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对世事知道得很少。由于居住的县城临近胶济铁路线，在“五四”前日本兵占据青岛和胶济路时，曾有所波及，就是仅仅波及得社会秩序由宁静而惊慌罢了。至于了解到“五四”文学革命更是以后的事情了。

进中学的后期，读了几本杂志和新书，才注意了文学革命的内容，才晓得中国文学研究会，也知道了王剑三名统照，是山东诸城人，是山东唯一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这点可怜的知识，是由一星半点，经过两年的岁月积累起来的。

青年喜读文学作品多半从诗歌开始，学习创作也多半从诗歌开始，我也是读了报刊上刊载的一些诗歌，当然也有其他作家写的诗歌，自己也学着涂鸦起来。为什么我们“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写新诗的这么多，我常常觉得奇怪，不晓得别人怎样，我是觉得只有诗容易写，字数不用多，分行写，几行便可算一首。自然真是诗或不是诗那是另一回事。以后我明白了，我根本不是写诗的材料，所以也就不再写下去了。我不仅不会写诗，读诗也很差劲。像我们现代文学史上被推为最早的新代表作的《女神》，我完全同意那是代表“五四”的狂飙精神，但说真心话，例如《凤凰涅槃》，有些字句虽然每个字我都认得，但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敢妄去推断。又如冰心的诗，从来认为是新诗的一派，还称为哲理诗。但冰心自己讲了，开明书店出版的《冰心著作集》自序中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中所说，因为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作者“零碎的思想”自己并不作为新诗，可读者一般作为诗来读了，大概也是在文体上没有“零碎的思想”这一类的缘故，然而作者可委屈了，十年后才倾吐出来，可倾吐出来仍无益，人们还照样作为诗读，作为诗来要求。连她几十年的老朋友梁实秋于60年代末写的《忆冰心》，仍引了20年代的《繁星》的论点：“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他又说，“这些小诗是分行写的，具备了诗的一部分形式，所以我们把它当作诗读。任何读者都会发现，《繁星》《春水》的文字尽管十分洗练，有时候还涵着一点哲理，总觉得里面还缺少点什么，缺乏有组织的诗情诗意。所以只好名之为小诗。”我们应当承认，梁实秋的话是有道理的，除了“只好名之为小诗”外，“小诗”难道就可以不具备诗的所有条件么？文章千古事，一时难以有什么定论，我们还是暂时不谈的好。我想说的是，同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剑三先生的诗就不相同，读者都可以体味到，他的诗可以说是诗人的诗，是充满了诗情诗意的。他的诗在他文集第四卷中收有《童心》《这时代》《夜行集》《横吹集》《江南曲》及旧体诗《鹊华小集》《剑啸庐诗草》等。在文学上他是首先作为诗人在新文学中出现的。当然，他的小说、散文，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山雨》，有人称南有《子夜》，北有《山雨》，他的短篇小说是早有定论的了。

我们“五四”时期的作家，普遍都有深厚的中国文学的修养和西方文学的知识，剑三先生是充分地具有这些方面素养的文学家。而且，他又是比同时代人对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种人物了解得较多的一位作家。从青少年时期，他就对许多事物发生了兴趣，喜欢参加学校内外的一些活动。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他就是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蔡锷云南起义时，他曾自编自演了话剧，自己饰蔡锷，就因活动过多，为学校所忌，而被开除。在北京他入中国大学英语系，这使他熟悉了不少英国以及许多西方文学经典著作。是郑振铎先生有一次同我谈起，在中大还未毕业时他就参加了学报的编辑工作，同时他又和几个青年创办了《曙光》，“五四”时期代表新思想的刊物之一。《曙光》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月刊，剑三先生是主要的撰稿者和编辑者。初期的《曙光》共有社员十四人，除王剑三外，还有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等人，经费是由剑三先生联系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资助的，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11月1日，到1921年6月3日出版了第2卷3号后停刊。共出了9期，各期都没有宣传宗教的色彩。前几期带一些改良主义的色彩，从1卷6号起，社会主义的色彩较浓了。大量地刊载了介绍苏联的文章，并翻译了列宁的一些著作。就王剑三个人作品来看，1卷1号有诗3首：《秋夜对月》《出居》《荫》；小说一篇：《真爱》；论文一篇：《美之解剖》；通讯三篇：《剑三给友于的信》（友于就是与李大钊一起牺牲的路友于），《剑三给佩鞙子刚的信》《剑三给范煜璲（后改名予遂）、李树峻的信》。1卷2号中有王剑三先生的诗三首：《初冬京奉道中》，《鹁鹁鸪》《梦》；论文三篇：《美育的目的》《他为什么死》《战与爱》。1卷3号中有王剑三先生的诗三首：《赠木鸡》《八年的末日》《铁道边的小孩子》。1卷4号中有王剑三先生文章两篇：《美性的表现》《忏悔》。1卷5号中有王剑三先生文章一篇，诗一首：《美与两性》和《紫藤花下》。自1卷6号起，社会主义的倾向逐渐浓厚了。这期中剑三先生译的文章计有列宁著的《旧治更新》及《俄国农业的社会化》《劳农大学》，另著有《是艺术杀了他》；还有瞿秋白译的《俄国革命纪念》，郑振铎译的《红色军队》《彼得·克鲁泡特金与苏维埃》和《我们从什么着手呢？》等等。这有力地说明剑三先生也是“五四”时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歌颂俄国革命的一人。2卷1号中有剑三先生的论文《中国的艺术革命》《片断的感想》《哲学家的一段笔记》《印度诗人葛拜耳的略传与其诗之表象》和译文《新俄罗斯艺术谈屑》《罗素游俄感想之批评》，另外还有诗一首。从Soriet Russia上译的几篇文章是这一期的重点：有宋介译的《俄罗斯之女劳动家》《彼得格勒之食粮的分配》，W.R.K译的《过渡时代之经济》等。2卷2号中有王剑三先生的《雪后》《歌女》和诗一首。通讯栏中有他答滕固的两封信和给唯民的一封信。他还译了Goldsmi的滑稽戏曲《不平鸣》和《意大利文学的最近趋势》。在这一期中宋介译了高尔基的《赞列宁》《社会的观测与社会学》，晴霓译的《苏维埃俄罗斯的现在》，W.P.K译的《新纪元之第三年》《俄国工市之组织》，在“礼谈栏”中S.C写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社会主义下之实业》。这期还在附录栏里刊登了《陈独秀在广东公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及《区声白先生致陈独秀先生书》《陈独秀先生答区声白先生书》。在2卷3号中王剑三先生有论文《俄罗斯文学后面》，及他与滕固合写的《文艺的讨论》，还有他的创作《梦》和《鞭痕》。另有W.R.K译的《莫斯科之大学》等。

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许多资料，是因为这份杂志很少引人注意，而这些文章已充分地证明，不仅于文学，对文学以外的诸方面的新文化问题，王剑三先生在“五四”时期已是非常关心的。但就他在《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文学旬刊》等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看，则可以看出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婚姻问题等，都是很关心的。自然，他更关心的是改造黑暗的社会，反对封建压迫。在《曙光》创刊号《宣言》中首先提出的是悲愤当时社会的“黑暗”、“恶浊”，如“九幽十八层地狱”，宣告必须进行“改革”。由于“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造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所以取名“曙光”，就是想照亮“漫漫长夜”笼罩的旧社会。

在复路汝悌的信中，王剑三先生提出并阐述了当时较为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是“劳动问题”，实际是无产阶级的前途问题；第二是“妇人问题”，是占人口二分之一的妇女解放问题。他指出，“到如今还有些人对新女子的问题来加些维持旧礼教、整饬纲常的议论。”对于妇女是“任着一般男子去役使、玩侮、嘲笑、幽禁。”第三是思想问题，王剑三先生认为“五四”以来，思想界非常活跃，若长此下去，其影响社会政治的变革是很自然的。

二

这是当时王剑三先生的思想状况。这说明他是站在当时思想界的前列的。

这些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在“五四”以前，也延续到“五四”初期，他提倡“爱”和“美”并不是不知道当时社会的丑恶与黑暗，1920年写的《雪后》和《沉思》就是反映二者的矛盾和斗争。《雪后》展示了凛冽的风雪中两个小孩子用一个晚上的功夫在河边堆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雪楼，第二天到那里一看，已被践踏得不成样子了，“美”和“爱”的象征变成了“丑”与“恶”，“美”和“爱”在现实中是难得存在的。《沉思》的“爱”和“美”的化身或象征是模特儿琼逸，那爱她的画家以及“五十多岁的官吏”，还有那《日日新闻》的青年记者，实际上都不理解她，只是企图占有她。对于为她而他们之间发生的斗争，她百思不解，因而她再不到画家的画室去当模特儿了，也再不到剧院去演出了，“她一个人儿跑出城外在暖雾幕住的亭子里，独自沉思！”“这阴暗的黄昏却和她心中的沉思一般，但在云雾中还射出一丝光明，在她心头上，只是闪闪的一片！”显然，“爱”和“美”是完全幻灭了。在《微笑》中他歌颂了“爱”与“美”的伟大力量。青年的小偷被捕了，他在监狱中偶然的得到了一个女犯人的微笑，是广泛的爱人类爱一切的微笑，近乎“圣洁的微笑”，于是他被这高洁的“微笑”“超度”了，刑满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有些知识的勤苦的工人，这是“爱”与“美”伟大力量的体现。然而作者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微笑”本身却是被终身监禁。这意味着理想的“爱”与“美”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还有待来日。作者何尝有丝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若就文学来说王剑三先生也不仅仅是一位诗人、小说家、散文作家。美学、文艺理论、文学思想、文学评论等，他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在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翻译工作上也曾作过努力。线装精印的译诗《题石集》仅是他翻译的诗歌的一部分。

就戏剧来说，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译了Goldsmi的滑稽戏曲《不平鸣》。他还写了多幕剧《死之胜利》刊在1922年6月《小说月报》13卷6及7号，他还有未发表过的多幕剧《前途》、四幕剧《海滨惨案》。若是再向以前和以后来寻找他这方面的成就的话，以前的有，还在话剧运动的前期，他还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曾编了话剧《云南起义》。以后，到他晚年任山东省文化局长期间，他认真地关注戏曲运动的发展，在体弱和年高的情况下，他仍特别注意各种戏曲的史料和文献上的记载，力求戏曲的内容不违反史案，并参照各种材料以丰富剧本的内容。他写了《越剧〈盘夫索夫〉的构材》《况钟的措辞》等。

王剑三先生走的一条路是始终遵循着新文化运动前进的路，他既不屑高升，也绝不肯退隐，也从未偏离。他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从他的文学创作中是看得极清楚的。1923年文学研究会主要刊物之一，由王统照先生主编的《文学旬刊》是反对士大夫的封建文学和低级趣味的消闲文学的主要阵地，在创刊号上即旗帜鲜明地提出倡导时代所切实要求的新文学和刈锄莠草的低劣文学的两层重任。1924年，南方的革命渐渐地兴起和扩展，他在诗歌中抒发了他内心的期望，《夜归》中说：“狭道尽管修长依旧，可总有坦荡光明的时候。”《中间》中说：“我暂时徘徊在榛莽中间，欲待宇宙的根盘重翻重转。”1925年他与友人宋介、伍剑禅创办《自由周刊》，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自由周刊》站在进步的教授和学生一边，尽力挞伐反动的校长杨荫榆和教育总长章士钊，连续刊出了抨击的文章：《杨荫榆太不要脸》《桐凤孤鸣？》《吊章士钊并讨反动派》《“伏虎运动”》《章士钊可以休矣》等。

1933年，王剑三先生的巨作《山雨》出版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事。当时曾有人著文说，它和《子夜》，一写农村的破产，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山雨》所反映的时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阀统治时期直到“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青岛砸报馆，焚烧国民党党部。《山雨》所写的地点，是作者最熟悉的他所出生和长大的故乡，山东诸城相州镇以及他的第二故乡青岛市。作者写了他世世代代居住的相州镇的一家农户奚大有一家，到了他这一代，再也活不下去了，作者令人信服地反映出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必然命运，也写出了失地的农民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人力车夫，以至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作者没有以更多的笔墨写城市的崩溃，而是写了奚大有的朋友，更早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杜烈和他妹妹杜英及杜先生等人，以及这些人给他的影响。杜烈不仅仅成为一个工人，而且已成了具有革命者的思想意识并与革命组织有着关系的工人，这是在中国大地普遍存在的地方革命潜流。作者在这里暗示了奚大有的前途，也暗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山雨欲来风满楼”，诗句的含义不是非常明显么？作者取用前二字《山雨》为书名，意义是明显的。

《春花》，是一部未完的长篇，按计划还有一本名为《秋实》的作品为下半部。这部长篇实际是山东的革命纪实文学。在《春花》中他写黎明学会和学会中一些人物，如老佟、巽甫、坚石、身木等，老佟就是以最早的共产党人王尽美为原型的。黎明学会就是影射的“励新学会”。1920年11月10日王尽美、邓恩铭、于其惠、陈汝美等十四人聚会，商讨成立“励新学会”，21日举行了成立大会，决定出版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励新》月刊，推王尽美为编辑主任。活动的地点就在济南布政司大街（现在的省府前街）的齐鲁书社，书社主要负责人也是王尽美。

我很后悔对于许多事情都没有问剑三先生，例如“秋实”为什么未能写下去，是由于国共分裂？还是由于《山雨》出版后就被查禁？还是另外的什么原因？《山雨》被禁，他的名字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在国内是很危险的，他就借辞到西欧考察艺术，设法筹措了一笔旅费出国了。他的《山雨》由开明书店遵命删去二十四章至二十八章，方得继续印售。

三

我与剑三先生初次见面是在30年代，在一位朋友家中。那朋友比我大几岁，是朋辈中的长者，剑三先生比我长十岁，那就更是长者了。那时我刚离开学校工作了几年，在师长面前是羞于多讲话的。以后又见过一两次，但既没有深谈过便难以熟识起来。抗日战争的八年，剑三先生身居沦为孤岛的上海，太平洋战争一起，日军完全占领了上海，他处境更恶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他青岛的房屋及藏书为要挟，要他为敌伪工作，但他坚强不屈，他变姓埋名，带着家属在上海隐居起来。在敌伪盘踞下，几年的艰难困苦是可以想象的。在“九一三”的炮火中他曾写了在上海影响巨大的诗篇《你的灵魂鸟》：

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

有多少烛光在天半辉耀。

不要惊惶狼的嗥叫，

阴影中当心毒蛇的围绕。

更不要震怖这空前的风暴，

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热情的诗人激情的诗歌，激发了千百万的读者，这首《你的灵魂鸟》曾在上海广大青年中传诵。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重庆到了上海。那时内战的烽火已在全国许多地方燃烧起来了。我从上海乘飞机经青岛回故乡潍坊省亲，因为从上海到济南的火车已经不通了。到青岛后我去看望比我回青岛早的诗人臧云远。那时云远经人介绍已与剑三先生时常过从了。我们见面谈了一会，他就建议同去拜望剑三先生。我们在观海二路四十九号见到了他。虽然他比以前消瘦了些，也有些苍老了，但精神很好。记得那是一个初冬季节，他的气管炎和哮喘病还不像以后那么严重，云远提议到外面小饭馆便餐，他立即同意了。我们在那个饭馆里耽搁了约一小时多的时间，他那天特别热情，话谈得特别多，大家亲热得像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们仍然以长辈尊重他，他却那样热情，那样平易近人，那样不拘形迹，好像一夕间，使我们的年龄差距消失了，成了无拘无束的朋友了。从这一次，我逐渐地真正的认识了剑三先生，认识了他，从他的性格到人格，虽然这次的会晤是短暂的，我不久也就又回到上海。饭后，我和云远步行送他回去，又在他书室中坐了一会。他的房子并不豪华，是所谓的砖瓦平房，房间也不宽大，但朴素静雅。在房中可以听到海潮声，他曾有散文集名《听潮梦语》，已收入他的文集中了。

我回上海后不久，就听说山大在青岛复校，他又去任教了。徐中玉也从上海到了青岛，在山大中文系任教，他写信告诉上海的朋友，是剑三先生支持他在济南、青岛各办一个文学周刊，在报纸上刊出。中玉是一位精力充沛，能力很强的较年轻的学者，从此他就不断写信索稿。这样的情形继续了大概不到一年，战争逐渐剧烈起来。在山东国民党重点进攻鲁南解放区，战事扩大，济南、青岛也紧张起来，进步教授纷纷被解聘，剑三先生首当其冲，不久中玉也返回上海了。

真的，冬天到了，春天也就不远了。解放战争很快地扭转了艰苦的局面，山东的潍坊、济南陆续解放了，淮海大战决定了整个战局，随着是千军万马横渡长江直捣南京，挥军东南、西南，整个大陆解放了。我是于1950年秋从上海到济南齐鲁大学的。到济南后才知道云远已是搬到济南的华东大学任艺术系主任。不久，剑三先生也到了济南，我们三人住处都相距不远，因而常常在一起聊天。一次我因事于午后1时许到云远那里，竟遇见他们二人在一张床上午休。剑三比我们长十来岁，却一点架子没有，从来不以长者自居。接触越多，相处越久，越感到他的热诚、善良、谦虚和温厚，他待人接物都是那么彬彬有礼。像现在的省文化厅长、省文联主席，在山东一直和他工作在一起的肖洪同志说的：“我总觉得，我们的山东文艺界和有关方面，对于先生的生平，对于先生的著作和建树，以及先生的学识和为人，应该有更多的研究和介绍。而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以致使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先生或论文，或论事，或论作品，大都是讲实例，论证简明准确。先生读书很多，学识渊博，而且功力深厚扎实。”“在对先生的研究中，我们还要联系到先生的一生的为人。先生一生追随革命，为人谦逊，诚实，厚道。”这为人谦逊、诚实、厚道，可说是有口皆碑。

1950年剑三先生担任了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的工作，省文代会开过后又被选为省文联主席。这年的深秋，省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几个县市进行慰问，团长是剑三先生，成员多数是高等学校的教师。任务完成，回程的路上经过泰安，几位教授倡议在泰安下车游泰山。这自然是不怎么好的，泰安距济南只有一小时的路程，慰问团的工作结束后再去也不难，剑三先生倘提出这意见，大家也就会不去了，或者是愿游山的提早退出，也不妨碍慰问团按计划返济。剑三先生对于小事也是细心周到的，虽然在表情上看得出，他在为难，但立刻表示同意。到泰安后用过中饭就要爬山。经过十多天的各地奔波，剑三先生是无力爬山的，然而他一定要陪大家同去。几天来，他身体已有些不支了，我劝他在山下休息，不要再上下劳累了，但他仍然不同意。农学院的一位教授要我请剑三先生找随团的秘书代雇山轿子，我知道这是他不肯做的事，但我仍然转告了，他听后对我说：“我会雇的，请他放心好了。”他的性格是公与私严格分清，关于个人的事情，决不肯找秘书去做，他宁是强撑着病弱疲劳的身子自雇山轿子。这就是他的品德。有人着重推崇叶圣老的德行。《左传》中说不朽有三，应立德是第一。他认为就这一点来说，叶圣老当排在最前列。这话是不会有人异议的，但就我熟知的前辈中，剑三先生也很难以后人。品德是越在一些细致处，越容易看得分明。

我们开始爬山了。泰安地方政府获知王副厅长要登山，特跑来看望，并派了两个民警随着上山警卫。那时山上的宾馆还没有建筑，只有居民开的小店。到了南天门，寻好了住处，用过晚饭，大家兴奋地出去游览了，王剑三先生却晚饭也未吃就累得躺在床上了。这情况他是预料到的，明明知道要累病，仍然毫不犹豫地来了，这是他认为“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他不愿这群比他小十来岁的同行者“不欢”，毅然来了，这是他的性格，他的厚道的性格。他既没有游山的心情，也没有游山的心力，而且，泰山他早就游过了，好像多年前他就陪泰戈尔或什么人游过，观过日出。在精神稍好些时曾向我介绍了泰山日出的特点，他指出了与海上或其他处的不同。在山上的一夜，剑三先生不断地呻吟、咳嗽，显然他没有休息好，第二天绝早大家起身到日观峰观日出，当然剑三先生未能同去。

看罢日出，早饭后就下山了。从泰山返回济南剑三先生就卧病了，这是可以预料的，他自己也可以料到的，甚而他自己是知道他要大病一场的。自然，那几位成员满意地毫无遗憾地回去了。他们理解不到剑三先生健康的情况，更难以理解他的用心，那时剑三先生仅50多岁，是壮年时期，咳嗽更算不上什么大病。自然，他陪着一起上山，更难要求大家理解是专为陪大家的。反之，大家并没有谁注意到他身体不支的情况，倒是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样，他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的为人的道理，认为是决不能改变的，他明明知道他是在超负荷，但事情的正常途径只有超负荷运行，那超负荷就是正道了。我想，他躺在病院的床上，也许是病痛得难以忍受，他心中可一定心安理得。

不仅这次他是如此，在济南这几年，他对人对事都是如此。他是省文联主席，又是著名作家，又是文化局的局长，为着工作，可说他是忙得日无暇晷的。但照例是那样对人对事，既周到又细致、热情，唯恐有一点地方使来者不满足。有一次，参加完了一个会议，他绕道到我住处坐了几十分钟，临走将我新购的一本美学翻译借走，两周后又亲自送回。本来在会面时带给我就可以了，可他做事就是这么认真。

1951年秋，华东大学去青岛，合并到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的中文、历史两系也合并进去。显然已决定撤销齐鲁了。当时我是齐鲁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是应该随着前去的，省里决定留我在济南，通常这种事情随便采取一种方式告知我就行了，可是剑三先生却亲自到我的住处当面告诉我，自然，他认为这样做是最适宜的。

四

约在1955年前后，剑三先生不过57岁左右，身体却愈渐衰弱了，每年总有几个月卧病的日子。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放松写作的计划。他曾写了一个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多幕剧，但一直存放着没有最后定稿。他打算等待以后有时间时进行仔细地修改，后来他又表示不打算再修改了，原因是这类题材是有很多人可以写的。他将注意力移到了孕育了多年的两个长篇上。一个是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写“五四”前后，德、日帝国主义对胶州湾以及胶济铁路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对这两个长篇都已酝酿成熟了，只等安排一个写作的时间。他计划身体好转后，到一个地方写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以为这类题材只有像他这样年岁的人写了。我也认为这样的题材他写是最合适的，既然已孕育成熟就应该设法早写出来。可是，他的计划几年来一直未能实现，这主要的自然是由于他的病惰一年比一年沉重了。其次是他的责任心不愿放下他所负担的工作而去搞个人的创作。自然，也缺少别人催促。例如造成一种空气或是一种看法，将他进行的创作不只作为他个人的事而是整个文学事业发展的大享，他有责任去完成。但是我们没去做这工作，因而他一直未离开山东，只能在青岛或济南医院的病床上做点零星的写作或修改旧作。他的《山雨》《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诗集》都于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了。《山雨》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他还写了不少的诗篇，大部分收集在自费出版的《鹊华小集》中，另外写了些论文，其中一部分已收入《炉边文谈》中出版了。在他的遗稿中还发现了两本散文集，《听潮梦语》《微音集》，前者已编好，但一直未送到出版社，后者尚未编完，以后经加以补充后均编入他的文集中了。

剑三先生的书法是具有深厚的功夫的。抗战前，继《北平笺谱》后，鲁迅与郑振铎拟编刊《中国版画集》。鲁迅逝世后，郑振铎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独力完成了，前面有数千言的长序，是剑三先生于炎暑中费了数月的时间才写成功的。我不懂书画，也就很少求书法家或画家写字画画，对剑三先生我是知道他的书法的，可我同样未求他的书法。可是，有一次我到他那里，一进他的书房，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张早就用正楷写好的荣宝斋水印诗笺书写的陶渊明的诗给我，微笑着递到我手中，我同样地微笑着接过，我没有进一步请他写一幅大些的条幅，以致使我至今每想起这事就感到遗憾。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剑三先生写的陶诗和他于病院中以铅笔随手写的一首五言律诗，都因篇幅小偶然夹在一本书中幸存下来了。那首律诗，可能他没有留底稿，所以未发表过，也未收入《鹊华小集》，是我在编他的文集时，放在第四卷的《补编》中。那是他住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于清明时节，家中做荠菜合子，打发小孩子给他送了十几个去，因为是时令食品，医院的饭厅中不一定有。他当时用铅笔在一张便条上写了这首诗由小孩带回：

疾病三月逾，衰迈百务妨。

深感频问询，室静觉天长。

软馏馎饪美，新调荠韭香。

更遣小儿女，挈送过街忙。

就是这样，剑三先生每年秋冬总要住些日子医院，他自己也感觉来日不多了。1956年到北京开会，他特备了一本精制的册页，要一些故旧为他题写，那就是叶圣老、茅公一些人了。实际上，他已感到与一些几十年的老朋友相会的机会不多了。他预感到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很长了。确实，他的身体太衰弱了，体重已不足八十市斤。有一次他与一位友人走出自己的宿舍，他指着那屋子说：“我走出这间屋子，已经没有信心再回来了。”我曾劝他易地疗养，但他说未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他不愿给国家增加麻烦，也许他不愿离开这生于斯，长于斯，勤劳于斯的故乡，也许他对自己的身体真的没有信心了。但剑三先生直到离我们而去，他一点没表现出悲观、难过。自然他是热爱生活，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工作的辛勤和热爱，表现在他从来未放松自己的工作，也从未放松自己的创作计划。他逝世后，在他的卧室的写字台上还摆着刚开始写了几页的长篇小说《胶州湾》。

那是他已十分病弱的时候，有次我去北京，他要我购买几种毛笔，指定笔店和笔的名称，我亲自上街按他要买的买妥了。我从北京返回去，看他并送毛笔时，他虽已出院，但仍然在宿舍中休养，医生仍限制他工作和会见客人，屋门上贴着“请谈话勿超过15分钟”的纸条，这标志着他身体尚未康复。他见到毛笔完全是他想要的型号，很是满意。坐了约十余分钟我起身告辞，他说并不累，再谈一会，又经过了一次挽留，我坚决地告辞了，以免影响他休息。一个人在病中的情况是常常感到寂寞，但有人谈话长了，又容易疲劳。

我很惭愧，对剑三先生我了解得太少了。他生前，我只读了他出版的部分书籍，而且理解得很不够，在他负责山东文化工作的一年中，虽时常接触，却很少谈到过去。到逝世以后在编辑他文集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每次遇到困难，我就后悔过去同他谈得太少了，从他读家塾，上中学，读大学，从事新文化运动，编《曙光》以及以后的几种杂志，他怎样从事写作，都很少谈及。要是完全熟悉，那该多好啊！可是一点也没有谈及。事实上，恐怕也很难谈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人，哪个不是忙得日以继夜呢？加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谁都没有时间、没有心思顾及回忆过去了。

为了编《文集》和写关于他的文章，我找来他的小说、诗集、散文，找来所有能找到的材料，重新认真地阅读，有的阅读几遍，这使我深深地感到过去我对他理解得太少了，也太浅了。他小说的题材是那么广阔，旧社会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收入他的小说中了。他的诗歌特点则更为突出，不仅题材和小说同样丰富，而且形式变化多样，丰富而且多彩，现在一般现代文学史中对他的评价，应该说远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固然，有的人反映他有的作品不易读，文字不那么通顺流畅，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可也不要将事情扩大，的确他有的作品具有这样的问题，但只能是“有的”，而不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分，在比重上应该说是少数。所以形成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可能是他文学上的旧习惯用法，这些用法有的来自古书，有的来自方言，例如早期的作品，鲁南的乡村方言就多些，抗战期间的诗歌，有意地使用上海方言就多些，这些方言对于不熟悉的读者就会造成不便，读起来自然也就感到不舒服了。我们应当注意到，有些作品，特别是散文，他写得是极为美丽的，其中有些已可说是富有哲理，又富有韵味的散文诗。

1957年11月20日一个阴冷的日子，剑三先生逝世了。仅过了一年多，我担负起那力难负荷的编辑《王统照文集》的任务，这工作使我接触了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几乎全部著作，人生问题、哲学问题、美学问题、社会问题、妇女解放问题……都涉及到了，像叶圣陶在文集的跋中说的：“‘五四’运动的酝酿和爆发都以大学生为主力，中学生为助力，进步的大中小学教师也是共谋协力的伙伴。那些大学生活跃极了，集会结社，演讲讨论，办杂志，编副刊，如剑三、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耿济之诸位，都是这样的大学生。”这些人都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社团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自然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前驱。

在编辑文集过程中，我对剑三先生各方面可说知道得更深了一步，也更广了一步，也深深地认识了他对古籍的素养，对西方文学的造诣。他知识之博，素养之深，是令人敬服的。这更使我感到对这位前辈文学家于生前于逝世后对一些事情都没有做好，时时感到有些该做的事没有做或没有做到家。在他九十诞辰的时候，为了纪念他，为了学习他，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并建了一尊花岩岗座的铜质头像，树立在他的第二故乡，青岛海洋大学的草坪上，就是他曾在那里执教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大楼的外面。1997年很快就到了，那是他百年诞辰的日子，但愿那时在他故乡有一座雕像出现。

1990年2月于泉城济南 DG0UN8yOxmav99vSVo+4RyI0DlX10IjzigLQkcqE0WUsOo5mcYRl8KX7uUTHW6Q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