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先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他与我是山东诸城同乡，两村隔着一条潍河，相距十五华里。他长我四岁，生于丁酉，我生于辛丑，正是国家多灾多难的岁月，他是“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先进分子。我读他的作品，他给我看过初学写作的稿子，所以我景仰他，称他为剑三先生。因为是同乡，读中学时在一个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山东省领导文化工作，我每忆及他就充满了怀念之情。

先生的家乡是诸城市相州镇，这镇在城北四十里，潍水在镇东五里从平地突起的坝山脚下向北流去，离此不远即是西汉韩信囊沙壅水大破楚将龙且的地方。苏东坡《超然台记》上说：“北俯潍水，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就是指的此地。相州镇是一个有一千多户的大镇，王氏是清代的名门望族，王统照家无论占有土地和财产都是这个家族中的佼佼者。他家的住宅在未遭日寇汉奸摧毁之前是深宅大院，雕梁画栋的。记得1917年我第一次访先生不遇，看到他客厅里陈列的菊花约有三百多盆。客厅两室的古式书架上摆放着很多书籍，墙上挂着名人字画。这就是先生童年生长的环境。

相州镇是诸城开化最早的地方。清末，诸城城里还没有中学，相州镇就办起了中学，有很多辛亥革命的志士是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山东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生的同族兄弟中，就有四五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员。先生青年时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当然会受到影响，他成为“五四”时代的文艺先进分子是不足为怪的。

先生自幼聪慧，读书刻苦。在家塾时即读了很多古典文学作品，书法也好，练就一手漂亮的行书。他在中学读书时，就能写出一些好文章，曾以能诗善文成为山东省立一中的“文章三杰”之一，其余两人是杨金城和路友于。及至入了北京中国大学的时候，则经常为报刊撰稿，成为青年们欢迎的作家。他是读英语专业的，对英语学得精深，不仅能译英文作品，还能用英语讲话。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他同徐志摩先生陪同泰尔戈来到济南，先生给泰戈尔作翻译，讲得准确而流利，我当时正在省立一中读书，听了他的翻译，从内心里敬佩。凭借雄厚的英语基础，日后他自费去西欧八国进行考察深造，铸成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兼通的文艺功底。

先生负着“五四”时代的光辉，献身于文艺事业垂四十年。这四十年间他博览中外文学书籍，创作小说、诗歌和论文，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以后在大学里当文学教授，编辑过多种刊物。抗日战争前夕，到上海当了《文学》月刊的主编，几乎无一时与文艺隔离，对文艺事业可以说专而纯了。他想以文学对祖国作贡献，以作品启发人民的爱国思想，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他的小说《山雨》这种倾向特别明显。当1925年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北京的爱国青年大都汹涌地投入了革命运动，许多朋友劝他走出书斋到十字街头去，他总是不忍得舍开他的文学创作研究。人各有志，能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在祖国解放事业中终究会百川汇海的。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先生被选为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后又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数十年在文艺上积累的经验，到了这时候才全部奉献给祖国。在七八年的任职期间，先生忠诚地贯彻执行党的文化艺术方针，在他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指导下，使山东古文物的整理蔚然可观，山东的年青一代文学艺术工作者接踵而起。

先生的生活是俭朴的，虽然他家里有几千亩土地，岳父家是山东章丘旧军孟家的财东，但他始终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1925年我到北京读书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以为他出身富厚之家，生活住处一定与一般学生不同。怎么也想不到他竟住在宣武门内南河沿新华公寓一间偏僻的小屋里，光线阴暗，地板潮湿，木板床，旧桌椅，床上是粗布被褥，与一般贫苦学生并无两样，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会以为是有钱人家的学生。他这样生活已经养成习惯，新中国成立后的住室、铺设还是那样简单，每饭只用一菜一汤，极为节约。山东省政府为了照顾他，要给他换一张弹簧床，他以不习惯睡这种床为辞。可是虽然十分俭朴，生活中却主张严肃板正，不是衣帽整齐不出门，不冠戴不见客人，他见同事中有敞着怀不扣纽扣，或者趿着鞋赤着脚的，常常是婉言相劝。先生这种俭朴严整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先生对待职责内的工作是认真负责，亲自动手的。作为一个文坛俊将又负着山东全省文化艺术领导的责任，所以国内外人士到山东的都愿意和他见面，先生都是亲自接待客人，送往迎来，按时参加。同志们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劝他派人代替，常常遭到他的拒绝。各团体有隆重会议都愿意请他讲话，他总是按时到会，到会一定讲话，从来不因为身体不好托故婉辞。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他担任山东代表团团长。那时正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他在京不能按时参加上海的会演事宜。人民代表大会刚闭幕，他就不顾连续劳累离京赶到上海，猝然病发，入院半年恢复健康，但是身体已受到了很大损失。他在病中还是看书、写文章，有的是应各报刊的要求，即不要求他也自动写。1956年冬我去看他，他的案头上摆满书籍，他说他准备以“五四”运动为内容，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对《醒世姻缘》的作者的考据，已有很多材料，也准备写出来。关于蒲松龄的研究，他是最热心的，他把写成的关于《聊斋志异》最早的版本的鉴定文章，要我带回北京来发表。他的身体已经到了骨瘦如柴、气喘如丝的程度，举动之间，发生哮喘，但他的写作是不停止的。山东文化局和文联的同志们恐怕事情多了增加他的思虑，有些事情不愿多向他汇报，可是他发现了就对同志们提出批评。他常常对我说：“山东人民把文化局和文联的工作交给我，我做不出成绩来就放下，于情难忍！”1950年秋他力疾来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和克家、伯箫等几个老朋友一同去看他，约好只谈半小时，免得你来我去增加他的劳累。见面时他就说：“大家都劝我不要来，我有我的想法，我想多见一次中央的几位首长和在京的老朋友。”听了这话我们的心头是难过的，可是当着他的面，我们还是强作欢笑来安慰他，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不料这次谈话竟成了永别的会晤。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支了，还是奋力地写出歌颂伟大十月革命的诗篇。他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深刻地留在同志们的记忆里，鼓励着青年们勤劳奋勉去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努力。

先生老而好学，努力于自己的思想改造。1952年山东省文联文艺整风时，群众给他提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都是恰当的，但是先生虚心听取，没有因为有的意见不正确而拒绝接受。他反躬自责，为自己能力不够和领导不好而表示自愧。在工作中他经常询问党员同志，了解党的意图，努力贯彻党的政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剑三先生集勤奋、俭朴、严肃、认真几项美德于一身，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周总理于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北京的文艺工作者讨论下乡体验生活的座谈会上，工作人员送来剑三先生逝世的电报，会议沉默了数分钟，无论是同乡、同学，和他一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或一同办过文学刊物的人，心情都十分沉重。周总理问及他的年龄和病情也十分惋惜，嘱咐在座的同志回去关照山东省安排好他的后事。

王统照先生为了文艺事业奋斗的生活，大半是在旧社会，他如同其他文艺先进者一样备受艰辛：作品曾被查禁，人身也受到监视，但是他没有对反动势力屈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正要为人民多做一些贡献，病魔缠住他，没有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假如天假之以年，无疑会给文学宝库增加新的财富。

现在，中华民族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蓬勃地兴盛繁荣，屹立于世界，再不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侮了。剑三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常眠了。

1989年冬于北京 o+NtSBPGf8xSeCEvq8Isf9icOP2xVZm5FU978PC9jhvYbXNJQ7bQqkMzfleYcw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