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先生

唐弢

我的书里夹着一张朵云轩仿古笺，图像是正反面“汉大司马钩”，隶体，用王献之体作说明。笺上写的一首七律，题为《将北归赋此以示诸友》，诗是这样的：

蹉跎十载负江南，

双鬓徒赢雪色添。

梦寐海隅思钓咏，

园林故里竞戈鋋。

飘凌空有逍遥羡，

艰悴深知来复缘。

敢问人天存怨想，

尚拟努力补华年。

末题：“唐弢兄存览　恂如　乙酉初春”。作者恂如，就是剑三先生，即著名诗人兼小说家王统照。乙酉是1945年。

我记起来了：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孤岛”沉没，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那年春天，剑三先生脱离他正在工作的开明书店，决定回青岛去。我们几个朋友借小酒店为他饯行，他用不同书体写了同一首诗，带到席上分送大家。我得到的一幅脱胎二王，没有逸少的遒劲飘逸，却于浑厚中显示妩媚，的确表达了王大令 “破体书”的卓绝一时的风格。

我和剑三先生相识并不太早，但从他编《文学》的时候起，已经开始通信了。1933年7月，生活书店出版《文学》，第二卷起标明编辑傅东华、郑振铎，那时西谛尚在北方，掌握大方向的是茅盾。刊物严谨庄重，没有《现代》活泼，却完全是《小说月报》的继承与发展。以后发生傅东华用“伍实”笔名作文嘲讽鲁迅事件，拒见陈子展约谈退稿事件，删改周文小说《山坡上》的“盘肠大战”事件……《文学》的声誉一落千丈。西谛已另编《世界文库》，傅东华去职，由王统照接任。我开始为《文学》写稿。从这时起，直到题诗北返，屈指一算，正好十年，“磋跎十载负江南”，感慨深切，看来并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空话。

不过我知道剑三先生的为人，还要比这早一些。他在北京编《晨光》，编《文学旬刊》，崇尚友情，向往进步，率先撰文介绍瞿秋白《新俄国游记》；在青岛编《青潮》，奖掖后进，重视艺术，主动出资为臧克家精印第一本诗集《烙印》，这些故事在文学青年中流传，使人感到亲切。剑三先生接编《文学》之后，发表了蔡希陶的《蒲公英》，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还有老舍的中篇《我这一辈子》。刊出之初，即已传诵。不过即使这样，也仍然无法挽回《文学》的命运。剑三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到九卷三期，终于登出他脱离《文学》编辑部的启事，由傅东华重编小开本的《文学》了。

剑三是抗战爆发后进入开明的，但我不知道具体时间。我对开明印象本来不错，开明出版的如叶绍钧夫妇的《十三经索引》，朱起凤的《辞通》，陈乃乾的《室名索引》《别号索引》，顾颉刚的《古史辨》，都是我手头经常翻检的工具书。因为采录材料比较详尽，可以省却许多寻找搜集的麻烦。我个人对刊物很有兴趣，开明是以《中学生》闻名于世的，抗战前夕，又出版了胡愈之领衔，以摘录转载为主、同时登有特稿的《月报》，1939年出版丛刊性质的《文学集林》，先后五辑，1940年出版大型学术刊物《学林》，先后十辑。我没有发现这些刊物和剑三先生的关系。倒是《鲁迅风》创刊，他是积极支持的，有时译几段短文，有时写几首小诗。他和西谛一起在暨南大学任教，又兼编《大英晚报》（用外商名义出版的爱国报纸）副刊。为了稿子的事情，我们经常见面，有时在《鲁迅风》编辑室，有时在小酒馆。福州路靠近石路（福建路）有家酒店，记不清叫王宝和还是高长兴，去的次数较多。开明书店编辑中很有些人能喝几盅，西谛也是常客，我不喝酒，不过偶尔奉陪而已。那时住在上海西区徐家汇，西谛醉了，便由我顺道护送他回静安寺庙弄。我没有见到剑三先生喝醉过。

1940年秋，邮局同事陈泉恩和一家印刷厂主合作，想办个文学刊物，约我主编，经过许多波折，于同年11月出版，这就是《文艺界丛刊》第一辑。剑三先生将拜伦在瑞士丽芒湖畔所作句法整饬、音调铿锵的感兴诗十五节译出，加题《丽芒湖上》，交给《文艺界丛刊》发表，他自己说为求声韵叶和，“已甚费力，却难惬意”，希望读者从中领略诗人思想的深沉与伟大。我便以《丽芒湖上》作为丛刊第一辑总名，同辑里还有巴人的论文《地主性格》，芦焚的小说《傲骨》，姚克的《归国杂记》，袁骏的《小城故事》，以及周建人、许广平纪念鲁迅的文章。可惜印数既少，发行时又被没收，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以后，一扫而光，现在连知道的人也不多了。

汪伪政权接管上海邮局，我离开那里，隐姓埋名，在一家私人银行里当秘书，平居多暇，常到开明书店编辑部聊天。那时编辑部已由梧州路迁至福州路门市部楼上，圣陶先生远适内地，留在上海而又和我相识的，有夏丏尊先生、章锡琛先生、王伯祥先生、周予同先生、徐调孚先生、顾均正先生、周振甫先生、陈乃乾先生，还有便是王剑三先生。这诸位前辈中，我最熟的是予同先生和调孚。予同先生擅长经史，兼及艺文，见面时多次和我谈论章太炎，又极口称道范文澜纂著的《文心雕龙注》，以为这是几年来开明书店印行的一部难得的好书，我后来搜读章太炎、范文澜的著作，可以说多少是受了予同先生的谈话启迪。调孚先生熟悉文坛掌故，上下古今，侃侃而谈，听着就是一种享受。剑三偶尔插话，更多的时候却全神贯注，埋头审阅书稿，或者端正地在小纸条上一笔一笔的写什么，他写完一条，就贴在桌子旁边的墙上，好像元宵张灯，往兔儿爷身上贴毛似的，虽然纸条宽了一点，不过远远望去，确实给我一种富于想象的生活情趣。然而，不，这是学术，是研究，是编审，条分缕析，多么谨严的一丝不苟的前辈风范啊。

回想起来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可是，岁月催人，年华老去，我竟一点也记不起剑三先生审读的是什么书稿，记录的是什么字条了。多谢振甫先生提醒我，原来那时他在校阅张沛霖译的《桑狄克英语双解辞典》。先是林语堂编的《开明英语读本》出版，风行一时，张沛霖写信指出一些失误，林语堂表示接受，并将张译《桑狄克英语双解词典》书稿介绍给开明。章老板胸怀大志，雄心勃勃，不知道是要直接出版这部辞典呢，还是为另一个更大的计划作准备？他让剑三先生核校，凡是正确有用的词，审定以后，录入纸条，一张张贴在墙上，琳琅满目。可惜这项工作并未完成，剑三先生离开上海，从这一个海隅到另一个海隅去，“艰悴深知来复缘”，真的，“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艰悴啊，艰悴。

历史是割不断的。今天想来，虽然旧梦已远，却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回忆和吟味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如此。

（原载1985年10月10日上海《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