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深谋远虑

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说明他们充其量只不过“乱世枭雄”，也反过来证明只有曹操才是天才的政治家。因为只有曹操，才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采取了一种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么，曹操的策略是什么呢？

前面讲到了董卓、袁绍和袁术这三个“乱世枭雄”在皇帝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这三种决策，即便不能说是错误，至少也是不高明，因为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相比之下，曹操的做法显然高明得多。他既不废立，也不另立，更不自立，而是把现任皇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然后，利用现任皇帝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号令天下，征讨四方。

这就是通常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其实，“挟天子”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包括曹操是否打算这样做和是否能够这样做，都可以讨论。因为无论曹操还是他的谋士，都没有说过这句话，也没有使用过“挟天子”的提法。这话是别人说他的。比如诸葛亮就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集团的人也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袁绍则说曹操居然还想“挟天子以令我”。我们知道，那时的政治斗争很是激烈。对手的话，不一定靠得住。

曹操方面的说法是“奉天子”，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毛玠），或者“奉天子以令天下”（贾诩）。这两种说法，看起来大同小异，其实相去甚远。那么，“奉天子”和“挟天子”又有什么不同？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给曹操出的主意？曹操是怎样实施的？他这样做了以后，又有什么好处？

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简略地介绍一下当时情况。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发动宫廷政变，谋杀了董卓。这件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说成是王允施了美人计和离间计。这当然是小说家言，貂蝉这个人也是元代的戏剧家编出来的。元代杂剧《连环计》说，貂蝉姓任，是任昂的女儿，名叫红昌，因为在皇宫里管貂蝉冠，所以叫貂蝉。不过吕布和董卓的侍婢偷情，大约确有其事；董卓因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拎起手戟就扔向吕布，也大约确有其事。吕布向王允诉苦，说董卓好几次要杀他，感到害怕，也是事实。这些事，《三国志》里面都有记载。《三国志·吕布传》说，王允发现这个情况，就要吕布参加他们的行动，并担任杀手。吕布犹豫，说“奈如父子何”。王允说：“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吕布就在董卓上朝时把他杀了。

这件事当然大快人心。据《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董卓死后，横尸街头，看守尸体的人在董卓的肚脐眼上插了根灯芯，把董卓充满肥油的肚子变成了一盏灯，而且一点就着，通宵达旦。但是，胜利之后的王允也犯了和袁绍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大开杀戒，株连无辜，蔡文姬的父亲、大学者蔡邕也被诛杀。据《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杀蔡邕的时候，很多人表示反对，前来劝说。王允却说，当年孝武皇帝没把司马迁杀了，结果留下一本坏书。现在国运衰落，兵荒马乱，董卓的军队就在京郊，怎么能让一个奸人拿着笔站在年幼的皇帝身边？这事虽然被裴松之认为不实，但王允杀蔡邕，杀很多人，打击一大片，却是事实。

这就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杀回长安。结果这回轮到王允暴尸街头了，只有吕布从武关杀出，到南阳投奔了袁术，朝政则落到了董卓旧部李傕（音觉）和郭汜的手里。这两个人一点也不比董卓文雅，可怜的汉献帝刚刚脱离虎口又进了狼窝。更糟糕的是，这两只狼还要窝里斗。李傕把皇帝抢到自己营里，郭汜则把百官抢到自己军中，正所谓“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后来，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死者数万，这才稍微安静下来。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七月，李傕的部将杨奉和董太后的侄子董承等人开始护送天子还京（洛阳）。这一去就是一年的颠沛流离，天子又变成了浪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皇帝终于回到了洛阳。面对被董卓烧毁破败不堪的京城，天子欲哭无泪。

如此混乱的局面，对于国家和民族当然是大大的不幸，却给了争霸的关东诸侯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对他们也是一次考验，既考验他们对国家民族是否忠诚，也考验他们能不能抓住发展壮大自己的机遇。现在看来，曹操集团考试合格。曹操到了兖州后，他的谋士毛玠（音介）与他有过一番谈话。这番话，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曹操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基础，堪称“曹操版”或“毛玠版”的《隆中对》。

毛玠首先为曹操分析了形势。他指出，当时的情况，是社会动乱（天下分崩），国本动摇（国主迁移），经济崩溃（生民废业），灾难流行（饥馑流亡），可谓国既不泰（公家无经岁之储），民也不安（百姓无安固之志）。这样下去，决非长久之计（难以持久）。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这个事业，就是所谓“霸王之业”。但是，那些有此条件的人，比如袁绍、刘表，虽然实力强大（士民众强），却目光短浅（无经远之虑），不知根本（未有树基建本者也）。根本是什么？一是正义，二是实力。实力当中，又首先是经济实力。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够的粮饷，是打不了仗的。实际上，战争并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经济力量的较量。当然，战争也不仅仅是实力的较量，更是人心的较量。得人心者得天下。有了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也就能克敌制胜，这就叫“兵义者胜”。有了经济的力量，就财大气粗，也就能进退自如，这就叫“守位以财”。总之，有了这两条，就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毛玠向曹操提出三项建议，即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毛玠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为什么要“奉天子”呢？因为在当时，皇帝不但是国家元首，而且是上天的嫡子，即“天子”，也是天下人的父亲，即“君父”。这个观念，早在西周时就形成了。西周虽然没有皇帝，天子却是有的，即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后来，秦灭六国，天下一统，“王制”变成了“帝制”，“共主”变成了“独主”，但取代了“王”的“皇帝”却仍然是“天子”。现在，上天的嫡子、天下人的父亲颠沛流离，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割据一方的诸侯都不伸手救援，许多人是愤愤不平看不下去的。如果有人能够尊奉天子，无疑会大得人心。这就是毛玠深谋远虑的地方。至于“修耕植，畜军资”，其意义则已如前说。总之，“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修耕植”是经济战略，“畜军资”是军事战略，所以说毛玠的话是“纲领性文件”。

曹操立即就采纳了毛玠的建议（《三国志》的说法是“敬纳其言”），而且予以实施。前面讲过的“屯田”，就是“修耕植，畜军资”。另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奉天子”了。

但是这并不容易。毛玠提出建议后，曹操就派使者前往长安，联系朝廷，却被河内太守张杨拦住，不得过境。这时，一个名叫董昭的人出来帮了大忙。董昭这个人，按照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的说法，在三国中连次要人物也够不上。但我以为，董昭的“戏份”虽然不重，每次出场却都在节骨眼上。比方说，曹操的迎奉天子，陈迩冬先生就谓之“董昭教打‘皇帝牌’”；后来曹操成为“魏公”、“魏王”，《三国志》也说“皆昭所创”。其实曹操的这些事，并非董昭一人之功。比如“奉天子以令不臣”，就首先是毛玠的建议。不过，这件事能够办成，董昭的作用确实很大。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因为袁绍听信谗言对他产生怀疑，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半路被张杨收留。董昭见曹操的使者被张杨拦截，就对张杨说，将军不要以为袁绍和曹操是一家，我看他们两个总有一天会翻脸，而胜利者必定是曹操，因为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现在曹操代理了兖州牧，派使节去朝见天子，路过将军这里（其实被张杨挡住），这就是将军和曹操的缘分啊！将军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将来你们就是好朋友了。于是张杨就上书朝廷，表荐曹操。董昭又自己掏钱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和郭汜送礼，从此曹操和朝廷有了来往。这是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事。

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十月，曹操正式做了兖州牧，力量更强大了；而汉献帝也在次年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七月，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洛阳，迎奉天子的条件更为成熟。曹操便派他的堂弟、扬武中郎将曹洪去洛阳，却遭到卫将军董承和袁术的拦截。这时又多亏了董昭。董昭的办法是去找杨奉。因为他发现皇帝身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当中，杨奉的实力最强而根基最浅，很希望得到外援。于是董昭便自作主张替曹操写了一封信。信里先是吹捧了杨奉一番，然后说现在天下这么混乱，“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也就是应该联合起来。怎么联合呢？“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而且，董昭还替曹操信誓旦旦：“死生契阔，相与共之。”这话说得杨奉点头称是，就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还承袭了父爵费亭侯。正好这时董承在朝廷里和别人闹了矛盾，也派人请曹操出兵洛阳。曹操迎奉天子的障碍没有了。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十八日，曹操进入洛阳，拜见了汉献帝。他带来了皇帝久违了的问候，也带来了皇帝许久不见的粮食和酒肉。君臣相见，想必感慨万千。曹操万万没有想到，至尊天子的饮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皇帝也没有想到，在这混乱的年头居然还当真有人惦记他，尊奉他。于是天子下诏，授予曹操符节和黄钺，录尚书事。授予符节，就有了军中执法权；授予黄钺，就有了内外指挥权；录尚书事，就有了最高行政权。曹操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这一步也实在只能算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这时的皇帝，其实被捏在别人手上，并没有什么权威。曹操要在别人的地盘依靠并没有权威的皇帝行使什么军中执法权、内外指挥权和最高行政权，奉天子以令不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此，他还必须迈出第二步——把皇帝弄到自己身边去。

第二步的迈出也有董昭的功劳。曹操到了洛阳以后，和董昭有过一次谈话。他请董昭和自己坐在一起，感谢董昭暗中为自己做的一切，同时也问计于董昭。董昭说，将军举义兵，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这是当年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呀！但是，现在天子身边的这些将军，“人殊意异，未必服从”。如果留在洛阳辅佐皇上，“事势不便”。唯一的办法，就是“移驾幸许”，也就是请皇上到将军的根据地许县去。不过，董昭也指出，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董卓把皇帝劫持到长安，弄得民怨沸腾。现在皇帝好不容易回到了洛阳，天下人都翘首以待，希望从此安定下来。如果又要皇上移驾，恐怕人心不服。这就是“非常之事”了。然而，董昭强调：“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

这其实是考曹操的魄力了。曹操马上说，这正是我的打算。只不过杨奉就在附近，听说他的军队很厉害，只怕不会给我方便。董昭说，无碍。杨奉这个人，有勇无谋，又没有党羽，是可以忽悠的。将军不妨先给杨奉写一封信，送上厚礼，就说洛阳没有粮食了，要就食于鲁阳。鲁阳距离许县不过咫尺，岂不是说去就去了？鲁阳离杨奉所在的梁县也不远，杨奉必不怀疑，何忧之有呢？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许县。

这下子杨奉才发现上当了。董昭以曹操的名义给他写信的时候，他还真以为曹操会像信中所写的那样和他合作，他出兵，曹操出粮，由他主持朝政，曹操做外援。他哪里知道，曹操这个人，岂是给别人当后勤部长的？别人给他当后勤部长还差不多！当然，杨奉也更想不到曹操居然会以“暂幸鲁阳”之名，行“迁都许县”之实。气急败坏的杨奉想和曹操算账，却被曹操抄了老窝，最后只好去投奔袁术。

迁都许县的皇帝暂时住进了曹操的行辕，天子感到很满意。到许县之前，皇帝和朝官们已经和叫花子差不太多。据《后汉书·献帝纪》，当时在洛阳，天子临时住在老太监赵忠的宅子里，而“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尚书郎以下的官都得自己出去挖野菜吃，有的竟活活饿死或被乱兵杀死。曹操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在做这些事时，非常地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更令天子感动的是，曹操在为他提供日用品的时候，采取的是“归还公物”的方式，还上了一道《上杂物疏》。曹操说，这些东西都是先帝赐给臣祖上的。先帝赐给臣祖，是先帝的恩宠，臣祖也是供奉在家里，从来不敢使用。现在皇上起居不便，臣又无尺寸之功，哪里还敢留下？理应归还。

这一手实在漂亮。我们知道，帮助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觉得受了施舍，欠了人情，更不能老是提醒别人受了自己的帮助。许攸就错在这里，最后死于非命。当然，臣下给皇上送东西，历来是叫做“孝敬”的。但在这个非常时期，“孝敬”和“施舍”也没有太大区别。这个时候，臣下能够说一声“孝敬”，就算是给足了面子。然而曹操居然说是“归还”！“归还”和“孝敬”是不同的。你再说“孝敬”，那东西也是你的，皇帝还是欠了你一个人情。“归还”却意味着那东西原本是皇帝的，曹操一点人情都没有。皇帝既受之无愧，曹操也理所应当。这就把人情做足了。做人情，又显得不是做人情，曹操实在高明。

曹操的这份细心不能不让皇帝感动，也不能不让他认为曹操是大大的忠臣。感动之余，皇帝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忠臣，甚至庆幸上天赐给他这样一个救星。他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货在军阀们的手上倒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于是，天子下诏，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武平侯是县侯，比原来那个只是亭侯的费亭侯高了两级（亭侯之上是乡侯，乡侯之上是县侯）。更重要的是，大将军是武帝以来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实际上比“三公”的地位还高，权力还大。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程序，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他可以“令诸侯”了吗？

不能。第一个，袁绍就不听他的。曹操当了大将军以后，大约是为了平衡，或者是为了安抚一下老朋友，又以皇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封邺侯。袁绍便马上就跳起来了，拒不接受。因为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地位却在大将军之下。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袁绍气愤地对人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反倒跑到我头上撒尿来了，什么东西！难道他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

这就十分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了。袁绍这个人，虽然出身高贵，却其实小心眼。这也是他最后终于要失败的原因之一。反倒是曹操大度，知道此时不可和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袁绍这下以为得了面子和甜头，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他的号令也出不了自己的辖区范围，当大将军和小将军没什么两样。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也没什么面子，徒然让后人耻笑而已。

更何况，曹操可以给他“面子”，却不会给他“里子”，也不会听他指挥。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袁绍要曹操胡乱找个茬子把杨彪和孔融杀了，曹操就不听他的。曹操知道袁绍和杨彪、孔融有过节，自己也不喜欢杨彪和孔融，却知道现在不是杀人的时候，更不能乱杀名士。就算要杀，也是曹操自己的事，岂能由袁绍来指挥？于是曹操就一本正经地给袁绍回了一封信，说现在的情况，是“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君臣将相，既不同心，也不同德，“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这个时候，作为帝国的执政者，即便以最坦诚的心态去对待别人，恐怕也难以取信于人。如果还要杀他一个两个，岂不弄得人人自危？想当年，高皇帝册封和他有过节的雍齿为侯，就安定了整个朝廷，这事阁下难道忘了吗？袁绍得信，气了个半死，认为曹操表面上大公无私（外托公义），实际上心怀鬼胎（内实离异），还要和他打官腔，就恨得咬牙切齿。

曹操当然很清楚袁绍的心思，也很清楚他和袁绍总有一天会公开翻脸。不过，袁绍这么一闹，也让曹操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了。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还得靠拳头打出来。

因此，说曹操都许之后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了，是不对的。当时他并没有这个能耐，也未必有这个想法。因为毛玠的建议，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并非“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两个说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从中央；令诸侯，是要别人服从自己。因此，“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政治纲领，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政治策略，目的是实现个人的野心。这两个说法，岂能混为一谈？

那么，曹操的真实想法，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F2q7fJOgbJ746kP8uMAe/PxV7LDGHe5ECRmyhNbumLoMr1PSxOl1g8jp+uDonG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