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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早上恰好五点，一架巨型客机——美制C-54运输机——降落在了马耳他岛。机上载着温斯顿·丘吉尔和其他英国要人。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要参加一次与美国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代号为“蟋蟀”的四日会谈。这是三巨头在克里米亚胜地雅尔塔会晤的前奏。
马耳他总督、地中海战区总司令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来到了机场迎接。丘吉尔的私人助手C.R.汤普森推开舱门向外看了一眼。让他尴尬的是，他发现仅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外衣的自己，完全暴露在聚光灯下面。而当他得知马耳他总督已经在严寒中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更为不安了——宣告丘吉尔到来的电报上说的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也已经醒了。一个小时之前，一名热心的英国士官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着“特急”。这是一份雕花请帖，邀请他次日到总督官邸赴晚宴，并且请求立即答复。
十点钟，马歇尔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蒙哥马利酒店开会，打算决定他们在“蟋蟀”首次正式会议上所要采取的立场。他们就黎明前收到的邀请开了几句玩笑，又讨论了一会儿眼下身处的这所冰冷的石头房子，然后，便开始讨论“蟋蟀”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军事问题：西部战线的最终战略。
施陶芬贝格对希特勒的暗杀发生几天之后，盟军在诺曼底取得了重大突破。就之后如何进一步攻入德国领土这一问题，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曾有过严重的分歧。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从他在法国的司令部给出意见，认为应该通过鲁尔区向德国北部进军——由他来指挥。他需要的，除了他自己的部队外，只有美国第一集团军。但是美国陆军指挥官们同样坚持，迫切要求在他们所处的遥远的南部，向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同时发起进攻。鉴于德国军队的无序撤退，英美陆军指挥官们都不无理由地认为，如果可以不受约束的话，到1944年底，他们将大获全胜。不过，盟军总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上将不但是陆军司令官，更是位军事政治家。他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蒙哥马利在北部主攻，给养优先，而乔治·S.巴顿中将则率领美国第三集团军，在南部较小的范围上发动进攻。
作为这一方案的结果，盟军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不断向东推进，并于9月份抵达德国边境——仅因缺乏给养才暂时中止。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这条战线上的战事寥寥可数，以致希特勒得以将在法国受到重创的军队，重组为一条自荷兰到瑞士的坚固防线。战事的暂停也为他提供了机会，发动了一次猛烈的突袭——阿登战役。趁美国武装力量失去平衡之际，德国人一路猛捣，直达默兹河。尽管希特勒的部队已经被逼回德国边境，但美国军队的士气与威望仍然被大大削弱了。
蒙哥马利要求单刀直入德国境内，这一行为所引起的争论，在阿登战役期间进一步激化了。艾森豪威尔突然将阿登战场的北部移交给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布雷德利极为震怒，因为正当他感觉自己已经控制了局面时，却失去了一半兵力。继而，在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当蒙哥马利告诉记者他如何“收拾”残局时，布雷德利大发雷霆。他认为，蒙哥马利夸大了他自己的角色，并且“利用了我们在阿登的危急困境”。
艾森豪威尔对这场争执心下了然，于是制订了进攻德国的最后计划。战线与去年秋天大体相同，沿自荷兰到瑞士的德国边境依次排开。最北端，是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包括三个集团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英国第二集团军和美国第九集团军。然后是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包括美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南部是雅各布·L.德弗斯中将的第六集团军群，包括美国第七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
在这一背景下，美军参谋长们此刻正在倾听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甲壳虫”·史密斯中将阐述盟军总司令的战略：蒙哥马利将率领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通过鲁尔区发起主攻；布雷德利则发起第二主攻，率领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攻向南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时机的选择，史密斯说，是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并且，当德国人正在红军势不可当的攻势下受到重创之时，盟军应该向东发起猛烈的进攻。
中午，英国参谋长们加入了美国人的行列。他们共同组成了联合参谋部——负责指挥西线的战事。英国陆军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担任主席。他外表迷人，却在自己忠实记录的日记里写满了尖刻的思想。他自信远比艾森豪威尔更知道该怎样赢得战争，但却极力掩饰自己对总司令的判断的怀疑。不过，对于他的密友来说，有一点绝非秘密；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总是被前一个与之交谈的人过度影响。布鲁克对马歇尔也持保留意见。他更希望麦克阿瑟——他心目中这场战争里最伟大的将军——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他礼貌地听着史密斯介绍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心里一直在想，布雷德利的所谓第二主攻很有可能变得与蒙哥马利的主攻近乎同样重要。最后，他温和地说道，英国人认为，要进行两个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兵力不够充足，必须对其做出选择。而在这两者之中，蒙哥马利在北部的行动似乎最有前途。
史密斯因为皮肤溃疡而变得更加暴躁。他回击道，艾森豪威尔打算交给蒙哥马利他可以解决后勤供给的所有部队——三十六个师，还有十个备用。他补充说：“南部的挺进并不打算和北部的进攻竞争。”这番解释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布鲁克的怀疑。他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解释，但是仍然感觉布雷德利的进攻可能会过多地分散北部的兵力，导致蒙哥马利陷入困境。马歇尔显然恼了。他忍住怒气说——与之前众多美国将军所说的相同——仅仅依靠对柏林单枪匹马的挺进是不安全的。如果蒙哥马利陷入困境，他认为，有另一条可供求助的进攻线路是非常必要的。
英国人现在确信无疑了，美国人正在策划一个第二主攻，于是，他们开始尖锐地批评艾森豪威尔的另一计划。这一计划在还没有任何人渡过莱茵河之时，就把全部兵力调集到莱茵河附近。史密斯非常不悦，反驳道，艾森豪威尔从未打算在渡河之前就把莱茵河以西整个地区的德国人全部赶走。艾森豪威尔的作战参谋，能言善道的哈罗德·“粉红”·布尔少将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靠近莱茵河意味着耽搁，这并不是故意的。但是布鲁克私底下仍然相信，这最终只会成为沿莱茵河发起一次全面进攻的借口，以取代蒙哥马利的主攻。他认为，任何有乔治·巴顿参与其中的第二主攻必然会成为一次主要行动，因此，他礼貌而又坚定地说道，联合参谋部与其马上通过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不如暂时只是提请注意。
行动被推迟了。会议刚一结束，比德尔·史密斯便立刻发电报给身在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
……英国参谋长们坚持要求一份书面说明，以确定北部的主攻将被按计划推进，并且在消灭莱茵河西岸的所有德国人之前，您不会推迟其他军事行动。
在这场辩论进行的同时，两国的政界领袖都在船上。停泊在瓦莱塔港口的“H.M.S.猎户座”号上，丘吉尔正因为发烧而被迫卧床休息。而罗斯福总统乘坐的“昆西”号美国新巡洋舰三天来一直在马耳他附近海面航行。罗斯福认为，“蟋蟀”有一天就足够了。重要的是，他不愿就他穿过巴尔干向维也纳和布拉格进军的宝贵计划，与丘吉尔展开冗长的辩论。
这天是总统六十三岁的生日。他的独生女安娜·伯蒂格夫人为他举行了一场宴会。全美国都在为他最钟爱的慈善团体——“优生优育基金会”募捐，以此庆祝总统的生日。
在德国，1月30日也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1933年——也就是罗斯福第一届任期开始的那年——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十二年后的今天，人们认为，各条战线上的党的领袖们，都应该向他们的手下讲讲光明的前景，并且向他们保证，这场战争终会胜利。驻意大利的党卫军和警察首脑，党卫军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卡尔·沃尔夫尽职地召集起了手下的重要成员。他曾任希特勒的副官，大块头，精力充沛，头脑非常简单，笃信国家社会主义。他与党卫军全国领袖过往甚密，在写给党卫军全国领袖的私人信件上，他都署名为“小狼”。
然而，当沃尔夫看向他本来应该讲的那些话时——比如“最终的胜利”——它们全都卡在了喉咙里。如果没有奇迹发生，这场战争怎么可能胜利？结果，他即席讲了一番话，里面只字未提未来的光明日子。
讲话结束之前，沃尔夫已经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要去见他的上司希姆莱，要求他对一个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那些希特勒许诺说将会使战争取胜的惊人的飞机和神奇的武器到底在哪里？如果希姆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就会去问元首；如果问题仍然被回避，他将支持光荣的和平。他已经对意大利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好感。为什么他们要再多受一天煎熬？为什么又有一名党卫军成员或是国防军士兵要毫无必要地丧生？
沃尔夫打电话给希姆莱的司令部，得知党卫军全国领袖已远赴东部战场指挥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不过，如果非常必要的话，不久将有一项任命。沃尔夫说，几天内他将飞往德国。
那天下午，马丁·鲍曼——纳粹党二号人物，希特勒目前最为依赖的人——又给鲍曼夫人，他“亲爱的小妈咪”写了一封如往常一样多愁善感的信，寄往贝希特斯加登附近他们的住所。他建议她贮存干菜和“五十磅蜂蜜”，还对她谈到了东部战场上发生的种种暴行。
布尔什维克正在毁灭一切。他们视强奸为玩笑，视开枪屠杀——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为家常便饭。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些野蛮禽兽的手中。不过，我极其希望这种危险永远不要来临，希望元首可以如从前的许多次一样，成功地避开这次重击。有二三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你可以想象，在他们中间，有多少难以形容的痛苦与不幸。孩子们忍饥挨饿，寒冷至死，而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硬起心肠，更加猛烈地战斗，以挽救余下的同胞，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我们必须成功。
你最忠实的
M.
在鲍曼信中所提到的难民里，有三万多人正试图乘四艘客轮从海路逃回德国。船队刚刚绕过海尔半岛，离开但泽湾进入波罗的海，驶向汉堡附近的一个港口。四艘船中最大的一艘是荷重两万五千吨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它从未运载过如此多的旅客——一千五百名年轻的潜艇训练兵，还有将近八千名平民——是“卢西塔尼亚”号上人数的八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但泽有多少疯狂的难民挤上了船。尽管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船票和撤离的文件，仍有几百人偷偷上了船。有的藏在箱子里，有的穿上裙子，假扮成女人。为了从俄国人的手中逃脱，难民们无所不用其极，已经顾不得脸面。不久前在皮拉乌，有一艘难民船规定只许带小孩的成年人上船。于是，有些母亲就从甲板上把自己的孩子扔给码头上的亲戚。同一个小孩往往当了六七次船票。在混乱中，有些小孩掉进了水里，有些则被陌生人抢走。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向西驶入了浪涛滚滚的波罗的海。此时，一名中年难民，保罗·乌施德拉维特登上了甲板。他正是那些反对科赫，让自己的百姓出逃的东普鲁士地方官员之一。他本人和他的司机理查德·法比安则与一路挺进的红军勉强擦肩而过。
其他的三艘船正沿着波美拉尼亚海岸航行，以避开俄国的潜水艇。但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吃水太深，只能由一艘扫雷舰开道，独自行驶。乌施德拉维特四下寻找另外三艘船，不过只能看见一英里开外的扫雷舰。他很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早就查看好了船上的最佳逃生路径，以防船被炸沉。正在这时，船长通过扬声器宣布，有救生带的男子请立即将其交出，分发给妇女和儿童。禁止收听无线电，禁止使用手电筒。
波罗的海波涛汹涌，大多数妇女和儿童都晕船晕得厉害。因为禁止大家去栏杆处，船上很快就臭不可闻了。病号都被集中到船腹，那儿颠簸不那么猛烈。乌施德拉维特发现一把空闲的安乐椅，连忙坐了下来。在过去的一周里，他睡得很少。此刻，他一边打着瞌睡，一边想着是否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妻子。还有，如果他能安全抵达德国，是否会因为不服从科赫的严格命令而受到惩处呢？
船在距离波美拉尼亚海岸二十五英里的位置向西航行。还有很多灯亮着，在黑暗的波罗的海的映衬下，清晰地勾画出“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轮廓。晚上九点十分，乌施德拉维特被一声沉闷而又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他努力地想记起自己身在何处，这时，又传来了第二声巨响。他的司机法比安从他的身边冲了过去，对他的呼喊充耳不闻。然后是第三次爆炸声。那些早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该熄灭的灯光灭掉了。港口附近埋伏着一艘俄国潜艇，正等待着在必要时刻向客轮发射第四枚鱼雷——或者击沉赶来救援的任何船只。
乌施德拉维特起初以为是有人向船上投了炸弹。当他看到船身向港口方向倾斜时，才意识到是中了鱼雷。他沿着一条漆黑的走廊摸索前行，不知怎么就找到了他的行李。他取出一件毛皮里子的狩猎夹克、一顶滑雪帽、一把手枪，以及一个装着公文的地图盒。他打开窗户，跳到下一层的散步甲板上。这里没那么黑，他可以看见一个男人正挥动一把椅子，砸向一扇厚玻璃窗。那窗户不可能砸开。乌施德拉维特发现了一扇通往船头的门。他跑过去，看见喧嚷的人群正向甲板蜂拥而去。他们都没有救生带。在塞满了人的一道道门口，男人们用力推开歇斯底里的妇女和儿童，把他们挤到一旁，为自己撕扯出一条通路。高级船员们试图制止大家的恐慌。有几个人掏出手枪，做出威胁的手势，但是他们下不了狠心开火，结果被人群推搡到了一旁。
船身向港口的方向倾斜了二十五度。机房里的船员们仍坚守岗位，而其他船员则关闭了舱壁，开动了抽水机。甲板上，船员们与港口那侧的救生艇斗争着，可是吊柱冻得太结实了。发狂的乘客们推开船员，跌跌撞撞地滚进了救生艇。
船头，乌施德拉维特看见几朵红色的烟火腾空而起——是呼救信号——他希望尽快有船前来搭救。在他下方，是一片疯狂的景象。数百名旅客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手足并用地向正在翘起的船尾攀爬。他登上梯子，朝剩下的救生艇爬去。一条铁梁掉落在他前面；他跳了回来，绕过舰桥。突然，“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猛地一歪，他听到了无数失魂落魄的尖叫。他转过身来，只见几名妇女和孩子从一艘翻倒的救生艇上跌进了漆黑一片的大海之中。
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是一名妇女。在码头等船时两人曾交谈过。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还有两个孩子紧拉着她的裙子。“救救我！”她哭喊道，“您是个男人，您一定知道我该怎么办！”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船都开走了。这时，他想起了橡皮筏。“跟着我，”他说，“我试试找个橡皮筏，来救你和孩子们。”
“你疯了！我不能让孩子们待在冰冷的水里。”她愤怒地盯着他，“你们男人只会袖手旁观，无计可施。”她惊恐地瞪大眼睛，拥着孩子们向后甲板走去。
她的恐惧让乌施德拉维特动摇了。他看向狂暴的波涛。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冰冷刺骨。他听见几声枪响，压过了尖叫声。波涛溅起的飞沫打湿了他的脸庞。他突然感到本能的恐惧：他不想死。他怎么能够留下妻子孤单一人在这样的世界上？终于，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要体面地死去。”他想。他记起曾经有个海军军官禁止他在船上吸烟，当时他开玩笑地回答：“如果船沉了，就肯定会允许我吸烟。”他决定在死之前最后吸一支烟。吸了几口之后，他把烟丢进水中，然后又点燃一支，又神经兮兮地扔掉了。第三支烟，他终于吸完了。
“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抽烟？”有人气愤地问道。那是一名高级军官，胸前佩戴着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你也来一支吧。不管怎样，很快就能抽完了。”
那人像看个疯子一样看看他，嘟哝了一句什么，然后消失了。一名船员在船栏杆旁边脱下制服，跳入水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昏暗之中拖着步子，向乌施德拉维特走了过来。那是一名潜艇训练兵。他面色苍白，两眼圆睁，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大腿。一块腿骨从他的制服裤子里刺了出来，鲜血淌到了结冰的甲板上。
“怎么搞的，孩子？”乌施德拉维特问道。
“刚刚在下面，我被一块弹片打中了。这下我要完蛋了，妈的！”他慢慢地移步走开，转过身去，“下面……上千人像老鼠一样快被淹死了。过不了多久，我也要和他们一道去了。”
有三艘船赶来援救：两艘六百吨的驱逐舰——“T-36”号和“雄狮”号，还有一条驳船。十点钟，“T-36”号的舰长黑林观测到了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他驾着驱逐舰向其驶近。这时，他看到那艘驳船已经靠近了“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但是浪头太大，两艘船开始相互碰撞。人们惊慌失措，纷纷从客轮的上层甲板向摇摆不定的驳船跳去。一些人安全落地，但很多人却落进水里，在两船之间被挤得血肉模糊。黑林意识到，如果自己也靠过去，实在很不明智；他的船舷很可能会被压断。他只能停在一边救援幸存者。他关掉发动机，这样的话，声波探测仪可以更容易地定位那些敌方潜艇。他知道，它们肯定埋伏在水下，等候着更多的受害者。
乌施德拉维特不知道救援的船只就在一旁，他紧握住栏杆，以防在倾斜的甲板上滑倒。“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船头几乎已经完全没进了水中。他看见一名海军上尉，于是大声喊道：“现在彻底完了！”上尉爬了过来；正是禁止他吸烟的那名军官。“过来，我们要想办法活命。”他对乌施德拉维特说，“爬到左舷去，我们给你放一只救生筏，你要抓紧。快，不然就来不及了。”
海风在乌施德拉维特的耳边呼啸着，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向舰桥爬下去。他在结冰的甲板上一滑，砰地撞到了栏杆上。“快！”他喊道。上尉和三个训练兵解下一只救生筏，向乌施德拉维特推去。救生筏冻得硬如岩石，正撞在了他的胫骨上。幸亏他穿了那双厚重的靴子，才没把骨头撞断。不过，他甚至都没对自己的疼痛多加思考。
五人刚刚爬上救生筏，一个巨浪就突然打来，猛地把他们推到了舰桥的窗上。乌施德拉维特看着玻璃那边盯着他的人，他们就好像是在鱼缸里一样。这简直是个怪异的梦。又一波浪头把他打进了海里。突如其来的寒冷让他突然有了精神，奋力游向漂走的救生筏。不知为何，恐惧已经化为乌有。他和其他四人紧紧抓住了救生筏。
“划，快划，我们要被卷进浪里了！”上尉喊道。五个人都用一只手攀住救生筏，另一只手疯狂地划动着。前进了五十码之后，乌施德拉维特的皮毛夹克和靴子坠得他直往下沉，他试图爬进救生筏里，但是上尉告诉大家，再过五十码再上去。
最后，他们终于笨拙地爬上了救生筏。乌施德拉维特第一次认为，自己可能会死里逃生。他回头望去，只见那艘大客轮的后甲板高高翘起，就像一座倾斜的塔楼。他可以听见数百名妇女和儿童的尖叫。这骇人的声音几乎使他发狂。这是这恐怖的一夜中最为可怕的一幕。
船头沉得更深了；大船开始颤抖。舱壁已然坍塌，海水涌进了下层甲板。随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向一侧翻去，船上的尖叫声更为惨烈。乌施德拉维特面目狰狞，也尖声叫喊起来：“要是这一切再不结束……”上尉紧紧地扶着他的肩膀。
缓慢的翻转开始加速，“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汽笛长鸣，轰然倒向了一侧。五个人看着大船的轮廓开始下沉，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直到踪影全无。
“还有个人活着。”上尉大喊。
乌施德拉维特看见一条胳膊探出海面，便一把抓住了它。他把一名年轻的船员拉上了救生筏。现在，筏上有六个人了。他们坐在寒风中，浑身瑟瑟发抖，默默地凝视着大海。系着救生带的尸体漂浮在他们周围。幸存者们情绪低落，不愿开口。每次被推到浪尖上时，他们都能看到不远处有一条救生艇——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这是他们附近唯一的生命迹象。
乌施德拉维特注意到，救生筏里的海水正缓缓地漫上他的腿，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我相信我们正在下沉。”上尉说。另一波巨浪袭来，他们又看到了自己的邻居——那艘救生艇，这时上尉命令大家用双手划水。他请求登上救生艇，但是有人答道，船上的人已经太多了。当筏上的几人还在继续用手划水时，救生艇飞快地划着桨离开了。
乌施德拉维特用一片木头当桨划，直到意识到自己的双手已经失去知觉。他扔掉木头，又用手划起来。在那一瞬间，生命似乎重新回到了他们身上。上尉一直在呵斥那四名年轻船员，让他们快点；四人嘟嘟囔囔发着牢骚，不过还是服从了。
“T-36”号和“雄狮”号在黑暗中漂动着。它们仍然关着发动机，只是在船侧放下了救生网，打捞幸存者。突然，“T-36”号的声波探测仪发现了一艘潜艇。黑林立刻开启发动机，避开了潜艇。
“看！我们的驱逐舰！”筏上突然有人喊道。所有人都开始奋力划水。起初乌施德拉维特什么也看不见，不久，一个隐约的黑影在一百码开外显现了出来。接着，一束探照灯的光线扫了过来，照在他们身上。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情是，一个浪头把救生筏打向了“T-36”号。上尉抓住从驱逐舰上扔下来的一根绳子，让四名船员依次爬了上去。乌施德拉维特催上尉赶紧上去，但是上尉紧握住绳子，简单地说：“你快上，我最后一个上。”有人抓住了乌施德拉维特的胳膊，他被猛地拽上了“T-36”号。当他踉跄着从晃动不已的甲板上站起来时，发现救生筏正向远处漂去，而上尉还留在上面。
在下面，乌施德拉维特得到了悉心的照顾。船员们脱去他的衣服，用毯子包好，然后把他像包裹一样放在一张吊床上。他浑身颤抖；突如其来的温暖比严寒更使人痛苦。然而，他心里唯一惦记的，是救生筏上的上尉——是他拯救了大家的生命。
黑林从波罗的海中总共打捞起了六百多人。其中一些已经被冻死，其他的也奄奄一息。突然，又一艘潜艇出现在声波探测仪的屏幕上，“T-36”号被迫立即逃离，迂回前进以躲避鱼雷。正在这时，元首的声音在扬声器里隆隆响起，开始颂扬十二年前他掌权的那个伟大日子。接着，扬声器突然不响了。一个船员走了进来，告诉打着寒战的满屋乘客不要害怕，“不过我们马上要发射几枚深水炸弹”。他的话音未落，就听见了一声沉闷的重击，船体因反作用力而抖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声轰鸣，再一声。殊死的决斗继续进行着。潜艇发射了第二枚鱼雷。黑林掉转自己的船，又一次逃离了危险。
妇女和儿童抽泣着；这简直比沉船更糟糕，因为她们本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乌施德拉维特身边是个满脸泪水的十六岁男孩。当“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船长宣布只有妇女和儿童才能保留救生带时，他交出了自己的。后来，他的母亲说服了他，让他套上自己的救生带，因为那样他就可以救她了。可是，在恐慌之中，他们失散了。“如果我没拿那条救生带，妈妈就还会活着。”他一次次地对乌施德拉维特说，“我会游泳。”
救援船只搭救的仅有九百五十人。其余的八千多人都丧生在这次最大的海难之中——相当于“泰坦尼克”号海难失踪人数的五倍多。
黎明时分，“T-36”号起程向科尔贝格驶去。所有男性幸存者都被要求聚集到甲板上。乌施德拉维特登上舷梯。站在他前面的正是他的司机法比安。两个男人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对于乌加滕村来说，这同样是恐怖的一夜。前一天中午，俄国联络官西奥多修斯·伊尔什科中校来到了这里，为富勒的手下带来很多食物和酒。他说，乌加滕村将成为盟军掉队士兵的集结点，并任命这个得克萨斯人为这里的司令官。在告诫富勒要好好维护这里的治安之后，伊尔什科离开了——带走了富勒收缴的所有武器。
朱可夫的先头部队离开乌加滕村向柏林挺进，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到达乌加滕村以西十英里处的重镇兰茨贝格时，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冲突，但是1月31日上午十时左右，战斗便已结束。
部队继续西进，接近了奥得河畔的屈斯特林市。这里离帝国总理府仅余五十二英里，有一条直达那里的公路。中午时分，IIIC战俘营的美国士兵排成五路纵队匆匆离开战俘营；突然，数枚七十五毫米的炮弹在他们的正前方炸了开来，与此同时，机枪的子弹也横扫而至。美国人看见三辆“沙曼”坦克正朝他们开来，猜测那是俄国人的队伍。技术军士查尔斯·斯特朗、上士赫尔曼·克利和下士莱莫恩·穆尔草草做了几面白旗，开始迎着坦克走去。但是不知何故，俄国人以为他们是匈牙利人，朝他们开了火。穆尔死了，克利受了伤。等俄国人发现自己是对盟军开了火时，美国人已经五伤五死。
在奥得河口以北九十五空英里处，佩内明德火箭实验中心的技术主管韦纳·冯·布劳恩博士正在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召开秘密会议。他们一起研制出了A-4火箭，并认为这是太空飞行的第一步。然而，希特勒却把它看成是一件远程武器，因此戈培尔把它重新命名为V-2，即复仇
2号。
布劳恩对他的助手们解释说，他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今天接到了两个互相冲突的命令——都是党卫军官员下达的。党卫军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汉斯·卡姆勒博士被希姆莱任命为这一项目的特派员。他今天发来电报，指示火箭专家们撤往德国中部。而希姆莱本人，作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又发来急件，命令布劳恩手下的所有工程师参加人民冲锋队，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助这一地区防范日益逼近的红军。
“德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冯·布劳恩博士继续说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是我们的团队第一个在抵达外层空间的研究上有所成就。因为坚信这枚火箭在和平时期的伟大前景，我们承受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如今，我们肩负重任。每个战胜国肯定都希望拥有我们的知识。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这份遗产托付给哪个国家？”
留在原地，投身于俄国人的建议被断然否定了。最终，他们一致同意向美军投降。第一步是服从卡姆勒的命令，向西撤退。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撤退的准备工作至少要花上两周，而他们已经可以听到南边隐约传来的朱可夫的隆隆炮声。
尽管东部战线噩耗不断，希特勒却并未气馁。下午的会议之后，有些与会者没走，留下来听希特勒随意地谈论着政局。元首偶尔会召开这种非正式的会议，目的是说服他的军事领袖们——尤其是像古德里安那种只会讲军事术语的人——现代战争与经济、地缘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了希特勒有着绝佳的记忆力。当他在谈话中提到大量从粗略浏览过的书刊中记住的事实和数据时，会让人觉得他对复杂问题的领悟和见解非常深刻。会场的气氛很轻松，希特勒像个教授面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般讲着话。他首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发动阿登战役。他说，他终于意识到，战争不再是仅凭军事手段便能取得胜利。唯一的解决方式是与西方之间达成体面的和平。这样，他便可以用德国的全部力量去对付东方。但是，要取得这一和平，他首先必须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因此，他召集一切可用的力量去进攻阿登，并试图打到安特卫普，从而揳入英国和美国之间。一直以来，丘吉尔几乎和他一样惧怕布尔什维克，这次军事上的挫败很可能会成为首相的一个借口，使他坚持与德国达成某种协商。希特勒承认，这场赌博在军事上失败了，然而却赢得了某种意料之外的心理上的胜利。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公开地就战争的打法激烈地争执不休，盟军的分裂近在咫尺。
古德里安一直不耐烦地看着自己的表，但是年轻的军官们——比如元首的武装党卫军副官，身高六英尺的奥托·京舍——却似乎痴迷其中。希特勒又在解释他为什么不听古德里安的意见，没让党卫军大将（相当于美国的上将）约瑟夫·“塞普”·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师去对付朱可夫或者科涅夫，而是将其从阿登调往了匈牙利。“个中缘由，”他说，“远远超出了军事上的意义。首先，迪特里希即将发动一次突袭，这不仅能挽救他们在匈牙利最后的石油资源，还能使他们重获罗马尼亚的石油。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他在赢取时间。总有一天，西方会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会与德国一同发起一场联合运动。丘吉尔和我一样，深知如果红军攻占了柏林，那么欧洲的一半就会立即变成共产主义者的，过不了几年，剩下的一半也会被吞掉。”
“我从来不愿意和西方打仗，”他突然略带痛苦地说道，“是他们逼我这样。”然而，俄国的计划日益昭彰。他继续道，斯大林最近表示，承认由共产主义者支持的波兰的卢布林政府。对此，就连罗斯福也不得不睁开眼睛。“时间是我们的盟友。”他补充道。这就是他为什么决定让库尔兰集团军群留在拉脱维亚。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当英国人和美国人最终加入德国的阵营时，距列宁格勒仅三百五十英里的拉脱维亚，将成为他们联合进攻的桥头堡。同样，他们在东部固守的那些要塞，在将来英美德联军横扫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时，会成为一块块跳板。这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
这一联合进攻，希特勒愈加兴奋地说道，已然唾手可得。他用一支红色铅笔在一份关于英美内乱的外交部报告上鲜明地画了几道。“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喊道。人们正在反对罗斯福和丘吉尔当前的政策，很快便会要求与德国议和，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赤色俄国开战。他因为激动而抬高了嗓门，提醒他的听众们说，1918年，祖国被总参谋部在背上捅了一刀。要不是他们过早地投降，他说，德国本来可以取得体面的和平，不会出现当时战后的混乱，也不会有共产党篡国的尝试，更不会出现经济萧条。
“这一次，”他恳求道，“我们一定不能在黎明即将到来之时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