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家写信告诉我：“剑三病倒在济南省立第二医院，情势甚严重，自己不能写信。你可以去信慰问，有人代他看信。”可是我的信还没有发，消息传来，剑三，你已经离开了人世了。不能在你最后的病痛中慰问你，在我憾愧将是永远的，无可弥补的。

今年夏天，你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在新建的前门饭店。我跟几个老朋友去看你。那时你说话已经很困难，精神那样好，话却只能喘息一阵说一句。那时候，我认识到了人类语言的珍贵。人们说，有的话字字珠玑，那时候我也有了深刻的体会。你的话是那样真挚，那样热诚，那样拳拳，惇惇。你说：“照我的身体，同志们都劝我不要来，可是我非来不可。对会议我不一定有什么贡献，但是我要听听国家建设的情况。我要再看看首都，看看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同志，也看看老朋友。看样子来的机会……”听着你那样说，朋友们是心酸的；但是你微笑着，那样达观。你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从你断断续续的话里，大家完全了解你的心事。怕你累，我们不让你说下去，可是我们又多么愿意听你说些什么。怕你疲劳，我们要你靠了被休息，可是你一定要坐起来。我们围着你，很想跟你一起多待一些时候，哪怕默默无言也好，可是我们又不愿意多消耗你的精力。而那一天是星期日，客人，记者，人来人往，你的确也太忙。晌午，我们走了。谁知道，剑三，那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晤！

但是你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在记忆里，在梦寐里，在所有知道你、认识你的人们的心里，你是永远活着的。

记得25年前，像一个学生就教老师，我开始认识你，你那样厚道、谦逊，平易近人，使人一见如故。在青岛观海二路你的书斋里，我们不知道一同送走过多少度无限好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的万家灯火。你写好了《山雨》，我以初读者兴奋的心情，一气读完；写读后感，把《山雨》跟《子夜》并论，一写中国农村的破产，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破落。我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可是，因为《山雨》碰着了那时反动派的疮疤，你不同意删改，《山雨》便被查禁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反动派不是终于给暴风雨清洗了么？在暴风雨中诞生的是我们人民的世纪。《山雨》是预言。

1935年，也是在青岛，夏天，我跟在你同老舍、洪深、克家等诸位同志的后边，办“避暑录语”，语取双关，避盛夏的炽热，也避反动派的炎威；我们就用那么一种小小的报纸副刊，向黑暗势力发出了投枪和短剑。不是什么大举，但是在那最郁闷的日子里，我们也吐了吐积愤啊。

在写作上，你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是令人难忘的。记得抗日战争开始，我要远走，把剪贴的旧稿《羽书集》交给你，看能不能找个印行的地方。分手以后，大家在战火里奔波，我几乎把那件事情忘记了。三年以后，在延安，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署名“韦佩”的给那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一看语气就知道是你写的。开头说：“伯箫此集存在我的乱纸堆里已两年半了，……幸而这个稿本随我留此，否则也要与我的存书同一命运——即免劫火，定遭散失。现在它能与阅者相见的机会殊不容易。”为这一点小事，你也这样尽心，当时看了，增加了无限的怀念。可是天涯海角，那时候我连写信给你都不知道往哪里寄啊。只是想，若是你也在自由民主的革命根据地该多好。等看到序言的结尾：“……写几句话，向未来先付下约书：——不为个人与个人间的私谊，而是每一位在苦难里打过滚的中国人的共同希望。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还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饮，从容写文的‘未来’在！”我想：这里边有你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有你对朋友恳切的期待。战斗的生活，哪里都是一样的，为祖国，我们应当共同勉励。

正像我们所共同希望的那样，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以辉煌的胜利结束了，你所说的“未来”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1949年7月，全国文艺界大会师，我们12年间的阔别，也从两路在北京相逢。那喜悦是没有方法用笔墨和言语全部表达出来的。记得郑振铎、巴金等诸位先生，为你洗尘，你即席写诗，兴致热得像一团火。你是在为人民的胜利歌唱、欢呼。从那以后，你接受了人民的重托，为人民工作，八年如一日。直到最后，在人民大会堂的民盟小组，你抱病发言，听的人都受了感动。回济南以后，你的病加重了，你连续写三首诗，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从文学研究会开始，就“为人生而艺术”，你的作品跟你的为人一样，脚踏实地，淳厚朴素。作为斗士，你随时都把枪弹瞄准敌人；作为朋友，你不惜把全部热情投向知己。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你的脚步是坚定的，豪迈的。

光荣的人民代表，剑三，你没有死。

（选自1958年1月《前哨》1月号，个别字句有删节） Op3nunfwO08v6TPfQja8d3zznGrordAhuqes1sTbFfBxsdCV/ruqpp+g2HFB2t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