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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汉杰
当1935年胡宗南率领第一师等部队在川北地区阻截红军北上抗日时，我正在蒋军第二师黄杰部任参谋长，驻防保定，并没有直接参加。但第二师的补充旅曾被调归胡指挥作战，该旅旅长钟松等曾向我报告作战的经过。在1936年夏，胡宗南的第一师扩充为第一军，胡升为军长，拉我任副军长，该军参谋长于达（原第一师参谋长）常同我谈起在川北阻截红军的经过。现主要根据于达等人所谈，回忆整理如下。
胡宗南第一师是1932年秋由湖北黄陂地区追踪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汉中的。红四方面军旋即转进川北建立通南巴根据地，胡宗南原拟跟追入川，但被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田颂尧以“川军可以清剿，毋劳远征”为理由婉拒入境。胡部如留在陕南又为杨虎城所忌，蒋介石当时力有未及，只好命令胡宗南移驻陇南。胡宗南曾很感慨地对于达说：“军令不能统一，怎能同共军作战？”
第一师因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编制特大，有四个旅，即第一旅李铁军，第二旅袁朴（后改为李文），独立旅丁德隆，补充旅廖昂，每旅三团，另有一个补充团，共有13个团，无论兵额、装备、火力都比一般的部队强。当时胡宗南以天水为中心，除师部、师直属部队及补充旅第一团驻天水，补充旅（缺一团）驻兰州外，命第一、二两旅分驻两当、徽县、略阳、文县一线，独立旅进驻碧口，以九个团兵力扼守入陇孔道。这时胡宗南加紧训练山地行军作战，研究四川的人事地理以至藏族、羌族的风俗习惯，积极准备入川作战。
到了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声势浩大，川军因一再战败，才不得不向蒋介石请援。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入川驰援的电报时，曾很自信地对于达说：“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他对四川军阀过去婉拒入境仍很愤慨。邓锡侯为了表示诚意，还亲到胡宗南师部请援。胡宗南为了讨好四川军阀，也故意亲自站在仪仗前列，以接待长官之礼相迎。邓、胡商定川北广元、昭化地区的防务改由胡部担任，胡宗南乃命令原驻碧口的独立旅丁德隆部进驻广元、昭化。
不久，红四方面军即包围广元。当时丁旅守广元的只有三团的一个营。但红军并不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先在青木川、石门关，后在羊模坝，分别歼灭了胡部增援的刘超寰团大部和蒋志高团全部。于达在向我讲到这段经过时，很沮丧地说：“胡先生刚刚大骂川军不中用，现在轮到自己的部队打败仗，心情更加烦躁了。”
红四方面军消灭胡部两个团后，即主动撤走广元之围，向四川、甘肃边境的青川、平武前进。胡宗南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后，蒋复电判断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西进，似有在川西北同越过大渡河北上的中央红军会师，然后“进出甘、青、新，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企图。胡宗南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判断，曾多次对于达说：“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者外蒙古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好对付了。”胡宗南还大骂盛世才拒绝第一师进驻新疆，真是“误国不浅”。
当时蒋介石唯恐红军进出甘、青、新，对西北军事重加部署。蒋介石以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杨虎城、邓宝珊、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以及马家部队等所有在西北的蒋军。以胡宗南为第三路军的第二纵队司令，除原有的第一师外，另增调原驻芜湖附近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驻开封的第六十师陈沛部、驻保定的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驻赣东的第一补充旅王耀武部、驻北平的第二师补充旅钟松部，统归该纵队指挥。蒋介石一再严令胡宗南立即先率第一师进入川西北，务要阻截红军向西北发展，并企图配合由南向北跟追而来的薛岳第二路军“消灭”红军于川西北地区。
1935年4月下旬，当胡宗南率第一师主力到达碧口时，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的态势更加明显。胡宗南认为应先机抢占松潘，乃沿涪江北岸青川、平武西进，具体部署是：以第一旅李铁军为右纵队，越摩天岭向平武前进；第二旅李文为左纵队，向青川搜索前进；补充旅的一个团留驻碧口警戒，并接应后续部队；师部、独立旅、补充旅（缺一个团）则在第二旅之后跟进；四十九师、六十师、六十一师、第二师补充旅、第一补充旅也按序经碧口跟进，以第一补充旅在最后掩护。胡宗南严令先头旅不顾一切牺牲，向松潘交互攻击前进，并多次对于达说：“能先占松潘，就能协同第二路军消灭共军。”
胡宗南抢占松潘后，即将第一师主力分驻漳腊营、校场坝、毛牛沟、哈密寺、丘吉寺、安顺关、镇江关等岷江东岸诸要点，以掩护后续兵团到来。他派李日基率领一个加强营扼守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并预定四十九师到达后即进驻松潘西北约200里的上下包座。
这时胡宗南仍十分自信，认为依托沼泽草地和岷江沿岸的险阻地形，加上优势兵力，定可阻截红军北上。胡宗南曾派师部少校参谋李苾携带大批名酒、茶叶和现金等礼品，代表胡本人到阿坝同土司联络。土司再三对李苾说：“在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请一定转报胡司令放心。”李苾返报后，胡宗南大喜过望，更认为挡住红军去路满有把握，红军终不免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于是嘱咐于达立即将这情况电告蒋介石，还得到蒋复电嘉勉。
早在陇南的时候，胡宗南为了准备适应在山地同红军作战，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接受戴笠的建议和帮助，加强了部队的无线电装备。胡宗南多次对于达说：“像我们这样大的部队，又要在山地分别行军作战，相距几百里，不能倚靠传骑和有线电联络。唯一的办法只有采用无线电联络。”当时戴笠搞来了一批二点五瓦的小型无线电台，只要两名士兵便可背带，一个军士就可操纵，使用很方便。胡宗南就规定，凡派出独立执行任务的营、连部队，都要配属这种小型电台，按规定时间同师部电台联络，以随时掌握情况。第二，设立“游击”指挥部，利用刘鸿勋是黄埔一期同学、又是陕西人的关系，派刘为指挥。刘抽调胡部精干下级军官，招募游民、地痞，编成了四个支队，每支队约200人，经常化装成农民、行商、游丐或者藏族、羌族居民，进行搜集红军的情报。他们甚至冒充红军掉队人员，探询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寻捕被当地居民收留的红军伤病员。这些游击支队也都配有二点五瓦的无线电台，以便远距离搜索时进行联络。这时，胡宗南更认为这两着可以大显身手，十分得意。
但不久红军即猛攻松潘。从8月上旬起，据守岷江东岸的第一师正面，自校场坝、毛牛沟、镇江关而至镇平之线，均发生战斗。其中尤以第二旅在镇江关的阵地争夺最激烈，该旅第四团团长李友梅负重伤，两个营长被击毙，第五、六两团伤亡也很大。激战至8月下旬，胡师不支，全线向松潘败退。松潘以南的白塔山地势险要，关系松潘安危，经组织敢死队拼战两昼夜，并急调第一旅、补充旅控制在平武、三舍驿附近的第二线部队赶来增援，才勉强稳住了阵地。
其实这时红军对岷江沿线的攻击，只在于排除侧背威胁。当胡宗南全力防守松潘时，红军主力迅速向毛儿盖、上下包座地区突破。在毛儿盖的李日基营大部被歼，李仅率少数残部突围回到松潘。正在向上下包座前进中的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也遭到红军歼灭性的打击；该师除余程万团因未到达战场即退回松潘外，其余大部被歼。伍诚仁曾再三电请胡宗南增援，但胡对原属十九路军的伍部在被围攻三昼夜以后才派第一旅李铁军部往援。李旅在行进中因伍师的无线电台无法叫通，认为伍师已全部被歼，便又退回松潘。伍诚仁后来率残部逃回松潘，便被蒋介石撤职。
胡宗南部不仅连打败仗、损兵折将，非战斗减员也很大。
山地行军把部队拖得精疲力竭。钟松曾对我说：补充旅从陕南往川北行进时，原可从宝鸡取汉中大道经褒城、河县到川陕交界的阳平关，道路、宿营都很方便；但当时杨虎城部的冯钦哉师以及杨部在汉中的仓库、银行正由汉中向宝鸡、西安移动，胡宗南为避免两军途中相遇发生争执、冲突，坚令补充旅经陈仓古道向阳平关前进。但陈仓古道多年失修，单人徒手勉强可以通过，重武器、骡马通过就很困难。钟松将情况电告胡宗南后，胡仍复电按原命令执行。结果只好不用骡马，改由士兵分别抬运武器、弹药。加以连续下雨，又只能露天宿营，装备散失不少，官兵疲惫不堪。钟松很不满意地对我说：“这样走法，部队不要打仗，自己就拖垮了。”于达也告诉我：当部队从平武到松潘时，要通过雪宝顶（大雪山），标高4500多米，是川北的最高峰，空气稀薄，山坡又陡，官兵无不叫苦。
军粮、棉衣也很感困难。在松潘时，好几万大军的粮食要从川北江油以民夫挑来。从江油到松潘约四五百里，且山路崎岖难行，民夫挑得不多，甚至只能背负，除沿途民夫食用、损耗外，运到松潘的为数不多，远不敷部队食用。松潘所产青稞，不仅数量很少，而且性寒，外地人食用每易腹泻。有时连青稞、燕麦都供应不上，只好挖野菜充饥。士兵菜中也常缺盐。胡宗南在松潘粮荒最严重时，只好“放午炮吃饭”，即规定每天只吃一顿饭，放午炮时开饭。在松潘战败时，气候已渐寒冷，而部队仍着夏服，冻死的不少。饥寒之中，疫病也很流行。这些更使胡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如果不是这时贺国光的参谋团设法赶运来一批粮食，陈沛、杨步飞、王耀武、钟松等部又先后赶到，胡宗南第一师难免在川北全军覆灭。
红军对川北的地理形势也是了如指掌的。于达曾对我说：在松潘的第二师补充旅步哨查获了一名红军士兵，经他亲自查问，并在图囊里发现一幅军用地图，是用毛笔绘制的，图上记载山川、道路、村落都很详尽，特别是松潘以北草地情况十分清楚，这些都是蒋军军用地图上所没有记载的。至于地图的来源，被俘红军士兵也不了解。
接着，中央红军越过了所谓“鸟儿也绝难飞过”的沼泽草地，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而红四方面军又经毛儿盖以西南下，出现在天全、芦山地区。胡宗南、于达等得此情报后茫然失措，既无力出击，又猜不出红军意图，十分苦恼。这时，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第一师回甘南追击中央红军，配属胡指挥的其他师旅均归还建制。胡部因伤亡病疫减员约在半数以上，其余也疲惫不堪，回到甘南后在甘谷整补了四个月，胡宗南本人也大病一场。于达在谈到这次战役的失败经过时，每每摇头叹息，甚至吐吐舌头，其狼狈情况也可想见了。
（196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