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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需要有一些私人报纸，来为他个人做宣传工作。1939年他就建议汪精卫，准备到南京去办一家像样的报纸，汪同意了。周佛海开了一张董事名单请汪批准，汪指定周为董事长，我为社长（周又荐金雄白为副社长）。董事会从来没有开过会，社务完全由我主持。关于物资准备、人事组织，交金雄白一手包办，因为他是老上海记者了。汪精卫拨了10多万元作开办费。我用这笔钱在南京设一新中印刷公司，承印我们的报纸，并对外营业。
我办的报纸取名《中报》，对人公开说它是中国人办的报、“中央”办的报，实际是我看到《申报》在上海资格最老，一般人对它印象很深，“申”字去掉一横就是“中”字，命名《中报》，有心影射。这无非承袭王麻子、汪麻子的故智，想为报纸打开销路而已。《中报》出版后，因能注意版面工作，而且宁、沪之间自设电台通电，把当时英、美、法三国通讯社在上海发行的电讯稿子，择要登出，更由于租界发行的非汉奸系统的报纸，在汪伪区域禁止发卖邮递，于是《中报》的销路就自然好起来了。这是林柏生的宣传部所不高兴的，日本陆军报导部也对我们常有烦言。金雄白卖足力气，而有我这样一位大社长君临其上，他内心是很不舒服的。他再三向周佛海建议，要在上海另办一家大报，宣传效力要大得多，我亦从旁鼓吹，周就同意在上海再办一家大报纸。我主张取名《平报》。我还是从“中”字的一竖上头缩短，两旁两小竖斜着一点，简直玩测字游戏，使人猜到《中报》《平报》是一家的。
《中报》1940年3月30日与伪府同日开张。《平报》创于1940年9月1日。周佛海认为金雄白在政治上分量嫌轻，恐被日方轻视，坚主仍由我任社长，金居副席。开幕前招待日方的大宴会，由我主持。日方知道我是代表周佛海办报纸的，乐于周旋。我为不使朋友失望，在很短时间后即辞去《平报》社长名义，专任《中报》社长，金雄白专任《平报》社长，春色平分，各得其所。以后金雄白拉上重庆关系，1945年7月1日即自动将《平报》停刊。日本投降后，金即将《平报》全套设备交给吴绍澍接收。吴在原址办一《正言报》，后为蒋介石封闭了。
金雄白在《中报》闹情绪时期，我怕他突然拆台（因为编辑部及经理部人员全是他找来的），就先将老资格的经理盛国成调为编委会的简任秘书，派人掌握财务、印刷、发行各项业务，又另办一家四开小报（《京报》），派葛伟昶为社长，我自任董事长（无董事会），从北京找一些编报内行，如张慎之、王代昌等南来，准备届时接办《中报》。这样一来，金雄白也不敢调皮了。金雄白走后，《京报》《中报》合在一起办公，《京报》改为晚刊。这两家报纸，日本投降后被重庆《中央日报》接收去了。
金雄白搞南京兴业银行发了点财之后，在上海再办一家四开小报，名曰《海报》。金自云：“海”者上海之海，海派之海，亦周佛海之海也。委托汤修梅主持其事。社会上当然把它作为周系报纸。
汪伪时期的印报纸张，是由一个所谓报业经理处来统筹配售的，各报用纸量要由宣传部批准，并经日本报导部同意才能领得。林柏生就从这一点上来限制周佛海系报纸的用纸数量。我请周佛海设法冲破这一难关。周通过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中国课长永井大佐，下一公文给日本陆军报导部，规定周佛海方面各日报每月用纸量（按实际需要量略多一些），嘱其照发。这一仗我们又打胜了。
丁默邨曾接盘抗战前《文汇报》的房屋，派人筹备多时，结果全部赠给了周佛海，我们就是利用《文汇报》原地来办《平报》的。
当时湖南人钱时民办一四开小报，叫《国报》，每月向周佛海拿钱，捧周（佛海）捧罗（君强），无甚意义。我以后建议于周佛海，叫钱时民停办了。
汪伪时期，李士群以特工经费，搬来杭州《东南日报》的印刷机，办了一家《国民新闻》。李死后，该报社长黄敬斋请周佛海任该报董事长，请我当常务董事，如《平报》例，这只是拉点人事关系而已。
袁殊在岩井英一支持下所办的《新中国报》，在李士群死后，袁亦援例请周佛海为该报董事长，我为常务董事。1945年该报经济发生困难，我曾替他设法向上海复兴银行押借一亿元。
周佛海系统拥有这么几家报纸，成为政治资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