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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陈布雷嘱我为高宗武发护照领款项时，再三要我严守秘密，并说千万不要向高本人提出他不能答复的问题，因此我只能猜测高的任务，而无法知其活动内容。梅思平突然飞重庆，又匆匆而去，飞机票也是周佛海嘱我代办的，当时我也不知他们搞些什么。据说他们曾共同誓约，在未到国外之前，绝不向外人泄露秘密，所以连陈公博也被他们蒙在鼓里。
当年12月，我被蒋介石下手令说：“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行政院会议仅通过免职，而并未“查办”。我在汉口认识一个“交际花”孔慧明，后来她要求和我同居，我同意了。同时，在汉口数月，经常和张道藩等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租界的咖啡馆闲逛，有时有何应钦、陈立夫、陈公博参加，往往在深夜碰着戴笠。以后戴在重庆把这些情况密报蒋介石。蒋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我因有孔慧明问题，受的处分最重。
周佛海、陶希圣从昆明出国之后，蒋介石严令结束“艺文研究会”，陈布雷嘱我办理交代。我在半个月内把存在香港的外汇收回，将现金账表及一切档案全部交给陈布雷，并向他表示我将离渝远行。陈布雷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对蒋介石说，罗秘书手续完全办清楚了，他想到昆明去看看家眷。蒋“嗯”了一下。陈对我说，你走好了。但他并未将我的侍从室秘书兼职免去。我就把任军委会秘书处长时特意留存的一张空白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自己的姓名头衔，带在身边，并利用没有缴还的侍从室的特别证章和身份证，通过了重庆机场的特务检查，飞向昆明，又通过了老街的海关检查，脱身出国，经河内、海防而达香港。在香港路遇周佛海之妻杨淑慧，约我带妻儿去她家玩。按址前往，杨和老母住在一座半山楼房里。周佛海另住在九龙，行踪甚秘。
过了几天，樊仲云找到我住的六国饭店，说周佛海通知他陪我去谈谈。我同樊仲云到九龙约道某号，会见了周佛海。他同我谈及他们搞“和运”的经过，并说要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无变更，约我加入。我回来经过思考，以为国民党内闹家务，翻云覆雨，变幻无常。蒋介石对自己的部下、造反的人常常取得便宜，跃登高位。我在蒋介石下面搞了12年，除了当过一年县长外，没有正式捏过印把子，总是当秘书、秘书主任、秘书处长、秘书长，秘来秘去，弄得人头昏脑涨，梦境里还在“等因奉此”。大丈夫何日才能出人头地呢？周佛海这次既然负了重责，向他入伙，冒一冒险，可能能搞出一点名堂来。脑子一发昏，就把敌我问题轻轻放下，以为逆取顺守，乘时乘势，有权有势有伙伴，总会找到出路的，我就答应周佛海可以参加。这一次是带着孔慧明同去的，还在周佛海处吃了午餐。周说，我们已决请你暂时屈任政委会秘书，月支生活费400元。随后，他又从口袋里摸出港币1000元，并说，你先拿去零用吧。我之落水当汉奸，主要是昧于民族大义，因为恨蒋而反蒋，醉心权势，想利用周佛海的关系而在政治上大干一场。重个人而忘了国家，一失足成千古恨。今日向隅而泣，罪有应得，悔之何及！
我在香港遇到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徐继庄（号子青，浙江人）。过去我在南昌行营任第二厅（政务）第四课课长、兼第二组（财经）副组长及行营办公（厅）上校秘书时，曾帮过他发行巨额钞票的大忙，而未曾要过他的报酬。他对我甚为感激，交情甚厚。他一见我即表示关怀我的行止和生活。我因心脏病在香港卧床两个月，他每周必来看我，每来必偷偷放些钞票在我抽屉里，几次流泪劝我莫往上海，莫参加汪精卫、周佛海集团，保证我家生活，并要向宋子文为我介绍工作（当时宋在香港搞中国银行及广东银行）。我终于没有听从徐继庄的劝告。我赴上海时，他在轮埠码头上挥泪送别。今天反省起来，一个人生活的堕落，必然影响他的思想情绪，可能弄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到了上海，我终于参加汪精卫全台汉奸傀儡戏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