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能臣之路

曹操年轻的时候，曾经被预言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而“乱世之奸雄”的评价，则几乎成了他的盖棺论定。实际上，曹操原本是想做“治世之能臣”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做不成“治世之能臣”；而当他做不成能臣的时候，他又是怎么办的呢？

在前面，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人物鉴赏家和评论家许劭曾经给曹操一句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其实可以有两种理解。一、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二、治理天下，就是能臣；扰乱天下，就是奸雄。那么，曹操是选择做能臣呢，还是选择做奸雄呢？

曹操其实是想做能臣的。

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孝是孝子，廉是廉士。一个人如果被举为孝廉，他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就像现在有了一个学历，就可以去考公务员一样。那么担任郎官是怎么回事呢？汉代官制，皇帝要从亲贵子弟当中挑选一些大家认为道德品质、思想表现和外部形象都比较好的年轻人做郎。郎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年轻人或者小伙子，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侍卫。实际上到宫廷里面去做郎，也就是做皇帝的侍卫。因为他要在皇宫的走廊里站岗，所以称之为郎，侍卫长就叫做郎中令。在皇帝的身边做了郎，就参与了帝国的政治，耳濡目染可以得到锻炼，所以做了郎官以后很快就可以去担任别的官职，这是汉代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但是后来就不那么讲究了，做郎官的不一定是亲贵子弟，也不一定是在皇帝身边做侍卫，不过是走向仕途的一个资格和阅历，相当于现在的“第三梯队”或“后备干部”。按照规定，郎官任满，就可以派出去当县级干部，或者县令，或者县丞，或者县尉。不过到了东汉末年，所有考核程序大体上也都是走过场，主要看有没有背景。曹操是朝中有人的。祖父曹腾，封费亭侯；父亲曹嵩，位至三公。所以曹操为郎官不久，便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

尉，就是掌军事或刑事的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注说：“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所以县有县尉，郡有郡尉，朝廷有太尉、中尉、廷尉、卫尉。洛阳北部尉是县尉。汉代官制，县令以下，有丞有尉，丞理民事，尉管治安。不过洛阳是东汉的京都，是帝国最大的县，县尉就不止一人，有东西南北四个，俸禄则是四百石。所以，曹操担任的这个洛阳北部尉，就是京都地区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推荐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的人，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当时官居尚书右丞，相当于宫廷副秘书长。不过东汉时期的尚书，名义上是秘书处，实际上是宰相府。司马防一推荐，曹操就被任命了。据说曹操当时并不愿意，他的野心是想做洛阳令。但主管任命的“选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梁鹄根本不考虑曹操的想法，曹操也就只好走马上任。

这是曹操担任的第一个官职，记忆是很深刻的。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后来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还特地把司马防请到邺城，盛情款待。酒过三巡，曹操问：司马公，你看孤王今天还可以去当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吗？司马防说，当年老夫推荐大王的时候，大王当那个洛阳北部尉正合适呀！于是曹操“大笑”。

曹操的问话和大笑，倒并不完全是小人得志。得意洋洋的成分有没有？有。曹操这个人，从来就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一旦得意，一定会把尾巴像旗杆一样高高地翘起来。但这一回，却不仅仅是因为当了魏王而自鸣得意，也不仅仅是对当年梁鹄的安排耿耿于怀，恐怕还因为想起了一段很值得回忆的往事。

这段往事和曹操担任的这个职务有关。

我们知道，洛阳北部尉是不好当的。这个差使，官不大，权不多，责任却很重大，麻烦也很不少。因为天子脚下，权贵甚多。这些权贵，没有哪个是把王法放在眼里的，没有哪个是不惹是生非的，也没有哪个是惹得起的。然而首都地面的治安又不能不维持，这就非得有一个既不信邪又有鬼点子的家伙，去当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不可。曹操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奸而雄者”。所以司马防说的话，也不完全是为自己打圆场，而是实事求是。

事实上曹操是很称职的。他一到任，就把官署衙门修缮一新，又造五色大棒，每扇大门旁边各挂十来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几个月后，果然来了个找死的。灵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依仗侄子炙手可热的权势，不把曹操的禁令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夜行。曹操也不含糊，立即将这家伙用五色棒打死。这一下杀一儆百，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曹操也因此名震朝野。

曹操这一棍打得许多人晕头转向，不知道这个小伙子要干什么。我们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踏入官场就得罪权贵，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个道理，曹操不可能不懂。蹇硕权倾朝野不可一世，曹操也不是不知道。何况曹操的祖父也是宦官。宦官的孙子杀宦官的叔叔，这事让人想不通。不过，这件事是记载在对曹操并不友好的《曹瞒传》当中的，应该是事实。

也有种种猜测。一种猜测，是曹操要一鸣惊人。有没有证据呢？有一点旁证。曹操在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里面说过这样的话：“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因此“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曹操回忆说，他二十岁举孝廉的时候，很清楚自己年纪太轻，又没有什么名气，恐怕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想做一个好官，做一点惊天动地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曹操还是蛮能干的。

的确，这个时候的曹操，年纪还轻，只有二十岁；出身不好，生长在太监家庭；表现不佳，叫做“任侠放荡”；名气不大，叫做“世人未之奇也”。甚至就连形象，可能也不太好。我们去读《三国志》，但凡形象好的，比方说周瑜啊，诸葛亮啊，都有记载；而对于曹操的容貌、长相，《三国志》是没有一个字的。《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的，如果曹操的形象高大魁梧，英俊潇洒，肯定大书特书。避而不谈，恐怕因为实在不怎么样。

其他的史书倒是有描述。《魏氏春秋》说，“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世说新语》则说，曹操要见匈奴使节，“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便让崔琰做替身，自己“捉刀立床头”。崔琰当然是一表人才，史书上说他“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然而匈奴使节评价却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结果曹操派人把这使节谋杀了。可见曹操虽然相貌一般，但气度不凡，猜忌心也重。也可见人不可貌相。不过曹操刚出道时，是没有什么“气度”可言的。总之这个时候的曹操，没多少站得住脚的本钱。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非得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不可。杀蹇硕的叔叔，就能收到这种效果。

第二种猜测，是曹操要建立法制。这也是有道理的。鲁迅先生就说曹操政治的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也就是主张严明法纪，执法如山，甚至使用严刑酷法。曹操的立法和执法确实很严，杀起人来也毫不手软。这固然是形势所迫，也是性格使然。曹操这个人，生活上是比较随便的。他吃不讲究，穿不讲究，长期在外行军打仗，对女人大约也只能将就，不能讲究。有人便因此认为他轻浮。其实曹操并不轻浮，也不喜欢轻浮的人。他曾经给孔融写信，说我虽然进不能施行教化移风易俗，退不能建立仁德团结同僚，但是我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打击那些轻浮虚华又爱结党营私的小人（浮华交会之徒），办法还是很多的。可见曹操十分憎恶轻浮，他自己当然也不轻浮。他穿便衣，说笑话，作辞赋，听音乐，只不过是他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也是他内心世界丰富的一种表现，没准还是他麻痹敌人的烟幕弹。他行文、做事、用人的不拘一格，更不是轻浮，而是大气。大法无法。对于曹操这样的大手笔，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的格式、那么多的讲究。造五色大棒，将不法之徒乱棍打死，就是这种性格和手笔的初试锋芒。

当然，曹操杀蹇硕的叔叔，也可能事出偶然。毕竟，那时的曹操，还只是一个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生瓜蛋子，不知深浅，也不知天高地厚。他只想到做官就要做个好官，做好官就得令行禁止，杀一儆百，没想到蹇硕叔叔这只大尾巴狼会撞到他的枪口上。这就没办法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也只好把他这只鸡杀了给猴子看。但即便如此，也不简单。曹操的出道，可谓先声夺人，出手不凡。

曹操此举也颇受后世好评，一些历史学家赞之曰“不畏强暴”、“执法如山”。这大约因为他之所杀，是宦官的家人，而且这个宦官还是权倾一时的人物。但我想，如果撞到他的枪口上的是别的人呢？大约也是格杀勿论的。所以，这一棒，打出了曹操的威风，打出了曹操的正义，也打出了他的杀气，打出了他嗜杀的性格。在这一棒里，铁面无私和心狠手辣是并存的。曹操后来杀了那么多的人，而且杀起来毫不手软，这件事应该算是开端。它既表现了曹操的善（对抗强权），也表现了曹操的恶（不惜杀人），还表现了曹操的铁腕性格和霹雳手段，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我总觉得，这里面是有“恶”的成分的。不过，曹操所处，乃是乱世及其前夜。乱世用重典。曹操想不做恶人，怕也难。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是无法准确知道曹操当时的想法了。可以准确知道的是，他确实得罪了权贵，得罪了宦官集团。不过，权贵们拿他也没有办法。第一，曹操是正义的；第二，曹操有后台。最后只好明升暗降，打发他到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当县令，《曹瞒传》的说法是“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曹操在顿丘令任上的表现应该不俗。据《三国志·曹植传》，曹操曾对曹植回忆过这段经历。曹操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可惜没过多久，就因为受堂妹夫宋奇的牵连而被免官。后来，曹操又被召回朝廷当议郎，以后还担任过济南相（故城在今山东省历城县东）等职务，其间一次被免，两次辞官，三次被征召议郎。所谓“议郎”，也就是“调研员”。曹操想，调研员就调研员吧，那就好好调研。地方官就地方官吧，那就好好执政。然而他上书朝廷，力陈时弊，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他执法如山，打击豪强，肃清吏治，安定地方，则如蚍蜉撼树，以卵击石。之所以尚未招致杀身之祸，只不过有曹嵩这个大后台罢了。但朝廷借口他“能明古学”，多次打发他去当有职无权的闲官议郎，则已不难看出其用心。

其实，年轻的曹操可能还不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做能臣要有条件。第一要看时世。如果是兵荒马乱烽烟四起，大约便只能像诸葛亮《出师表》里面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第二要看政局。如果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也以装疯卖傻为宜。因为一不小心“站错队”，便有性命之虞。所以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也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第三要看人主。如果那人主弱智，或昏庸，不识货，你的“货色”再好，也是不顶用的，只能空怀一腔报国情。最后，即便是治世，是明君，也还要看他的兴趣、心情。比如汉文帝，不能算是糊涂虫（有所谓“文景之治”），也很欣赏贾谊（官拜大中大夫）。但是怎么样呢？“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来还把他贬到了长沙，害得他终日以泪洗面，竟哭死在那里。

曹操刚刚出道那会儿，还不能算是乱世，但时局已是十分混乱。曹操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政治腐败的代名词。比方说，灵帝时期，朝廷是卖官的，而且明码实价，公开招标。价钱则是一万钱一石官秩，比如秩四百石的副县级四百万钱，秩二千石的正部级二千万钱，如果位列三公，再加一千万。这是买卖。如果正式任命，交一半。这些钱官员们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便在上任后拼命盘剥百姓，朝廷也睁眼闭眼，不闻不问。当时一个名叫司马直的，被任命为太守。委任状刚到，就要他交钱，还说考虑到他家庭困难，减免三百万。司马直感叹说，为民父母，还要靠盘剥百姓来求官，于心何忍！就辞官不做。朝廷见外快落空，就下令不准辞官。司马直没有办法，只好在半路自杀。临终前，他留下遗书，痛斥这种做法是亡国的征兆，一时轰动朝野。

现在看来，司马直是白死了。因为终灵帝一朝，卖官的事不但没有终止，反倒变本加厉。曹操的父亲曹嵩官居太尉，据说就是花钱一亿万买来的，算是过了把“三公”的瘾（不久就被免去）。“三公”地位崇高，想过这个瘾的人很是不少。当时有个名叫崔烈的，是冀州名士，书香门第，素有清名，靠着自己的努力，历任郡守，官至九卿。但他看见大家都在买官，便也耐不住寂寞。这时，皇帝的保姆程夫人告诉他，她可以搞到优惠价，崔烈就交了一半的钱给程夫人，皇帝也马上大会公卿，拜崔烈为司徒。不过皇帝很快又后悔了，当着众人的面说这一回帝国做了亏本生意。程夫人一听也急了，说崔烈的官怎么是买来的呢？明明是我帮他弄到的嘛！此言一出，公卿哗然，靠一个女人得官，还不如花钱买呢！

这事弄得崔烈很没有面子，连他儿子都不以为然。崔烈的儿子崔钧官居虎贲中郎将，有一天穿着铠甲从军营中回家。崔烈就问他，老夫位列三公，外间有何议论？崔钧说，大人少有英名，历任卿守，大家都说大人位居三公当之无愧。不过这一回，大人却让天下失望。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因为大人的身上有铜臭。崔烈勃然大怒，拿起手杖就打崔钧。崔钧掉头就跑，身上的铠甲哗哗作响。崔烈骂他说，为父一打你就跑，这是孝道吗？崔钧说，当年大舜侍奉父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崔烈无言以对，他自己也感到惭愧。

如此看来，桓灵两朝实在可以说是腐败透顶了。

不过，把东汉灭亡的账都算在桓帝和灵帝的身上，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大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拼命抓权，贪官拼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反腐倡廉和整顿纲纪都无济于事。公元142年（汉顺帝汉安元年），朝廷派了八位御史到全国各地巡察，希望整顿一下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特派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名叫张纲，刚刚走出京城，就下令挖一个大坑，把车轮子卸了扔进去。部下问他什么意思，张纲冷笑一声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也就是说，帝国的朝政被那些大奸大恶所把持，抓几个小鱼小虾小贪官有什么用！

曹操的时代，就是豺狼当道狐狸猖獗。曹操担任地方官的时候，曾经下大决心用霹雳手段整顿秩序，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他罢免贪官，打击不法，邪恶势力提起曹操无不谈虎色变，甚至逃之夭夭（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结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然而怎么样呢？找他茬子告他刁状的小报告也不断送达御前，朝廷则多次发出变更他任职的调令。如果不是他老爹曹嵩明里暗里护着，恐怕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这下子曹操把朝廷和官场都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出，东汉王朝已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深感报国无门的曹操不再建言献策（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并谢绝了朝廷的又一次任命（这一次是任命为秩二千石的东郡太守），回到家乡（称疾归故里），筑室城外，闭门读书，闲暇时以狩猎自娱。当然，他并没有死心，仍然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曹操再次出山时，时局已十分动荡。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里。董卓一伙，在当时的士大夫们看来简直就不是人。董卓是虎，吕布是狼，他们的部下则是野狗。据说，董卓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宴群臣的时候，一面搂着后宫女子寻欢作乐，一面随机地从宴席中拉出一位官员当场打死，或者用最残酷的刑法折磨被他逮捕的反对派。总之，董卓废立皇帝（废刘辩为弘农王，然后毒死；立刘协为皇帝，是为献帝），屠杀百官，秽乱后宫，他的士兵们则在洛阳城里烧杀掠抢，奸淫妇女。大汉王朝的首都，变成了惨绝人寰的重灾区。

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到地方支持的。相反，董卓成了全国各地共同声讨的对象，他也控制不了地方。一方面是朝纲紊乱，另一方面是烽烟四起。所以，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大汉王朝就实际上灭亡了，从此天下大乱。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央政权失去控制之后，拥兵自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帝国境内，开始了地方自治、军阀割据和诸侯兼并。曹操是肯定再也做不成什么“治世之能臣”了，他必须重新考虑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其实，身处乱世，也可以有三种选择：英雄、枭雄、奸雄。董卓、袁绍、袁术选择了做“乱世枭雄”。那么，曹操的选择是什么？ +wBHPgMfUvpYmTfp5kycoU8ok4j9P5JJv6Mcb8Fbtp+Ti1tiOi6jeYOoxjQE17j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