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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深谋远虑

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说明他们充其量只不过“乱世枭雄”,也反过来证明只有曹操才是天才的政治家。因为只有曹操,才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采取了一种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么,曹操的策略是什么呢?

前面讲到了董卓、袁绍和袁术这三个“乱世枭雄”在皇帝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这三种决策,即便不能说是错误,至少也是不高明,因为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相比之下,曹操的做法显然高明得多。他既不废立,也不另立,更不自立,而是把现任皇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然后,利用现任皇帝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号令天下,征讨四方。

这就是通常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其实,“挟天子”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包括曹操是否打算这样做和是否能够这样做,都可以讨论。因为无论曹操还是他的谋士,都没有说过这句话,也没有使用过“挟天子”的提法。这话是别人说他的。比如诸葛亮就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集团的人也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袁绍则说曹操居然还想“挟天子以令我”。我们知道,那时的政治斗争很是激烈。对手的话,不一定靠得住。

曹操方面的说法是“奉天子”,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毛玠),或者“奉天子以令天下”(贾诩)。这两种说法,看起来大同小异,其实相去甚远。那么,“奉天子”和“挟天子”又有什么不同?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给曹操出的主意?曹操是怎样实施的?他这样做了以后,又有什么好处?

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简略地介绍一下当时情况。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发动宫廷政变,谋杀了董卓。这件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说成是王允施了美人计和离间计。这当然是小说家言,貂蝉这个人也是元代的戏剧家编出来的。元代杂剧《连环计》说,貂蝉姓任,是任昂的女儿,名叫红昌,因为在皇宫里管貂蝉冠,所以叫貂蝉。不过吕布和董卓的侍婢偷情,大约确有其事;董卓因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拎起手戟就扔向吕布,也大约确有其事。吕布向王允诉苦,说董卓好几次要杀他,感到害怕,也是事实。这些事,《三国志》里面都有记载。《三国志·吕布传》说,王允发现这个情况,就要吕布参加他们的行动,并担任杀手。吕布犹豫,说“奈如父子何”。王允说:“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吕布就在董卓上朝时把他杀了。

这件事当然大快人心。据《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董卓死后,横尸街头,看守尸体的人在董卓的肚脐眼上插了根灯芯,把董卓充满肥油的肚子变成了一盏灯,而且一点就着,通宵达旦。但是,胜利之后的王允也犯了和袁绍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大开杀戒,株连无辜,蔡文姬的父亲、大学者蔡邕也被诛杀。据《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杀蔡邕的时候,很多人表示反对,前来劝说。王允却说,当年孝武皇帝没把司马迁杀了,结果留下一本坏书。现在国运衰落,兵荒马乱,董卓的军队就在京郊,怎么能让一个奸人拿着笔站在年幼的皇帝身边?这事虽然被裴松之认为不实,但王允杀蔡邕,杀很多人,打击一大片,却是事实。

这就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杀回长安。结果这回轮到王允暴尸街头了,只有吕布从武关杀出,到南阳投奔了袁术,朝政则落到了董卓旧部李傕(音觉)和郭汜的手里。这两个人一点也不比董卓文雅,可怜的汉献帝刚刚脱离虎口又进了狼窝。更糟糕的是,这两只狼还要窝里斗。李傕把皇帝抢到自己营里,郭汜则把百官抢到自己军中,正所谓“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后来,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死者数万,这才稍微安静下来。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七月,李傕的部将杨奉和董太后的侄子董承等人开始护送天子还京(洛阳)。这一去就是一年的颠沛流离,天子又变成了浪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皇帝终于回到了洛阳。面对被董卓烧毁破败不堪的京城,天子欲哭无泪。

如此混乱的局面,对于国家和民族当然是大大的不幸,却给了争霸的关东诸侯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对他们也是一次考验,既考验他们对国家民族是否忠诚,也考验他们能不能抓住发展壮大自己的机遇。现在看来,曹操集团考试合格。曹操到了兖州后,他的谋士毛玠(音介)与他有过一番谈话。这番话,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曹操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基础,堪称“曹操版”或“毛玠版”的《隆中对》。

毛玠首先为曹操分析了形势。他指出,当时的情况,是社会动乱(天下分崩),国本动摇(国主迁移),经济崩溃(生民废业),灾难流行(饥馑流亡),可谓国既不泰(公家无经岁之储),民也不安(百姓无安固之志)。这样下去,决非长久之计(难以持久)。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这个事业,就是所谓“霸王之业”。但是,那些有此条件的人,比如袁绍、刘表,虽然实力强大(士民众强),却目光短浅(无经远之虑),不知根本(未有树基建本者也)。根本是什么?一是正义,二是实力。实力当中,又首先是经济实力。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粮饷,是打不了仗的。实际上,战争并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经济力量的较量。当然,战争也不仅仅是实力的较量,更是人心的较量。得人心者得天下。有了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也就能克敌制胜,这就叫“兵义者胜”。有了经济的力量,就财大气粗,也就能进退自如,这就叫“守位以财”。总之,有了这两条,就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毛玠向曹操提出三项建议,即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毛玠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为什么要“奉天子”呢?因为在当时,皇帝不但是国家元首,而且是上天的嫡子,即“天子”,也是天下人的父亲,即“君父”。这个观念,早在西周时就形成了。西周虽然没有皇帝,天子却是有的,即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后来,秦灭六国,天下一统,“王制”变成了“帝制”,“共主”变成了“独主”,但取代了“王”的“皇帝”却仍然是“天子”。现在,上天的嫡子、天下人的父亲颠沛流离,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割据一方的诸侯都不伸手救援,许多人是愤愤不平看不下去的。如果有人能够尊奉天子,无疑会大得人心。这就是毛玠深谋远虑的地方。至于“修耕植,畜军资”,其意义则已如前说。总之,“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修耕植”是经济战略,“畜军资”是军事战略,所以说毛玠的话是“纲领性文件”。

曹操立即就采纳了毛玠的建议(《三国志》的说法是“敬纳其言”),而且予以实施。前面讲过的“屯田”,就是“修耕植,畜军资”。另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奉天子”了。

但是这并不容易。毛玠提出建议后,曹操就派使者前往长安,联系朝廷,却被河内太守张杨拦住,不得过境。这时,一个名叫董昭的人出来帮了大忙。董昭这个人,按照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的说法,在三国中连次要人物也够不上。但我以为,董昭的“戏份”虽然不重,每次出场却都在节骨眼上。比方说,曹操的迎奉天子,陈迩冬先生就谓之“董昭教打‘皇帝牌’”;后来曹操成为“魏公”、“魏王”,《三国志》也说“皆昭所创”。其实曹操的这些事,并非董昭一人之功。比如“奉天子以令不臣”,就首先是毛玠的建议。不过,这件事能够办成,董昭的作用确实很大。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因为袁绍听信谗言对他产生怀疑,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半路被张杨收留。董昭见曹操的使者被张杨拦截,就对张杨说,将军不要以为袁绍和曹操是一家,我看他们两个总有一天会翻脸,而胜利者必定是曹操,因为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现在曹操代理了兖州牧,派使节去朝见天子,路过将军这里(其实被张杨挡住),这就是将军和曹操的缘分啊!将军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将来你们就是好朋友了。于是张杨就上书朝廷,表荐曹操。董昭又自己掏钱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和郭汜送礼,从此曹操和朝廷有了来往。这是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事。

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十月,曹操正式做了兖州牧,力量更强大了;而汉献帝也在次年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七月,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洛阳,迎奉天子的条件更为成熟。曹操便派他的堂弟、扬武中郎将曹洪去洛阳,却遭到卫将军董承和袁术的拦截。这时又多亏了董昭。董昭的办法是去找杨奉。因为他发现皇帝身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当中,杨奉的实力最强而根基最浅,很希望得到外援。于是董昭便自作主张替曹操写了一封信。信里先是吹捧了杨奉一番,然后说现在天下这么混乱,“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也就是应该联合起来。怎么联合呢?“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而且,董昭还替曹操信誓旦旦:“死生契阔,相与共之。”这话说得杨奉点头称是,就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还承袭了父爵费亭侯。正好这时董承在朝廷里和别人闹了矛盾,也派人请曹操出兵洛阳。曹操迎奉天子的障碍没有了。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十八日,曹操进入洛阳,拜见了汉献帝。他带来了皇帝久违了的问候,也带来了皇帝许久不见的粮食和酒肉。君臣相见,想必感慨万千。曹操万万没有想到,至尊天子的饮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皇帝也没有想到,在这混乱的年头居然还当真有人惦记他,尊奉他。于是天子下诏,授予曹操符节和黄钺,录尚书事。授予符节,就有了军中执法权;授予黄钺,就有了内外指挥权;录尚书事,就有了最高行政权。曹操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这一步也实在只能算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这时的皇帝,其实被捏在别人手上,并没有什么权威。曹操要在别人的地盘依靠并没有权威的皇帝行使什么军中执法权、内外指挥权和最高行政权,奉天子以令不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此,他还必须迈出第二步——把皇帝弄到自己身边去。

第二步的迈出也有董昭的功劳。曹操到了洛阳以后,和董昭有过一次谈话。他请董昭和自己坐在一起,感谢董昭暗中为自己做的一切,同时也问计于董昭。董昭说,将军举义兵,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这是当年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呀!但是,现在天子身边的这些将军,“人殊意异,未必服从”。如果留在洛阳辅佐皇上,“事势不便”。唯一的办法,就是“移驾幸许”,也就是请皇上到将军的根据地许县去。不过,董昭也指出,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董卓把皇帝劫持到长安,弄得民怨沸腾。现在皇帝好不容易回到了洛阳,天下人都翘首以待,希望从此安定下来。如果又要皇上移驾,恐怕人心不服。这就是“非常之事”了。然而,董昭强调:“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

这其实是考曹操的魄力了。曹操马上说,这正是我的打算。只不过杨奉就在附近,听说他的军队很厉害,只怕不会给我方便。董昭说,无碍。杨奉这个人,有勇无谋,又没有党羽,是可以忽悠的。将军不妨先给杨奉写一封信,送上厚礼,就说洛阳没有粮食了,要就食于鲁阳。鲁阳距离许县不过咫尺,岂不是说去就去了?鲁阳离杨奉所在的梁县也不远,杨奉必不怀疑,何忧之有呢?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许县。

这下子杨奉才发现上当了。董昭以曹操的名义给他写信的时候,他还真以为曹操会像信中所写的那样和他合作,他出兵,曹操出粮,由他主持朝政,曹操做外援。他哪里知道,曹操这个人,岂是给别人当后勤部长的?别人给他当后勤部长还差不多!当然,杨奉也更想不到曹操居然会以“暂幸鲁阳”之名,行“迁都许县”之实。气急败坏的杨奉想和曹操算账,却被曹操抄了老窝,最后只好去投奔袁术。

迁都许县的皇帝暂时住进了曹操的行辕,天子感到很满意。到许县之前,皇帝和朝官们已经和叫花子差不太多。据《后汉书·献帝纪》,当时在洛阳,天子临时住在老太监赵忠的宅子里,而“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尚书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饿死或被乱兵杀死。曹操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在做这些事时,非常地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更令天子感动的是,曹操在为他提供日用品的时候,采取的是“归还公物”的方式,还上了一道《上杂物疏》。曹操说,这些东西都是先帝赐给臣祖上的。先帝赐给臣祖,是先帝的恩宠,臣祖也是供奉在家里,从来不敢使用。现在皇上起居不便,臣又无尺寸之功,哪里还敢留下?理应归还。

这一手实在漂亮。我们知道,帮助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觉得受了施舍,欠了人情,更不能老是提醒别人受了自己的帮助。许攸就错在这里,最后死于非命。当然,臣下给皇上送东西,历来是叫做“孝敬”的。但在这个非常时期,“孝敬”和“施舍”也没有太大区别。这个时候,臣下能够说一声“孝敬”,就算是给足了面子。然而曹操居然说是“归还”!“归还”和“孝敬”是不同的。你再说“孝敬”,那东西也是你的,皇帝还是欠了你一个人情。“归还”却意味着那东西原本是皇帝的,曹操一点人情都没有。皇帝既受之无愧,曹操也理所应当。这就把人情做足了。做人情,又显得不是做人情,曹操实在高明。

曹操的这份细心不能不让皇帝感动,也不能不让他认为曹操是大大的忠臣。感动之余,皇帝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忠臣,甚至庆幸上天赐给他这样一个救星。他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货在军阀们的手上倒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于是,天子下诏,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武平侯是县侯,比原来那个只是亭侯的费亭侯高了两级(亭侯之上是乡侯,乡侯之上是县侯)。更重要的是,大将军是武帝以来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实际上比“三公”的地位还高,权力还大。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程序,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他可以“令诸侯”了吗?

不能。第一个,袁绍就不听他的。曹操当了大将军以后,大约是为了平衡,或者是为了安抚一下老朋友,又以皇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袁绍便马上就跳起来了,拒不接受。因为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地位却在大将军之下。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袁绍气愤地对人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反倒跑到我头上撒尿来了,什么东西!难道他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

这就十分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了。袁绍这个人,虽然出身高贵,却其实小心眼。这也是他最后终于要失败的原因之一。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时不可和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袁绍这下以为得了面子和甜头,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他的号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辖区范围,当大将军和小将军没什么两样。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也没什么面子,徒然让后人耻笑而已。

更何况,曹操可以给他“面子”,却不会给他“里子”,也不会听他指挥。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袁绍要曹操胡乱找个茬子把杨彪和孔融杀了,曹操就不听他的。曹操知道袁绍和杨彪、孔融有过节,自己也不喜欢杨彪和孔融,却知道现在不是杀人的时候,更不能乱杀名士。就算要杀,也是曹操自己的事,岂能由袁绍来指挥?于是曹操就一本正经地给袁绍回了一封信,说现在的情况,是“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君臣将相,既不同心,也不同德,“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这个时候,作为帝国的执政者,即便以最坦诚的心态去对待别人,恐怕也难以取信于人。如果还要杀他一个两个,岂不弄得人人自危?想当年,高皇帝册封和他有过节的雍齿为侯,就安定了整个朝廷,这事阁下难道忘了吗?袁绍得信,气了个半死,认为曹操表面上大公无私(外托公义),实际上心怀鬼胎(内实离异),还要和他打官腔,就恨得咬牙切齿。

曹操当然很清楚袁绍的心思,也很清楚他和袁绍总有一天会公开翻脸。不过,袁绍这么一闹,也让曹操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了。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还得靠拳头打出来。

因此,说曹操都许之后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了,是不对的。当时他并没有这个能耐,也未必有这个想法。因为毛玠的建议,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并非“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两个说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从中央;令诸侯,是要别人服从自己。因此,“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政治纲领,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政治策略,目的是实现个人的野心。这两个说法,岂能混为一谈?

那么,曹操的真实想法,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GGopAxFWHVgmcWKp0MIoi0a4wIMCghIwnRUeq6WgSqs1rRj9A7mfUOtRrYXEnt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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