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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向以多疑善变出名。这次为汪精卫运筹帷幄，自念功不在周佛海之下，自己仅得一席党的常委，兼个宣传部长，听说周佛海又将掌伪府财经大权，更是因羡生妒。他自命一介书生，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因此向汪精卫有所表示。哪知汪已将教育部长一职许给了原暨南大学校长、所谓无党派人士赵正平。陶希圣心怀抑郁，恰好重庆中统特务又来勾他、吓他，他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来，只好动别的脑筋吧！
高宗武在伪府成立前，一心要当外交部部长。他学生时期是有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根本没有国民党的党籍，常委帽子戴得也不合适（重庆国民党居然也不查名册，就宣布开除高的“党籍”，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汪精卫因高宗武才三十挂零，这样年轻资浅的外交部长，摆出来恐不登样，拟自兼外长名义，以他为次长，让他代行部务，过渡一个时期，再行转正。高觉得自己卖了这样大的气力，竟然屈任次长，十分愤愤不平。
高、陶当时均在法租界赁屋居住，平日往来较多，两人谈话甚是投机，就密商一同弃汪投蒋，将功折罪。1940年元旦刚过，他们终于同船逃往香港，并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开信，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大骂汪精卫、周佛海等卖国。以后陶还在《大公报》上写了许多文章，把周佛海攻击得体无完肤，以泄私愤。高不敢回重庆，带着爱妻逃往美国。陶希圣则蛰居香港，直到日军攻占香港后，才从九龙步行离港，返回重庆。陈立夫、叶秀峰承蒋介石之命，把陶放在上清寺美专街1号，与陈布雷为邻，后又迁居南岸海棠溪与龙门浩之间的一座山坡上南方书局的房子。幽居了一段时间，终于再获得蒋介石的青睐，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大发谬论。在陈布雷自杀之后，陶希圣更做了蒋的亲随，跟着到处跑了。
高、陶出奔，对汪伪汉奸方面当然是一大冲击。汪精卫乃在自宅召集一次干部会议，李士群还在会上建议派人到香港，再找他们回来。我和陶希圣积有私怨，他离上海前，我因受命筹办南京出刊的《中报》，曾写信给他说，你当宣传部长我办报，今后只能帮忙不能捣蛋，如果再像从前那样诬蔑怀疑我，我对你还是不客气的。陶持信哭诉于汪精卫，竟至磕了一个头。周佛海为此大大责备了我一顿。这次陶走了，我想走了正好，我在会上说：“陶希圣反复无常，人所共知，滚了也好，可免后祸，我代表青年同志反对再找他回来。”汪连搓两手，嘟着嘴说：“这也是我的不好。”不久即散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