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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使得曹操做不成“治世之能臣”；而接下来的天下大乱，又让他面临新的选择：身处乱世，是做英雄，还是做枭雄，或者做奸雄？事实证明，在公元190年到200年这十年间，曹操堪称“乱世之英雄”。这是为什么，又有什么证据呢？
前面说，曹操原本是想做“治世之能臣”的，然而他却遇到了一个乱世。身处乱世而又有志向、抱负和能力的人，其实可以有三种选择：做英雄，做枭雄，做奸雄。董卓、袁绍、袁术的选择，是做“乱世枭雄”；而曹操最早的选择，则是做“乱世英雄”。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驾崩，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刘协为皇帝，这就是汉献帝。于是“京都大乱”。这个时候，曹操早已回到了朝廷，担任典军校尉一职，为西园八校尉之一。西园军是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设立的，相当于帝国的近卫军。下设八个校尉，为首的就是被曹操打死了叔叔的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其次则是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这个典军校尉排名第四，排在下军校尉鲍鸿的后面。显然，这个时候的曹操，和当年那个副县级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已不可同日而语。董卓也看出他是个人才，便表荐曹操为骁骑校尉，要和他一起共谋大事（欲与计事）。曹操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和远见卓识，断定追随董卓的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和自取灭亡，于是变更姓名，连夜逃出京城，准备逃回家乡。杀吕伯奢一家，就发生在他逃亡的路上。
不过，曹操的腿快，董卓的追杀令更快。曹操从洛阳出走，出虎牢关（在今河南省荥阳县）逃到中牟县（今属郑州市）的时候，被一个小小的亭长（级别在乡长和村长之间）疑为逃犯，捉拿归案，押解县衙。这时董卓的追杀令已经下达，中牟县衙门也收到了京城发来的文件。而且，虽然曹操一口咬定自己不是曹操，还是被县衙门里的功曹认了出来。但是，中牟县这个科级干部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不宜拘杀英雄，就说服县令放了曹操。这个县令，《三国演义》说是陈宫。这是不对的，因为陈宫并不曾在中牟任职。其实，中牟县的县令和功曹是谁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件事说明董卓已不得人心，而曹操已被视为英雄。
曹操跑到陈留（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就停了下来，因为他在陈留得到了支持。陈留一位名叫卫兹的孝廉，赞助了曹操一大笔钱财。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三国时代的许多英雄比如刘备，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人赞助的；而有钱人通过赞助英雄来参与政治，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传统。有了这笔钱，曹操就在这一带招兵买马准备起义，并在己吾（今河南省宁陵县）公开起兵，人马有五千之多，时间则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十二月。这就是曹操成为乱世英雄所做的第一件事：首倡义兵。
和曹操一起首倡义兵的还有他的老朋友张邈（《三国志·张邈传》：“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曹氏家族对曹操也倾力支持。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曹真等纷纷先后来到曹操身边，成为他手下的得力战将。
曹操的义举得到了天下豪杰的响应，各路诸侯纷纷打出旗号，要讨伐董卓，匡复汉室。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音皱）、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并公推袁绍为盟主。由于这些人当时都在函谷关以东，所以被称作“关东义军”，简称“关东军”，董卓的部队则叫“西北军”。
联军成立这事，《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发起的，谓之“发矫诏诸镇应曹公”，怕是抬举了曹操。曹操当时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他在拒绝了董卓（同时也是朝廷）的任命后，就成了必须捉拿归案的钦犯，既无官衔又无地盘人马也不多，哪来的号召力？发矫诏的事确实有，但那是东郡太守桥瑁干的，与曹操无关。所以曹操后来回忆起此事，也只把自己看作参加者。事实上关东联军的名单里，并没有曹操的“股份”。他的头衔，也是盟主袁绍临时封的，叫做“行（代理）奋武将军”。当然，曹操接受了这个称号，并决心为平定动乱报效国家而奋不顾身。
但是，这一次，曹操又失望了。
首先是盟主袁绍徒有其表。关东军推袁绍为盟主是有道理的。袁绍出身高贵，其家族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袁绍父辈以上有四代人担任“三公”职务（高祖父袁安，是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是当时官场上威风八面的显赫家族。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名义上地位仅次于皇帝，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就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天下，具有从事政治活动最宝贵的人际关系资源。袁绍自己的条件也很好。他人长得漂亮（有姿貌威容），对人也不错（能折节下士），人缘也挺好（士多附之）。更重要的是，袁绍因为反对董卓而名声大振。董卓打算废少帝（即刘辩），立陈留王（即刘协）时，曾经找袁绍来商量，并且说“刘氏种不足复遗”，也就是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结果当场遭到袁绍反对。《三国志·袁绍传》的说法是：“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献帝春秋》的说法，则是袁绍有一番义正辞严的抗议。于是董卓勃然大怒，说：臭小子，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袁绍也拔出刀来说：普天之下，难道只有你的刀快吗？《献帝春秋》的说法虽然被裴松之认为不实（此语妄之甚矣），但袁绍反董卓是真的，由于反对董卓而逃出京城也是真的，所以袁绍很有威望。
但是袁绍没有头脑，董卓之乱其实就是他惹的祸。灵帝去世后，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热化，双方都大开杀戒。大将军何进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宦官头目之一、上军校尉蹇硕，接管了上军。这时，袁绍便劝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宦官统统杀掉，斩草除根。然而何进却很为难，因为他的妹子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因当年毒杀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差点被灵帝废掉，多亏宦官求情才过了关，现在当然也不肯对宦官下手。于是袁绍又给何进出主意，劝他多召四方猛将，尤其是并州牧董卓入京，以威逼太后。董卓就是这样进京的。
这实在是馊主意。连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样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必要。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就曾经笑着说（注意曹操又笑了），要解决宦官问题，只要诛杀几个为首的元凶就行了。这是只用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事，“何必纷纷召外将乎”？结果，董卓还没进京，何进就先成了宦官们的刀下鬼。董卓一进京，皇帝也废掉了，太后也毒死了，洛阳变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这都是袁绍惹的祸！
袁绍这事确实做得蠢。且不说他引进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恶势力，即便来的真是“仁义之师”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正如曹操所说，宦官之所以得势，是因为皇帝亲近信任他们。如果皇帝不宠信，就成不了气候。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刀还不在自己手上？兵者凶器也。刀，是不能随便出鞘的。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可杀，便会杀牛。何进、袁绍辈就是该着挨杀的蠢牛犟牛。如果不是袁绍主张把宦官赶尽杀绝，逼得张让他们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何进或许还不会死于非命。搞宫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性，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力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怎么能像袁绍主张的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何况太监当中也有好人，又岂能滥杀？可惜袁绍他们不懂这个道理。何进被谋杀后，袁绍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太监，看见不长胡子就一刀砍将过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裤子“验明正身”（《三国志·袁绍传》的说法是“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弄得人心惶惶。这就是给自己树敌了；而树敌过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所以曹操说：“吾见其败也。”
盟主如此，他人如何？也不怎么样。比如孔伷，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当时的说法叫做“嘘枯吹生”，也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活的说成死的，可惜能说不能干。韩馥，则是个没有主张的人。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当时各路诸侯大兴义兵的时候，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京师三公的名义写信给他，说是“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他的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
不过刘子惠这个人也不咋的。他给韩馥出的主意，竟是按兵不动，观望。刘子惠说，“兵者凶事，不可为首”，我们还是先看看别人（往视他州），有人动了，我们再动。这话韩馥听进去了，因为他最害怕的，是别人来抢他的地盘。袁绍和董卓翻脸后，逃出京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他的。正好有几个名士和袁绍关系好，又得到董卓的信任，就劝董卓说，袁绍不过是不识大体，仓皇出逃，其实胸无大志。如果逼急了，反而狗急跳墙。不如任命他做一个太守，他必定感恩戴德。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如果收服了袁绍，那么太行山以东，不就都是您的了吗？董卓一想有道理，就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逃到冀州，又被任命为渤海太守，韩馥就怕得要死，竟然派了兵去监视他，害得袁绍动弹不得。后来，韩馥也参加了关东联军，袁绍才得以行动。韩馥既然是这么个货色，怎么会去打头阵？
其他人的想法也差不多。所以联军建立以后，谁都不动，《三国志·武帝纪》的说法是“绍等莫敢先进”。曹操看不下去，对他们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曹操指出，如果说过去要讨伐董卓确有困难，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董卓“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虽然倒行逆施，却能为非作歹。现在不同了。他焚烧京城，劫持皇帝，海内震动，举国愕然，这是老天爷要灭他了（此天亡之时也）。所以曹操说：“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但是谁都不听他的，曹操只好孤军奋战，只有张邈派了一支小部队帮他，“队长”则是当年资助过曹操的卫兹（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曹操自己也差一点阵亡，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才得以脱身。回到酸枣大营，关东军十几万人，按兵不动，诸侯们“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电子游戏。曹操悲愤地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然而还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报国无门。
其实，说起来关东军将领原本也都是人才，甚至是帝国的精英。比如王匡，素有侠名；袁遗，满腹经纶。但是，一旦有了私心没了正义不敢担当，就狗屁不如。于是曹操把诸侯们也看透了。这是一伙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志大才疏、色厉内荏的家伙，根本就不足与谋。所谓“关东义军”，则不过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乌合之众，也不足为凭。曹操不能不重新考虑他人生道路的选择。
曹操的选择，是自己干。
实际上，前面说过，关于曹操人生道路的选项，历史上曾经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孙盛《异同杂语》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另一种是《后汉书》的“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或者《世说新语》的“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现在看来，至少在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十年间，曹操堪称“乱世之英雄”。因为几乎只有曹操，才决心在这个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时候，以区区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和曹操相比，孙坚还要略逊一筹。因为曹操不但有担当，还有谋略。那么，曹操做了哪些事，证明他棋高一着呢？
我们来看看曹操的作为。
从公元191年（汉献帝初平二年）到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主要做了三件事，即略地、募兵和屯田。曹操能做成这三件事，又与黄巾起义有关。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农民头戴黄巾，在太平道教团首领的带领下，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发动了起义。这是不折不扣的官逼民反，但在曹操他们看来则是大逆不道，必须予以剿灭。不过，东汉朝廷和官场实在太腐败了，于是黄巾军便在贪官污吏们争权夺利的时候发展壮大起来，成了气候。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原本聚集在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的黄巾军一百万人进入兖州（故治在今山东省金乡县），兖州太守刘岱不听鲍信的劝告，被黄巾军所杀。鲍信就和陈宫迎奉当时已被袁绍任命为东郡太守的曹操来代理兖州牧。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陈宫对曹操说，现在兖州没有主宰，朝廷又无法任命，请太守前往署理，“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陈宫又对兖州的官吏们说：“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人也都同意。于是曹操得兖州，有了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就带兵和黄巾军作战。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个时候，曹操的军事力量是不如黄巾军的。黄巾军有战士三十万，加上随军人员共一百万，曹操只有上千人，而且老兵少，新兵多，因此“举军皆惧”。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曹操披坚执锐，亲巡将士，宣布奖惩条例，又向黄巾军宣布优待俘虏政策和投降以后的出路（开示降路），然后巧设奇兵以战胜之。结果黄巾军向曹操投降。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军队，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甚至耕牛和农具，所以号称百万。曹操把投降的黄巾军当中比较有战斗力的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于是曹操又有了一支战斗队。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这样一来，曹操就在关东的心脏地区站住了脚。但是，他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么多人如何养活，如何安置。于是，曹操在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就将其收归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给军士和黄巾降卒耕种，名为军屯；一部分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名为民屯；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这就叫“屯田”。所谓“屯”，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第一，土地是业主遗弃的，耕牛和农具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曹操不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第二，地租高达五到六成，比汉初的十五分之一不知高出多少，可谓牟取暴利。但是，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第三，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等于建立了一个军民合一的新社会，建设了一支耕战合一的新军队。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他这个“生产建设兵团”，也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岂非左右逢源？第四，屯田制度在解决了粮草和兵源问题的同时，还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以及由此造成的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所以，曹操做的这件事，证明他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曹操在决定实行屯田制度的时候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兵不强，食不足，又哪里能够克敌制胜？可惜诸侯们没有这个战略眼光。《魏书》说：“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除了曹操，没有一支军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肚子饿了就去抢老百姓的；“饱则弃余”，吃饱了以后就把多余的粮食都扔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分崩离析，不攻自破。因为你如果断了粮，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官兵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士兵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在江淮吃河蚌，连桑葚和河蚌都没有吃的就吃人，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景象（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他们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
从首倡义兵，到屯田备战，曹操已经由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一个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而其他所谓“一时豪杰”，却很少有什么长进和出息。他们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者心怀鬼胎浑水摸鱼，或者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渤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再是袁绍和袁术两兄弟互相拆台。袁术的做法，是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钳制袁绍；袁绍的办法，则是联络南方的刘表对付袁术。双方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所以《三国志》感叹说：“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
不过，袁绍和袁术两兄弟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内讧，也不是没有想到备战备荒。导致袁绍和袁术（也包括董卓）万劫不复的原因，是他们在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正是这个错误，终于使他们面临灭顶之灾。那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董卓、袁绍和袁术是怎样犯错误的，曹操的态度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