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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西北王”，坐镇西北，拥兵将近50万，专门与陕甘宁边区也就是那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敌。他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确实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和破坏作用。胡宗南的一生，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曾经登载了孟丙南先生所写的《“西北王”胡宗南》，内容大体都很正确，当然还有许多小的地方需待订正。我自1939年1月起至1949年12月止，在胡宗南所属的机关部队整整混了11年，对胡宗南的经历虽然没有全面了解，但一鳞半爪，累积起来，确实也可以反映出胡宗南面貌的一部分。
胡宗南的用人，除了孟丙南先生所指出的“胡宗南所采取的‘干部政策’是‘黄、陆、浙、一’四个字”外，他对外主要标榜曾国藩所提出的“广收慎用”四个字。“广收”就是不论哪方面的“人才”，只要愿意投到他那里去，他都收罗起来；但是真正重用，则必须经过长期的间接和直接的考核试用，认为确实可靠，有一定能力，才会逐渐引为亲信，派任比较重要的职务，这就是他所谓的“慎用”。胡宗南“广收”来的人，凡属军人都先把他安排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因而当时的第七分校储备陆大、德国留学以及其他各国留学的军人很多，如周嘉彬、刘仲逖、彭克定、杨厚彩、王化兴、周雨寰等都是留德或留意的学生，冯龙、何奇、沈策、李生润等都是陆大的学生。这些人，根据他们过去的履历，有的派任副主任、教育处长、科长、学生总队长，有的担任教职，但是第七分校的实权，则抓在他的亲信如罗历戎、程开椿、王超凡等的手里；凡属文人都先被他安排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以下简称战干四团），担任政治部秘书、政治总教官、科长、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官等。这些人中，不少是外国留学生和国内各大学毕业生。当时战干四团的政治教官有几百人（其中一部分人是拿干薪不教课），其中一部分人后来都成为胡宗南的高级政治干部，当上了省政府的秘书长、厅长、专员或大学教授，如有名的学者黎锦熙先生即曾被胡宗南派为战干四团学术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缪凤林则聘任为文化出版社（归战干四团领导）的社长。但是战干四团的实权也是抓在胡宗南的亲信葛武棨、蒋坚忍、王大中、汪震（他们都是浙江人）、邱是膺等人的手里。这些所谓亲信（包括七分校和战干四团），一方面是替胡宗南培训新的下级军事政治干部；另一方面则为胡宗南考核新收罗来的中上级干部。当然这里所说的“广收慎用”，是指过去与胡宗南没有历史上联系的新进人员而言，若是第一师的老干部或是浙江籍有过一定关系的人，那又当别论了。
我是江西人，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一向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在1939年以前，与胡宗南毫无联系，只是在1939年1月间，由战干四团教育处长蒋坚忍从国民党中央航空机械学校把我调去担任该团教育处第一科上校科长，后升任军事总教官、教育处少将处长，在战干四团整整三年零两个月，但是除了在少数几次会议中见过胡宗南外，只有一次新年例行召见中召见过我，谈了一些工作上的话。记得在1944年期间，原任第十六军参谋长的温祖铨（广东人）对我说：他在第十六军担任参谋长四五年，而且驻在西安担任西安警备，陪同军长李铁军见过胡宗南几次，但是胡宗南从来没有对温祖铨直接谈过一句话。这就是胡宗南对新进人员在试用期间的一贯态度。
1942年2月下旬，胡宗南在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师长许良玉的吁请下，调我担任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少将参谋长。那时我以教育处长的地位调任师的参谋长，本不愿前往到差，后有熟悉胡宗南用人政策的文文修告诉我说：“第一军第七十八师是胡宗南的基本部队，你不想在胡宗南的军队中发展则已，如果要求发展，那必须立即前往，况乎许良玉是胡宗南最亲信的四大金刚之一，有了他的保荐，前途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才决心到第七十八师。
在这里我先谈谈许良玉。在胡宗南的身边，当时有绰号为“四大金刚”者，即是许良玉、程开椿、王俊民、袁杰三（或说是汪震）四人。这四人中，程开椿是胡宗南当小学教师时的学生，是浙江孝丰人（胡宗南的小同乡），王俊民是王微的侄子，也是孝丰人，他们二人都是跟胡宗南当军需上士出身；程开椿以后由胡宗南保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曾担任过第七分校办公厅主任、西北补给区司令等职；王俊民担任过兵站分监；袁杰三是江西人，黄埔三期毕业，曾担任过胡宗南的随从副官，以后升到师长；汪震是浙江杭州人，跟胡宗南担任文书上士出身，后升任到西北游干班政治部主任、战干四团政治部主任、西安直辖市市政府秘书长等职；许良玉是浙江桐庐人，黄埔四期政治系毕业，曾担任胡宗南的随从副官，后升任骑兵团团长、第七十八师的旅长，1941年冬升任第七十八师师长。这五人由于跟胡宗南最久，经常替胡宗南作小情报，打小报告，因而深得胡宗南的信任。他们可直接向胡宗南保荐营长、团长，甚至师长、军长出缺，他们也可以推荐人选。因此，一般想升官发财的人莫不奔走于他们的门下。许良玉曾以第七十八师副师长的名义在1939年至1940年间兼任过战干四团的特科总队长。那时他看到我担任教育处长，负责实干，对学生讲战史甚得学生的欢迎，同时又担任《军学月刊》的编辑，能写能讲能做，因此很与我接近。同时他本人虽然是精明强干，但不学无术，对军事毫无研究，所以在1941年冬升任师长后，即向胡宗南保荐调我到第七十八师担任参谋长。
那时第七十八师驻在陕西华县赤水镇，表面上作为黄河抗战前线的机动部队。我到第七十八师后，即向许良玉建议，要加强部队训练。许良玉很同意，即叫我指导参谋处开始拟订训练计划和各种教育设施。我即把过去在军事学校和当时第七分校所提倡的一套德国训练方法和训练设备，完全搬到第七十八师去，在赤水镇驻地附近大修其各种训练和演习场所，并创设各种模型场、立体兵棋沙盘，自制各种教育器材，几乎当时国民党军事学校所有的教育设施都应有尽有。此外，还大加整理驻地，表面上搞得很整齐清洁。又训练出一批示范演习的干部和士兵，使全师官兵轮流参观和学习示范演习的各种动作。这样第七十八师的官兵一时都振奋起来，竞相仿效，蔚成风气。于是自鸣得意的许良玉，即数次邀请胡宗南前来检阅，都大为嘉奖。胡宗南并进一步把第七十八师作为他欺骗全军、欺骗上级的王牌来扩大宣传。他首先通令归他（胡宗南）指挥的各军师，派参观团到第七十八师去参观学习。接着又先后邀请孙连仲、汤恩伯、张治中、李宗仁、朱绍良、白崇禧以及各军师长等到第七十八师参观和校阅。并且把当时到中国来访问的英国议会访华代表团和美国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也在蒋介石的示意下拉到第七十八师来参观。以后汤恩伯还特派他的亲信军长石觉，李宗仁特派广西部队的军长韦某各率领参观团从河南、安徽先后来到陕西参观第七十八师的训练和设施。这样，第七十八师就俨然成为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队的模范师了。其实，第七十八师的训练并没有普及到全师，只是抽训少数官兵，使他们成为某一项动作或某一个课目的专长，来欺骗参观人员和高级长官，一些教育器材和教育设施，也只是专供参观人员的参观而已。参观过后，即全部收起，示范演习人员也各归原部队。因此，第七十八师的战斗力，实际上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而胡宗南从来也不敢拿第七十八师去同敌人硬碰一下，就是这个原因。相反，第七十八师对赤水镇附近的人民则充分表现了它的异常残暴，如拆毁庙宇、挖掘墓砖、改造民房、砍伐树木、霸占民地充作演习场所等，甚至强奸妇女，杀害人民，真是无恶不作，民怨沸腾。赤水镇人民曾经数次向胡宗南控告，由于许良玉与胡宗南有特殊关系，也莫可奈何，只有忍气吞声，暂时屈辱，等待时机，再行算账。
以上是1942年到1943年秋冬之间的情况。
到了1944年3月间，日寇大举进攻河南，当时驻在河南的蒋鼎文、汤恩伯拥兵数十万，由于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政策，一与敌人接触，即溃不成军，狼狈向豫西南逃窜。日军一直追过灵宝，企图向潼关方向试探。这时，胡宗南为了保护他的老巢陕西不受威胁，只好派遣他的第一军，东出潼关，于是第七十八师奉命由宝鸡姬家店乘火车赶到潼关，作为东出潼关的第二线部队，首先展开在潼关东南高地到太峪街以东之线，以后又推进到盘豆镇及其迤南亘喊山之线，准备收容由灵宝、虢略镇西逃的溃军，并阻击日军进犯潼关。架子是摆开了，但是战斗并无把握，幸而日军实无进犯潼关之意，到达灵宝附近后，即自动停止前进。胡宗南则大肆吹嘘，说击退了日军，保卫住潼关。其实真是天晓得。那时第一军军长张卓指挥第一六七师、预三师在虢略镇附近，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在盘豆镇以南约5公里的某村庄，第七十八师则在总部所在地的后面活动，我们只见前线部队零零落落地溃退下来，但是并没有听到日军的枪炮声，更没有看见日军士兵的影子，而胡宗南反吹嘘我们大获胜利，击退了日军，真使我们有点难受。胡宗南却因此晋升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随后第七十八师即奉令驻在盘豆镇，开始在这一线构筑半永久性的阵地，并配属一个工兵团协助构筑钢筋水泥的机关枪掩体、炮兵观测所、掩蔽部等。这时胡宗南曾亲自到盘豆镇来视察指示过几次。按当时第一战区长官部的计划：自函谷关到虢略镇西南时家山为第一线阵地；自盘豆镇到喊山为第二线阵地；自潼关到太峪街以西为第三线阵地。就保卫潼关来说，则盘豆镇为潼关的外围阵地，能否保住潼关就要看盘豆镇的阵地坚固程度如何和守备力量如何。所以当时在胡宗南的长官部是非常重视盘豆镇阵地的构筑。因此，我们在盘豆镇反复勘察，缜密计划，最后决定构筑一个军三个师的阵地，配备两个师在正面；主阵地之间构筑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主阵地之后约一公里左右构筑一个师的预备阵地。阵地都采用纵深配备，并把堑壕式和点式结合起来，注意火网的编成和死角的消灭，以及障碍物的设置等。计划制定后一方面由后方大量运送木材、水泥、钢筋等材料到盘豆镇来；另一方面向阌乡县政府（盘豆镇属阌乡县）征用大批木料和民工；同时第七十八师的士兵也经常入山砍伐树木，并拆毁附近庙宇、破房，用作构筑工事的材料，而被圈为据点的小村庄，则穿墙破户，堵门改道，四周挖掘外壕，架设铁丝网，弄得农民有家难归，进出非常不便，有的土地构筑成为据点工事，视为军事禁区，不准农民耕种，使不少农民无地可耕，陷于破产。第七十八师就是这样在盘豆镇构筑工事将近一年之久，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而胡宗南则甚为得意，宣称潼关内外工事坚固，可保无虞，借以欺骗国人。并把他的所谓精锐部队第一军的第一师守备潼关，第七十八师守备盘豆镇阵地，第一六七师守备虢略镇阵地，这样就对外扬言他的主力是在对抗日军，而掩盖他的主力实际上是在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反共行动。这种欺骗，当然只能掩耳盗铃，蒙蔽自己的耳目，欲想欺骗全国人民，那只能是枉费心机而已。
到了1945年4月间，胡宗南命令第七十八师与第一师对调防务，即第七十八师移防潼关，担任潼关的守备；第一师移防盘豆镇，担任盘豆镇阵地的守备。
潼关在地形上来说，是陕西东面的咽喉。日军从1938年3月起，就侵占了山西省大部城市，其前锋直抵潼关对河的风陵渡，因此潼关遂成为与日军隔黄河对峙的局面。但是由于日军一方面感觉兵力不足，害怕与雄踞陕北的共产党部队交火；另一方面又企图引诱蒋介石全面投降，因此，到达河津、永济、风陵渡，即黄河东岸、北岸之线，即停滞不进。这样又给胡宗南欺骗国人和大肆宣传的机会，几年来他把第一军的第一师配备在潼关，第一六七师配备在朝邑，第七十八师控制在华县的赤水镇，名为抗日，扼守陕东重地潼关、朝邑，说他的军队担负了保卫西北的抗日重任，并不时邀请各方面人士（包括外国人）和中外记者到潼关前线参观。为了欺骗外国人，胡宗南曾令第一师在潼关城内师指挥所（师司令部实际驻在潼关以南五公里外的老虎章地方）的附近设了一座战地酒保，酒保内的招待人员都由西安战干四团选择一批年轻貌美的女生，经过训练后，临时调到潼关战地酒保来服务的，等到外国人参观完了即行回西安。又在潼关东北、风陵渡南岸的坑道阵地内设战壕俱乐部，布置留声机、各种书刊等，名义上供守战壕的官兵娱乐，以活跃战壕生活，提高战斗士气，但也只是供外人参观，实际上担任阵地守备的士兵，并不能享受到这些设备。1945年六七月间，美国派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即蒋介石的美国参谋长）魏德迈说要亲来陕西前线视察。胡宗南为了欺骗这位美国将军，并想要他多拨些美国新装备来充实自己的军队，因此，命令许良玉把前述一些设备，赶快使用起来，并连夜编制战报绘制敌情图和战况图，又从河南押来两个日本战俘，说是第七十八师在某次渡河袭击日军时俘虏来的，并事先告诉这两位日本俘虏同样说假话，以备魏德迈的讯问。果然，不久，魏德迈在胡宗南的陪同下来到潼关，我们招待他在潼关城内师指挥所休息，并由我报告当面敌情和渡河袭击日寇的战况及俘虏日本士兵情况。报告后，即把两个日本俘虏提出来，请魏德迈亲自讯问。由于这两个俘虏根本不是风陵渡的日本驻军，对风陵渡的日军情况毫无所知，因而所答非所问，颇引起魏德迈的怀疑。幸而担任翻译的是第七十八师预先准备好的一个英文翻译和一个日文翻译，他们根据我的当面敌情图和战况报告图，从中任意翻译，而许良玉又在旁解说，说这两个俘虏有毛病，不肯说实话，因此，问了几句就把他们带走。这样，总算应付过去，没有当场出丑。随后又引导魏德迈参观战地酒保和风陵渡南岸坑道阵地，一时留声机的唱片声和战壕内的士兵歌唱声洋洋盈耳，很能引起魏德迈的兴趣，对当时守备这一阵地的第二三四团第一营营长缪银和表示嘉奖。事后，魏德迈还特从重庆寄送缪银和营长一本《美国筑城学》。参观阵地后，又引导魏德迈到老虎章参观一个突击组对永久机关枪掩体（支点）的实弹进攻演习，演习前也是由我先在沙盘上作演习计划和兵力编组的说明。这样，在一天的视察后，魏德迈完全表示满意，并对胡宗南预祝将来的抗战胜利。而胡宗南欺骗外国人的手法又获得一次成功。
总之，胡宗南处处都拿第一军特别是第七十八师来做他欺骗宣传、壮大声势、高抬自己身价的有力工具。但是实际上第一军确实是一只纸老虎，到了解放战争中，一碰到人民解放军就难免先后遭到几次歼灭性的打击，而终归于完全消灭了。
从1945年秋季以后，由于抗战形势好转，接着又全面胜利，胡宗南为了到郑州接收和受降，立即命令第七十八师迅速开往郑州，担任郑州警备，到了12月间，又命令第七十八师移驻灵宝。1946年三四月间，第七十八师在灵宝由师改编为整编第七十八旅，我被任命为副旅长。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胡宗南又命令第七十八旅开进山西安邑、闻喜一带进攻解放区。这时我正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到8月间回到第七十八旅，旅长许良玉调升整编第一师副师长，改派沈策接任第七十八旅旅长，把我仍然改任参谋长。从此以后，我即屡次请假不干，态度消极。但是胡宗南始终不愿将我调走，直到1947年7月间，在陕北安塞县时，才正式命令调我担任整编第一三五旅副旅长。从1945年秋季起到1947年7月止，胡宗南没有来过第七十八师（旅）。因此，我也没有见过胡宗南。所以这段时间，第七十八师（旅）的行动我将另写材料，这里不谈。
我在安塞县接到胡宗南的命令后，立即到延安向胡宗南请示，胡宗南那时正处在陕北损兵折将、进退两难的境界，他无心接见我，只请裴昌会主任代见。见后，我即日搭车回西安转到临潼县属的新丰镇整编第一三五旅旅部到差。
关于整编第一三五旅的情况，我这里要交代一下。整编第一三五旅原来是属于陈诚的部队，旅长祝夏年，广东人，黄埔二期毕业，也是陈系人物。该师（未改编为旅以前，是第一三五师）原驻湖北，后来大概是围攻中原李先念司令员的部队，由河南南阳附近追击到陕西省境内，就被胡宗南抓住了，留在陕西置于自己的指挥下。祝夏年颇不愿意归胡宗南指挥，几次设法想拉回湖北去，但均被胡宗南发觉，予以制止。因此，胡宗南对祝夏年是不放心的。整一三五旅原来装备很好，兵员也很充足，1947年3月间，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将该旅拨归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指挥。有一次，我在瓦窑堡东北某地遇见该旅，超越整七十八旅前进，服装整齐，武器全新，很多日本高大洋马，看来军容很壮，但不到一个星期（大约是4月16日左右），听说该旅在羊马河中伏，全部被歼。副旅长代旅长麦宗禹被俘（此时旅长祝夏年请假在后方养病）。胡宗南乃命整编第二十七师副师长张汉初在延安附近收容该旅溃散逃出的官兵，重行编组，并命祝夏年带回西安，暂住新丰镇附近接收新兵，重整旗鼓。我到新丰镇时该旅旅部也才到达不久。有人说胡宗南不相信祝夏年，所以派我去监视他，胡宗南也可能有此意图，但他并没有对我说过。可是祝夏年认为我是由第一师调去的，所以表面对我很欢迎、很客气，但实际对我是有戒心的。
我到整编一三五旅才10天左右，突然接到西安绥靖公署总务处长刘大钧来电说：胡先生指令你立即乘飞机到延安去，有要事商谈。并派吉普车来接我到西安，当日下午即由西安乘飞机飞抵延安，向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报到。次日上午，胡宗南召见我。他首先问我：“现在部队为什么不能坚持战斗？一打就垮。”我说：“这不是战略战术的问题，而是下级军官和士兵缺乏训练，战斗动作太差，所以有机会还要加强战斗训练。”他点点头。随后，又拿出一份某高参（忘其姓名）所写的建筑碉堡的意见书交我审查，并说：“这人过去在太行山区指导建筑碉堡很有经验，你拿去看看，现在能否实用。”我回到延安招待所，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把这份意见书详细审查修正，并增加一部分野战筑城的意见，合编成一本《剿匪筑城之参考》，送交胡宗南审阅。胡宗南即批交绥署第三处（参谋处）印成一本小册子，发送各部队参考。这是胡宗南第一次开始找我单独谈话。也可以说从此以后他直接使用我，考验我，渐渐引为他的亲信了。
接着胡宗南派我到整编第二十七师协助该师师长兼延安警备司令王应尊集训全师两个旅（第三十一旅、第四十七旅）的干部。王应尊遵照胡宗南的指示即在延安王家坪前朱德总司令部的旧址成立整编第二十七师干部训练班，他亲兼班主任，派第三十一旅副旅长袁致中兼任教育长，聘请我以总教官的名义负责教育计划和指导实施的责任。我们即住在朱总司令从前住过的四个窑洞内，开始筹备，一方面拟订训练计划，筹备训练器材和训练场所；另一方面训练担任实际教育的教练官。经过大约半个月的紧张筹备后即正式开学。每期半个月，全师干部共分两期训练完毕。训练内容：除少数时间的精神讲话和政治讲话外，主要课目是连以下的战斗教练，各种兵器的射击教练和营以上的伏击战、反伏击战及夜间攻防战斗演习等。后来又请来专搞训练的周雨寰副旅长（黄埔军校八期毕业，德国留学军事）协助我指导演习。两期训练完毕后，表面上收效很大，胡宗南表示满意。但是国民党的形势已走上末路，谁也无法挽救，这个第二十七师在短短的突击训练中又哪能立即振奋起来呢？所以到了1948年2月底在宜川西南的瓦子街一遇到人民解放军，这个师的两个旅也仅仅挣扎了两天时间，即全部被歼。
在第二十七师干部训练班结束后，该师奉令南开，我也辞别胡宗南回到西安，准备仍回整一三五旅。到达西安后，突然又接到绥署第一处（人事处）通知说：胡先生命令你到潼关第一六七旅，协助该旅匡泉美旅长整训部队。因此，我又到潼关第一六七旅去了。第一六七旅是整编第一师所属的一个旅，与第七十八旅原属兄弟部队。我任第七十八旅参谋长很久，与第一六七旅的干部大部分都很熟悉。该旅原在陕北蟠龙镇被解放军全部消灭，旅长李昆岗被俘，副旅长匡泉美恰在后方接收新兵因而幸免，反被升为旅长，驻在潼关重新编训第一六七旅，那时尚无副旅长，听说派我去，匡泉美表示很欢迎，其实我所接受的命令只是临时派遣，我的本职仍是整一三五旅副旅长。我到潼关后，正是解放军的陈谢兵团由晋南渡河，挺进豫西，蒋军在豫西的部队惊惶失措的时候。因此，第一六七旅的当前任务，是加强潼关防务，准备战斗。我协助匡旅长指导部队构筑潼关外围碉堡，并为各级干部上课讲解构筑碉堡和野战工事的要领及注意事项。有一次，胡宗南到豫西视察后，经过潼关，我同匡旅长出城迎接，胡宗南拉我乘坐他的吉普车，表示非常亲热。到达第一六七旅旅部后，即由我报告潼关防务和碉堡构筑情况，匡泉美报告第一六七旅兵员补充和训练情况。胡宗南表面上很乐观，只说要加紧补充好，装备好，注意把工事做好，别无指示。他在第一六七旅吃了一顿饭后就回西安去了。大约在1947年11月间，第一六七旅被调到西安，担任西安城防。这时我随同到西安。胡宗南又派我到西安城防工程处，协助工兵第三团，指导西安外围碉堡工事的构筑。据了解，当时西安绥署计划以五个师坚守西安城，准备与解放军作困兽之斗，其中以三个师扼守西安外围。因此，环西安城大约30公里的周围，都计划实施构筑坚固堡垒。其碉堡的建筑，以营为单位，营下设三个步兵连，构筑成三个连据守的碉堡，连下设三个步兵排，每排构筑三个能容纳一个班的碉堡。碉堡都形成三角形，使三个班碉堡的火力能互相支援，三个排碉堡的火力也能互相支援。这样排是一个据点，联合起来连又是一个据点，再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营的抵抗中枢。碉堡有两层的，三层的，都用火砖砌成。连与连碉堡之间又设有封锁堡，以封锁两连之间的空隙。碉堡外围挖掘外壕，重要的地方架设铁丝网，外壕内部和铁丝网都有侧防设备，以防破坏和超越这些障碍物。全城外围总计构筑碉堡在600个以上（详细数字记不清楚），不知耗费人民多少金钱和物资。但是解放军一来，也只有逃之夭夭，所谓碉堡群只是装饰门面，欺骗一些躲藏在西安的反动阶级而已，对人民解放军是起不了作用的。
我在西安城防工程处，只待一个多月，把碉堡位置勘定后，即由工兵第三团担任技术构筑责任。这时胡宗南又把我调出，派我到户县、咸阳和西安附近，督训整编第三十六师在后方将要补充好的新兵旅、团（该师在陕北沙家店被解放军消灭后，调回到咸阳、西安附近补充训练）。这时，胡宗南每派遣我一次，即约我到下马陵他的住地吃一顿饭，当面谈谈训练部队的情况，并送我一些旅费，作为零用钱。1947年过春节的时候还送我10袋面粉和年节费用。有人对我说：“胡先生这样对你客气和优待，是把你当客卿对待，你的前途是很有问题了。因为胡先生对第一师的老人，总是不客气，若叫某人来大骂一顿，这人准要升官，若对某人客气，就是不准备重用他了。”当时我也很怀疑，特别是1947年12月间，胡宗南调任整编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为整编第一三五旅旅长，而把我这个副旅长（我那时仍是第一三五旅副旅长名义）反调在外面作为临时差遣，今日跑这里，明日跑那里，这就更使我内心不平，而打算不干了。
1948年2月下旬，胡宗南派董钊和我等十余人到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我们在2月24日到达南京，26日正式上课。大约受过了一个星期，突闻董钊已回西安，接着教育长黄杰找我谈话说：“胡先生有电报来，要你赶快回去，你就算在中央训练团毕业了吧！你即刻离团到胡先生的驻南京办事处去。”他当时没有告诉我原因，心里有点怀疑。到了西安绥靖公署驻南京办事处，见了办事处长徐先麟，他已经替我买好了回西安的飞机票，次晨即搭飞机经武汉回到西安，返回家中，与我同住的车之林（即将发表担任整编第二十七师的政工处长）赶快对我说：“贺喜你，胡先生已发表你任整编第二十七师第四十七旅旅长了，师长是刘超寰先生（原任整编第一师副师长），你赶快去见胡先生后，再去见刘师长。”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我马上到下马陵去见胡宗南，只见他神气懊丧，坐在沙发上，频频以右手摸下巴（这是胡宗南的一贯习惯，凡思想不痛快时，即频频右手摸下巴），过了半刻钟才说出三句话：“你回来了，好吧！你去见刘超寰就清楚了。”自我与胡宗南接触以来，从来没有看到他这种悲伤难过的样子，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只好立即辞出，去见刘超寰了。从刘超寰的口中，我方了解到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由洛川赴援宜川，在瓦子街附近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了。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第九十师）、旅长周由之（第三十一旅）、李达（第四十七旅）都已阵亡，师长王应尊（第二十七师）尚下落不明。因此，胡宗南派刘超寰接替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长，派刘孟廉接替第三十一旅旅长，派乐典接替第四十七旅旅长，重新收容和成立各新师、旅。事后我想为什么胡宗南不派我接替第一三五旅旅长，而要我接替第四十七旅旅长？原来我在第一三五旅的时间很短，情况不甚了解，第四十七旅则由于在延安办干部训练班的关系，该旅干部上自副旅长、团长，下至连长、排长，他们都认识我，好像有一种师生关系，便于收容、组织和尔后的指挥，这也是胡宗南不得不考虑暂时利用我来当这个旅旅长的原因。
那时刘超寰已在西安西郊三桥镇附近成立了整编第二十七师师司令部，开始收容原第二十七师及第四十七旅在瓦子街逃散下来的官兵。我到三桥后，即把收容的第四十七旅的官兵移交给我，开始组成第四十七旅旅部。不久，收容到的老官兵日益增多，原第一三九团团长李邦琦也逃回来了。刘超寰报告胡宗南批准后，即仍派李邦琦任第一三九团团长，并把收容官兵组成一个团的干部，命李邦琦率领到豫西接收新兵。另外，副旅长任树棻原在宝鸡接收新兵，没有参加瓦子街战役，即把该部新兵编为第一四○团，派任树棻兼任团长。该团接收新兵较早，于1948年4月间，即接收完毕，开回三桥镇附近。4月底我旅又移驻灞桥东北的新筑镇。5月底，李邦琦率领第一三九团新兵返回新筑镇。这时第四十七旅已成立了两个团和旅直属部队。一四一团也在渭南成立并接收新兵。该团团长张谆，原任西安警备旅的团长，原是我的老部下，经间接向刘超寰推荐转请胡宗南调派的。该团营长以下干部和班长则是由第一、第七十八、第一六七旅调拨来的。因此，这三个团的干部都与我有些关系，都能听我的指挥。7月间，我率旅部和第一三九团移驻蓝田县，并计划在蓝田县构筑防御工事。第一四○团则开往商县归师部直接指挥。
8月间，蒋介石来到西安，在西安黄埔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我也被召参加。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内容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会议时间是两天。第一天先由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报告西北战场情况，蒋介石作了讲话，大意是鼓励将士，要有必胜信心和牺牲勇气，相信最后的胜利仍是属于我们的。他要求大家，每次行军、宿营、作战都要注意搜索、警戒，做好工事，不能稍有疏忽，但没有作具体的战略指示。据说当日下午曾专门召集了整编师长以上的高级人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作了重要的指示。次日还到太乙宫翠华山麓刘戡、严明的墓地，举行了公祭。由蒋介石亲自主祭。祭后，点名讲话，勉励大家要效法刘戡、严明，为已死者“报仇雪耻”。以后又在蒋的临时办公地点个别召见，询问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情况。这次会议就算完了，各回原防。不久，我旅又由蓝田移驻商县，一四○团则早已移驻山阳县，担任各县的防务。当时商县驻有谢辅兰的绥靖区司令部和刘超寰的师司令部，我旅在他们的指挥下构筑商县外围工事，第一四○团还由山阳向漫川关方向“扫荡”了一次，遇到少数地方游击队的阻击，即行退回山阳县，从此不敢出。10月1日蒋介石把整编师、旅，恢复为军、师的编制，我被派任第四十七师师长。是日我率师部和第一三九团移驻洛南县，军长刘超寰曾抽调第三十一师一个团和我师第一三九团向商县、洛南中间的山区进行“扫荡”一次，也毫无所获。此时第一四一团已在渭南接收新兵完毕，开驻蓝田县训练。11月16日，突接军长刘超寰来电话说：“胡宗南调你回西安另有工作，第四十七师师长派杨荫寰接替。命令你立即准备移交。”我当时非常气愤，认为胡宗南利用我把第四十七师整训好，马上就把我调开，这还有什么希望呢？因此，我决心不干。
我回到西安家中后，告诉我的爱人，谁来会我或打电话找我，都说我不在家中，就这样躲在家中有一个星期。胡宗南命他的侍从副官几次打电话到商县军部和我家中都找不到我，有一次他的侍从副官跑到我家中来，看见了我，硬把我拉上汽车去见胡宗南。胡宗南很客气地对我说：“我们这里现在成立了第五训练处（相当于一个兵团的编制，由胡宗南自己兼任处长），专门训练部队，下面直辖第二军官训练班（由原来的第七分校改编，班主任刘钊铭，主要训练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第二军官训练班中又成立了一个翠华山学生大队，学生都是由陕西省政府在各县考送来的高中毕业学生，这批学生太好了，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大队长来负责训练他们，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把你调回来，替我训练出这批好学生，将来充当下级干部，其贡献比你当一个师长还要大。要当师长还不很容易吗？将来随时都可以调你去当，所以现在派你担任第五训练处副参谋长（参谋长是彭克定，曾经担任过第七分校教育处长、第四十二师师长、驻欧洲总武官，黄埔二期和留德、留俄学生）兼翠华山学生大队长，希望你马上就去到差。”我无法推辞，只好答应下来，并声明只搞一期，仍希望到部队中去工作。胡宗南马上亲自送我到黄埔村第五训练处司令部，向参谋长彭克定和各组组长介绍我任副参谋长的职。接着又和彭克定把我送到太乙宫翠华山学生大队，立即集合全大队学生，由胡宗南亲自为我行“布达式”。这可说是打破了胡宗南的惯例，过去就是战干四团的教育长、副教育长、第七分校的教育处长等大机关的负责人到差，也很少由胡宗南亲自行“布达式”。而我这个小小的大队长居然由胡宗南亲自行“布达式”，并亲自介绍我过去的经历。由此可见，胡宗南重视这个学生大队，并给我一个好看的面子，借以继续笼络我，为他训练学生，为他重整部队。胡宗南并指示彭克定、刘钊铭（第二军官训练班主任），将这个大队的训练全权完全交给我，不要加以干涉。这样我就挂上第五训练处副参谋长的名义，实际担任翠华山学生大队长，再一次为胡宗南训练学生了。
翠华山学生大队成立于1948年9月间。那时由于第七分校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的国防部取消了，胡宗南没有直接培养下级军官的训练机构，而当时胡宗南的部队，陆续被人民解放军消灭的很多，兵员补充固然很困难，而下级干部的补充更为困难。因此，胡宗南与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商议，决定用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的名义，在当时蒋管区的陕西各县考送高中毕业学生600人，成立一个学生大队，附设在第二军官训练班内，名义上由第二军官训练班代为训练，实际上由胡宗南直接控制。因此，这个大队的各种经费和物资供应都由陕西保安司令部每月拨发。我到翠华山学生大队后，首先与大队政治特派员张云周（张云周是西安绥靖公署政工处的科长，一般大队只设有政治指导员。为了加强这个大队的政治工作，而美其名为政治特派员，不受第二军官训练班政训组的指导，职权很大）商议，修改大队教育计划，把一些不切实用的军事课程和内容删除掉，增加一些切合实用的课程和内容。训练时间仍然是六个月毕业，着重连以下的战斗教练和射击教练及筑城实施。并由张云周邀集了一些在西安的政客到大队来讲课。这样翠华山学生大队又紧张活跃起来了。
1949年1月间，我同张云周又向胡宗南建议把翠华山学生大队改名为陕西省地方干部训练班，以名副其实，并正式脱离了第二军官训练班的名义领导。有一次胡宗南邀请我同张云周到他的王曲青龙岭家中吃饭（胡宗南在进犯延安后与叶霞翟结婚，住在王曲青龙岭）。我们曾向他报告：这期学生到2月底毕业，请他考虑将来怎样分配工作。他问我们怎样使用才能发挥这批学生的作用，我们答以最好集中使用。他很同意。到了2月底，他命令我把学生大队移驻到黄埔村，集训两个星期后，再举行毕业分配工作。从3月1日开始集训，胡宗南每日亲自到黄埔村向学生作精神讲话，并邀请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省府秘书长蒋坚忍、民政厅长刘亦常、保安副司令张坤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列、政工处长王超凡等前来作专题讲话，对学生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毒素。同时派来一批由北平逃回的原第十六军的团、营长到大队部，叫我分派他们临时担任大队附、队长、副队长等职，将原来的队长有的改为副队长，有的继续担任队长，主要使这批新来的干部接近学生，互相了解认识，使他们今日以老师的身份，将来即是领导这批学生的旅、团、营长，以加强封建关系，便于尔后的团结和指挥。集训两个星期后，学生即举行毕业典礼。在毕业之前，胡宗南又命令我和副大队长王宪斌负责把学生编成一个保安旅（下辖三个团）、另两个步兵团的下级干部，命令西安绥署政工处长王超凡、秘书李廉和大队政治特派员张云周负责考核学生，秘密地组织反动的小组织“反共救国青年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才了解的，当时他们都没有告诉我）；吸收了一部分比较反动的学生加入了这个组织。另外又公开组织“毕业生通讯处”；设总处于第十二编练司令部政工处（这时第五训练处改名为第十二编练司令部；我也没有挂名副参谋长，我要求挂名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各旅、团设分处或通讯员。我和王宪斌根据胡宗南的指示，把全部学生按他们的能力、年龄，分别编为排长、特务长、连指导员；营长、连长则由原来的区队长和新由第十二编练司令部所属的军官总队中挑选来的军官担任；保安旅长决定由副大队长王宪斌担任（王宪斌，陕西凤翔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由董钊介绍给胡宗南派任翠华山学生大队副大队长，我曾向胡宗南推荐王宪斌可以担任保安旅长，因此决定派他担任此职），并派新来的大队附樊玉书为保安旅副旅长，新来的队长李丙育、李玉堂、张文皋等为团长。经过几次人事会议后，就这样决定了。王宪斌率领新编的保安旅干部在3月18日左右开赴宝鸡接收新兵（该旅后改编为第三三八师），×××率领一个团的干部开赴豫西归入某师编制，其余大约一个团的干部开赴渭北，归渭北清乡督导团指挥。这就是翠华山学生大队（即陕西地方干部训练班）的训练和编成部队的经过。
翠华山学生大队毕业和编成部队后，胡宗南又派我接任学生大队第二期的大队长。我当时决定不干，即向胡宗南请病假，假托有病需要休养，胡宗南只准我一个星期的病假，到临潼休养（那时我的家属已送回江西）。我在临潼住了一个星期，胡宗南又派他的侍从副官用汽车硬把我接去，并立即要他的第一处（人事处）处长李生润送我到黄埔村，转交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兼副司令彭克定送我到曹村学生大队第二期任职。这样我又被迫担任了学生大队第二期的大队长。
学生大队第二期是3月15日在曹村成立的，学生的来源，也是由陕西省政府命令各县保送来的，但质量较第一期要差些，人数也不是600人。我到差后，曾进行过甄别考试，淘汰了少数人。后又由汉中青年中学送来1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不愿再学习跑回汉中，只留下70余人。这样，连各县保送的合计在500多人。原第一期的政治特派员张云周也回到西安绥署政工处工作去了，改派裴光辅、黑成章二人为正副大队指导员。这二人年资历很浅，政治工作经验也缺乏，更不能直接向胡宗南汇报工作。因此，军事、政治训练的大部分责任都落到我的肩上。这时（1949年4月）淮海、平津两个大战役都已结束，蒋介石政权已接近全面崩溃。蒋介石被迫下野，暂时退居奉化，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在这种垂危的形势下，使得胡宗南彷徨不知所措。大约在4月15日左右的早晨，胡宗南忽然给我一个电话，叫我早餐后即到黄埔村邀彭克定在编练司令部门口等他。到时胡宗南乘汽车果然来了，即邀彭克定和我上他的汽车，直开到常宁宫的蒋介石行宫处下车。这个行宫是胡宗南专门为蒋介石建造的，专备蒋介石到西安来住宿，平时不让别人进去，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座房子，所以这是第一次到此地来的。胡宗南故装镇静，好像很闲情逸致似地邀我们到这里来游玩，其实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他的笑容是很不自然的。他带我们进入大门后，首先到一个六角亭内四处展望，他叫我拟一个亭名和一副对联，我当时拟了一个“江山一览亭”，对联没有拟好。他又带我们进入蒋介石的住室，一一指出：这是蒋介石曾经住过的寝室、床铺、接客室、餐室，并把蒋介石曾经用过的饭碗、酒瓶、酒杯都指给我们看。出室后又到另一间房子，说是宋美龄的办公室。还有宋美龄的秘书办公室、侍卫长办公室等。再由后门上山，附近栽有很多小树，胡说，原来也曾研究如何把这些小树苗培植成林，使这一个地方将来成为名胜古迹。徘徊了约半个小时才回到院内。又看了一个大防空洞，内部很坚固整洁，并设有办公桌等，说是为蒋介石、宋美龄准备防空用的。出防空洞，登上一个小平台，其旁一株古树上挂有一个大钟（这里原来有一个古庙，已拆毁，改建为蒋介石的住宅），我们在这里站了一刻，胡宗南提议：“我们来打钟为游戏，好不好？”我们当然附和他。他又说：“打几下为好？”彭克定说：“每人打十三下，祝胡先生做十三太保。”我说：“每人打三十六下，合为一百零八下，象征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胡宗南最后决定，每人打十二下，合为三十六下，原来这是表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意思，暗示我们准备逃走。胡宗南同我们在这里逗留了约三个小时，才驱车回黄埔村，他自己再回青龙岭家中去休息。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可以看出胡宗南当时心烦意乱的程度。果然，过不多久，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及其他训练机关（包括第二军官训练班），都接到命令向汉中逃跑。
我们学生大队在4月底也由曹村移驻黄埔村，准备随同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南逃。但不久又命令我们暂留黄埔村，待命行动。直到5月17日我们方奉命仓皇入山，取道子午峪，越过秦岭，经过东江口、洵阳坝、宁陕、石泉、西乡、城固，于5月底逃到汉中。见了胡宗南，他非常高兴，立刻给我银元200作为学生大队临时经费，并命学生大队即驻汉中以北的西羊寺营房（原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校址）继续训练。此时学生大队只有学生300余人（在行军途中自动脱离回家的有150多人，我到汉中后补招了几十人，合计不到400人，乃由四个中队，改编为三个中队）。在6月间，胡宗南曾来西羊寺学生大队视察过两次。7月1日，胡宗南在汉中成立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将原来各个独立的训练机关合并，学生大队也被并入该团。该团团长由胡宗南兼任，派袁朴为教育长，周士冕为政治特派员，团部设在西羊寺营房内，下辖几个训练班也驻在西羊寺，归教育长直接领导。另设一个学生总队，驻在汉中东关丁家营营房内，总队长王应尊，政治特派员李廉（原西安绥署政工处秘书兼任），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是由原青年中学的学生改编的，青年中学的学生又是由原青年军士兵中挑选的，所以这一大队的学生受军事训练很久，改编后，仅集训了一个月，即行毕业分配工作；第二大队即是由我所率领的学生大队第二期学生改编的，原有三个中队，改编后，拨了一个女生队归我领导，因此，第二大队仍有四个中队；第三大队是新扩编的，学生是由汉中附近几个中学中找来的，可说是新兵。到了9月间，学生第二大队已训练了六个月，到了应届毕业之时，我即邀总队长王应尊同去见胡宗南，请示毕业的时间，和准备如何分配使用。胡宗南当时未作决定。
10月上旬，王应尊率学生第三大队及第二大队中的女生队迁往四川新都县训练。这样我所率领的第二大队又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大约在9月下旬，胡宗南为了吸收部分快要毕业的学生作为他的忠实门徒，采取过去的惯例，又成立了一个反动的小组织，名为“铁血救国团”（在第一期毕业时成立过“反共救国青年团”），首先通过我和大队的干部，在大队学生中进行活动。自9月下旬起，到11月10日止，前后共吸收了干部和学生约七八十人。这些被吸收的人，都要到汉中胡宗南的住地中特设的一间房子内，举行宣誓入团仪式，并由胡宗南亲自盟誓。孟丙南先生所写的《西北王胡宗南》中指出胡宗南“歃血为盟”，确实不错，但我们并没有真正“歃血”就是了。10月中旬，胡宗南在汉中成立新五军第十四师，命学生大队派一个队长担任团长，我即签派第一中队长梁渊韬为团长，率学生45人编成一个团的干部，前往第十四师编成该师的一个团。10月下旬，胡宗南为了集中使用第二大队的学生，不知何人替他想了一个最狠毒的办法（可能是他的参谋长罗列、副参谋长沈策想的办法），就是妄图在陕南汉中区征集5万名壮丁，名义上编组为运输大队，实际上是想进一步编成一个军。这是一件大事。到了10月下旬，以西安绥署的名义召集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保安副司令张坤生、民政厅长刘亦常、省府秘书长蒋坚忍及绥署有关处长开了几次会议，我也被邀参加，缜密地研究了如何进行宣传，如何进行征集，如何进行编组，以及如何先行调集各有关专员、县长、科长、乡长进行训练等一系列的问题。会议都是由罗列和沈策主持的，胡宗南并没有出面。决定形成后，便在11月1日开始集训，有汉中区专员、各县县长、军事科长、国民兵团副团长、各乡乡长和学生第二大队全体干部和学生，另外还有一个大队的学生共1000多人，训练了一个星期，然后把学生第二大队的干部、学生，按县编组，由队长或副队长、区队长率领，分别派到所指定的县，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征集壮丁的工作，并预定一个月内要征集完毕。那时我没有分配固定的任务，只是叫我随便到哪一县去视察视察而已。我曾经到勉县去住了几天。正在进行期间，到了11月13日，胡宗南突然命令我召回全部干部和学生，迅速向成都撤退。原来是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重庆，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撤退陕西，迅速转到四川，企图在川北和成都平原作最后挣扎。这样，胡宗南就不得不放弃在陕南征集5万名壮丁的计划。但是胡宗南又想了另一个抢夺陕南青年学生的办法，就是决定把汉中附近各中学的学生，听说大约有2000多人（详细数字未了解清楚），用汽车运到成都。这一办法的执行人主要是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书记杨尔瑛负责搞的。我于12月10日率学生第二大队逃到成都后，大约在12月15日左右，胡宗南在成都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部的东侧（位于成都南内外到桑树下）住宅内，还专门召开了一个讨论由陕南征集来的青年学生的编训会议，我也被邀参加，当时曾由杨尔瑛汇报了这批学生的情况。胡宗南决定将这些学生编成两个学生总队，进行军事训练，企图又把这批学生作为他临死时的送葬者。但12月22日，胡宗南也逃之夭夭。接着就是成都解放，这批学生当然也在成都获得自由。另外我所率领的学生第二大队到达成都后，只剩下200余人，起初住在胡宗南的长官部内，奉命以一部分（一个中队）担任草堂寺的警戒，一部分担任押车勤务。到了胡宗南逃走后，我也率领学生跑到邛崃附近投向人民的怀抱。从此获得新生。而胡宗南过去所夸耀的50万大军则在成都平原或起义，或被歼灭。
从以上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来看，我认为胡宗南与一般的所谓“黄埔系”的军人有所不同的大约有如下几点：
1. 胡宗南用人确实是“广收慎用”。他所收罗的人确实不少，但要他真正相信，引为主要骨干，则非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核，决不轻易放手重用。
2. 胡宗南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善于运用自欺欺人的手法来进行宣传。这种宣传，不仅对自己部队、对国民党其他军队、对上级，而且涉及对外国人，借以博得外国主子的欢心，从而骗取他所希望的美式装备。
3. 胡宗南对军队官兵的补充和训练特别注意，而且亲自抓这一工作。因此，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消灭的部队很多，但他补充也很快，始终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军队，直至在成都平原最后被全歼为止，仍保有近40万的军队。
4. 胡宗南的封建意识极为浓厚。他最爱组织各种小组织，借以增强自己的控制力，以实行封建的而又是法西斯的统治。据我事后从各方面所了解，他组织的反动组织有：铁血团、精忠报国会、忠义救国会、青年救国会、铁血锄奸团、中国反共救国同盟、反共救国青年团、铁血反共救国团等，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反动组织的名称我不了解。这些组织都是秘密的，各不联系，但是都起着互相监督的作用，结合其他各种特务（情报）组织，因而形成一种法西斯的特务组织网。胡宗南即是依靠这些组织来控制他所指挥的部队、机关、学校以及陕西地方行政。但是控制愈严，反控制的力量也必然愈大，所以最后终于难逃彻底的失败。
（1964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