤、儒生丞相公孙弘、宿敌审卿等的密谋策划下，迫害淮南王刘安的阴谋，终于成为现实。
那么，构成淮南王“谋反”的罪状是什么呢？
第一桩，特别令汉武帝衔恨的，是关于武帝驾崩，当立淮南王事。图谋帝位，这对于主宰一切的帝王来说，可以说是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如果把这个罪名加在淮南王刘安的头上，似觉可笑。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载：
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田蚡，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立谁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
这里记载说，汉武帝没有儿子，一旦死了，应由淮南王刘安来继承天子之位。这样的记载，不了解史实的人可能信以为真。实际上，这些诬陷之词，可能是太史公留下的一个曲笔。
其一，汉武帝即位时，年仅16岁。建元二年（前139年），汉武帝为17岁，而刘安此时已经41岁。汉武帝正值青春气盛，而且后宫嫔妃成群，田蚡有什么理由就能一口咬定汉武帝以后就没有儿子（武帝以后有六个儿子）呢？
恰巧就在建元二年的春三月上巳节，18岁的刘彻在大姐平阳公主家，得到歌女卫子夫（？—前91年），得幸入宫，建元三年（前138年）怀孕，先后为汉武帝生下了三女一男。
当然，自从刘彻七岁立为太子，娶了陈阿娇，这位富贵至极的太子妃、皇后，至此已近11年，确实没有给汉武帝生个一男半女。
其次，即使汉武帝一辈子没有儿子，他的老子汉景帝共有14个儿子（刘彻排序第十），而且侄孙一辈的就更多了，怎么能轮到隔了两代和多层关系的叔爷辈的刘安，来侄终叔及呢？刘邦与刘盈、刘恒与刘启，皆为父子相袭。在我国历史上，从夏代开始，直到商周、秦汉，帝位继承都是父子相袭或兄终弟及，除了搞政变之外，从来没有侄终叔及的。
再次，田蚡是汉武帝生母王太后的亲弟弟，与武帝是甥舅至亲关系，作为长辈，怎么能对年仅17岁的皇帝外甥谈论“宫车晏驾”和接班人的问题呢？这与人物的身份是根本不相符的。对于博学多才的刘安，连这些常识都不懂吗？可知田蚡的言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谋反”当皇帝的罪名，不过是欲置人于死地的托词而已。
相似的内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还有记载：
元朔五年……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出入。王曰：“上无太子，公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西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
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已经5岁了。“上无太子”之词，显然是捏造罪状。
由此可知，所谓“谋反”当皇帝的罪证，完全是酷吏张汤之流“痛诋”的杰作。当然，如果司马迁对刘安没有偏见，那应当是太史公留给后人的一个“曲笔”。就是说，司马迁受了宫刑，处境极为艰难，又怎么能给后代留存不是“谋反”的证据呢？只有曲折隐晦地表达吧！
第二桩，是关于所谓“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的问题。
淮南王重视人才，尊重知识，蓄养宾客三千，这本是一件好事情。《淮南子·要略》注中说：
安养士数千，高才者八人，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晋昌，号曰“八公”也。
东汉王逸《招隐士·序》中说：
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
山川景物之美，文化学术之盛，古都历史之悠久，又加上一个学识渊博的开明侯王，天下文人学士，靡然风向，本当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说“为叛逆”是不确实的。吴楚七国之乱时，淮南国宾客中并无一人参战；更没有一个人和淮南王举旗造反的。
既然如此，刘安聚集这么多人干什么？
汉初距战国不远，养士之风尚存。战国四君子即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齐国的孟尝君田文、楚国的春申君黄歇，折节下士，唯才是用，常为王公贵族所倾倒。刘安所都之寿春，曾为春秋蔡国、战国楚国之都城，是楚相春申君黄歇（前314年—前238年）蓄养宾客的地方，他也曾养士三千。刘安效法春申，礼贤下士。否则，他的一大批文化学术著作和科技成果，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样重视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学术专长，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不是难能可贵的吗？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正显示淮南王刘安的远见卓识和鹤立鸡群。
其次，招致宾客也是当时治理国家，安定天下形势的需要。汉高祖、汉惠帝时期，天下初定，便分封幼子到全国各地为王、为侯。其中同姓国辖地35郡，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只有15郡。中央政府要求各“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央政府除了派遣丞相、太傅等主要官吏以外，御史大夫以下各级官吏，都由王国自己聘请和任命，中央政府并不加阻挠。各诸侯国的军政大权，实际控制在丞相手中，并规定没有中央虎符不得发兵。各国自征赋税，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处于半独立状态。那些有头脑的王侯，便招请许多知识分子，如河间献王刘德（汉武帝异母兄）、梁孝王刘武（汉景帝之弟）及淮南王刘安等人，便是这样，它并非刘安的独创，而是振兴国家、稳定天下的需要。这样做本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门客数千这一条，乃是刘安被怀疑，乃至被控“谋反”的根本原因。在西汉初期，因为蓄养宾客或名气很大，有较多拥护的人，遭汉武帝忌恨而被处死的人，不乏其例。汉武帝时两个外戚窦婴（汉文帝窦皇后之侄，汉武帝时丞相）和田蚡（汉景帝王皇后之弟，汉武帝之舅，任太尉、丞相）不和，田蚡攻击窦婴“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议论，腹谤而心非，……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以致窦婴终被弃市。《汉书·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说：“自魏其（窦婴）、武安（田蚡）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可以知道，汉武帝最忌恨的是结交豪杰，刘安当然在所难免了。
西汉时期国家最高统治者，欲除他人，常冠以“谋反”之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韩信（？前231年—前196年），两次被夺兵符，进而削职，终以“谋反”之名，被吕太后、萧何诱杀；镇国家，抚百姓，功劳第一的丞相萧何（前257年—前193年），怀疑“谋反”，而被投入监狱；平定诸吕，迎立汉文帝的周勃（？—前169年），以准备“谋反”而遭拘捕；扫平吴楚七国之乱，而立下大功的周亚夫（前199年—前143年），汉景帝以“莫须有”罪名，诬他“谋反”，被逼而死。淮南王父子尽管与周氏父子及其他功臣遭遇不同，但诬以“谋反”，却是一模一样的。
再说，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看，汉景帝之前，各诸侯国尚有一点实力；吴楚七国叛乱之后，诸侯王“谋反”已不可能。汉景帝改进王国制度，国王的权力全部被削去，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布命令了。《汉书·诸侯王表》中说：
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
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子弟，“藩国分析”。《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记载：“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汉武帝并设刺史官，按“六条”考察郡国政事。其中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考察国王。稍有细过，立即奏闻。这样，各诸侯王处于严密监视之下，政权、兵权全部削去，成了分土不治民的象征性国王，只能得到衣食和赋税，根本不可能像汉景帝之时那样“谋反”了。处于汉武帝执政已经18年之久的淮南王“谋反”案，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而实际上也没有发生。退一步说，即使淮南王所有权力俱在，也不可能发生。刘安所居之地只是老淮南王的五分之一，人口是全国的1/76。区区弹丸之地，内有严相控制，外有层层监视，怎么能兴师动众“谋反”呢？
那么，造成淮南王所谓“谋反”的导火线是什么呢？主要是太子与门客之间和太子与庶子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而淮南王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致使矛盾激化。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在淮南王刘安55岁的时候，发生了第一件麻烦事。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太子刘迁学习剑法，自以为天下无敌。他听说宫廷侍卫雷被是击剑高手，便召他比武。雷被可不愿意，再三推辞，而太子不允许。结果交手没几下，太子便被雷被击中。雷被恐慌异常，便要求充军，出击匈奴。刘迁屡次在淮南王面前说雷被的坏话，于是淮南王便免去雷被的职务。雷被见凶多吉少，连夜潜伏长安，上书廷尉控告刘迁。结果被皇帝削去淮南国2县。这件事使为王已41年的淮南王忧心不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淮南王为王42年时，又发生了太子刘迁和庶子刘不害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这件家族内部的矛盾，把淮南王刘安推上了绝路。
淮南王有个庶子叫刘不害，年纪最长。他有个儿子叫刘建，高材而负气，父子俩常埋怨待遇不公，因此便结交宾客，上书汉武帝，想告倒太子，刘不害可以取而代之。诬告中说，太子迁“连夜会集宾客，潜议逆谋”，并说：“建今尚在，尽可召问，一证虚实。”汉武帝接到诉状，就交给河南郡去处理。如狼似虎的官人，便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淮南王都。
淮南王的高参伍被推波助澜，使处境困难的淮南王雪上加霜。从《史记·淮南王衡山列传》及《汉书·伍被传》中可以知道，伍被是首创和策划所谓“谋反”的人物。“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伍被恶人先告状，向官吏告发淮南王，并且大力称颂汉朝的美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主持正义的人物。他的告发辞，却被司马迁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进了《史记》之中，给淮南王身上覆盖了千古莫辨的迷雾。
这样，在淮南王室内部的儿孙之间，淮南王与门客之间，淮南国与中央政权之间，淮南王与父辈政敌之间等诸方面的矛盾得以总爆发，致使这位饱学的侯王，在58岁之时，便饮恨自杀了。这就是第四位淮南王的结局。
刘长、刘安父子为王共66年。如果从英布算起，4位淮南王立国凡81年。可以知道，在汉代刘氏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过程中，淮南王英布、刘长、刘安之死，不过是成千上万死于非命的王侯将相、庶民百姓的代表而已。也就是说，他们是刘氏封建宗法制度的殉葬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尽管如此，他们对建设淮南国所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刘安在淮南国任上的文化创新、思想创新、科技创新，以及“绝代奇书”《淮南子》的传世，为世人建立了不朽的丰碑，留下了智慧的宝库，值得世人传承和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