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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香港由周佛海、陈公博、林柏生搞起来之后，香港的一些大资产阶级，由钱新之、唐寿民作代表，通过杜月笙把几十万元港币，交由高宗武送给汪，作为“献礼”。他们说：汪先生勤劳国事，需款必殷，我们略表微忱，以申敬意，但求严守秘密，以后当再筹献。这是中国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典型表现。
但是，香港几个大资产阶级的“献礼”，只是杯水之济，还不够“首义”分子的安家费开支。向日方伸手，成了财委会主任周佛海的中心任务。日本人向来小气，算盘极精，虽然拉你下水当汉奸，却不愿自掏腰包有所破费。影佐等想出一条妙计，他们知道中国对八国联军各国的庚子赔款，历年由海关在税收内尽先支付，如有多余（称为“关余”），照例存在英国汇丰银行（因总税务司一直是英国人）。北平、上海、广州等地沦于日军后，这笔关余改存日本的正金银行，蒋介石政府无法向其取用，积有相当数额。影佐说，日本政府为了汪氏树立新政权，愿意把关余交给汪所成立的政府，而在政府未成立以前，由汪方暂向正金银行按月照实际需要借用，作为记账，以后由汪政府与正金银行结算。汪方当然如获至宝，立即同意。每月由财委会向正金银行借用港币200万元左右。汪精卫集团活动中心转移上海后，即改为每月借法币200万—300万元。最初是由陈春圃代表周佛海去提款的，以后由周的妻舅杨惺华以财委会秘书的名义去领钱。每次由愚园路到银行取款，还有带枪的日本便衣宪兵押车护送，以免中途被劫。这件事在日方是惠而不费，在汪方则已如鱼得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