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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世程
国民党军第一师胡宗南部系蒋介石军阀混战中的首要资本，又是反共反人民起家的皇牌军，自1930年胡宗南接充师长后尤为猖狂。1931年在江西，1932年在安徽，同年冬又尾追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将军所部，经过赣、豫、陕而至四川北部。1934年开到甘肃后更招兵买马，时时妄想“消灭红四方面军”。是年冬再度兴师拦阻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由陕南而川北而至陇西陇东等地。我当时在该师第一旅第二团任团党部干事，仅就个人见闻，分述如下：
1934年冬在四川军阀“围剿”红四方面军处处失利之后，胡宗南以支援“川军作战”的“美名”，将他独立旅一部开赴广元，被红四方面军陈昌浩部围困痛击，又派第一旅第一团前往解救，始幸免于消灭，有所谓广元乌龙堡之战。当时胡宗南以为要入川，必须先行“扫荡”广元以北的红军活动，提出以游击对游击为主力军开道的指导作战方针，乃大量收编当地土匪编为几个独立营，如潘名世部、王德馨部等，以后又改为游击支队，盘踞骚扰广元、阳平关、燕子砭等地，四处滋扰人民，并将补充第一团罗克传部由甘肃徽县调入川北，是时该部官兵，盛气凌人，目空一切，认为红军“不堪一击”，满不在乎。该团前进至羊牟坝（广元县境），时已入暮，即布置宿营，而红军早有预谋，利用有利的地形及人民的拥护，潜伏于罗团宿营地附近，半夜四周土炮声大作，伏军蜂起，将团部紧紧围着，不多时就把罗部歼灭了！团长罗克传本人率第三营营长唐耀华闻炮声后，由该地地主帮助化装及引路潜逃。当时第一旅在徽县终日盼望“旗开得胜”便利主力军前进的幻想，终被红军迎头痛击打得粉碎。过了数天后，罗、唐两人回到徽县，求救于李铁军转向胡宗南说情，请求从轻处办（因罗为广西人与李系两广同乡，又是李第一旅参谋主任调充团长的）。自吹自擂所谓“天下第一”的胡宗南部，在人民铁拳打击下，作了第一次的送礼，粉碎了当时的作战方针以游击对游击为主力军开道的妄想。胡本人常对部下说：“这一次是第一师有史以来的惨败，也是奇耻大辱。”
1934年，红四方面军由川北通江、南江，向西向北大力发展，约于冬月间解放了陕南宁羌（强）城及大安驿、五丁关等地，将守军孙蔚如部一个团全部消灭，且继续北进，进逼略阳城附近。该地豪绅地主都逃亡于略阳、徽县一带。1935年春，第一旅旅长李铁军奉令前往作战，即将这些逃亡地主组织起来，其组织形式类似尔后的所谓“还乡团”一样，以宁羌县地主蒲公英为首，为部队带路作向导，刺探红军情报及沿途筹供一些粮食马料等等。但红四方面军因任务已完成，主动撤离宁羌城郊。李部入城后，即以蒲公英为首，组织所谓“宁羌地方整理委员会”。李铁军派该部第二团少校团党部干事温世程为该会指导员，实行整理保甲、清查户口、办理“自首自新”登记，对劳动人民进行倒算，逮捕劳动人民及革命人士。如当时逮捕的就有蒲公英的佃户叶某及少先队长杨某等人，进行残酷的讯问，追查红军的去向以及城内外参加暴动的劳动人民等等，直至由胡宗南派来县长刘时荣到任后，才将这些任务和所逮捕人员均移交于该县政府办理。不久第一旅又奉命移驻四川广元，宁羌防务交中央补充旅王耀武部接充。我们到达广元等地后，也同样组织所谓地方整理（或治安）委员会，在广元以劣绅张显达、党棍张汉卿等人为首，成立这个组织。部队则派第一团党部干事王涤欧为总指导员，第二团党部干事温世程负责搞学运，第三团党部干事艾林仲负责搞帮会活动，分别专责搜集情报等工作，还在广元城外南大街成立嘉陵茶社，作为情报交换的据点。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和目的，与宁羌县的组织是一个模样的东西，总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和“消灭”革命力量，实际上也就是部队与地方豪绅地主的大结合，作为对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进行屠杀的工具。
四川广元原有守军，除川军外有胡宗南的独立旅一个团，因别处吃紧，胡将这一团他调，但又怕川军“不稳”，恐有不测之变。1935年二三月间，胡乃令第一旅全部由宁羌开入广元。我们到达后，看到城内粮食奇缺，每日总有百数十人饿死。李铁军乃召集营长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并指出依靠后方甘肃补给是绝对办不到的。当时由第二团团长杨定南建议，第三团团长严明同意（第一团团长李正先，因怕打仗不表示意见），其建议要点如下：1. 打开城门让城内居民愿意回乡者准予出城，但只准许出不许入（因过去已封闭数月，城外有红军，怕“混进来”，怕走漏军情），以此减少粮食的消耗和受到饿死的威胁的恐慌；2. 大规模组织军民抢粮队，由第二团团长杨定南统一指挥，担任掩护抢粮，第二团第三团各派一个加强营共同组织掩护队；3. 凡部队没有战斗任务者，携带驮马负责抢粮，居民则各自备装粮工具，部队所抢的粮食统一调配，居民所抢的粮准予自用。满以为这是一条“妙计”，可以暂时解决目前的粮食困难问题。在军事上也曾作了一些“周密”的布置，首先由杨定南团长率部攻占南山，以此掩护全局，另以第三团一个营由营长陈文杞担任攻击通往旺苍大道上的一个高地，防止红军袭击抢粮队，但对当时的红军情况全不清楚，全凭主观臆测决定，做出冒冒失失的行动。而在南山上的红军，由于严密隐蔽，一声不作，好像没有部队一样。杨定南趾高气扬地率领该部第三营分三路向南山爬上，及到距离山头三五十步左右地带，在南山上准备好了的红军，以手榴弹及机关枪一齐发作，杨被打伤，从山腰滚到山脚，其他排、连长亦大部负伤，同时进攻通往旺苍大道某高地的第三团营长陈文杞亦负伤。当时抢粮队看见部队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队，所有抢粮的军民逃回城内时，沿途被人、马踏伤者比比皆是。我当时亦随杨到山麓，留在该地策应后方，迨杨由山腰滚下来之后，我即电话报告副团长杨杰抽调部队前来掩护后撤，免受包围。这场冒失行动，不但对抢粮毫无所获，反而受到莫大损失，造成严重伤亡，真是“妙计”不妙，折兵又损将。
“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自四一二蒋叛变革命后，早已冰消云散。胡宗南为了加强对内外施行特务统治，又窃取这个招牌来吓唬官兵和镇压人民。素来的惯例，处办“犯人”“逃兵”“侦探”等等，都由军法处承办。但在这次追击红军、迫害红军官兵、举办集中营、枪决逃兵及迫害镇压劳动人民等，概由师特别党部办理。胡本人还恬不知耻地说：“现在该是党权高于一切的时候了，我们要赋予党部有生杀予夺之权，才能遂行其任务……”为什么胡宗南要这样做呢？原来是所谓“党权高于一切”，实际上是遂行他的对内对外的特务统治。当时师特别党部书记长许良玉，系军统老牌特务，戴笠的徒子徒孙（跟随戴多年，胡的心腹）。胡要造成特务统治，特赋予许以特别的权力。我们在青川、平武一带，到处可以看到师特别党部杀害红军侦探及逃兵等的布告。就是胡部的高级伙伴也同样受到许的严密监视，如我当时系第一旅第二团党部少校干事，隶属于师特别党部。他们常召集各团党部干事开会，李铁军多次对我叮咛嘱咐：“你笨头笨脑的，不准你在许良玉面前提论我的一切（含家庭情况），更不要上他的当。”那时候，第一师部队虽不断扩大（约有十六七个团），而下面的旅长、团长没有升官，总还表示很不满，认为胡宗南不愿当军长是失策的（传说蒋要第一师扩编为军，胡不愿），否则其他的旅长、团长等也可以水涨船高升师长、旅长。特别是李铁军、丁德隆对此尤为不满，他两人都是在1930年先后升任旅长的，也有五六年之久，未得升迁，颇有怨言。胡由松潘回师甘肃后，李铁军不假而出走到南京活动，因而得升第九十五师师长，接着丁德隆请假回湖南，并声言“头可断，第一师不可干……”及至胡宗南答应保充师长才回部。当时胡宗南早已预料有这种局面，故对他们很不放心，如在松潘时，第一旅驻松潘北10公里火烧屯，独立旅丁德隆驻松潘南15公里。有一次李铁军有个亲戚由广东来到松潘，带来一些海味——鱿鱼、海参、鱼翅及白兰地酒等，李认为今日在松潘如此困难，不应独享，特电邀丁德隆来第一旅共享（丁、李两人私交很好，李任团长，丁任副团长），而丁本人尚未到达第一旅旅部，许良玉早已先丁而到旅部来了，许还自言自语地说：“听说铁军旅长由广东送来有美酒有好菜，我也来当一个不速之客……”这场吃饭，李、丁两人本拟痛饮一番，借酒畅谈，因许在场，感到扫兴，更怀疑许不知从何处得来此消息，感到精神无限威胁，也感到自身太不自由了，故松潘回师后，各有自己的打算和行动。这也并非偶然，同时也可说明胡宗南对与他“同打江山”的老伙伴，都如此严密监视，对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胡对他的部下除利用许良玉进行特务监视外，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方式方法。如利用营长监视团长，收买团长监视旅长，更有所谓随营军士学校，将全师的军士编为他的学生，收买军士来监视排、连长，并规定所有军士可以随时去见他。若有见他时，表示特别亲热和送款给他，又时时亲自选送军士保送入军校受训。还利用他的心腹机要秘书王微（后升机要处长），掌握所有无线电人员及所有译电人员（各旅团这类人员都是由师部派充的，若旅、团长有私人亦须调去受训），派往各旅各团者均有对旅长团长的言行随时利用电台密报的权力，他还利用各级党棍来监视各级带兵人员。这些仅仅是我所知道的其中一些情况而已。
胡宗南等常自夸，松潘的争夺战，就是他们的“战略成功”。特别是当时的第一师参谋长于达，自认为他的计划“高人一等”，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松潘素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关系着全军的命运，关系着对四川的统治，若当时确被红军占领后，依据有利的地形，加上红军的组织宣传训练工作，进可以攻入四川川西平原，退可以守住川西北广大地区，随时可以威胁全川。当红四方面军西征时，第一师则以最快的速度，抢先占领松潘，以第二旅为先头部队星夜兼程，沿平武、青川大道急进，另以补充旅翻越甘、川间的大山摩天岭直趋樟腊，抢占松潘以北地区，独立旅则沿涪江两岸西上尾追红四方面军，而进入松潘南面安顺关附近等地区。又以第一旅为总预备队，由广元、昭化调往平武、青川，策应各方。待判明红军亦期望抢夺松潘后，即沿第二旅进道急进。当第二旅第四团（团长李友梅，广东五华人）抵达松潘城外南郊宝塔山，由东面登山，红军则由南面登山，双方争夺，战斗异常激烈，结果红军因力寡暂时失利而退，而胡部第四团亦死伤三分之二。但松潘城虽被胡部占领，也带来层出不穷的困难，更挡不住红军北上抗日的雄心壮志。摆在胡部面前最困难的，就是交通线过长，后方补给无法接济上来，偶尔运上一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加上南、西、北三面都受着红军的围困，更主要的是没有人民的拥护，关于红军的情况，毫无所知。只得派出一个独立营（营长李日基），携带电台远驻毛儿盖，企图作为松潘外围据点，搜集红军的情报，梦想以此来阻扰红军渡草地北上。但红军并不因未占领松潘城而就放弃对国民党军的消灭作战。与中央红军会合于该地后，在毛主席伟大军事理论指导下，运用指挥的艺术性与灵活性，将计就计，以“诱敌于松潘外围而歼灭之”作为战略指导方针，采取“围点打援”“灭点灭援”等战法，使胡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约于6月间，红军将胡部派驻毛儿盖的李日基营团团包围，并施以小规模的攻击，但又不攻下，逼使李日基向松潘求援。当李铁军率部西进三天左右后到达哈龙岗附近宿营时，抓获红军侦察员一名，虽经毒打刑讯，终不暴露军情，但据他说话的口音系江西人，因此李铁军判断，中央红军亦既会合在此，围攻李日基营系一种“毒计”，并感到自己已进到红军口袋中，一面电告胡宗南，坚持不能再继续前进要后撤，并说明若第一旅覆灭，连松潘都不保，甚至影响全局。另一方面将布置宿营的全旅部队，前卫改为后卫，后卫改为前卫，星夜兼程，逃出口袋，不分昼夜地逃回松潘，以此保存实力，到松潘后即在外围加强工事，以作顽抗。胡宗南不得已电令李日基营放弃毛儿盖向北突围窜回松潘，但该营逃回松潘时，仅剩十几名干部，其余士兵电台弹械马匹等全部被歼。当时胡宗南为了骗取部下为他卖命，多方夸奖李日基，通令全师记升团长，有缺即补，并用飞机送他到成都面见蒋介石，后来派李日基升任第四十九师的团长。
7月间胡宗南指挥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进驻上下包座，企图拦阻红军通过草地北上（包座位于松潘北部偏西，离松潘有350余公里），而红军则采用“灭点灭援”的战法，初步将伍部围着，待伍师发电求援，并得胡复电已令李铁军率部星夜兼程前往驰援，红军侦得此情况后，即以闪电攻击，在四五小时内，将伍部彻底干净全部消灭，然后回师伏击援军。当李铁军率部进至距离包座约25至30公里时，听不着包座方面有炮声等，即生怀疑，乃架设电台与伍部联系，呼叫不应时，转与胡宗南联系，结果胡宗南告知约两小时前已与伍部失去联络，可能已被消灭，叫第一旅迅速后撤，以免遭伏击。李得此指示后，命令各部丢去辎重，轻装逃脱，返回樟腊附近整补，幸免于消灭。所以当时临时拨归胡宗南指挥的部队，都流传这样的讽刺话：“第一师胡宗南，牺牲别人自己保全；第一旅李铁军，逃跑第一名不虚传。”话虽几句，确是他们当时的真实写照。所谓“战略成功”的鬼话，仅仅是幸免消灭，纯系自欺欺人而已。
胡部盘踞松潘，时间不长。现就我所见所闻，分述如下：
由于后方补给线过长，加上沿线部队众多（当时胡宗南所指挥的部队，除第一师全部外，尚有第四十九师、第六十师、中央补充旅，第二师补充旅，以及临时拨配的地方团队），后方已无接济，战地又经一抢再抢三抢，最后也无处可抢，下级军官与士兵饿肚者是经常现象。但高官们的享福，一如平常。如当时第二团团长杨定南（后被红军击毙）是湖南人，除大米白面从未中断外，还有不少的湖南腊肉、腊鸡、腊鱼、挂面、饼干，后方碧口还经常派人送来，在任何情况下行军，他的行李食物总有几驮相随，从未有缺。又如第一旅旅长李铁军，在松潘最艰苦时，还有由广东送来的海味和白兰地酒等，也是跟随他的行李前进或后退，且李有嗜酒之瘾，每日必饮。说到胡宗南更为特殊，在松潘时他个人的豪华奢侈，一如天水驻防期间。有一天我到师部，遇着专管胡饮食的事务副官毛权，叫我到他寝室去聊天，取罐头、美酒、牛乳、饼干、水果等来招待我，我当时不敢吃喝，他即指着房内对我说：“你尽量吃喝罢！我这里多得很，这些都是为‘胡先生’（第一师的惯例均如此称呼）准备的，也还有许多补品、补药，每天后方都有飞机送来，若气候不好不能起飞，则由成都派专车送来！你什么时候想吃些东西，就来找我。”还交我带一包回来。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享受情况了。这些军官头子们，口口声声与士兵同甘共苦，全是鬼话。再说士兵饿肚的情况，在驻军时每日喝些青稞糊糊汤，行军时则吃些炒面（青稞粉），同样要背几十斤的枪弹个人行李及水壶、米袋等干粮，有些士兵实在忍不住肚饿时，偷偷地吃些青稞粉，吃后又偷偷地喝凉水，因而有的胀死，有的泻肚，由泻肚而落伍，连排长诬为“开小差”，遭到就地枪杀者为数甚多。特别是第一旅第二团第五连连长彭致民、第三团第六连连长刘魁，杀人最凶，每天总有一二个，多的时候有五六个（指行军前进或逃跑时），真是骇人听闻。官兵之间安得不离心离德，还有什么心情来作战！
我在松潘时经常到师特别党部，常看见书记长许良玉分期分批地召集松潘及其附近各县的土司讲话，有时还摆着一些新武器向他们介绍，实际上就是恐吓他们。讲话的目的，除威胁之外，还强逼他们派工派粮，偶有不服从者，则诬以“通匪”论罪。还有各部队在乡间抢粮，更是罪行滔天，天怒人怨。据我所知及自己干过的，是部队中选派便衣人员，深入乡间，勾引坏人，强要他们说出，谁的家底厚，谁今年粮食收得多，打听明白后，即下毒计，一面命令自己可靠的士兵携械潜藏在有粮食人的屋内或其附近；另一面通知当地小头目，扬言我们的士兵被你们老百姓拐跑了，人不要紧，枪支无法交代，我们要派部队搜查，请他们派人跟我们一起去办，即按自己所布置的地区逐步搜查，最后当场把这个潜藏的士兵拿着，一口咬定是老百姓拐走我们的兵和枪，硬逼随来的小头目想办法，并进行恫吓，不然我们就要抓人烧房子等等。争吵期间，团里就会派出一二个较高级的军官前来圆场，要他们卖些粮食或牛羊给我们才算了事。所以当地人民都十分痛恨我们，称我们为“遭殃军”，以泄心中之恨！
胡宗南军的布告或标语，都说：“第一师是为拯救你们而来的”“一切都是公平交易现钱买卖”等等，实际上都是鬼话。所谓公平交易照市价付给，实际上也是一个幌子。如当时市上购买牦牛一头，约需20多到30元，还要说明是现洋，但胡军们在购买前先付予银元10多元进行骗购，然后再补足中央钞票，若他们表现面有难色，则给他们戴上“扰乱金融”“破坏市场”“通匪”等罪名，甚至连牦牛不要也脱不了身。故以后市场贩卖牦牛者几成绝迹。如在乡间更为猖狂，看见有牛群羊群，若有老百姓放牧者，则扬言“和你们购买一二头来打牙祭”，随便付给他们一些钱（有银元和钞票），假如没有老百姓放牧者，则成群成队地赶回自己驻地关着，慢慢地宰杀。我们驻在松潘北10公里火烧屯时，派出一个连哨，离火烧屯约有15公里左右，个个士兵都兴高采烈。当时我还不明白其中有其奥妙之处，因该连长张亮支是我广东同乡，我特到该连去看看，才发现其中的奥妙。因离开上级更可以为所欲为，除每日宰杀牛羊之外还在驻地附近关着一批。当时张连长和我开玩笑说：“只准吃不准说。”这些牛羊哪里来的呢？一文不花抢来的。故当时的情况无论哪一个连都愿意独立担任勤务，上级也有意识“照顾”下面，总使各连也能“利益均沾”轮流充当。更奇怪的是，由于该地多系少数民族，对国民党政府万分不相信和仇恨，在我们部队未去之前，所有交易以银元或硬银，根本不用钞票，但自我们去后，有政权和部队可以压迫他们，表面上不敢不收，而他们收来之后，也只作糊墙使用，特别在更偏僻的乡间，若前往一看，他们大门上、走廊过道上、大厅等处，都糊满纸钞，若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便答复说：“很美丽”“可以驱邪”等等应付，实际上认为就是等于废纸，只好糊墙。他们彼此之间往来均使用银元，由此可知他们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程度。
这次战役中，从天候、地理等条件来说，翻雪山过草地确是艰巨。但红军有远大目标、崇高目的和革命的坚强意志，任何高山急水都要低头让路，任何雪山草地也视若等闲！而国民党军们则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军官们还有所贪图，求得个人的升官发财，而士兵们民夫们则饿死拖死不计其数。仅第一旅所谓增援包座又急速逃命怕受包围，在短短的行程中，沿途饿死拖死的兵夫满道满沟，无人过问，还有行军中经过河溪、淤泥地，由于水冷脚下无力倒于水中被冲走者和陷于淤泥中而起不来者亦不在少数。至于沿途死亡的民夫尤为悲惨！这些民夫多系由陇南、川北各县抓集来的劳动人民，缺食缺穿，家破人亡，比比皆是。如第二团由甘肃碧口（又称属四川）抓来民夫一批，其中有父子两人和三头牲口，到松潘后，团长杨定南看见他们父子两人的悲惨，特叫来询问，并说：“我给你们父子两人一些钱，你们的牲口也作价卖给我们，你们回去吧！”当时父子俩回答说：“我父子俩回不去，也不要钱，沿途部队多，过了这一关过不了那一关，可能因为有一些钱还要送掉我们的老命。我两人决心跟着你们，拖到哪里算哪里。同时这三头牲口，我只有一头，其余两头还是别人的，若我仅人回去，牲口还不了别人，不单我父子要坐牢，全家也活不成！我这头牲口还是我全家的生命，没有它，我们一家也活不成，只求拖到将来靠近碧口时，团长开恩放我们和牲口一道回去。”经过哭哭啼啼的要求，团长允许他们父子继续随军。但在增援包座时因加快行军速度，又不明草地情况，其中有一头牲口陷于草地泥坑中，父子两人用尽全身气力，也没有把牲口救出来，老汉反而力尽陷死于泥坑中，当时他的孩子呼天抢地痛哭不止，后由该团特务排长孙钰祥甜言蜜语地欺骗，叫他不要哭，哭也无用，要他“代父报仇”等骗到特务排当兵，马上改装士兵。但接着连夜部队逃跑，各自争先恐后，在渡冰河时因年龄小体力差，加上冻饿和死了父亲的伤心，倒在河中被水冲走了（因身体小未发枪）。暗夜中人人都只顾自己逃命，谁有心情来抢救他。活生生的父子俩先后都死去，弄得家破人亡。类似这样遭遇的民夫又何止他们父子俩呢？
红军在长征中，历尽千辛万苦，进入松潘境后，翻雪山过草地，有些年龄较小身体较差，水土不服，脚肿脚痛等病症未能继续北上者，胡则派出人员，四处搜捕，在松潘县城内师特别党部直辖下成立了一个“感化院”来关押这些人，实际上是集中营。以书记长许良玉兼院长，以特别党部几位科长为教员，这些红军多系江西、湖南及两广的人，我因部队在松潘城外，与被囚人员的语言相近，叫我也担任教员，每天给他们上课，两小时的“党义”——三民主义课程。所有教员的讲授，都是毒化欺骗，尽情地辱骂共产党。关押的人数，经常有六七十人，当我每天上课时，常常发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师部参谋处及便衣队人员常来找他们的麻烦——所谓个别谈话（内容我不清楚）；第二种情况是经常见着比较精壮一些的或平日表现倔强一些的，今天还看见明天就不看见了！我当时还以为这些身体好一些的，补充到各部队去了。实际上这样处理的可能有小部分，大多数还是被杀害了。为什么说可能有的是补充各部队去了？我们第二团回师甘肃驻于平凉、静宁之间（西兰公路上），医务室补充的两名小护士（江西人）就是。其身体很好，服务态度也很好，工作也很热心，团里也没有人怀疑他们。但不久这两名小红军同时逃走不知去向，很可能回苏区了。尽管想尽方法毒化他们，但终不能动摇红军战士的革命意志。
（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