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国外回来，就听到了王统照先生的噩耗。这个不幸而令人悲伤的消息使我沉默了好几天。我写不出一个字来哀悼他。无言的悲戚不是平常的人对于最沉重的哀悼之感的一般的表现么？等到心境比较安静下来的时候，一桩桩、一件件的回忆就都涌现在心头了。一个平常的小事，足以令你突然地感泣起来。一次当时看来很平凡的无足轻重的谈话，这时都会叫你追想起来，心肠绞痛。四十年来的交情是不平常的。常常有三五年或七八年不相见了，却彼此相信得过，彼此知道是在工作着，在努力着，在不辜负彼此的期待而向着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上走着。

王统照先生是一位恳挚坦率的人；他有时很沉默，但实在是很喜欢谈话的，而他的话永远是那样的亲切而动人！如今仿佛还在耳边响着他的一句接一句的迅速而略有模糊的口音，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那熟悉的声音了！凡是和他熟悉的人，想到这里能不啜泣么？

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最前线。那时他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一同编辑了《曙光》月刊，而瞿秋白、耿济之和我等，那时候也正在编着《新社会》旬刊。我们开始认识，并立即成为很好的朋友。《小说月报》由茅盾同志和我主编的时候，他是很热心支持它的一位作家。他在《小说月报》上写了不少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具有特殊的风格，表现出“五四”时代所共有的反抗的精神，同时却加上了他自己的婉曲而沉郁的情绪。是的，他的情绪一直是婉曲而沉郁的。他比我只大一岁，但他显得比我老成得多，也显得比我早衰。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着“老话”。

在上海编辑《文学》的时候，好像是他一生里最为怫郁的时代，他要应付一切琐碎的编辑事务，还要准备着敌人们的不意的袭击。编辑部有一个铁门，那门是常常拉上，而且加了锁的。他的生活也很困苦，收入戋戋，常和我们一同吃着烘山芋当一顿午饭，就在这样困难的时期，他对他所负责的编辑工作是坚持到底的，是一丝不苟地担任起全部责任。但他的心境似乎有些颓唐，或衰老。他老是说着他山东老家的故事，老是说着他先代的许多遗闻逸事。我们那时在私下就说他道：“剑三老了！”的确，他似乎是比我，或年龄相仿佛的朋友们老得多。他很瘦弱，常常咳嗽，却诊查不出有什么病，他开始有些气喘，晚上失眠，有时，要坐到天明，因为一躺下去就会喘得厉害。我们都为他的身体担心，劝他戒酒戒烟。他一边抽烟，一边呛着，实在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我在上海编写《中国版画史》，先成“图录”若干册，“史”却一字未曾动笔，不过那篇《长序》倒早写成了。王统照先生的字写得很劲秀的，一手褚河南，深得其神髓，在今日的“书家”里，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但他从来不自己吹嘘，所以，知道他会“写字”的人很少。我却把那篇《长序》托他替我写了。足足有一万多字，他整整花了一个暑假的工夫才写成，写了四十页，首尾如一，无一划败笔。有二十多年了，他这篇手写的序却未曾印出，虽然还保存在我的书箱里，却已为恶鼠咬得只剩下一半。我找出来看，不能不内疚于心！幸亏他的妙迹我们还有一篇可见，那就是鲁迅和我重印的《十竹斋笺谱》后面所附的我的一篇跋，有十多页，就是出于他的手笔。再版本的《十竹斋笺谱》，把这篇跋合并成为两页，用木刻印出，颇失去他的丰韵。原本的《十竹斋笺谱》附的是珂罗版印的大字原页，可惜跋里有“痛饮黄龙”的话，在敌伪时期大都被惧祸者撕拆下去了。

表面看起来，王统照先生是随和得很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般的。他和谁都没有争吵过。但他是“有所不为”的！他是内方外圆的，其实固执得很。对于不正义的事，他从来不肯应付，或敷衍一下。他疾恶如仇。他从来没有向任何罪恶的力量低过头，不问是敌伪时期的坏蛋们，或国民党的反动派。他在山东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乃是一盏明灯，照耀着学生们向光明大路走去。他是“有所为”的！无论在这个时期或在上海编辑《文学》的时期，他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他知道只有和党走一条路，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才能够走上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他是认真的。凡是从事于任何一件工作，他都是认真负责到底的。就是在他很忧郁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放弃他自己的任务。只要他答应你做那一件事，他就会用全副精神全副力量来办好它的。像上面所讲的在上海编辑《文学》的事就是如此。他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时候，他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他对学生们是那样的喜爱，又是那样地引导着，恨不得把全身的本领，或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教导他们如何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在全国解放的时候，他在山东是很活跃的。他顿时年轻起来，再也不说什么“老话”了。他领导着山东省文化事业。他和党的领导同志们相处得融洽无间。他的身体很衰弱，哮喘病也没有好，有时，还更加剧，但他的精神却是异常焕发，和在新中国成立前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他不再沉郁悲愤了。他以满身的热力，从事他所负担的工作。他更加认真负责了。只有一个遗憾：他的身体太坏了，有时不得不被强迫地休息若干时期。他自己经常地抱歉，说，自己的工作做得太少了，党对他照顾得太多、太好了。只要是他的体力之所及，他总是要尽力于他所做的工作的。我去年到了济南，他就力疾地出来招待，到处陪着我参观、访问。我看着他的衰弱的身体，要依靠着手杖走路的情形，心里十分的难过，坚决地辞谢他的相伴，他却始终地坚持下来了。我私下还在想：一同走走也好，可以多谈谈话。其实，在那时候“谈话”对于他已是一种负担了。有一次，上了千佛山。他停留在山脚下的茶馆里，说道：“我实在走不上去，就在这茶馆里坐着等候你们罢。”我顿时警觉着：他是衰老了，他的身体是太不行了。但想不出办法来怎样地去让他根治那致命的哮喘病。有一天，我对他说道：

“到南方去治疗，也许会好的。”

他答道：“是要去的，只是放不开工作。”

我应该责备我自己，那时候并没有下决心立即使他有机会到南方去治疗。就是这样拖延下去，他的病情是一天天地严重了。我们总以为这是“老病”，没有什么危险的。他自己常说，“一到了冬天，病就要大发了”，但也没有想到要转地疗养。

今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到了北京。等到我在第二天到他的座位上找他时，却是空着，他已经进了医院。我一直没有时间到医院去看望他，只是通过几次信。老想等空闲了些，就去探望他，却又怕见了面，多谈几句话伤害他的病情和静养。就此忍耐住了不去看他。他还买了一本纪念册子，要茅盾、圣陶、老舍、克家和我题些字在上面。我们都写了送还了他。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出了院，回到济南去。我竟没有去送他。

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热情充溢的歌颂十月革命节的长诗，我心里很高兴，觉得他的病是已经大好了。他的坚定的意志，似乎已克服了顽固的病魔。像这样的豪迈而具有积极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颂歌，是非有健全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写不出来的。听说，他还有两篇性质相同的诗歌，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但我没有读到。古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只是消极的一句话。王统照先生是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闻道”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仿佛年轻了多少年，正在积极地为人民办事，却不幸死了。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闻道”的同志，不仅仅是在友情上哀悼他而已，实在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界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他而惋惜不已！像他这样的一位成熟的老作家正在挥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正在积极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而突然地停止了他的响亮的歌声，这个损失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的！

（选自1958年《人民文学》1月号） nXBWTsLn7l8BFB6fa1ZzcM5RFagLHExS01w0znKJrO4ckFlrcuD4v7HMgJucNC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