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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这种本色使他成为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大英雄又同时被看作大奸雄。我们在上一章提出的说法则是“可爱的奸雄”。那么，曹操是“奸雄”吗？作为“奸雄”，他“可爱”吗？
前面，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现在就来分析这个结论。
先说“奸雄”，再说“可爱”。
所谓“奸雄”，就是“奸而雄者”。像严嵩那样，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奸而不雄，就只能叫“奸贼”；像董卓那样，横行霸道，蛮不讲理，雄而不奸，就只能叫“枭雄”。“枭雄”这个词，也有多种解释。枭，本义是猫头鹰，引申为首领、魁首、雄长，比如盐枭、毒枭；也引申为骁勇、豪雄、桀骜不驯，比如枭骑、枭将。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对“枭雄”的解释，就是“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智勇杰出的人物；魁首”。鲁肃说“刘备天下枭雄”（《三国志·鲁肃传》），黄权说“刘备有枭名”（《后汉书·刘焉传》），便都是看出刘备乃“智勇杰出的人物”，骁勇、豪雄、桀骜不驯；而我们把董卓看作枭雄，则指他“强横而有野心”。枭雄是“强横而有野心”，则奸贼就是“奸猾而有贼心”，奸雄就是“奸猾而有雄心”。奸雄者，奸诈而又豪雄也。那么，曹操是这样的人物吗？
是。
曹操从小就奸猾。他这个人，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姓曹是因为他的父亲曹嵩为曹腾所收养。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操自己，也讳莫如深。他作《家传》，自称“曹叔振铎之后”，把家世追溯到周文王那里，更是胡扯。然而东汉末年，社会上和官场里十分看重出身门第，曹操虽然憎恶这种风气，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不能不老鼠爬秤杆——自己抬自己。
实际上曹操出生成长于一个宦官家庭。他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而曹腾则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宦官，封费亭侯，任大长秋。大长秋是宦官中的大官，秩二千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省部级”。曹腾的为人，在宦官当中算是相当不错，和士人的关系也比较好。他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也做过许多好事、大事，所以《后汉书》中有传。但不管怎么说，曹操总归是宦官养子之子。这在当时，就要算作出身不好。但家境应该是好的，至少不缺钱花。曹操的父亲曹嵩后来官居太尉（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出钱一亿万买来的。曹家既然这么有钱，曹操小时候就完全有可能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
曹操受的家教可能也不怎么样。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中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这样的事情，在曹操家里都没有发生过。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
父母不管教，家境又不错，曹操便成为一个“问题少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他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做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便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曹操也就更加胡作非为。
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大约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
显然，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鬼点子和坏主意层出不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是一个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的人，也是一个奸诈狡猾、诡计多端的人。所以《三国志》说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因此许多人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甚至鄙视他（薄其为人）。比如南阳名士宗世林，就自称有“松柏之志”，坚决不和他交往。（见《世说新语·方正》）
然而有一个人却十分看好曹操，他就是当时的太尉桥玄。桥玄认为曹操是难得的人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操莫属，因此竟以妻、子相托。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话是记载在《三国志》正文的，应该靠得住，也有道理，因为曹操并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纨绔子弟。孙盛的《异同杂语》说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有一次行刺宦官张让时，竟能舞着手戟全身而退。这说明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的人。既雄心勃勃，又奸诈狡猾，十分符合“奸雄”的定义。
那么，曹操自己怎么看？
曹操自己好像也很认同“奸雄”这个评价。这个评价是许劭给出的，而结交许劭则是桥玄的建议。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从此进入上层社会。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评，还是天机不可泄漏，无论曹操怎样请求，许劭都不肯发话。最后，许劭被曹操逼得没有办法，才冒出这么一句：你这个人呀，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个材料《三国志》里面没有，只见于裴松之注所引孙盛《异同杂语》。其实此事《后汉书》和《世说新语》也都有记载，但版本不同。《后汉书》的说法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世说新语》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而且说是桥玄说的。这两种说法意思相近，和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则相反，那么哪一个可靠？张作耀先生《曹操评传》认为《后汉书》所说是实，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则是“窜改”。张先生当然有张先生的道理，但问题是：《异同杂语》的作者孙盛是晋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朝宋人，却不知先成书的《异同杂语》如何“窜改”后成书的《后汉书》？另外，裴松之和范晔是同时代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完成于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范晔的《后汉书》开始于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也差不多同时。裴松之不采用范晔听到的说法，却采用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这笔墨官司真不知该怎么打？
实际上，孙盛《异同杂语》也好，《后汉书》和《世说新语》也好，很可能都是道听途说。不要以为史书上的话都可靠，有时就连见于正史的记载也都靠不住。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在引用包括《三国志》在内的诸多史书时，往往会在后面跟一句：“这话怕靠不住”，“怕也未必确实的”，或者“这话亦系事后附会之辞”。比如《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说曹操攻打陶谦是为了报父仇，吕先生就说“这句话是不确的”。诸如此类的地方很多。吕先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三国志》和《后汉书》异口同声的事情尚且都要怀疑，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又岂能不甄别？只不过我们已经弄不清了。
当然，裴松之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们先看裴注所引孙盛《异同杂语》怎么说。孙盛是从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所作所为说起的，这就是“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后面还提到曹操抄集兵法、注释兵书。说完这些，才说到许劭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且，孙盛还记载了曹操当时的反应：“太祖大笑。”我们知道，孙盛的《异同杂语》并非歌功颂德之作，反倒对曹操的一些不堪之处时有披露。因此，这本书肯定曹操的部分，应该说相对可靠。
但是，这段话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没有了前面的那些铺垫。“太祖大笑”也变成了“操闻之大喜”。这个改动就太肤浅了。有人说，《后汉书》的说法也差不多，是“操大悦而去”。喜和悦并无多大区别，难道作为“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也肤浅？我的回答是：《三国演义》肤浅，《后汉书》不肤浅。为什么呢？因为两书所载许劭的说法不同，说话时的语境也不同，岂能同日而语？
我们就来看《后汉书》怎么说。《后汉书·许劭传》说：“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这就再清楚不过。首先，曹操是很希望许劭能够点评自己一下，以便炒作一把的，因此又请客，又送礼，又说好话，低三下四（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可惜许劭看不起他，不买账（鄙其人而不肯对）。曹操没有办法，只好采取非正当手段（伺隙胁劭），这才逼出了许劭的话。
想当时许劭一定很为难。不说是不行的，因为已经受到了威胁。说得不好听也是不行的，曹操不会放过他。说得太离谱更不行，批评家的学术声望不能不顾。这才有“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说法。有“奸贼”二字，讨厌曹操的人可以满意。有“英雄”二字，曹操本人可以满意。何况那时“清平”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做“乱世之英雄”倒大有可能，也很对曹操的心思，当然是“大悦而去”。所以，《后汉书》并不肤浅；而我们在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不能忘记许劭受到威胁或胁迫这样一个场景和情境。
然而，《三国演义》把这个语境删掉了。说法呢，采用的又是孙盛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却又把“大笑”改成了“大喜”。“大喜”只有一个意思，就是高兴，兴高采烈去当奸雄，好像曹操立志要当奸雄似的。这就不真实，也肤浅。因为世界上没有从小就立志要当奸雄的人，奸雄都是逼出来的。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当然，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显然，许劭也看出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还是想扰乱天下。
这样一分析，曹操“大笑”的含义就复杂多了。一、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二、当一个“治世之能臣”固所愿也，如果不能，当“乱世之奸雄”也不错。三、我想当能臣就能当能臣，想当奸雄就能当奸雄，那可太好了！反正，曹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人物的，至于是“能臣”还是“奸雄”，无所谓！事实上，这种“无所谓”正是一种“大气”，一种将生死成败、进退荣辱置之度外的豁达大度，一种我行我素、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
曹操确实是很大气的。读他的诗和文，常会感到他的英雄气势。哪怕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随心所欲的短章，也因有一种大气而不显粗俗。尤其是他的《观沧海》，是何等的气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确非大手笔而不能作。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悲凉，除如刘勰所说，是“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外，与曹操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不无关系。曹操毕竟是乱世英雄，对于生命的毁灭，他比谁都看得多，比谁都想得多。他的感慨，是多少要带点终极关怀的意味的。
也许，正是这种对宇宙人生的透彻了悟，使曹操自始至终都能够以笑容面对艰难困苦和曲折坎坷。如果去读《三国志·武帝纪》，我们就会发现，“笑”、“笑曰”、“太祖大笑”这些字眼，竟会频频出现。当然，曹操的笑是各种各样的，有放声大笑、开怀大笑，也有自我调侃的苦笑、嘲笑，还有讥笑、冷笑，甚至是充满杀机的冷笑。然而曹操始终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战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亲人去世，也会嚎啕大哭。但如果是做错了事情，打了败仗，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豁达开朗大气磅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和本色英雄。
这种本色使曹操这个“奸雄”平添了许多可爱。
生活中的曹操是很可爱的。他常常穿薄绸做的衣裳，腰里挂一个皮制的腰包，用来装手巾之类的零碎东西，有时还戴着丝绸制的便帽去会见宾客。与人交谈时，也没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到高兴处，笑弯了腰，一头埋进桌上杯盘之中，弄得帽子上都是汤汤水水。这些细节，是一部对曹操不太友好的书《曹瞒传》告诉我们的，其本意是要给曹操扣上“佻易无威重”（轻浮）的帽子。然而我从中读出的，却是曹操的率真风趣、洒脱随和。
曹操确实风趣。他喜欢开玩笑，常常正经事也用玩笑话说。据《三国志·毛玠传》，建安十七年机构改革时，有人要求裁并东曹，其意在排挤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东曹掾毛玠。曹操的回答却很幽默。他说，日出于东，月盛于东。东西，东西，人们总是先说东而后说西，为什么要裁并东曹呢？结果，被裁并的是西曹。这就既改革了机构，又保护了毛玠。
战场上的曹操也很可爱。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时，和韩遂在战场上约见。韩遂的士兵听说曹操亲自出场，都争先恐后伸长了脖子要看他。曹操便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只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爱，还很洒脱。
作为朋友的曹操更可爱。曹操喜欢开玩笑，也喜欢会开玩笑的朋友。太尉桥玄是最早赏识曹操的人，和曹操算是“忘年交”。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曹操在祭祀桥玄的文章里就讲了一句笑话，说当年桥老曾和他“从容约誓”：我死以后，路过我的坟墓，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一祭，车过三步，你肚子疼起来可别怪我。这就比那些官样文章的悼词可爱得多，情感也真实得多。
曹操最可爱同时也最遭人嫉恨之处是他说真话。本来，搞政治斗争，在官场上混，是难免要讲些假话的，至少要讲官场套话，何况曹操是“奸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讲真话，或讲得像真话，不做官样文章。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原本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告，称得上“政治纲领”四个字的，却写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通篇大白话，一点官腔都没有。
曹操一开始就说，我这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不是什么“岩穴知名之士”，很怕人家看不起。因此，“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来国家遇到了动乱，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应该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我就出来带兵打仗。这个时候我的要求也不高，只想当个征西将军，死了以后能够在墓碑上写上一行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就心满意足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多带兵。因为我的实力越大，我的敌人就越多啊！所以我胜利一回，裁军一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志向是有限的（此其本志有限也）。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如今我给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了。现在我的野心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我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大汉朝的丞相了。作为人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我心满意足，再无奢望。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为什么呢？因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没有我曹某人在这里镇着，那些七七八八的人还不都翻天了？有人说，我曹操应该功成身退了，我应该到我封的那个侯国去安度晚年，应该把我的职务和权力交出来了。对不起，不行！职务我是不辞的，权力我是不交的。为什么呢？“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谁都知道，我现在手握兵权，才有了这一呼百应的权威。一旦交出去，那你们还不害我吗？那我的老婆孩子就不能保全，皇上也不得安全。“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所以我决不交权。至于皇上封给我的一些土地，那是不需要的。我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呢？这个我让出去。总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这叫做“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这话说得实在是再直白不过，直白得你没有话说。你说我没有野心？我有一点，而且我的野心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你说我有很大的野心？我不想当皇帝，我只想当晋文公、齐桓公，九合诸侯，统一中国。你说我清高？我不清高，我实在得很。我的权力，我的实惠，我一点都不让。你说我不忍让？我忍让啊！封给我那些虚的东西，什么土地啊、头衔啊，我都让出去。而且最可爱的在于什么？在于曹操还明明白白说，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就是想让你们天下人都没话可说（欲人言尽），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这实在是不能再实在了。这种话，也只有曹操这样大气的奸雄才说得出来。
曹操实在是聪明。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好的武器就是实话。这不但因为实话本身具有雄辩的力量，还因为你一讲实话，西洋镜就拆穿了，讲假话的人就没辙了，他们的戏就演不下去了。当然，曹操这样说，并不完全出于斗争策略，还因为他天性爱讲真话，说实话。即便这些实话后面也有虚套，真话后面也有假心，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也隐藏得很自然，不露马脚。甚至哪怕是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也讲得坦荡，讲得流畅，讲得理直气壮。可以说，曹操这个家伙，就连撒起谎来，都是大气磅礴的谎。
这就是曹操了。他大气、深沉、豁达、豪爽、洒脱、风趣、机敏、随和、诡谲、狡诈、冷酷、残忍，实在是一个极为丰富、多面，极有个性又极富戏剧性的人物。所以，曹操既有奸诈的一面，又有坦诚的一面。他的奸与诚统一于“雄”，他的善与恶也统一于“雄”。曹操的人性中是有恶的，所以我不称他“英雄”而称他“奸雄”。这一点，以后还要细说。
不过，曹操的人生道路，原本是有两种选择的。那么，在一开始，他就想做奸雄吗？如果他也曾有过做能臣的想法，为什么后来又做不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