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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学生，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最后成为拥兵45万，控制陕、甘、宁、青各省的“西北王”。作者1928年即在胡部任营长，后为整编二十四旅旅长。本文记述了胡宗南的早期历史，驭下权术，与白崇禧的明争暗斗，进犯延安，以及1949年春，作者被俘后，去汉台争取胡宗南起义的经过。
胡宗南，别号琴斋，原籍浙江镇海。3岁时，随其父迁居浙江孝丰城西十里鹤鹿溪。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因好赌博，负债累累。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章云的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口试时被淘汰，经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参加考试，才得录取。
胡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在胡公冕部担任营长。1930年驻防开封时，曾和冷欣、萧洒、马志超、陈质平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对政治抱有很大野心。
蒋介石用人唯亲。胡宗南是浙江人，又是黄埔第一期，以后又是黄埔系的秘密组织“复兴社”的领导骨干，“十三太保”之一，因而成了蒋介石亲信黄埔系中天字第一号的人物。
胡宗南带兵，从来没有打过好仗，但却官运亨通，先从第一师师长爬上第一军军长；1937年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后又升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战中曾任驻西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升任西安绥靖主任，统辖二十九、三十四、三十八共三个集团军，直辖部队有第一军、十六军、二十二军、二十七军、三十军、三十六军、三十八军、四十军、六十六军、九十军，凡40多个师，拥兵45万人。控制着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被称为“西北王”。他以重兵布防数千里，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围封锁得密不透风。
当时胡宗南气焰十分嚣张，阿谀者为之捧场，说什么在洛阳掘出一方古碑，碑上刻有诗句“一轮古月照中华”，应在“胡”字上。胡宗南从此变得更为骄傲，野心也就更大。他在西安兼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主任，该校校址在王曲青龙岭，传说青龙岭是后汉光武帝刘秀兴隆发迹之地，胡宗南也想在这个地方“兴隆发迹”，因把青龙岭改名为“兴隆岭”；把青龙脚的皇甫村，改名为“黄埔村”；把终南山改为“宗南山”，梦寐以求继承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衣钵。
陈诚、胡宗南、戴笠是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分别统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各四五十万大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胡宗南一心想继承蒋介石的衣钵，以实现其野心，因此秘密组织了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铁血救国团”。其中主要骨干有赵龙文（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陇南行署主任）、李铁军（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李文（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罗烈（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第一军军长）、袁朴（第十六军军长）、罗泽阙（第三十七军军长）、盛文（第三军军长、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李正先（第十六军军长）、许良玉（第七十八师师长）、陈鞠旅（第九十四师师长）、钟松（第三十六师师长、三十六军军长）、李日基（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振西（第三十八军军长）、王应尊（第二十八师师长）、廖昂（第七十六师师长）、何文鼎（第十七师师长）、王微（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室主任，与胡宗南为孝丰小同乡）、程开椿（补给司令）等人。
胡宗南以这个组织为核心，笼络收罗了一批人，给以高参、参议等名义为他效劳。又以“黄、浙、陆、一”为用人标准，即集团军总司令都是黄埔一期同学；军长都是黄埔一、二、三期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师参谋主任以上都是陆大本科或陆大参谋班毕业生；各军师司令部的幕僚长，大都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
我是浙江浦江人。远在1928年，当我在浙江省防军工作时，在杭州昭庆寺黄埔同学会里偶然碰到胡宗南，只见他浓眉横脸，短小精悍。他忽然问我：“你是三期同学，为什么贪生怕死，不到前方去？”我被问得莫名其妙，随口答了一句“到前方什么地方去？”胡说：“过江到浦口，到第一师第一旅去。”原来这时胡宗南是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驻在浦口，他要的是黄埔学生，就这样我到了第一师，当了营长。
1932年，胡宗南升任第一师师长，驻扎在安庆，当时胡部正和工农红军徐向前部作战，我仍充第一师独立旅的营长。胡宗南又看中了我，指定我这一营归师部直接指挥，叫我打前锋。我受宠若惊，在桐城晓天镇，死力卖命。当时我写给胡宗南的军情报告，称徐向前部为“红军”或“共产党军队”，竟被胡宗南骂了一顿，责备我没有政治头脑，为什么不称“共匪”“奸军”。
那时我的顶头上司独立旅团长周士冕，克扣军饷，盗卖军用物资，搞得官兵满腹怨气，人言啧啧。周士冕为了压制官兵，召集全团官兵训话，命令原地坐下，故意问营、连长：“对团部的经理（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有意见吗？”按国民党部队的传统习惯是不敢有人提什么意见的，猛不防我站了起来回答：“有！”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有什么？”我激于一时气愤，便大声回答：“团部克扣军饷，变卖士兵短裤。”周士冕怒火冲天，骂一声“浑蛋！”我也怒不可遏，举起拳头猛击他一拳，所有营、连长都被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地上的士兵却都站了起来，不由得喊“打得好！”“做得对！”周士冕见事不妙，盛怒之下，悻悻而去。
我知道闯了大祸，但自命硬汉，便硬到底，自己做事自己当，决不逃跑，听候处理。随即胡宗南把我押解到安庆师部，单独禁闭在他住的司令部楼下。傍晚，师部中校参谋胡受谦拿着胡宗南的命令，来到禁闭室对我宣读：“张新在全团官兵集合之际，有意侮辱直属长官，蛮横不法，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为了整饬纲纪，着即……”胡受谦平素和我有点交情，读到这里，就没有读下去。我着急地问：“着即什么？撤职？还是枪毙？”胡参谋还是呆着不说，最后说了一句：“反正你自己明白。”事后知道，下面四个字是：“着即枪决。”他没有念下去，就走了。当胡参谋走后，我镇定了一下，想自己行为虽然鲁莽，但事情没有做错，死也不怕。便向胡宗南的随从副官程开椿要了一张纸、一支铅笔，写了两句话报告胡宗南：“死而无怨，死后请安葬烈士墓。”程开椿把报告拿给胡宗南，胡在楼上大发雷霆，我听清一句“该死的家伙”。半夜，禁闭室加上双岗。事后知道，副师长彭进之，旅长丁德隆，都曾极力保我，甚至周士冕也去保，说我勇敢善战，杀之可惜。后来，我竟没有被杀，而我为报不杀之恩，更要为胡效死了。
过了些日子，胡部开赴甘肃天水，我被押解到武昌留守处，禁闭了40天，便开释了。先置我于死地，后又加恩开释，都是胡宗南网罗死党的权术。开释后，他命我押解辎重去天水。胡见到我，便以罕见的温和态度对我说：“有勇无谋，不成大器呀！”就介绍我到九十二师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我任五五二团团长，参加台儿庄战役负伤，在长沙陆军医院养伤；伤愈后，胡又派人接我回西安，任一三八旅旅长。
胡宗南笼络部下、收买死党的手段，有时是很奇特的。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有徐保其人，是有名的赌棍，后在解放战争宝鸡战役中被击毙。徐当团长时，有一次他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饷，一夜之间，输得精光。早晨蒙蒙亮时回到团部，军需主任前来请团长把钱交给他发饷，徐保说：“叫值星官把队伍集合起来，今天团长亲自发饷。”军需主任带了官兵名册，跟随团长准备去发响，一到集合场，徐保对全团官兵讲话，先说道：“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士兵听到团长亲自发饷，喜形于色，徐保嬉皮笑脸地说下去：“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统统把钱输光了。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全团官兵一下子被他搞得糊涂了，竟齐声答应：“好！”就这样过了关。
事情很快被胡宗南知道了，胡立即把徐保找去，气呼呼地对徐说：“徐保，我问你一个问题。”徐保站着不敢作声。胡拍桌问道：“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你答复！”徐瞠目结舌，答不上来。胡哼了两声，就一脸怒气走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见徐保还是站立原地，丝毫未动，胡不觉暗喜，呵责道：“答不出吗？没有用的东西，去！向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徐保这才笑嘻嘻地走了。可想而知，徐保对于胡宗南，能不拼死效命？
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集团之间明争暗斗，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各怀鬼胎，遇有机会，立即短兵相接，互相拆台。
1940年秋，正当抗日战争中期，胡宗南不谈抗日，专事反共，招兵买马，坐大西北。当时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主办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便是他培养反共下级军官的大本营。分校巧立名目，到处招收所谓“学生总队”“入伍生团”，人数多达1万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军校总校学员人数，胡宗南自认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时，白崇禧是军训部长，有权管七分校。白崇禧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七分校招考来的学员进行甄别。胡宗南一时手忙脚乱，他一面亲自出马，为白崇禧接风洗尘，一面差人连夜组织人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白崇禧耍了一个花枪，规定所有学员，要对照片入考，这一下把胡宗南的部署打乱了。胡宗南又派人到西安把各中学的学生拉来应试，想应付过关；白崇禧知道了，又下令既考学科，又考术科。胡宗南没有预料到这一着，那些临时拉来的学生在操场上大出洋相，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笑话百出。白崇禧站在检阅台上，冷嘲热讽，挖苦这些学员“乱七（七分校）八糟，糊（胡）里糊（胡）涂！”甄别考试的结果，被淘汰了2000多人，白下令遣散。
这一来，白崇禧给胡宗南制造了一些麻烦，被淘汰的学员集结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进了七分校校本部，捣毁了大礼堂，然后向西安进发，西安为之戒严。其时我正在杜曲养病，胡宗南急召我去说：“赶快去收容这批学生，第一头皮要硬，第二说话要软。”我一去就被乱哄哄的学员打得头破血流。胡宗南教我“头皮要硬”，我是做到了。我裹好伤口，又去了，一路对学生大喊：“该打的不是我，应该打白崇禧！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不是白崇禧的学生。白崇禧不要你们，胡先生是要你们的！你们不靠白崇禧吃饭，胡先生这里有铁饭碗！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发给你们，由七分校发毕业证书给你们，保证都有工作！”这一喊果然灵光，风潮平息了。这批被淘汰的学员，仍由胡宗南全部收容，补发了七分校的毕业证书，由胡宗南一一分发安置在部队里工作。
1946年蒋介石一手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反人民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了20余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署了15个旅，分兵两路，向延安进犯。
当时我是整编二十四旅旅长，以我旅为先锋，决定先进攻马栏囊形地带，缩短碉堡封锁线，向解放区进犯。一出封锁线，进入解放区，本来预料可能有一场大战，却没有料到部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解放区军民早已坚壁清野，走得一干二净，到处一片寂静。军到马栏，扑了个空。胡宗南电话里问我战果，我答：“部队已占领了马栏，一无所获。”心中极为惶惑。胡宗南当时意图，控制边区两翼，急速进犯延安，令我旅和四十八旅何奇部两个整编旅转攻陇东庆阳。我们进入庆阳，立足未定，胡又令急速进兵延安，千里跋涉，疲于奔命。退出庆阳，我旅和何旅兵分两路，相辅而行。当晚，何旅宿营于赤城西华池。到了半夜里，突然好似天崩地裂一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赤城，全歼了何奇的四十八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两个精锐旅，就被消灭了一个。胡宗南在电话上命我旅火速驰援。我部已经急行军180里了，半夜得到这命令，只得又急行军全力赴援，深夜仓促渡河，淹死160余人。我部队未到赤城，就见何旅败兵抱头鼠窜，纷纷逃命而来。我赶到赤城，解放军不见了，我满腹疑团，率兵进城，总算找到了何奇的尸体。胡宗南电话问我：“救出何奇没有？”我答：“总算完成任务，赶到赤城，找到何奇，是死的，不是活的。”胡宗南硬着头皮说：“不要紧，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命我旅连夜火速进取延安。这时，先锋变成了后队，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受到国民党政府颁给的“河图勋章”，并晋为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得意忘形，在西安和戴笠介绍的女特务叶霞翟结婚了。
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不久，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小部兵力，诱敌深入，把胡宗南五个旅吸引在安塞，而解放军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当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青化砭进犯时，西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25日，一举歼灭其旅部及一个团共3000余人，旅长李纪云被活捉。胡宗南的指挥部获悉解放军的主力在延安的东北地区，3月25日，胡的主力由安塞转头，东进沿延榆公路，推进到清涧。
到清涧的部队有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和由我率领的整编二十四旅，两个司令部的前进人员（师旅部人员大部分留守在西安），二十四旅所属七十团两个营（其中两个连已派往守护清涧至延安北段的运输线，另一个营驻在延长、延川），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旅属七十一团（团长方振东）已被刘戡拉去，七十二团（团长高宪岗）驻守瓦窑堡。孤军深入，兵力分散，时刻处于被歼灭的威胁之中。在清涧时，屡次接到胡宗南“死守”的电令。廖昂成天坐镇在城内十分坚固的窑洞中，用牌九卜卦，问吉凶祸福。廖打听到清涧城内有个黄翰林，家藏古书很多，就派人强索了一部分古籍，满载两卡车，派武装押运到西安，以后又转运到四川老家去了。我则忙于侦察地形，选择据点，构筑碉堡，妄图固守。
清涧是陕北的一个中等县城，约有人口2万，但我们占领的清涧，却是一个空城，街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小菜也弄不到，只能靠西安运来的罐头食品和火腿佐餐。我们在街上贴了一些胡宗南亲拟的标语：“分来的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却没有看见老百姓回城，准备了几万块所谓“救济金”也无处可发。这里的日子实在不好过。
清涧城防，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阵地坚固，粮弹充足，加上地形易守难攻，所以战斗开始前五天，虽然打得激烈，总以为可以坚守，既不向胡宗南告急，也不讨救兵，只在电话上告诉胡宗南“万无一失”。但是隔了三天，前沿阵地一一失守，随即陷入四面楚歌。为了保存实力，我主张突围，廖昂坚决不同意，说：“胡宗南已经电令刘戡、陈武星夜驰援，大军指日可到，何必冒此大险。”我们多次争执，廖昂硬是不肯，坚持到最后两天，清涧孤城被围，弹尽粮绝，局势十分危急。此时，解放军张宗逊将军来信敦促廖昂起义投诚，廖昂和我，面面相觑，一言不发。若不起义，解放军便下最后攻击令，生死关头，迫在眉睫。我百感交集，埋怨胡宗南指挥无能，被共产党诱兵深入，上了大当；埋怨刘戡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埋怨陈武畏缩不前；埋怨廖昂犹豫不决，坐失良机。我埋怨这，埋怨那，精疲力竭。我拿起报话筒对胡宗南报告：“我已经坚守了10天11夜，看来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是夜枪声稀疏，廖脱下军装，换了便衣，带领卫士准备突出重围逃跑，我一时气愤极了。当初，言不听，计不从，生路变成绝路，我坚决阻挡了他。最后时刻，终于来临，翌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清涧城被突破。我对廖昂说：“时间到了，‘不成功便成仁’，你、我、刘学超（师部参谋长），自己动手吧！”廖涨红了脸，默不作声。刘学超说：“何必呢！”随后廖拿了一些木棍，把窑洞门结结实实地顶住，坐以待毙。过了片刻，窑外有人喊话：“张旅长！我们是你的学生！”卫士打开了门，几个解放军拥了进来，大概有几个是过去在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所以自称是我学生。我见了他们，便说：“带路，走！”清涧解放了，我也跟他们走了。
4月14日，胡宗南部整编十五师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南进攻，全部4700余人被歼于瓦窑堡以南羊马河。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被俘。胡宗南军以为解放军主力已转移到绥德地区，胡宗南又急忙集结了九个旅约5万人，由蟠龙青化砭向绥德挺进，5月2日占领绥德。解放军主力突然向驻在蟠龙的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发动猛烈进攻，全歼该旅6700余人，生俘旅长李昆岗。当胡宗南在绥德扑空，发现解放军主力袭击蟠龙补给站时，5月5日，又放弃绥德，主力南援，回到蟠龙，却又受到解放军的伏击，损失惨重。胡宗南被解放军运用“蘑菇战术”牵着鼻子走，陷入陕北人民战争的海洋中，疲于奔命，进退维谷，被动挨打。8月15日，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七个旅由延安再度进驻绥德，企图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于绥德、米脂地区。当整编三十六师进驻米脂地区沙家店时，8月15日即全部被歼于沙家店，被击毙生俘6000余人。刘戡残部落荒南逃。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七战七捷，共歼胡宗南部3万余人。1948年4月22日延安重光了。至此，胡宗南进犯延安重点进攻计划，也被彻底地粉碎了。
我是清涧战役中被解放的，这算是第一代；继我而来的是旅长张汉初，算是第二代；不久，旅长于厚之也来了，算是第三代。我们都在解放区一起学习，可谓“三代同堂”了。
1949年春，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总部联络部（敌工部）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护送胡宗南部队中的被俘军官和整编起义的地方团队。5月20日胡宗南的老巢西安解放了；胡宗南和他的部队，西窜宝鸡，联合马鸿逵，企图反扑咸阳，被解放军迎头痛击，7月14日宝鸡解放了；胡宗南部逃窜汉中，人民解放军一野主力转向西北，与胡部对峙于秦岭。
这时，我接到军区首长指示，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与胡公冕多次研究如何争取胡宗南起义（胡宗南是胡公冕的旧属，私交较深）。9月23日，我奉令南下，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信密藏在特制的鞋底里，目的是要争取胡宗南起义投诚。
我由西安出发，经宝鸡向川陕公路直奔汉中，在通过秦岭双方对峙的封锁线后，10月8日到达陕南褒城，被国民党特务查获，拘留在“稽查处”，当晚囚解到汉中，关押在“侍勤队”内（队长为唐西园，浙江嵊县人，原系戴笠特务系统“电讯训练班”毕业的学生，由戴笠介绍给胡宗南当侍从副官，以后接替刘大钧为侍勤队队长，负责胡宗南的警卫工作和监视胡部的官兵）。经过全身搜查，西安组织上给我准备的一点财物，全被没收。幸而藏有文件的鞋子穿在脚上，没有被发觉。
到第三天的后半夜，胡宗南在汉台，将我传去问话，由唐西园和两名武装乘吉普车解去。下车进汉台（相传是刘备进汉中驻跸的地方），四周寂然无声。一见面，见胡宗南已经不是昔日的“胡先生”了，胡开口便问：“你回来了吗？”我开门见山回答说：“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胡问：“派你来干什么？”我答：“你大概会知道的，我只要见到你面，就算完成了任务。”胡问：“为什么？”我将脚上穿的一只鞋给他，胡追问我：“是谁派你来的？”我答：“是胡公冕先生要我专程送来的，鞋底里有文件，有信，内容我不知道，请你自己拆开来看。”胡宗南似乎一怔，又追问：“胡公冕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我动身时在西京招待所。”胡又问：“胡公冕有什么话吗？”我回答：“他只交代我，只要把信送到，见到你的面，就好了。”胡接过鞋子，走进卧室，随即又出来。我先开口说：“惭愧得很，清涧之役，我没有完成胡先生交给我的任务……”胡马上站了起来，摇头说：“不谈那一些。”我随即转了话题：“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我是话中有意，胡宗南强笑了一下，又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我们漫无边际地对话了两个小时，胡宗南才叫我回去休息。我被押解回狱。
隔了一天，还是后半夜，胡宗南二次传见，地点仍在汉台。胡态度上对我很客气，叫我坐下，摸摸我的手，摸摸我的背，问我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睡眠好不好。这时天气并不怎么冷，我身上穿着一套棉衣。我回答说：“谢谢胡先生对我关心。”我反问了一句：“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胡宗南笑了一笑，问道：“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已去打兰州了吗？”我回答说：“是的，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我们就不能再在汉中见面了。”胡又问我：“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我回答：“既往不咎。”我谈了一些共产党政策的实际体会。胡故作镇静，爱听不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时擦擦脸，有时哼哼哈哈，又漫谈了两个钟头，没有结论。照旧把我押回原处。
事隔两天，第三次被传见，时间、地点和前两次相同。胡请我坐下，态度更加和蔼，问我：“彭德怀身体好吗？”我答：“彭老总很好，抗日战争初期你们不是谈过话？也算老朋友了吧！”胡又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我答：“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胡又问我：“那边怎样称呼我的？”我答：“称胡宗南。”胡笑道：“不是叫我胡匪吗？”我说：“你站过来，那就称你胡将军了。”我又乘机试探了一句：“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胡显露怒色：“我哪半个是军阀？”我说：“不要说你是军阀，连我也是小军阀。”我作了一些分析，胡感到有些新鲜。
胡又问我：“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我听出话中有因，答：“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这一下可刺痛了他，他浓眉竖立，狠狠地盯我两眼，用郑重的语调问我：“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校长没有？”空气显得异常的沉寂。胡一时感情冲动，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我由唐西园“奉陪”回狱。
从此，胡宗南再未来传见，我被解到正式监狱。唐西园的态度也变了，显得格外凶恶。
从此以后，听说胡宗南在汉台，整天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不脱衣，不脱鞋，不盖被，日夜不安。不久，飞赴台湾，过了八天，又飞回汉中。胡宗南自绝于人民。人民解放军越秦岭，向大西南进军，胡宗南南逃。蒋介石在重庆，征集了400辆汽车，到广元接运胡宗南部队。胡宗南只调了一个军、两个团到了重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仓皇向西逃至成都。胡宗南主力向西昌逃窜，蒋介石坚持要胡宗南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解放军已由贵阳经毕节、泸州、宜宾，挺进乐山、蒲江、邛崃，截断了胡宗南军南窜的去路。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的30万人，几乎全部被歼，仅留数千残部，逃到西昌。胡宗南、罗烈、丁德隆、周士冕，由成都乘飞机仓皇逃往海南岛三亚机场。蒋介石以其擅自撤逃，派顾祝同查办；顾碍于情面，劝胡飞回西昌，继续为蒋卖命，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不久，胡宗南的残部在西昌被彻底消灭，胡再逃海南岛转飞台湾，终因受陈诚排挤，不久死在台湾。
我由汉中、绵阳、成都、广汉，最后押解到金堂县，趁国民党部队混乱之际，途中逃狱，幸脱虎口，到了成都。12月30日，解放大军解放成都时，胜利地举行了入城仪式。
选自《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