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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长何应钦、张群，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正、副主任）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在1934年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建筑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间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便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进行“调解”，周佛海等人认为有机可乘，就向汪精卫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和平之门不可闭”的建议。
1938年1月，国民党各方首脑在南京沦陷后陆续集结于武汉，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加紧进行。日方因蒋介石拖延时日，最后限期答复。消息传到武汉，汪精卫、何应钦、陈布雷、孔祥熙（当时任行政院长）
等人，都已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此时蒋介石正往来于河南开封附近，亲自布置捕捉韩复榘。张群先用电话向蒋请示，汪精卫接着也讲了话，蒋已经说过“可以罢”，孔祥熙因为自己是行政院长，不甘寂寞，也拿着话筒说：“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讲……”孔讲话历来是啰唆的，蒋听得不耐烦了，加以心中有事，就说：“你们详细打电报再说吧！”这封机密电报追着蒋介石的专车，在电线杆上旅行，等到追上蒋时，日本认为限期已过，就悍然宣布，今后中日问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陶德曼的调停就此告吹。汪精卫逃离重庆后，曾于1939年3月公开发表一篇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就是追述在汉口时国防最高会议讨论中日和平问题的经过，对于陶德曼的调停不成，其词大有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