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张宣武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冯玉祥先生12岁。那时候，他的父亲在李鸿章的淮军里当连长，驻防保定，月薪纹银30两，五口之家，本来是可以得到温饱的，但他父亲有鸦片烟瘾，因而家庭生活相当困难。当时营中军官多把子弟补入军籍，以便多拿一份军饷，作为家庭生活补助。一天，营中出一兵缺，掌管军籍的营部书记长向营长（那时叫作管带）请示由何人填补，营长张某正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吸完一口烟之后说：“冯老爷（指冯玉祥的父亲——那时军中营级以上军官称‘大人’，连级以下军官称‘老爷’）对我说过多次了，这次别人都不能补，就补冯老爷的孩子吧。”那位书记长问，冯连长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张营长命书记长去问冯连长，冯连长回寓所了，不在营内，而那位书记长又急着向上呈报公文，张营长说，随便给他起个名字好了。于是，张营长面对烟灯思索了一阵然后说，就叫个冯御香吧。含义是在朝廷御前能吃香的、喝辣的。其实，冯玉祥先生本名基善（他的哥哥名基道），但军籍册子已经上报，不能更改，只好将错就错地沿用下去。追至辛亥革命，民国改元，始取御香的同音字而改名玉祥。
冯玉祥虽在1893年名列淮军军籍，但因年龄太小，并未入伍服役，只是每月点名关饷时，到连队应点而已。由于冯体质强健，发育较早，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4岁时，身材高大，已和成年人一样，于是他正式下连服役了。他一下连，每天早晨跑到操场里，练习喊操。由于他的嗓门高，声音洪亮，他常充当营长、团长的“叫班”，即代替营长、团长喊操的喊操员。除练喊操以外，他一有空就练瞄准，先是两手举枪，后用单手举枪，最后枪上还要挂上一支枪，正因如此苦练，他的射击技术达到百发百中，有神枪手之称。冯在入伍前，只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入伍后，他急于学文化，恰好他的同班（那时叫作棚）弟兄尤鹤亭（河北保定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爱看《三国演义》《列国志》《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每天操课之暇，冯就请尤鹤亭教他读书认字。尤鹤亭亦很乐意，对冯帮助不小。由于冯的勤学苦练，别人就讽刺他，说他是“官迷”。特别是他们的班长（那时叫作正目，俗称棚头或老总）邢得胜，以蔑视的眼光对冯讥笑说：“我当了八年的老总，还没当上官，像你这样肉头肉脑，你要当上了官，我就下外国去。”冯当兵时，憨厚老实，不多说话，逆来顺受，不与人争，因此，同班弟兄多以为他可欺。例如吃面条的时候，别人抢先把稠的捞完，等到冯去捞时，光剩稀汤了。但是，冯在同班里有三个把兄弟：一个就是尤鹤亭；一个是谷良友，山东巨野人；另一个忘其名，会打拳。这三个人都是爱打抱不平的人，遇有谁来欺负冯，他们就会拔刀相助，尤其是谷良友，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别人都不敢惹他，因而也就不敢再惹冯了。谷良友处处维护冯，照顾冯，例如以后凡是吃面条的时候，他总是抢先给冯捞一碗稠的，然后才能轮到别人捞。
19世纪90年代的淮军，已经非常腐朽，装备十分落后，武器还是刀矛弓箭，薪饷微薄，军纪松弛。而当时袁世凯练出的新建陆军，则是洋枪洋炮，德式装配，薪饷高出淮军一倍，营规森严，朝气蓬勃，人强马壮，焕然一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冯玉祥脱离淮军，改投驻北京南苑的新建陆军北洋第六镇，从此他精神振奋，更加积极地学操法，练武艺，异常努力地刻苦自学，尤其是醉心于学习文化。
那时候营门口有一个摆纸烟摊的，名叫邓长耀，字鉴三，冯打听出他是一个落魄的秀才，于是就请他每天在三操两讲堂的业余时间授课两小时，冯于每月六两银子的饷款中拿出二两来，给邓光耀作为束脩。“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冯每天晚上就寝前，在兵舍里复习当天邓先生授给他的课程。
同班弟兄中有一个名叫李建堂的，为人调皮捣蛋，专门与冯为难作对。冯在高声朗诵时，李建堂就在他的身旁弹三弦、哼曲子；冯念书念不下去了，就趴在桌子上习字，而李建堂这时就趴在冯的对面摇晃桌子。冯实在忍不住了，就质问李建堂：“我念书，你弹唱词曲；我写字，你摇晃桌子，这是何苦呢？”李建堂强词夺理地说：“你念你的书，我弹唱我的词曲，这是各人的自由；桌子是公家的，许你写字，就不许我晃荡？”冯见他不可理喻，只好在吹罢熄灯号、大家就寝之后，自己再点起灯来默默复习。可是，这时候李建堂又说话了，说什么灯和油是大家伙食中开支的，不是你冯某的私产，你不能单独动用啊！冯无词以对，只好熄灯就寝。翌日，冯自己出钱买了洋灯洋油，等到晚上大家就寝后，他就点起灯来复习功课。此时李建堂又开腔了，他说：“班长，明天我要请病假，因为有灯亮睡不着觉，下操、上讲堂的时候没精神、打磕睡，我就要挨揍啦。”他说得头头是道，班长没有理由驳斥，只得命冯熄灯睡觉。由于冯的身材高大，站队总是站排头，他的铺位紧靠墙壁，第三天，冯在墙壁上挖了一个刚刚放下一盏煤油灯的壁龛，等到晚上大家就寝后，点起那盏小灯，他把脸面紧贴着壁龛，同时用书写本堵着灯光不向外射，默默地复习功课。这和匡衡的凿壁偷光，足可相仿。
就是这样，他每天白昼受课两小时，夜间复习两小时，不到两年时间，他读完了一部《纲鉴易知录》。这样，连《三国演义》《列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和一些军事书籍，他都能看得懂了。尽管李建堂这样的人对他百般刁难、干扰、阻挠，但冯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实现了刻苦自学的愿望。
冯玉祥当兵的时候，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实人。但是，老实人有时候也会做出不老实的事情。有一天，队伍打野外收操回营，路过营市街的时候，街旁有一个倚门卖笑的女人，冯用左手向那女人指了一下。与冯同列的有四个人，都没看清指了那个女人的究竟是谁。回到营内，连长命令与冯同列的四个人一齐出列，问是谁指了那个女人？冯立即供认不讳，连长认为冯是个老实人，不信是他所为，反而严讯与冯同列的那三个人，当然那三个人都不会承认。于是，连长喝令那三个人跪下，冯马上也陪着跪了下去。事后冯向那三个同列的人再三陪不是，道歉了事。
袁世凯的卫队，叫作“小队子”。袁世凯喜欢身材魁梧的大个子，他的卫士身高差不多都在一米八以上。这些大个子都是从各部队里挑选出来的。冯玉祥身高约一米九，是有入选资格的，但也只能站到第三排，还站不到头两排。一天，袁世凯亲自到第六镇挑选“小队子”，冯本应去应选的，只因他为人老实可靠，勤奋好学，能吃苦耐劳，在他所在的那个连队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兵，连、排长都想把他留在本连当头目，而不愿让他被挑走。因此，在袁世凯挑选的时候，连、排长们把冯藏了起来，不让他去应选。当时冯还为此事大哭一场，因为他认为能跟袁世凯当卫士，是一条攀龙附凤、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啊。
关于袁世凯的“小队子”，我没见过，但在1924年和1930年，先后在北京三贝子花园（现为北京动物园），见到在园门口收门票的两个大个子，身高都在二米三左右。我的身高是一米七二，我的头只能达到他们的腋下，我得仰着脸看他们。据说，他俩的教师是当年袁世凯的卫士；袁世凯每当接见外宾时，总是要有这样的四个大个子手执武器，侍立两厢。
冯玉祥以行伍出身，由兵卒而班长，由班长而排长（那时叫作哨长），当时第六镇统制（即师长）段祺瑞，在北洋军阀中是比较开明一点的。镇内出了一个连长缺，段祺瑞就命全镇的排长举行考试，择优提升，结果，冯名列前茅，升任了连长。以后，镇内又出了一个营附（即副营长，那时叫作帮带）缺，段祺瑞又命全镇连长举行考试，结果，又是冯名列第一。当时第六镇的军官，行伍出身者占少数，大部分是军官学校毕业和留德、留日的军官学生。考试课目，无非是典、范、令和初级战术，那些军官学生出身的人，大都是些纨绔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不会下功夫准备考试。而冯则本着“人一能之己十之”的精神，努力不懈地学习，且在实践运用上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些军官学生是无法考在他前头的。因此，当时第六镇流传着“冯玉祥气死留学生”的说法。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我国开办最高军事教育机关——陆军大学校，报考条件是：第一，年龄在30岁以内；第二，曾在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一年半以上、现任军官者；第三，或曾服军役二年以上、少校以下、中尉以上之军官，确有现职底缺者、均得报考为学员，修业期限为三年。冯玉祥虽是行伍出身，却完全合乎报考条件的第一、三两项，而且确有把握能考得上。但在报名时，那些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生出身的人们，忌妒心切，说冯不合报考条件的第二项，坚决不让冯参加考试。其实，报考条件明确规定，除第一项以外，合乎第二、三两项之一者均得报考，那些军官学生只是无理取闹而已。而冯由于势孤力单，终于未能参加考试，未能进入最高军事学府深造，引为憾事。
冯是一个有气魄的人，当时他曾对着那班军官学生发誓说：“今天你们不让我上陆大，将来老子自己要办个陆大！”1923至1925年，冯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南苑练兵期间，虽未另办陆大，却办了一个性质和内容基本上和陆大相似的“高级军官教导团”，以陆大的老前辈段祺澍为团长，以陆大毕业的刘骥、熊斌、王乃模、崔正春、高震龙等为教官；学员则是选拔出来的优秀的团、营、连、排长。1928年，陆军大学校根据冯先生的提议，除原有的正规班之外，开始添设“特别班”，专招收中将以下、中校以上而未上过陆大的现职军官，加以补习，学习期间也是三年，不论出身是行伍还是国内外军官学生，均可报考。后来，冯同他的西北军旧部高级将领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进入陆大特别班第三期学习，冯成了正式的陆军大学学员了。冯自己虽然没有办成另一所陆军大学，但他昔日自己要办陆军大学的誓愿，基本上也算实现了。
冯在淮军当兵时，同班弟兄尤鹤亭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对冯的识字念书颇有帮助，但他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后来没有当上军官就回家为民了。冯却恩不忘报，当他做到陆军检阅使在南苑练兵的时候，就把尤鹤亭从家里请到军营中，待为上宾，并用其所长，使他轮流到各团、营对官兵讲《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等各种有趣的故事，他讲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很受官兵的欢迎，官兵们把他叫作“瞎话篓子”。冯的另一个同班弟兄谷良友，由于他曾打抱不平地护卫过冯，因此，冯对他非常感激。谷良友倒是始终跟冯在一起，在冯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曾把他由排、连长提拔到营长。但此人性情乖张，桀骜不驯，天不怕、地不怕，当排长时不听连长那一套，当连长时不买营长的账，作战时虽很勇敢，却常常不听命令，不受约束，擅自行动，因而没人驾驭得了他，后来只当过游击队大队长和高级副官，没有升到高级带兵官的地位。谷良友的胞弟谷良民为人忠诚老实，才能也不错，在冯任西北军总司令的时候，为了酬报谷良友的情谊，曾把谷良民提拔为师长。
冯在新建陆军当兵时，营门口那位摆纸烟摊的邓长耀在为冯的学识奠定基础上，是有不小的贡献的。因此，在冯飞黄腾达时，邓长耀也就跟着冯当过县长、道尹和厅长等高级文官职务。冯在新建陆军当兵时，他的班长齐大麻子，由于对冯同情支持过，冯对他十分敬重。冯任陆军检阅使时，曾派专人到他家里，为他置了两顷地，盖了一院房子。
冯玉祥在淮军当兵时的那个班长邢得胜，为人不正派，对冯不公道，才能也不怎么样，当过班长之后，就回家去了，而家境不好，生活穷困。在冯任陆军检阅使的时候，他曾厚着脸皮去找冯。冯不念旧恶，量材录用他当了马号头，来管理司令部的战马。至于那位处处与冯为难的李建堂，为人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在军队里当然混不好，老早就回家去了。冯当了陆军检阅使，李建堂不敢去找他，冯却派人把他请到南苑，同吃同住，亲如骨肉，待了两三个月，送给几百块钱，把他打发回家。冯常常对部下们说：“我之所以能有一点文化水平，多亏当年李建堂对我的逼迫，否则，我不会那样地用心学习。环境条件越是不利，越容易使人追求进步，所以我应当感谢李建堂。”
1913年，冯任团长驻防北京时，患了打背疮，经他的一位朋友刘宽（北京人，基督教友）介绍，一位美国教会医院医师为其治疗。那位美国医师在手术前和手术后，总是“阿门、阿门”地祷告一番。打背疮很快地痊愈了。冯非常感激那位美国医师和刘宽，美国医师和刘宽乘机敦劝冯入教。此时冯对基督颇有好感，认为他之所以很快痊愈，也许是出自上帝之所赐。于是，冯遂即领洗入教，加入美以美会。后来，人们把冯称为“基督将军”，就是肇端于此。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初在淮军中充伙夫（炊事员），嗣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时，被袁世凯调到新建陆军充任初级军官。由于他精明强干，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和信任，因之一帆风顺，扶摇直上，升迁非常之快，1914年至1918年，位至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和陕西督军之职。陆建章在第六镇（师）任协统（旅长）时，冯在他的部下由士兵而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和营长。由于冯为人老成持重，实干苦干，品学兼优，才能出众，故深得陆建章的青睐、器重。陆建章的夫人，系沧州刘氏，刘夫人的娘家侄女刘德贞女士，年方及笄，陆建章亲为冯介绍与之成亲。至此，陆之与冯，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并且成为了姻娅关系。沧州刘家有四个姑娘嫁给军界要人，世称沧州刘氏四夫人，显赫一时，为时人所称羡。一个嫁给陆建章，一个嫁给冯玉祥，一个嫁给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陕西督军阎相文，最后一个嫁给历任冯的参谋长、西北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说来凑巧，沧州刘家的四个女婿，三个督军、一个省主席，都是开府于陕西。
1912年1月，冯和王金铭、施从云同在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当营长时，他们三人联合发动滦州起义，王金铭被推为北方军政府大都督，施从云被推为陆军总司令，冯则被推为总参谋长，准备率队进攻北京。但所谋未遂，王、施二人被通（州）永（永平州）镇守使王怀庆诱捕，解至北京杀害。当时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陆建章任北京执法营务处处长（军法执行总监）。冯被捕后解至北京，陆建章竭力为之营救，他对袁世凯说：“冯玉祥这小子是个愚蠢人，他不会造反，而是受了王金铭、施从云的愚弄，上了他们的当，饶他一死吧。”袁世凯说：“从相貌上看，我看冯玉祥这小子将来闹乱子是会有他一份的，不如早点把他杀了。”陆建章说：“把他交给我好了，我保证他不会出乱子。”于是，冯得以不死，受了一种“递解回籍，著地方政府严加管束”的处分。冯回到保定家中，因陆建章有函给地方政府，嘱其关照优待，故冯行动自由，未受约束。两个月后，即任保定巡防营长。民国元年（1912年），曹锟的第三镇在北京搞兵变，炮击总统府，袁世凯认为他早年训练出来的北洋老六镇已经不可靠了，乃令陆建章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负责编练五路（相当于师）新军，冯于是被调为左路第一团二营营长，半年后升任团长。陆建章于1914年任第七师师长赴陕西就任督军时，冯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旋又改编为陆军独立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的前半生经历，确实得力于陆建章的栽培和提拔，故冯视陆建章为救命恩人。
北洋第六镇在练兵的时候，每星期日停止操课，整理内务、卫生，擦拭武器弹药，而由各团、营长交替检查，互相观摩，互相促进。一般团长、营长们在检查时，走马观花地看到地面上挺干净，床铺上挺整齐，枪支、刺刀挺明亮，士兵身体卫生从外表上看着也都挺利落，就连声叫好，打个优等分数而去。当时冯玉祥任副营长，他却与众不同，有着另一套检查方法。他一进兵舍，先到门后把答帚拿起一看，一堆花生壳子、纸烟屁股在那里堆着；他把床铺上铺的毯子、席子一掀，脏手巾、臭袜子都在那里藏着；他到军械房，拿起枪支，别的地方不看，单看托底板、螺丝钉和枪筒里的来复线，一看，个个托底板和螺丝钉都生了红锈，枪筒里漆黑一团，根本看不见来复线；然后到院里，叫列队的士兵伸出双手，大多数的手指甲没有剪，再看看每一个士兵的耳朵眼，大多数里面都有灰土，多数人的鼻孔内都凝结着垢痂；最后，他命士兵就地坐下，脱去鞋袜，嗨！这一下就更丢丑了，绝大多数人看来好几天没洗脚，好久没有剪过脚趾甲，臭气熏天，令人掩鼻。于是，受检查的连值日官，罚跪的罚跪，挨军棍的挨军棍，人人吓得魂不附体。从此以后，各连队不怕别人验内务，独怕冯来检查。后来，西北军的验内务、查卫生，都是照着冯这一套模式来进行的。
1917年春，第十六混成旅驻军廊坊时，冯因反对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调动命令而被撤职，段祺瑞以其亲信杨桂堂接任旅长。冯临走时，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及士兵代表到火车站送行，由于部属们同冯的感情深厚，大家痛哭流涕，依依惜别，遂把冯身上穿的便装马褂撕得一条一条的，每人拿去一条作为纪念。冯避居京西天台山寺院内，韬光养晦，闭门读书，而其旧部营长以上的军官，则轮流前往探望并通报一切消息。是年7月初，张勋率其辫子兵由徐州进京，迎接溥仪复辟。冯闻讯连夜驰赴廊坊，召集旧部，宣布起义，再造共和，部属一致拥护，并将杨桂堂轰走，仍请冯任旅长。于是，冯于7月2日率师进京，首先攻入天坛。在此以前，段祺瑞亦因与大总统黎元洪政见不合而去职，住在天津，当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也即赶赴马厂，动员陆军第八师李长泰部向北京前进，会合冯的第十六混成旅，一举将张勋的辫子兵击溃，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亦复退位。冯虽无明令复职，但因再造共和立了大功，段祺瑞无话可说了，只好默认。同样，段祺瑞本人也是以去职的身份自行复职的，两人彼此彼此，谁也不说谁了。世人皆知是段祺瑞再造共和，而其实是冯首先发难，并首立战功者，只是当时段祺瑞的声望大一些，把冯给遮掩住了。
1919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南常德时，陆建章的妻侄刘某在冯那里做客，刘某患有精神病，冯请当地教会医院——广德医院美国人罗感恩大夫为其诊治。刘某一看见高鼻子、绿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好像看见了鬼怪似的，东藏西躲地不让他给看病。当罗感恩大夫第二次又来为他治疗时，他正在室内玩弄勃朗宁小手枪，看见罗大夫，忽然举起勃朗宁，对准罗大夫的胸部开了一枪。当时冯玉祥也在室内，听见枪响，连忙上去抱住刘某的腰，刘某又对着冯打了一枪，冯的手部和肩部受了轻伤，而罗感恩大夫却因伤重而死去。冯除了极为沉痛，隆重地为罗感恩大夫治丧外，并以三千银圆抚恤罗夫人，而罗夫人坚辞不受。冯先生遂将这笔款子汇到美国给罗感恩的儿子，可是，罗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要，而把款子原数退回。冯无奈，乃以此款修造了一座镔铁的活动房子，取名“思罗堂”，一方面纪念罗感恩大夫，另一方面作为礼拜的场所。这座思罗堂，由于是一座可以拆卸、折叠的活动房屋，所以在冯的部队移防时，总是随军迁走。1922年至1925年，冯军驻北京南苑时，这座纪念堂坐落在陆军检阅使署大门外的广场上。不过，这座纪念堂此时改名为“青年会”了。笔者在南苑亲自见过这座青年会，它是一种礼堂的形式，可以容纳五六百人。
冯玉祥自从美国教会医院为他治愈打背疮和罗感恩大夫治病救人、牺牲自己性命而其家属不受抚恤后，他认为基督精神是很能感化人教育人的，除他自己入教信仰耶稣基督外，还倡导他所属部队的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基督教。笔者就是于1923年在北京南苑集体领洗的，当时的牧师是余心清、浦化人两位先生。在冯所属的西北军中，信仰耶稣基督信得最笃实的，要算是冯手下的首席大将张之江，他信基督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每天不仅在起床后、就寝前要祈祷，而且在每饭前亦必祷告，并且要跪下祷告，往往饭菜凉了，他还在闭着眼睛、口内念念有词地祷告着。有时他正在坐着办公，忽然心血来潮，也会发疯似地跪到地上祷告起来。1926年，冯从苏联回来，初步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是帝国主义者作为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所以他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时候，曾发通电说，他本人和他所属的全体官兵，一律退出基督教。可是，张之江却极力反对，他本人坚决不退出，终其一生一直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
西北军的信教活动，通常以连为单位，每日在就寝前，由值日官领头祷告，全连官兵俯首静默，至值日官把祷告词念完，说一声“阿门”时，大家一齐跟着喊一声“阿门”，就算完事。每星期日，以营为单位进行“查经”，所谓查经，是由营长或值日连长领导选读圣经（《新约全书》）中的某一章节，并由牧师对官兵加以讲解，然后再唱一两首《颂主圣诗》，时间约需一至两小时。各营都组织有20人左右的“唱诗班”，他们是从营中挑选有文化的优秀士兵组成的，由一位长于音乐歌唱的排长或班长领导，而由牧师负责训练。每团设有一个身着便衣的专职随军牧师。遇着大操大典，冯集合部队讲话之前，也要先作一番祷告，由总值日官领念祷告词。
皖系陕西军阀陈树藩，久已觊觎陕西督军的宝座，陕西督军陆建章要求停战言和，经双方协议：陈树藩将陆建章的儿子放回，陆建章将督军的位子让给陈树藩。就这样，陆建章的陕西督军垮了台。陆建章离陕后住在天津租界，既不甘心于失败，又愤恨皖系之谋己，于是就策动他的两个旧部下：九江镇守使吴金彪（外号吴小辫）和驻在武穴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合力夺取皖系老巢的安徽地盘，欲得手后，陆建章取代倪嗣冲而任安徽督军。陆建章是冯的救命恩人，又是姻亲，冯不能不出兵，但进至中途，得知吴金彪部并未出动，冯鉴于势孤力单，难以取胜，但又不便无故折回，于是冯在行军途中玩了一个坠马的把戏，说是摔伤了腿，不能行走，无法行军和指挥作战，遂即回师武穴。陆建章阴谋夺取皖督的迷梦虽未实现，却已招致皖系首领的忌恨，不久，陆建章在天津就被徐树铮枪杀了。
1920年，冯所部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北谌家矶，北京政府不给发粮饷，湖北督军王占元又不能通融资助，且一再下令逐客，要求冯部离开湖北境。经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吴佩孚的调停，冯部移驻河南信阳。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也不愿卧榻之旁让他人酣睡，对于冯部也不接济一点粮饷。当时北京政府积欠冯部饷款达半年以上，部队困顿至极，官兵六月炎天还在穿着棉衣，天天以盐水下饭，有时竟至断炊。一天，北京政府从长沙购买一列火车的大米，路经信阳，被冯部截下留用。又一天，武汉铁路局向北京政府解送铁路税款20万元，路过信阳，又被冯部截留。冯致电北京政府，请以此粮此款补发积欠粮饷，北京政府没有理由勒令交还；几经交涉，才将截留之款交还半数。但是，杯水难救车薪之火，过了一段时间，冯部仍是无法维持生活，冯决计进占驻马店就食，因为驻马店是河南省的一个粮食集散地。适巧河南督军赵倜在汉阳兵工厂新购七九步枪1500支，运往开封，路经信阳，被冯部截留。赵倜闻讯大怒，勒令冯部交还，否则即以武力解决。冯知道这不是能和平解决的，不如来个先发制人。于是即派张维玺团以野外演习为名，向驻马店前进。驻防驻马店的赵倜所部李鹏举团侦知冯部来意不善，坚不相让，遂起冲突。打了半天，李团终于战败投降，冯部又缴获了一千多支崭新的汉阳造步枪。赵惆据报，十分气恼，决定以武力解决，其部下老毅军师长、归德镇守使宝德全，自告奋勇打前敌，军旗上写着“包打冯玉祥”的口号，由开封经郑州向驻马店攻击前进。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闻讯后，急令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令冯部把截留和缴获的枪支原数退还。胳膊扭不过大腿，冯只得遵命办理，但却以旧有破烂枪支顶替新枪交还，赵倜不受，坚持要新枪。吴佩孚遂又严令冯亲赴开封，面见赵倜，表示歉意，以求和解。冯在吴佩孚的压力下，不得不低头屈从。没隔好久，曹锟、吴佩孚即命冯部由信阳开往陕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赴开封就任河南督军时，一下火车，就把前来车站迎接冯的那位毅军师长宝德全枪毙了。赵倜早已跑往上海去了。1922年在北京南苑，有一次笔者听到冯在讲话时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前我当旅长时，去见河南督军赵倜，我向他行了三个鞠躬礼，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现在我当了陆军检阅使，去见大总统黎元洪，也要行三个鞠躬礼，可是，一鞠躬还没完，黎元洪可就拉住让我坐下了。”
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信阳时，名义上是一个旅，实际上它比一个师的人枪还要多。它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学兵大队（两个连），一个炸弹连和一个手枪队，共一万多人。但它对外只说是几千人——9999人。冯玉祥在练兵时，十分注意让士兵牢记其各级直属长官姓名，他每到连队视察或点名放饷时，必问士兵：旅长叫什么名字，团长叫什么名字，营、连、排长叫出什么名字，等等。而冯本人，则对全旅官佐士兵一万多人，一个个都认识，大多都能叫什么名字。有一天，冯集合全旅部队讲话，他向全体官兵问道：“你们说，我们在这里是练什么的？”大家齐声答：“是练兵的！”冯笑着说：“不对！我们在这里不是练兵，而是练官的。”的确是这样，后来西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的时候，当年第十六混成旅的士兵差不多全都变成了军官，他们成为西北军的骨干。
冯在南苑练兵时，每月一日点名放饷，冯本人和各旅、团长任点官，分别到各旅、团去点名，但本旅、团的旅、团长，不点本旅、团的名，而是轮流到别的旅、团点名，以便互相考察，互相监督是否有吃缺空和截旷的。此外，每逢星期天，各旅、团、营长分别轮流到各旅、团、营去讲话，促使全军官兵对全军营长以上军官都有所了解认识，而便于在战时好配合作战。他们在讲话之前，先查验武器、内务和卫生。然后集合队伍进行查经——作礼拜，选读《新约全书》的某一章节。最后才是讲话，讲话的题目和内容，由讲话人自定，有的还把讲稿加以印发。
西北军，上自冯玉祥，下至每一个官佐士兵，一律不准蓄留头发，一律剪光或剃光。理发的时间，以连为单位，要理一齐理，不许出前或落后，一般三个星期理一次。理发时，无论官长或士兵，都不许到外边理发店，每个班都有一套理发工具——推子和剃刀。冯曾经下令，要官给兵理，兵给官理，官给官理，兵给兵理。
冯自当旅长起，就组织他的幕僚们编写了许许多多军人必读的通俗读物，如《六百字课》《精神书讲义》《军人宝鉴》《军人读本》《实战见闻录》《合范》《战阵一补》《军人新教育》《义勇小史》《军士勤务书》《带兵规则》《简明军律》《用间篇》《八、九两年纪实》《历史小故事》等。
冯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由士兵到西北军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军中生活达五十多年。由于他久历戎行，无论是带兵、练兵和用兵，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亲身阅历，他根据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亲自编写许多种类的军歌。例如部队在作战时，士兵不知节省弹药，无的放矢地乱放一通，及至危急的时候没有弹药了，以致吃了很大的亏，于是他就编写了一首《节省子弹歌》。其他一些军歌，也都是有所本而写的。那些军歌，采用《颂主圣诗》的曲谱，令官兵常常挂在嘴上，记在心中。军歌很多，兹简举如下几个：《早起歌》《戒晏起歌》《吃饭歌》《卫兵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战斗动作歌》《枪口不准堵东西歌》《爱民歌》《国耻歌》《爱惜光阴歌》《模范军人歌》《行军歌》《火车行军歌》《水上行军歌》《忠烈歌》……每早起床后，以连为单位，必唱国歌。至于军歌的内容，由于过繁，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兹将《爱民歌》全文录下，以概其余：“有民尔后有国，养兵所以保民，兵民原属一体，理宜相爱相亲。秋毫无犯，贤哉岳军。切戒滋扰，仗势凌人！切戒滋扰，仗势凌人！”
冯在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专为没有上过学、念过书的文盲士兵，编了一个识字课本，叫作《六百字课》。各个连队在开饭前十分钟，把全连士兵集合起来，由连值日官教认一个生字，这个生字写在一块黑板上，让士兵比葫芦画瓢地用竹棍在地上学写。这样，一天认两个字（西北军每天两顿饭），一年就可把600字认完。认完这600字，就可以阅读简单的书报、写简单的书信了。这种饭前认字的办法，一直到西北军全盛时期还在施行。
冯从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起，就把他的肖像制成一个好似现在的工作证那样的小本本，布面烫金，印有“冯玉祥肖像”五个字。本内左页，在白色道林纸上印着冯身穿陆军将级大礼服、免冠半身坐像的照片。本内右页，白色道林纸印着几行字：圣经警句：“凡得着生命者必丧失生命，凡丧失生命者必得着生命。”这种肖像本本，发给全体官兵人手一册，无论平时战时，都要带在军服上装右边口袋内。肖像本的布面，按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分制成红、黄、蓝、白、黑五种不同的颜色。此种章法，冯在南苑练兵时，一个师（十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第八、第二十五）共五万多人，还在继续着，但到冯从苏联回国后，就停止了。
冯从当十六混成旅旅长起，直到当陆军检阅使，在练兵期间，他所属的部队全体官兵，每人床头墙上悬着一个长约十公分、高约七公分，叫作“决心牌”的白色硬纸牌，牌的上端横写“某某人新决心”，下面竖写几条新的一年内要求达到的目标，例如某士兵是这样写：“一、为国祈祷；二、崇尚节俭；三、爱惜光阴；四、《精神书》读本；五、认完《六百字课》；六、体操练好三大件（屈伸上、摇动转回、倒立下）。”这种决心牌，每年元旦更新一次，决心的内容，除头三条不变外，其他几条则随着要求的进度而变换。
1922年，冯任河南督军时，曾把他自己的作息时间表发到部队传阅，其中除办公、会客、练兵、视察之外，还有几项学习课目，如读书、习字、学英文、学画画等。一天，有一位政界官员去见他，看见冯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墨迹未干的楷书大字，那位官员立即把手中拿的一把白纸折扇递上，请冯给他题几个字。冯并未推辞，就给他写上一首略加改动的《水浒传》上的诗：“六月炎天似火烧，地里庄稼半枯焦；农民心中如汤煮，大人先生把扇摇。”那位官员接过之后，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另一天，有一位政界官员，坐着黄包车去冯处，看见冯正在学画画，画的是一把小茶壶。于是那位官员拍马捧场地请求冯先生随便给他画一幅画，以作纪念。冯立即挥毫给他画了一幅讽刺画，画的是一位神气十足的官老爷，鼻孔朝天地坐在黄包车上，一个车夫拉着黄包车，正在弯着腰向前奔跑。冯还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所谓“丘八诗”：“一人坐车一人拉，同是人类有牛马，重层压迫真可叹，惟盼仁者来救他。”那位官员看了之后，尴尬得坐立不安，口里还不得不说“画得好”，连声道谢。
从冯的作息时间表上看，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安排得异常紧凑，连午休算上，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冯的司令部所在的营院内，驻有他的手枪队和学兵团，冯在夜间就寝时，常把床铺搬到手枪队或学兵团的门口，以便队伍早晨起床时把他吵醒，而不至于睡过了头。古今名将，不仅才略异众，而且精力过人，信然。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到开封就任河南督军。当时百废待举，百端待理，而不出一个星期，冯就偕同教育厅长李步青和省长张凤台，亲临当时开封的最高学府——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笔者当时正在这个学校的法文科上学），去和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见面并讲话。讲话的要旨是，勿忘国耻，发奋图强。到了那年的“双十节”（当时的国庆节），冯在开封南关演武厅举行阅兵典礼，特邀开封各学校学生共五千多人，参观阅兵并参加会餐。会餐是每人一碗豆腐、白菜和两个棒子面窝窝。阅兵、会餐之后，又让学生们参观军营内务。记得那年夏天正热的时候，冯还把学生邀集到马道街一家叫作“丰乐园”的戏院里，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学生们讲话。张伯苓的那次讲话，多数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曾问学生们，“热心热脑，冷心冷脑，冷心热脑，热心冷脑”，这四句话哪一句是正确的？张伯苓讲罢话，冯也讲了几句，他说：“我是个军人，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你们是有学问的人，听了我的话，可不要笑话。我这个督军，不是做官当老爷的，而是民众的公仆，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我做，我一定尽力给你们办。”那时正是盛暑，天气很热，冯在讲话时，他的卫士拿着葵扇在他背后给他扇凉，冯立即挥手叫他那个卫士走开。那时，不仅冯个人时常接近学生，他还让他的部将如张之江、鹿钟麟和文官薛笃弼等，时常到各个学校或公共场所为学生们讲演。
1923年，吴佩孚在洛阳大庆五十寿诞，各地大员拍马唯恐不及，贺礼生怕太薄。湖北督军肖耀南送去的是用黄金制成的一座金村；河南督军张福来，送的是用白银制成的一座银城；其他有送金佛爷、金寿星的，有送珠、宝、字、画古董的，奇珍异宝，不可胜数。唯独冯玉祥别开生面，他派专人给吴佩孚送去了一坛清水，并亲笔在坛子上写了“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八个大字。吴佩孚一见“大喜”，说：“知我者焕章也！”并且当着众贺客说：“这次所有礼物，以此为最上品，其余不足道也。”其实，吴佩孚是最恨冯的，恨冯不买他的账。
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l支、子弹100粒，六五勃朗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作“大刀队”。它的性能和任务是，平时作为司令部的警卫部队；战时，冲锋陷阵、夜袭敌营、重点突击，在一般部队不能取胜的时候，就把手枪队当作王牌使用上去。因此，它的训练也和一般部队不同，训练要求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更严，因而他们的武艺比一般部队要高超一些。这个手枪队，随着西北军发展壮大，由连队扩充为营，由营扩充为团，最大的编制为手枪旅。西北军，不独冯的司令部才有手枪队，凡是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有手枪队的设置。到后来，不独手枪队才有大刀，凡是西北军的部队也都有了大刀。1933年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的赵登禹步兵旅，在喜峰口附近，绕道迂回，夜袭敌人后方部队，就是不放枪而专用大刀砍，杀死砍伤日军服部旅团六七百人，吓得日军连忙赶制钢质项圈，套在兵的脖子上，以防大刀砍掉脑袋。
冯在当十六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他所招来的兵丁，农村青年居多，那时候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很少，大多数都是文盲，所以军中的知识青年是很宝贵的。因此，冯就把那些知识青年集中起来，编成学兵连（又叫作模范连），加以特别训练。其目的是为培养一般连队中的军士（即正副班长），它和各团营所办“特别兵”讲堂的性质差不多。不过“特别兵”是为了培养各自团营军士的需要，而学兵连则是为了扩充队伍时需要大量军士而预备的。因此，学兵连的编组，也是随着西北军的发展壮大，知识青年越来越多，逐步由一个连扩大为两个连，由两个连扩大为营，由营扩大为团。到后来，西北军的每一个军，各自都编组有学兵营或学兵团。
冯玉祥就任陕西督军后，由于陕西本来就不富庶，加上陕南道被军阀吴新田割据着，陕北道被军阀井岳秀割据着，只剩下关中道，还被省长刘镇华和大小土著军阀分片霸占，冯手里只掌握了七个县，不要说养活全省许许多多的军队，就连他自己的第十一师的粮饷也难以维持。适值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冯主动请求辞去陕西督军职，愿赴前线杀敌。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允如所请，战后以河南督军位置相酬。河南远比陕西富庶，又无别的军队需求粮饷，于是冯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开封兵工厂昼夜加班，赶制武器弹药。除了原有的第十一师外，不到半年时间，就增加了六个新兵团，名义上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这就犯了吴佩孚的大忌。吴看到冯野心勃勃，其志不小，为免养虎遗患计，就免去了冯的河南督军职，调任一个空头衔陆军检阅使。所遗河南督军缺，由吴佩孚的嫡系亲信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接任，并命令冯只许带走第十一师，而不许带走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的六个新兵团。吴佩孚还密令张福来严阵以待，如果冯要带走六个新兵团，即以武力截留。当时吴佩孚位尊势大，冯只好忍气听命，离豫赴京。但是，关于六个新兵团的去留问题，吴佩孚却被冯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的把戏愚弄了。冯令六个新兵团打着第十一师的旗号，由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率领，先行开拔，由开封经郑州，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地向北京开去。张福来见是第十一师的部队，当然放行，不能截留，并且还对李鸣钟旅长以礼迎送。六个新兵团过完，真正久经战阵的老兵第十一师，由老将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率领着开来了。张福来打听清楚之后，始知这是真正的第十一师，才知道先头开过去的是冒充第十一师的六个新兵团。这个真正的第十一师，其战斗力之强，张福来深知不是第二十四师所能解决得了的，所以他没敢动手，只好放行。后来吴佩孚跺着脚把张福来大骂了一通。
吴佩孚把冯部调到京城附近，因没有地盘，当然就没有粮饷来源，以为不要多久，就会使冯部匮乏崩散。可是，冯到了北京之后，却大受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欢迎。原来黎元洪手里没有武力，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傀儡大总统，冯带着四五万人马来到他的跟前，他如能抓到手里，就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马上把冯的那六个新兵团，编为正式的中央陆军，给以第七、第八、第二十五等三个混成旅的番号，同冯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师，统受陆军检阅使的直接节制指挥，并给以每月可以收入一二十万银圆的北京崇文税关，作为军饷基本来源。就这样，冯得到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安定环境，专心致志地把部队整训了三年。这三年，成了冯训练部队的黄金时代，为后来西北军的大事扩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在常德、谌家矶、信阳、西安、开封和南苑练兵的时候，除连队设有士兵讲堂、由本连队官长任教外，以营为单位，也设有军士讲堂，由营长、副营长、连长任教员，课程是兵科教程、典、范、令和《军士勤务书》。为培养、储备军士人才，以营为单位还设有“特别兵”讲堂。所谓特别兵，是从各连队挑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体格比较强健和比较聪明伶俐的列兵，加以集中训练。以团为单位，设有初级军官讲堂，由团、营长任教员，课程除典、范、令之外，还有初级战术，《曾胡治兵语录》和《求阙斋日记》等。在冯的司令部里，设有营长以上军官讲堂，由各级幕僚长任教员，冯本人和各旅长们有时也参加讲课和听课，课程除《曾胡治兵语录》《求阙斋日记》外，还有中、高级战术、《戚继光语录》《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左传〉摘要》《赵注孙子十三篇》等。此外，在冯的司令部里，为培养储备初级军官，还设有“军士教导团”，轮番抽调全军比较优秀的班长，集训半年至一年。为培养储备中级军官，设有军官教导团，轮番抽调比较优秀的连、排长集训半年至一年。为培养将才和高级幕僚，还设有高级教导团，抽调部分比较优秀的排、连、营、团长，学习时间一至二年。
冯鉴于军阀部队之军纪败坏，扰害百姓，天怒人怨，他在任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就非常注意军纪，凡违犯军纪者必加严惩、决不宽贷。但他并非不教而诛，而是从教育着手。冯从来不收在其他部队当过兵的老兵油子，他所招的新兵，必须是一头高粱花子的农民。新兵入伍后，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保卫国家爱惜百姓。为此，冯亲自编撰了一首叫作《训兵歌》的军歌，歌词是：“有志新兵尔要谨记，当兵须知守本分。保卫国家，爱惜百姓，兵与人民一体生。食民膏，衣民脂，尔尽知民间困苦。重勤俭，重品行，不可忘保护商民。”还有一首叫作《爱民歌》。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班师回京推翻曹锟、吴佩孚的时候，他又提出这样的口号：“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并把这个口号写在半径约四厘米的圆形白布上，缀到缠在每个官兵左臂的红色袖章上。到1926年，冯从苏联回国后，西北军的部队每天早晨必须举行朝会，冯亲自拟定了在朝会上的问答口号，如问：我们是谁的军队？答：老百姓的军队！问：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国家，被人家几千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欺负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是谁的责任，谁的耻辱？答：是军人的责任、军人的耻辱！问：我们应当怎么办？答：保国卫民，复仇雪恨！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等等。
冯在常德、信阳、西安、开封和南苑练兵的时候，历年以来，除举办各种军事教育组织以外，还举办了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小学和军眷妇女学校——培德中、小学。此外，各旅长、团长各在驻军附近的市镇上为当地居民举办义务小学。在平时练兵期间，各级官佐准许携带家眷。他们的配偶，一般都是原籍农村妇女，很少在驻军当地“就地取材”的。在军中结婚者，冯送给一台织布机、两袋面粉和50元钱。蜜月过后，新妇就得进培德学校学习。学习课目除学文化外，还须学织布、学缝纫。军官眷属宿舍（包括冯本人）都不在营房之内，而是在附近的营市街上租赁民房。有眷属的军官，不许随意外宿，以营为单位订有轮流回寓时间表，每人每周外宿一次，晚上熄灯号以后离营，早晨起床号以前回营。在南苑时，冯先生和五位旅长，时常轮流到军官子弟学校和军眷妇女学校视察、讲话。有一天，冯先生同他的参谋长刘骥，远远望见几个军眷妇女，穿着短装外出，冯就对刘骥说：“刘参谋长，你去管教管教她们，要她们外出时一定要穿上裙子。”刘骥说：“我当参谋长，只能管军队公务，怎好管眷属家务呢？”冯说：“你这话错了！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家庭，军眷也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而你我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当家长的为什么不能过问家庭成员的事呢？”几句话，说得刘骥口服心服，马上骑着自行车，追踪管教她们去了。
冯在他历年驻军的地方，如常德、信阳、西安，都曾设置一个占地数十亩的陵园，专为埋葬阵亡将士和病故官兵。陵园围一透花院墙，里面遍植松柏，坟墓横竖成列，每一坟前树立一通小石碑，碑上端镌刻一个十字架，下面刻着死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和生前所在部队番号及职务。每一死者，有葬埋费15元。陵园正中，修建一座庙宇式的厅房，叫作“劝忠祠”，由冯亲书颜体楷书斗大贴金的匾额，悬挂在祠堂大门的上方（冯晚年改写隶字）。祠堂内陈列着死者的牌位。祠的四壁悬挂着旅、团、营长所献的匾额或楹联，如“浩气常存”“精神不死”“气壮山河”“山高水长”“英风凛然”“虽死犹生”等。祠堂门前树立着一通冯写的“祭文碑”。每届春节和清明节，冯必亲临陵园祭扫、凭吊，各部队官长和士兵代表也纷纷前往致祭。
西北军在平时练兵期间，每年阴历除夕前一两天，趁着夜间没有月亮、天气最冷的时候，进行一次沟垒（战壕）比赛。1923年那一次，是在南苑大操场举行的。以团为单位，每团出三个营，每营出四个连，每连出官长四员、士兵100名，不准多，也不准少。十五六个团分布在一个大操场的周围，每一个团所挖沟垒的幅度，就是实战时一个团应该担任的防御地段；沟垒的深度，是立姿散兵壕。白天，各个团按照检阅使署参谋处统一规划的图案，用石灰经始画线后，团长带着营长，营长带着连长，连长带着排长、班长，班长带着列兵，挨次查看地段，布置任务。入暮后，6点半钟开始，至次日凌晨3点钟停止，共进行八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就地吃一顿夜餐。竞赛指挥部的绿色信号弹升起，一齐动工，红色信号弹升起，一律停工，做不好，不许整修，做不完，也不许再做。动工期间，不许说话，不许点马灯，不许擦火柴，不许打手电筒。只听见扑通、扑通的一片凿地声和叮叮当当的工具碰击声，只看见铁器碰着石头迸出一闪一闪的火星，其他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由于北京的气候比较寒冷，腊月间的地冻厚度一般都有一二尺，要用铁锨、铁镐撬开它，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个连队都是在铁匠炉上把两根铁杠子的两端，拧在一起，打成铁锥；每个铁锥由四个人分头攘着两根铁杠的中部，齐力凿掘地面的冻层，冻层掘开之后，铁锨、铁镐才有用武之地。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正在用手挖土的人有被铲土的锨铲断手指的，有被凿地的铁锥戳伤脚面的，也有碰破头、伤着臂、伤着腿的，整个说来，受伤的数目是以百计的。在比赛动工过程中，自冯以下各级军官统统亲临现场，巡视督饬，而连、排长除指挥外，都同士兵一道参加劳动。尽管天寒地冻，由于操作紧张吃力，凡是参加操作的官兵都把棉衣脱掉，只穿衬衣，还是热得汗流浃背。次日天亮后，冯亲自领着几位旅长和参谋人员，评判优劣。结果，那次比赛，第八混成旅第二团名列第一，除了对该团全体官兵颁发荣誉奖和物质奖以外，还奖给团长张维玺一座直径50厘米、高达100厘米、紫檀木架子玻璃罩的大银杯。这座银杯原来是溥仪送给冯的，作为奖品，十分珍贵。1927年，张维玺任西北军第十三军军长时，在甘肃天水举行了一次全军运动会，会上进行了营长以上军官400米赛跑，营长蔺九洲取得第一名，张就把这座银杯转手奖给蔺九洲了。1930年，蔺九洲任团长时，在陕西安康作战阵亡，这座银杯就不知所踪了。
此外，冯平时练兵，每届年终，总要举行一次“年终校阅”。举凡学科、术科、内务、卫生、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包括战斗射击），都要来一次大检阅。连与连比，营与营比，团与团比，旅与旅比，优胜个人和团体，都有奖励。奖品除书面通令嘉奖外，团体者有锦旗、银杯、银盾和奖金。个人方面，军官多为文房四宝和成套装箱的木工工具或铁工工具等，士兵多为衬衣、鞋袜、毛巾和牙刷、肥皂等。
冯在平时练兵时，每年开一次全军运动会。后来，西北军的各部队，以军、师或旅团为单位，每一年或半年开一次运动会。有一年的春季全军运动会，是在北京景山公园举行的。竞赛项目，除一般运动会所进行的田径、球类、体操等以外，还增加了许多军事运动，如战术竞走、勺蛋竞走、瞄准竞走、骑牛竞走、自行车慢行竞赛、着装竞走、武术竞赛、劈刺竞赛、射击竞赛、人梯竞赛、障碍通过竞赛，等等。奖品有锦旗、锦标、银杯、银盾、奖章、纪念章和衣物、日用品等。
西北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田间，他们的宗亲观念和传统的民族节日风俗习惯相当浓厚。冯洞悉这种情况，故每逢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阳历年，都要休假一天，停止操课，让官兵好好过节和休息。到了阴历年（春节）则休假三天，或看戏，或开运动会。清明节，每一官兵发给一个信封、两张信纸和一枚邮票，让他们写封平安家信寄回去。信封是特制的，上面彩色印着“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两个画面，以示不忘孝亲之意。端午节，习俗是吃粽子，但部队里那么多人，一时做不出那么多的粽子，各连队都是以糯米加枣子和白糖，煮成很稠的甜米饭，吃起来和粽子不差味。中秋节，则是吃月饼、水果和花生、瓜子之类，有些连队不买月饼，自己以白面加糖馅蒸成甜饼，以代替月饼。阳历年，一般是吃一顿肉，打打牙祭。唯阴历年既要吃肉，又要包饺子。那时候，西北军还没有文工团之类的组织，部队看戏，是从北京租来的剧团演出的。演出的节目，都是富有教育意义所谓忠孝节义之类的历史剧，如《空城计》《长坂坡》《杀西门》《古城会》《宁武关》《捉放曹》《铁公鸡》《岳母刺字》《打渔杀家》等等。每一出戏在演出前或演出后，由值日营长对官兵观众讲解剧情及其教育意义。有时冯也到剧场同官兵一起看戏。
冯在南苑练兵时，办了一份报纸，叫作《革命军人朝报》。冯常讲：朝气锐，暮气归，军人要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所以这个报纸就叫作朝报。它是三日刊，每期对开一张。内容包括：通令、训令，教育训练，军纪风纪，奖赏惩罚，人事调动，内务卫生以及其他。有时还有图片，这种报纸，一直发到最基层每班一份。
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时，设立了一座军人工艺实习厂，由第八混成旅第一团团长石友三兼任厂长。厂分织布组、织毯组、织袜组、毛巾组、制鞋组、肥皂组、饼干组、罐头组、铁工组、木工组等。技术指导，系聘请专家担任，工人则是从各部队士兵中选拔而来，共有500人。生产出来的成品并不对外发售，专供部队自用。此外，各部队以营为单位，设立小卖部，除发售上述军工厂各种产品外，还备其他一些日用百货和油条、肉包、馒头、白糖、糕点、水果、汽水等。这是因为部队经常吃的是大米或小米，有些官兵很想吃点其他食品调剂一下生活。各部队以连为单位，还设有洗衣房和修鞋组，由士兵轮流值勤，而为大众服务。
同时，冯的司令部内，还附设着一个随军银行，专为官兵便于储蓄和汇兑而设。这个随军银行，是天津金城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
冯在平时练兵时，订立有各种规则，通令全军遵照施行。如兵舍规则，讲堂规则，厨房规则，厕所规则，澡塘规则，病房规则，卫兵规则等，每项内容烦琐细密，这里只举兵舍规则为例。兵舍规则有“十二不准”和“十二要”。十二不准是：一、不准大声喧哗；二、不准弹唱词曲；三、不准酗酒赌博；四、不准吸烟吸毒；五、不准结盟立会；六、不准打架斗殴；七、不准随便睡卧；八、不准擅自外出；九、不准涂抹墙壁；十、不准乱钉桩橛；十一、不准随地吐痰；十二、不准偷看淫书。十二要是：一要服从命令；二要尊敬上级；三要和睦同伍；四要互相帮助；五要遵守制度；六要严守纪律；七要保持整洁；八要保持静肃；九要注重公德；十要爱惜公物；十一要讲究卫生；十二要努力读书。
冯不仅善于练兵，而且善于带兵。他常讲：带兵以得兵心为第一要义。带兵必须爱兵。视卒如子弟，则可与之赴沟壑；视卒如赤子，则可与之俱死。他还常讲：带兵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必须做到“三礼二要”。三礼就是：夏不挥扇，冬不衣裘，雨不张盖。二要就是：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兵爨未熟，将不敢食。他又常讲：为将之道，用威莫如用恩，用恩莫如用礼。冯常常在部队开饭的时候，突然来到某一连队，和士兵蹲在一起吃饭。有一天，他突然来到十一师工兵营第四连，看见士兵们的下饭菜是豆腐白菜，他就到连部里，把连、排长们的菜盆用筷子搅了几下，说：“噢，也是豆腐白菜！”如果他们的菜盆里有肉，那他们就要挨一顿军棍了。又有一天夜里，部队就寝熟睡后，冯悄悄地去到一个连队的伙房里，挤在炊事员的床铺上睡了一夜，天亮后，炊事员们才发觉是冯睡在那里。冯到医院慰问伤病兵的时候，除送鲜花和慰劳品以外，还常常亲自为伤病兵抹澡、搓背、洗脚、理发和剪指甲，并且不是摆摆样子，而是真干实干，一干就是大半天，做得很细致。
西北军在平时练兵时期，驻军营房的各处墙壁上，绘画和书写许多富有军事教育、战斗精神的历史故事和标语。绘画如“苏武牧羊”“玄高犒师”“闻鸡起舞”“乘风破浪”“完璧归赵”“陶侃运甓”“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龟兔赛跑”“伍子胥过昭关”“申包胥哭秦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标语如“我不杀敌人、敌人必杀我”“我不以死救我国，则我国必做敌人奴隶”“敌人越是顽强，越是好敌手”“炮弹飞来时，正吾人开欢迎会之时”“臭皮囊早晚亦得脱去，但看它是豪杰脱去否”“忧劳可以兴国，逸娱可以亡身”“悔改上要用工夫，过则勿惮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复于无过。禹闻善言则拜，子路闻过则喜”“谦受益，满招损”“作善降百祥，不作善降百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军纪者命脉也，人无脉络必死，军无军纪必亡”等。
冯在平时练兵期间，每年暑期举办夏令营。每年举办三期，每期三个星期。1923年和1924两年夏令营的地点，是在距离南苑不远的清代皇帝避暑夏宫的团河，那里林木茂盛，风景优美，楼台亭榭，富丽堂皇。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的校址就设在团河。夏令营由冯亲自主持，参加人员为副营长以上的各级军官，分三期轮流前往。这种夏令营，是一种让军官们度假、休息、避暑、疗养的性质，生活比较轻松愉快。每天除规定读书体操和集体活动的一定时间外，都是自由活动，如下棋、打球、钓鱼、游戏、散步等。冯还特邀一些名流如黄郛、王正廷、王宠惠、颜惠庆、顾维钧、蒋方震、蔡元培、张伯苓等，来作国际时事或其他专题讲演。尤鹤亭先生也常来讲些令人发噱的故事。在夏令营里，伙食也比平常要好一些。
西北军的嫡系部队，都是冯一手训练出来的。他既不要外来的军官当他的部下、外来的士兵当他的士兵，也不愿经他训练出来的军官和士兵被别的部队收留、利用，以免他那一套带兵和练兵的方法被别的部队学了去。因此，他的部下军官有犯过失而被撤职的，他是不让离开的，在他的司令部里，设有一个“差遣处”，凡是被撤职的军官，都集中那里加以教育训练，三五个月后，遇有同级缺出，就让他们补缺复职。例如在南苑练兵时，十一师二十二旅四十三团上午收操回营后不到一个钟头，团长韩复榘就又命号长吹出操号，吹过三遍号，不见队伍出动，韩复榘就把三个营长叫去责问：“为什么不出操？”一营营长冯治安和三营营长吉鸿昌都说是队伍还未吃完饭。韩复榘说：“为什么不抓紧时间，为什么不听号令？”冯、吉二营长都说：“是不是团长把时间弄错，提前了半点钟？”其实，是韩复榘把时间弄错了，上午收操太迟了。但是韩复榘自以为是，坚持不认为是自己的错，反而以为营长们有意同他闹别扭。于是，他就跑到冯那里，把指挥刀往地上一撂，说：“冯、吉二营长不服从我，我不干了！”为了维持上级的尊严，冯就把冯、吉二营长都撤职了。可是一个月后，冯治安又当上了营长，三个月后，吉鸿昌也又当上了营长。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汝明，在十六混成旅当营长的时候，因犯过失而被撤差，撤差后，他开了小差，过了几个月，他自动地又回部队来了，冯把他降为伙夫。可是他当了半年伙夫之后，仍又恢复了营长职务。
l923年冯夫人刘德贞去世后，留下二儿三女，都在稚年，须人扶持。部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再三怂恿敦劝，冯渐有续弦之意。冯在北京练兵时，司令部设在两处，一在南苑，一在城内旃檀寺，冯有时在南苑住，有时在旃檀寺住。在旃檀寺住的时候，星期日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礼拜。当时李德全女士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由于冯常到青年会做礼拜，二人时常见面，熟识了，经过多次深谈、互相了解之后，情投意合，两厢情愿，一个决定续弦，一个放弃独身主义，于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时冯42岁，李夫人28岁。后来，李夫人生了一子三女，男名洪达，长女名理达，次女名颖达，三女名晓达。
西北军的官兵非常注重体操的训练，而在体操的各种项目中，最注重的是单杠。副兵不会“屈伸上”不能升正兵，正兵不会三大件（屈伸上、摇动转回、倒立下）中的两件，不能升班长。士兵们为了练好单杠，每晚就寝前和每早起床后，要练基本功——拿顶和拔杠子，拿顶要连续拿100次，拔杠子练举腿上、曲肘上和吊背悬垂，也要多达百次。冯为了预防各级军官特别是那些文质彬彬的军用文官做官当老爷久了，就不锻炼体力了，于是他把全军的各级军官和军佐，编成一个“官佐体操团”。在南苑练兵期间，以见长体操的十一师炮兵团团长孙连仲，任官佐体操团团长。体操团下分若干队，以见长体操的其他团长或营长任队长。每月集中训练一次，并由冯亲自检阅考核，连老将张之江也不放过，冯派人扶住他练习屈伸上。冯自己也在练，由马弁帮助他练习。那时的团长孙连仲、石友三，能在铁杠上拿大顶；营长梁冠英能在铁杠上打车轮；营长冯治安能在铁杠上拿着大顶、一气唱完《吃饭歌》：“盘中粒粒都是辛苦，民脂民膏来之不易，雨露滋长出自上帝，主恩所赐感谢靡既。”
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时，除第七混成旅驻在东苑（通州）外，第十一师和第八、第二十五混成旅共三四万人，统统驻在南苑大操场周围的营房内。检阅使署、师部、各旅部、各团部和各独立营营部的营门上，都挂着各自番号的门标，为的是便于识别各部驻地的位置。夜间门标不易看见，则用灯标显示。由于军中经费短绌，营中安装不起电灯，故灯标用的是红绿两种颜色的煤油马灯。检阅使署（师部附设于检阅使署）的灯标是，中间一红、两边各一绿，并排悬挂在营门口上方正中的铁架上。旅部、混成旅是上红下绿，步兵旅是左红右绿。团部是一盏红灯，独立营部是一盏绿灯。那时候还没有广播电台，没有收音机，校对时间是用“午炮”，每天到了正午12点，由检阅使署放一响午炮，全军一齐奏午号，部队一齐对表，因此，全军的时间是很一致的。
李彦青本是曹锟的一个娈童，在曹锟任第三师师长和直鲁豫巡阅使的时候，他任曹锟的军需处长，在曹锟当大总统的时候，他任总统府收支处处长，其权力凌驾于财政部长之上。曹锟批发的公款或私款，谁要是不向李彦青行贿，那就别想把款子拿到手。有一次，曹锟批发给冯部十门苏罗通野战炮，李彦青竟扣留不发，索贿十万银圆。冯就向曹锟揭发此事，曹锟严令李彦青发给。十门大炮倒是发给了，但是十门大炮上的瞄准镜却被留下了。大炮上没有瞄准仪器，那就相当于一个人没有眼睛。当时冯部经济极端困难，而眼看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急于把这十门大炮的瞄准镜弄到手，几经讨价还价，还是东拼西凑地给了他八万银圆，他才把瞄准镜交出。后来，冯先生发动北京政变时，班师回京，首先逮捕了李彦青，在追出几十万银圆赃款后，把他枪毙了。那时候的财政总长是后来当了大汉奸的王克敏，他扣押冯部军饷达半年以上，冯向他索要，他推托国库空虚。后来，在逮捕李彦青的同时，冯曾经分兵逮捕王克敏，官兵们本已碰上他了，但是由于不认识他，被他使了金蝉脱壳计给逃脱了。后来，在日军侵华战争时，王克敏当了大汉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没能逃脱法网而被镇压了。
冯任陆军检阅使在南苑练兵时期，他的部下有五个旅长，人们把这五个旅长比作刘玄德的“五虎将”。这五虎将是：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刘郁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张之江，字紫珉，河北省盐山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长、连长、参谋、营长、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国民政府国术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李鸣钟，字晓东，河南省沈丘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连、营、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绥远都统、甘肃军务督办。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连、营、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热河都统、陕西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郁芬，字兰江，河北保定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参谋、旅参谋长、团长，后来历任师长、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汪伪政权参谋总长。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县人，先是行伍出身，后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毕业，曾任排、连长，参谋、旅参谋长、团长，后来历任旅长、师长、军长、代理西北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军法执行总监、冀察战区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兵役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1927年北伐战争时，西北军由五原转进陕甘，东出潼关，和在郑州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会师。武汉国民政府军政要人谭延闿、汪精卫、唐生智等先到郑州，在陇海路火车站迎候冯玉祥。冯的专车到达车站后，替卫部队纷纷下车站队，车上的人下完了，仍然不见冯下车，于是谭延闿就向刚下车的警卫部队队列排头一个全副武装的大个子士兵问道：“冯总司令在哪里？”那个大个子士兵连忙立正答道：“我就是冯玉祥。”武汉国民政府要人和冯商定，那天下午3点钟在郑州陇海花园开会议事。冯准时到场，看到议事桌上堆满了炮台纸烟和点心水果，而武汉政府的要人们却姗姗来迟，直到5点钟才陆续来到。于是冯先生半开玩笑、半挖苦地写了一副对联，对联是这样写的：“3点钟开会，5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应该如此？一桌子水果，半桌子饼干，忘了前敌战士，饥饿未曾！”
1930年冯、阎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期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开府时代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率所部受冯节制，编为第八方面军，在京汉线上作战。樊钟秀的司令部设在许昌城内。一天，冯由郑州乘火车赴许昌视察防务，樊钟秀在火车站迎候冯，冯的专车到站后，从一辆铁闷子车里下来一个农民装束的大汉，推着一辆上面放着两口袋粮食的手车，吱吱咛咛地进城去了。列车上的警卫部队下车后，也跟着进城去了。樊钟秀等候多时，老是不见冯下车，正在纳闷，车站上转来电话说，冯已经到了城内樊钟秀的司令部。原来那个推着一小车粮食的农民大汉就是冯。
冯玉祥在苏联待了半年多，接触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部队由绥远经宁夏、甘肃转进到西安。一方面，由于冯离开部队时，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其威望远逊于冯，以致西北军的诸将领各自为政，将帅不和，闹不团结；另一方面，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大军阀势力联合起来向西北军进攻，西北军寡不敌众，以致南口之战守了近半年，终究难免溃败。败退途中，将领灰心丧志，部众军纪废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几致不堪收拾。冯回国后，目睹这种状况，深感积重之后，非振之以猛、大加整顿一番不可。于是，他把大军云集西安，将其司令部设在旧皇城内，把旧皇城改名“红城”，皇城前面的广场，改名“红场”，红城、红场到处红旗飘扬。因此，张作霖、吴佩孚的部队对西北军作战时，命为“讨赤军”，说西北军“赤化”了。每天天蒙蒙亮，部队就在红场举行朝会。朝会由冯亲自主持，首先他亲自点高级将领的名，看他们是否有无故不到者，老将如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以及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邃等，都和士兵一样，大声应“有”！点过名，作提振士气的简短讲话。讲过话，就练习阅兵式和分列式。练阅兵式时，高级将领们和士兵一样地要行举手注目礼。练分列式时，高级将领们也和士兵们一样列队走正步、向右看。有些老将多时没有下过操了，乍一走路队，有的就走不对腿，有的还在“拉钻”。当分列式走到阅兵台前时，冯就向大伙问：“同志们辛苦了！”众齐答：“为革命服务！”又问：“你们是谁的队伍？”众齐答：“老百姓的队伍！”又问：“你们的任务是什么？”众齐答：“一、打倒帝国主义，二、铲除卖国军阀！”又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众齐答：“早就准备好了！”分列式举行完毕，接着开始各种操练，尤其着重战斗教练。每天进行三遍操练和两次学科；学科以政治教育为主。冯亲自主持的这种训练，对提振士气非常有益，官兵的头脑中只有一个意念，即救国救民，其他全不想了。每一个军在西安训练两星期就开走，开到潼关以东，开走一个军，又来一个军，各军全训练了一遍，冯就从西安移驻潼关，不久又移驻郑州。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冯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职，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张群、何应钦、吴铁城等设宴为之洗尘。筵席非常丰盛名贵，山珍海味无奇不有，中外名酒罗列俱全。宴会刚一开始，冯张嘴大哭地说：“豫、陕、甘三省（包括青海、宁夏）的军民，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今天这样的酒菜饭食，我实在没法下咽。”接着他说了一声“谢谢”，起身而去。蒋介石一伙东道主想不到遭此一场奚落，个个气得发昏，于是大骂冯是矫揉造作，不近人情。
冯在行政院大厦内办公，中午下班时别人都回宿舍吃饭去了，唯独冯把饭菜用饭盒提到办公室，就在办公桌上吃午饭。有一天，中午下班时，院长谭延闿走得晚一些，冯要吃午饭了，就请谭延闿一起吃。谭延闿一看，主食是棒子面窝窝头，副食是白菜豆腐和疙瘩头咸菜，他就说：“您请吧！”冯说：“我这种饭菜，恐怕您还没吃过吧？在行政院大厦的办公室里，恐怕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饭菜吧？”据说，谭延闿这位大官僚是最讲究吃喝的人，经常是鸡鱼肉蛋不离嘴，隔不了几天，就要吃一顿60两银子一盆的燕窝或鱼翅，这就难怪他咽不下棒子面窝窝和白菜豆腐疙瘩头了。谭延闿的厨师曹某，据说是全国最有名的厨师。可是，谭延闿终于死在这位曹厨师的手里了，传说是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曹厨师，把毒药下到食物内给毒死的。
1928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各级官员的薪俸问题。有人提议，现任官和中央委员每人月薪应为银洋800元。恰好那天轮值的执行主席是冯，提议者发言后，冯就以执行主席的身份说话了。他说：“现在是战乱之后，民穷财尽，特别是豫、陕、甘一带，连年旱涝成灾，颗粒不收，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我们居上位者拿那么多的钱，不顾人民的死活，于心何忍！”冯的话一落音，那位提议者和一些附议者纷纷开腔了，他们说：“我们从广州出师北伐的时候，也曾光着脚板，穿着草鞋，茹苦含辛地什么罪都受过，什么苦都吃过，今天革命成功了，我们应该享受享受了，月薪800元并不算高。”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冯一味推托，就是不予表决，这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别人当了执行主席，提议月薪800元的人更多了，执行主席很快地付诸表决，除冯和极少数几位委员反对外，绝大部分委员都是举手、鼓掌通过。冯气得顿足并立即退出会场，不再出席会议。
冯在南京时，南京市市长是刘纪文。刘是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期的军需处长，是蒋手下最红的一个人。他当上了南京市长之后，炙手可热，骄奢淫逸，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市民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申。冯到南京后，市民向他投告者，日不暇接。当刘纪文和中央大学校花许淑珍结婚时，趋炎附势、乘机钻营者，纷纷馈送金银珍宝，作为贺礼。冯也不免俗，给刘纪文送了一个颇为精致的小匣子。刘纪文打开匣子看是什么贵重礼物，不看犹可，一看登时吓得面无血色，浑身打战。原来满匣子里面装的全是南京市民控告刘纪文种种罪行的状子。
北伐战争结束后，全国实行编遣队伍，由蒋介石操纵的编遣会议规定，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缩编为12个师，冯的第二集团军也缩编为12个师，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缩编为10个师，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缩编为8个师。起初，冯、阎、李三位总司令对此还没有多大分歧。可是，除此之外，中央另有直辖骑兵若干师，炮兵若干团，工兵若干团，辎重兵若干团，通信兵若干团，宪兵若干团，合计起来超过了12个师，而所谓中央直辖，就是归蒋介石掌握。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四个集团军的零星杂牌部队，有编三个师、两个师或一个师的，合计起来又超过了12个师，而这些名义上归中央直辖的部队，实际上又都归入了蒋介石的掌握。这样，冯、阎、李三个总司令当然认为太不公道，太不合理了。
不特如此，还有更不公道、更不合理的问题呢，那就是关于饷章问题。编遣会议规定，第一集团军的饷章比其他三个集团军的饷章要高出一倍，理由是西北和广西地方苦寒，负担不起较多的钱粮，而这些地方的官兵特别是西北军的官兵，过惯了艰苦生活，所以饷章要定得低一些，而江南一带比较富庶，官兵也习惯于较好的生活，所以饷章要定得高一些。
这算什么理由？冯、阎、李都愤愤不平，拒不接受，编遣会议遂告破裂。接着就是冯、阎、李三方联合起来，组织“护党救国军”，共同反蒋。他们的官兵左臂上都缀上一块八厘米见方、白布蓝边、里边横书“主张公道”四个蓝色字的臂章。这是1929年的事。不过这一仗没打好，一因桂系方面距离太远，与冯、阎方面联系不上，不能密切配合作战；二因冯的主力部队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军，被蒋介石以重金和高官收买过去，冯不得不把在山东、河南的部队统统撤出潼关以西，休养生息。到1930年，冯、阎再次联合反蒋，打了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
1932年l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事会议，冯被邀，由山西赴南京参加会议。冯到南京时，穿的是蓝色粗布棉裤和短褡棉袄，腰里扎了一条蓝布腰带，头上戴了一顶毡帽。冯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常委李烈钧一见他这样打扮，认为不太合适，连夜替他赶制一套常规礼服——蓝绸子长棉袍，黑缎子夹马褂，灰色细呢子礼帽。冯倒是没有拒绝，但他却把长袍的下半段给剪去了，只留到长及膝盖为止，说是下半段走起路碍事，没有用处，且是浪费。礼帽的边缘，除留前面的一部分外，其余部分也都剪去了，形成了一顶鸭舌帽。第二天，冯穿戴着这一套“礼服”去参加会议，会场上为之哄堂大笑。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军兴，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政人员主和，与日军订立了《淞沪停战协定》，战事遂告结束。冯是主战派，但孤掌难鸣，其志未遂，不愿留在南京，准备仍回山西晋祠韬光养晦。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原是冯的部下，与冯有着几十年的患难之交，韩虽于1929年背叛冯，投靠蒋介石，而对冯的恩情不能忘怀；加之韩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又不愿受其挟制，想要独霸山东。当他听到冯要回山西的消息后，遂想拥冯以自重，并借此以弥补叛冯的愆尤，于是，亲率钢甲火车前往徐州迎接冯，就这样，冯上了泰山，住在普照寺。
1933年长城抗战时，冯和吉鸿昌、方振武、任应岐等将领，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和日军作战，取得不小胜利。但蒋介石同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并同日军一起，派出大军进逼冯，要求他解散民众抗日同盟军，且将吉鸿昌、方振武、任应岐等加以杀害。韩复榘再次亲率钢甲火车，第二次把冯迎上泰山。
冯在泰山时，担任警卫的有一个手枪团。这个手枪团都是跟随冯多年而不愿离开冯的各级军官所组成。他们的粮饷，是由韩复榘和宋哲元分别承担的。这个手枪团，日常除操课训练外，冯经常领导着他们从事生产建设。普照寺位于泰山南麓，寺前是一片乱石岗，冯就把那一片上百亩的乱石岗开成一个林果园，聘请专家指导，引进良种，栽种苹果。泰山出产苹果，即从此始。泰安的“金帅”苹果，誉满中外，大量出口。
泰山有三溪，普照寺的西侧是西溪，西溪之西有疗养院、休养所、医院等许多机关，只因隔着一条溪沟，交通极不方便。于是冯督饬着他的手枪团，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坚固耐久的石础铁架桥，冯亲笔题字镌石，取名为“大众桥”。这座桥，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如今成了泰山上的一个古迹名胜了。
冯虽然避开尘嚣，居住山寺，但南来北往路过泰安的军政要员，登山拜访冯并顺便游览一下泰山景色者，还是颇不乏人。有一天，铁道部部长、太子孙科，前来看望冯，冯亲自导游，从上午10点一直游览到下午4点，当然既不是骑马，也不是坐轿，更非乘车，只是步行，把孙科累得直不起腰来，满头大汗，渴得口内生烟，饿得头晕眼花。回到普照寺，先喝点茶水，歇息了一会，开饭了，都是不冷不热的小米绿豆稀饭，掀开笼格，便是冒着热气的棒子面窝窝头和一盆清汤豆腐白菜。孙科馋涎欲滴，喝着小米粥比牛奶还香甜，吃着窝窝头比面包夹火腿还好吃，就着白菜豆腐比山珍海味还要鲜。于是孙科狼吞虎咽地喝了两大碗稀饭，吃了两个大窝窝，豆腐白菜连汤都喝了。冯还一个劲地介绍说：“泰山有三美，白菜、豆腐、水。”孙科吃饱喝足之后说：“冯先生的饭菜太好了！今天这顿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得这么多，这么饱。我在南京，成天吃的是西餐、大菜，鸡鸭燕翅，可是每餐吃的数量，不及今天这顿饭的十分之一，这是怎么回事呢？”冯说：“你在南京养尊处优，一天到晚坐着躺着，一动就是汽车，一步也没走过，一天吃上五六顿饭，上顿饭还在喉咙眼里，下顿饭又端上来了，根本不饿。再好的饭菜，一看就腻，怎么能吃得下呢？饥者甘食，渴者甘饮；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此之谓乎？”
辛亥革命时，冯当营长，他同王金铭、施从云两位营长共同发动滦州起义，准备进攻北京，推翻清王朝；1916年袁世凯称帝，蔡松坡由滇入川讨伐，袁世凯的干儿子、四川都督陈宦，命冯率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在宜宾迎击滇军，冯却派参谋长张之江赴纳溪与蔡松坡谈判，为输诚佯装战败，十六混成旅由宜宾退到成都。冯力逼陈宦发出四川独立、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通电，这个通电成了袁世凯的催命符，不久袁便死去。1917年，冯反对内战，停兵浦口，拒不援闽；1918年，冯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内战；1920年，直、皖战争时，曹、吴命令冯率部参战，冯借故拖延，迟迟不行，未及开到战场，战事已告结束；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时，冯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不久，又和张作霖火并，并和段祺瑞闹翻；1929年冯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组织“护党救国军”，共同倒蒋；1930年，冯又联合阎锡山，发动了反蒋的中原大战。基于上述一系列的史实，有人称冯为“倒戈将军”。其实，冯之所以不听这个，不听那个，打这个，打那个，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正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正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进。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冯常常引用陶渊明的话“觉今是而昨非”。冯还常说：“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冯的所谓倒戈，大概就是基于这种哲理而行事的吧。
冯自当旅长起，天天记日记，没有间断过，无论多么忙，深夜也得把当天的日记记下来，或者次日早早起来把头一天的日记补记下来。如果一天的日记没有记，就书一“死”字以代之。日记的记载范围很广泛，举凡工作，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会客：会的是谁，谈了些什么事；读书：读了什么，有什么心得体会；看操：看的哪些单位，操练的什么；视察：视察了什么，发现了什么问题；以及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观感；等等。有时把作的诗歌也记在日记里。1930年秋，冯、阎联合反蒋掀起中原大战之时，冯的日记已印制成书，平装，书皮是草绿色的，封面上写着《冯玉祥日记》。当时，西北军的连长以上军官每人发给一本。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日记》一度公开发行，书皮是白色的，其内容在前次出版的基础上抽掉了许多。大慨是因为冯当时与蒋介石合作、共同抗日的关系吧，凡是日记里面有关反蒋的段落，完全给删去了，已非庐山真面目，失去了真实的历史价值。
抗日战争初期，冯玉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受其指挥的部队，主要是宋哲元的西北军旧部和刘峙的中央军嫡系。宋哲元部已不像从前那样恪遵冯的命令了，刘峙所部更是不听冯的那一套，因而宋部不战而退，刘部一泻千里，华北大片土地很快地沦入敌手。冯见事不可为，遂辞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不久，冯又代蒋介石任上海一带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这一战区的作战部队，完全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冯更是指挥不灵，处处掣肘，对于不听命令或作战不力者，由于蒋介石的包庇，亦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又辞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又不久，津浦铁路北段战事吃紧，成立第六战区，这一战区的作战部队，主要是韩复榘的西北军旧部，冯又被任命为这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冯乘火车赴济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到车站去迎接，冯下车时，用手捂住半拉脸，韩复榘问道：“先生的脸怎么了？”冯说：“我这半拉脸被宋哲元给丢掉了，剩下的半拉脸，就看你争气不争气了！”结果，韩复榘更是不争气，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甚至不战而退，终致被蒋介石借口处死，第六战区被撤销。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把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予以逮捕，并宣布四大罪状：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保存实力，拥兵自卫；收拦民枪；贩卖鸦片。韩复榘被扣押到武汉后，蒋介石本已拿定主意把他处死，但他却给人以假象，说是要让韩复榘出洋，何应钦拿着为韩复榘办的出国护照，假惺惺地向冯征求意见。冯沉闷了半响，猜透了蒋介石的用心，是想把该杀而不让杀的骂名诿之于冯。于是冯先生提笔写了八个大字：“爱国者友，害国者仇。”别的什么话也没说。结果，蒋介石把韩复榘枪毙了。
抗日战争初期，冯先后担任三个战区司令长官，由于事权不一，指挥系统紊乱，都未能展其抱负，发挥其应有作用。他鉴于抗日战争不是短期所能结束，乃要求训练新兵，编练部队。冯为了将来指挥作战能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运用灵活，建议由他自己选西北军旧部为骨干，成立三个军，并提出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任军长。蒋介石表面上答应，并批交军政部长何应钦照拨新兵，照发武器装备和经费。而实际上蒋介石和何应钦玩的是双簧把戏，何连一个新兵也不拨给，一支枪、一元钱也不给发。冯无可奈何，只好作罢。闲着无所事事，冯做了一段时间的献金救国运动工作，随后偕同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以备来日更好地为国效力。
陆大校长是由蒋介石兼任，但只是一个挂名，实际负责的是教育长。当时的教育长是杨杰（耿光）。由于冯是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带职学习，所以杨杰一遇着他，总是抢先向他敬礼，并向他请示报告；而冯每逢遇着杨杰，也总是抢先向他敬礼，这样，两人都是感觉不好意思。后来，冯提出一个两全办法，他对杨杰说：“在校外相遇时，你是教育长，我是副委员长，你是下级，我是上级，你须先向我敬礼；一进陆大校门，你是教育长，我是学员，你是上级，我是下级，我须先向你敬礼。”以后他们两人就是照此协议行事。
冯在陆大学习期间，非常认真，非常用功，从不无故缺课，听讲、作业从不马虎，尤其是战术作业，写字是楷书，画图是工笔，一丝不苟，非常细致，所得成绩总是“优良”。但是，他的作业，很少发还到他手里，都被教官们和同学们拿去作纪念品了。
西北军的带兵军官大多数是行伍出身，而其幕僚人员如各级参谋长、参谋、团附等，不是陆大出身，便是国内外军官学生出身。行伍出身的带兵军官，也不全是老粗，韩复榘就是司书生出身，他当团长时，还上过相当于陆大的高级教导团。1925年，冯在张家口办了一所西北干部学校，学员小部分是从部队中选拔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初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从京、津一带招收的大中学生。在这所学校里，还选派了二三百学员，分别留日、留德、留俄，去学习各兵科军事学。1928—1930年间，冯还在开封、洛阳举办过西北军军官学校。
陆军大学的校址，最早在北京，国民党当政时期迁到南京，抗日战争初期迁到湖南桃源，以后迁到贵州遵义，1940年夏又迁到重庆。迁到重庆后，正值将官班第一期（笔者就在这个班学习）和特别班第四期将要毕业，学校当局特邀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如孔祥熙、张群、于右任、王宠惠、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冯玉祥等轮流到校讲话。一天，轮到了冯，别人来时，都是把讲稿放在皮包里提着来，冯却用一块蓝粗布、白印花，好似农村妇女的顶头手巾，包着讲稿，挟在胳肢窝里而来。一开头，他说：“陆军大学校是最高军事学府，而我是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我向你们大家讲话，简直是鲁班门前耍锛、孔夫子门前卖文了。你们成天学的是高级战略、大军战术，我要再对你们讲这一套，那就好比刚吃罢丰盛的酒席，再让你们吃红烧肉，你们会感到很腻歪而吃不下去的，因此，今天我不准备讲那些高深的军事理论，而给大家弄点小菜来解解油腻。”接着他就讲开他那所谓小菜的正题。他说，练兵最要紧的是，要让士兵练“咯吧死”，就是要多练瞄准，多练实弹射击。瞄准了，这边把扳机一搂，咯吧一响，那边的敌人应声而倒，这比练什么都要紧。接着他说，对士兵讲战术，必须讲得越通俗越好，深了他们听不懂。什么是战术？卖柴的老张和卖菜的老王，两人都担着挑子上街去赶集，街上路窄人多，老张的柴火挑子，碰撒了老王的青菜挑子，两人争吵相持不下，于是动手打起来了。卖菜的老王先用拳头照着卖柴的老张的头部一晃，老张只顾招架头部，冷不防老王从底下来了个“扫堂腿”，一下子把老张给摔了个嘴啃泥。这就是出其不意、声东击西的战术。而我们的指挥官，尤其是连、排长们，就不懂这一招，他们是“袖筒里装棒棰——直进直出”，那怎么能取胜呢？
冯讲了一个半小时，让大家休息一刻钟。别的要员们在休息时，都是到贵宾休息室里吸烟吃茶，冯却在院中一棵大树底下就地盘腿坐下，同围上来的学员们有说有笑地攀谈起来。下半段的时间，冯不再弄小菜吃了，而是端出山珍海味来了。他从上古直至近代的兵书如《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篇》《孙子十三篇》《李卫公问对》《纪效新书》《拿破仑战史》和《克罗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等，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讲了两个小时。大家听得出神，一点也不感到腻歪，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在这以前，没有见过和不了解冯的人，都以为冯是一个黑旋风李逵式的粗人，及至这次见了和听了他的讲演，才知道冯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1938年3月17日，笔者在抗日战争滕县守城战役中，被敌人炮弹炸伤腿脚，先到汉口法国教会梅神父医院动手术，后转成都后方医院治疗。1939年1月11日，冯由重庆赴成都开展献金救国运动，他住到陕西街刘文辉的宅子里。第二天一早，我去看他，我知道冯向来是起床很早的，于是凌晨4点我就拄着双拐去了。一到他那住所大门外，就看到随他来的手枪队正在劈刀、打拳、练武术。到了二门，看见他的卫士们正在吃早饭。到了内厅，看见冯正在灯下写什么。我把名片（当时我是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四旅少将旅长）交给他的副官呈上，冯立即走出厅房相迎。他看见我拄着双拐，连忙伸手搀扶住我，进到厅里，让我坐下以后说：“天这么冷，你出门怎么不穿大衣？”我答：“本来穿着哩，穿着大衣进谒老长官不恭敬，脱在门房里了。”他“嗨”了一声说：“你不怕冻着吗？快拿来穿上！”副官拿来之后，他亲手给我披上说：“你是在滕县受的伤？”我说：“是的，先生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受了伤，到武汉来就医，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不怕我挂念？”我说：“先生日理万机，事情那么繁忙，我怎好再干扰先生呢？所以未向先生报告。”他说：“我还是听到王丕襄说，才知道你在滕县受伤，到汉口梅神父医院治疗。于是那天我就同王丕襄一道从武昌过江去看你，并且还给你带了东西（一百多本书，大部分是冯的著作），谁知你在头一天乘飞机到成都去了。现在伤势怎么样了？伤在哪儿？我看看。”于是我解开绑腿，脱下鞋袜，冯用手在伤处摸摸捏捏，说：“伤势很重，治疗得很好，若是把腿锯断、脚锯掉，那才糟糕呢，你还须好好休养，不要急着回部队去。”冯接着问我：“你还有哪里受过伤？”1927年8月26日，在北伐战争时，我在陕西同州攻城战中，敌弹贯穿右肺，几濒于死。冯命我解开上衣，亲手摸着前后弹着的伤痕说：“噢！这是致命伤啊！现在怎样？有后遗症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好，那好！”冯又问：“还有哪儿受过伤？”我说一处在腋下，一处在腕上，都是轻伤，没让他再看。随后，我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写点什么，以便遵循并作纪念？”冯问我带笔记本没有，我忘带了，我说：“回头送来吧。”我买了两张宣纸，订成一个16开的本子送去。冯写的是寸楷隶书，内容如下：“带兵之道，须如父兄之待子弟，饥为之食，寒为之衣，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大公无私。练兵之道，必以身先之劳之；言教不如身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用兵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随机应变，坚定果决，出奇制胜，兵贵神速，巧迟不如拙速。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当时笔者的父母和张维玺、王恒心的父亲，都在成都寓居，他们在过去都和冯见过面，这次他们也去看望了冯，冯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随后，冯还派副官拿着他的名片、带着礼物，回拜了三位老人家。
1940年夏，笔者在重庆于陆大即将毕业时，抽空又去进谒冯，一见面，冯就说：“好啊！你把双拐撂下了，腿脚的伤都好利落了？”我答：“不拄拐棍也能行动了，只是还不能走远路。”冯说：“多坐车或多骑马，不要步行走远路。让我再看看伤势长得怎么样？”头天晚上我没有洗脚，不好意思脱袜子，我就说：“已经长好了，先生很忙，不必看了。”冯说：“我不放心，我得看看。”我只好把裤腿捋起，把袜子脱掉，冯一点也不嫌脚脏、脚臭，把伤处抚摩过来，抚摩过去，嘴里还说着：“骨头接合得还不错。但是，还须休养一段时间，才能重返沙场。”随后，冯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我。上联是：“项羽破釜沉舟，立夺秦关百二。”下联是：“勾践卧薪尝胆，终吞吴地三千。”我感到他真是一位慈祥长者。
1941年起，日军更加疯狂地轰炸重庆，每批敌机少则三五十架，多则百余架，一批刚去，一批又来，夜以继日，连续不断地进行狂轰滥炸。重庆市区不能安居，许多政府机关及其所属职工家属纷纷迁居到距市区三四十里的西郊歌乐山一带。冯玉祥也由市区移到这里。政府官员的家属自以为是特权阶层，不受当地地方政权的约束，抗粮、抗税，抗捐，拒服兵役，并且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当地小民百姓愤愤不平，乡、保长们不敢过问。冯察悉这种情况后，挺身而出，充当义务保长。他把情况调查清楚之后，该纳粮的纳粮，该纳税的纳税，该认捐的认捐，该服兵役的服兵役，谁也逃避不了，谁也不能例外，铁面无私，毫不徇情。那些特权阶层敢怒而不敢言，而当地的小民百姓如乡、保长们，却是拍手称快，称他为“冯保长”。
冯住到歌乐山，目睹肩挑小贩、升斗小民和来往客商，路过歌乐山一带时，住不起高级旅馆，吃不起昂贵酒饭，于是他在歌乐山下、交通要道上的陈家桥，开设了一座竹篱茅舍的“穷人饭店”。主食有大米蒸饭、稀饭和窝窝头，副食有萝卜、白菜和泡菜。住宿则是地铺，下面是一尺多厚的干稻草，上面夏覆竹席，冬覆毛毡，价钱非常便宜。因为饭店里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是由冯的警卫部队中抽调来的，不赚分毫利润。因此，过往穷人无不称道。事为重庆市政当局获悉，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来调查这个“穷人饭店”，吹毛求疵地察看之后，下了“卫生很好，营养不足”八个字的结论。人们不禁问道：哪里的穷人们营养是足的呢？在旧中国，穷人们能免于饥饿而死，就算是幸福无边了啊！
冯竭力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联合各党各派，共同建设祖国，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和法西斯独裁专制。但是，忠言逆耳，蒋介石对于冯的劝告是听不入耳的。1946年6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掀起全面内战。冯看透了鸟兽不可与同群，也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久就要崩溃垮台，遂即要求出国，并准备绕道到解放区去。蒋介石巴不得冯赶快离开，以免在他身边碍手碍脚，遂即给了冯一个考察欧美水利专使的名义，冯于1946年9月到了美国。
1965年夏，笔者在青岛疗养院疗养时，正值冯夫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到青岛度假，有一天我去看望她，承她告诉我冯先生在美国进行反蒋活动的一些情况。
李说，冯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正是由杜鲁门总统执政。他的政府是支持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它不仅以经济援助蒋介石，而且还以军事援助蒋介石。因此，冯在美国遂即进行反对美国援蒋的运动。1947年“双十节”（当时的国庆节）那天晚上，中国留美学生会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庆祝会，特约冯去讲话。冯在会上大声疾呼，义正辞严地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并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媚外卖国。他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说：蒋介石在中国屠杀了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和老百姓，因此，可以说蒋介石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蒋介石又是一个运输大队长，因为美国送给他的坦克、大炮和枪支弹药，都被他输送给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了……
就在庆祝“双十节”那天，冯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说，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和反对美国政府支援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内战的立场。有一个美国记者问他：“冯先生你这样讲话，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冯回答说：“我如果怕他谋害，我就不这样讲了，我就不反蒋了。”冯在美国公开反对蒋介石，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他立即解除了冯的考察欧美水利专使的名义；不久，又开除了冯的国民党党籍。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被推为该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有人问冯，对蒋介石处理这两件事的感想怎么样，冯一笑置之说，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冯的留美护照有效期满，希望回到祖国解放区，遂于1948年8月离开美国。
冯玉祥遇难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死因如何，传说不一，有的说是蒋介石的特务害的，有的说是轮船失火烧的。1948年9月8日新华社自陕北公布的这一消息照录于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据苏联塔斯社敖德萨4日电称：“胜利”汽船8月初离开纽约驶敖德萨。在开罗时有两千多名要到巴统的被遣送回国的阿美尼亚人上船。8月31日“胜利”号船已由巴统启航来敖德萨，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遭难者中，有中国冯玉祥将军及其女儿。该船已抵敖德萨，正进行调查中。又据塔斯社莫斯科7日电称：在“胜利”号轮船因着火遇难的冯玉祥将军灵枢，已于9月7日由飞机运抵莫斯科，遵照冯夫人的愿望，将其遗体焚化，骨灰罐将交给冯夫人。火葬时到场的有冯将军的亲戚、苏联武装部队及公共团体的代表。当将军的灵枢抵达机场及火葬场时，曾致以军礼辞灵。
1965年夏，笔者在青岛会见李德全部长时，承她详述冯先生遇难的经过如下：冯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在乘苏联“胜利”号轮船离开美国时，曾扬言到开罗居留一个时期。船抵开罗，冯一行下船住下，特务们也下了船，当“胜利”号轮船由开罗启碇时，冯一行悄悄地上了船，那帮特务们既无赴苏船票，又无赴苏入境签证，他们上不去“胜利”号，从此才把那帮特务甩开了。1948年8月31日船抵黑海，晚餐后，冯氏一家和部分其他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亲自动手，放映他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脱，旋转速度太快，摩擦生电，以致起火，电影室内存放的影片拷贝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火势蔓延迅速，一霎那间，满室是火，瓦斯气味令人窒息。冯和其他观众，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但是到处烟雾迷漫，找不到出路。冯同他家人失散了，他自己左右冲突，先到左边通道，找不着出路，后到右边通道，还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倒在一个楼梯下面，及至烟消雾散，家人找到他时，他已窒息，气绝身亡。他的幼女冯晓达同时遇难（李德全夫人生三女一男：长女名理达，次女名颖达，三女名晓达，男名洪达）。李德全夫人亦被烧伤甚重，当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还在昏迷状态中。船上其他乘客同时遇难者有七十多人。当火灾发生时，“胜利”号船发出求救信号，附近停有两艘苏联军舰，闻警赶至，立即把冯先生的遗体和他的一家以及其他乘客全部救出。冯的遗体在敖德萨装殓后，连同他的家人用飞机运到莫斯科。
冯玉祥的死讯传出后，1948年7月8日新华社陕北电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顷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吊唁冯氏之丧，原电如下：
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
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不胜震悼。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特电致唁，并申哀悼。
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
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致力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同志亦曾致电吊唁，原电如下：
冯夫人：
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忱。
冯夫人李德全的灼伤痊愈后，携着冯先生的骨灰罐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李德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她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北京为冯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亲笔为他写了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按照冯的生前愿望，在泰山西麓、普照寺西侧、大众桥的东端为他修建了陵墓。陵园依山而建，成一半圆开，墓碑高约5米，宽约20米，以白色花岗石砌成，具有民族风格。墓碑正面上方，镌刻着郭沫若所题“冯玉祥先生之墓”的斗大金字。墓碑正中悬挂着冯先生的侧面人头铜像，铜像背后就是墓穴，里面安放着冯先生的骨灰罐。铜像下面，挂着一块约50厘米见方的铜质铭牌，上面镌刻着冯先生生前自作自书寸楷隶字的铭文：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齐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冯玉祥
一九四○年五月卅一日作
冯玉祥的陵园，紧靠着大众桥的东端，陵园的正门是一座华表柱的青石牌坊。进了牌坊是白色花岗石的台阶，台阶分三层，每层22级，共66级而达墓前。冯先生终年66周岁，台阶66级，正是死其年龄之数。1952年10月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了冯玉祥先生安葬仪式。现在冯的陵园和大众桥，都已成了泰山上的名胜古迹。
1948年9月19日新华社陕北电，据国外消息报道：已故的冯玉祥将军曾勇敢地拒绝了美帝国主义破坏中国人民民主阵线的诡计，并遭受了中美反动派的联合压迫。本月11日香港《远东汇报》刊载，冯氏8月12日致李济深的信称：冯氏留居美国时，美国政府官员曾向他表示，只要中国反蒋的派别抛弃与共产党联合的立场，美国政府便会抛弃蒋介石，而以充足的军火与金钱支持他们。该美国官员给他们六个月的时间考虑此事。但冯氏立即作了答复，拒绝了这个卑鄙的提议。美国反动派在实行利诱的同时，向冯氏实行了威胁。冯氏感觉到在美国的处境恶劣时，决心回到祖国来，从事有效的奋斗。冯氏在上述的信中说：最后的里程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护照期已满。冯氏谴责蒋介石与美国反动派企图颠覆他的计划：“他们与国会里的恶棍楚德和鲁期联合成一气，一有可能就痛骂我。”前美国内政部的伊克斯于本月8日著文称：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同样残酷的独裁者蒋介石，曾在美国官方显然的允许甚至帮助之下，派遣他的鹰犬追逐冯氏。冯氏有理由猜疑他在这里是不安全的，所以他悄悄地动身到另外一块土地上去，他希望能够在那块土地上找到较大的安全，以免遭到暗杀的可能。
1948年9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冯玉祥的略历，原电如下：
冯玉祥，字焕章，六十八岁（1882—1948年，实际六十六周岁），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自幼入伍，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督军等职。曾参加辛亥革命、讨伐张勋等役。一九二四年冬成立了国民军，任总司令。一九二六年去苏联，九月返国，直至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前，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帮助了陕西等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其后曾经一度脱离革命阵营，但受到蒋介石排斥。一九三三年五月组织察北抗日同盟军，亦因蒋介石的破坏而失败。一九三五年冬任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迄无实权，后因主张与蒋介石不合，被去职。一九四六年九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被蒋介石遣往美国。冯在美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却很自然地受到蒋介石匪帮的痛恨，被撤销了专使的名义，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今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被选为该会的政治委员会主席。今年八月离美返国，八月三十一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