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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奸雄之谜

作为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这种本色使他成为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大英雄又同时被看作大奸雄。我们在上一章提出的说法则是“可爱的奸雄”。那么,曹操是“奸雄”吗?作为“奸雄”,他“可爱”吗?

前面,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现在就来分析这个结论。

先说“奸雄”,再说“可爱”。

所谓“奸雄”,就是“奸而雄者”。像严嵩那样,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奸而不雄,就只能叫“奸贼”;像董卓那样,横行霸道,蛮不讲理,雄而不奸,就只能叫“枭雄”。“枭雄”这个词,也有多种解释。枭,本义是猫头鹰,引申为首领、魁首、雄长,比如盐枭、毒枭;也引申为骁勇、豪雄、桀骜不驯,比如枭骑、枭将。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对“枭雄”的解释,就是“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智勇杰出的人物;魁首”。鲁肃说“刘备天下枭雄”(《三国志·鲁肃传》),黄权说“刘备有枭名”(《后汉书·刘焉传》),便都是看出刘备乃“智勇杰出的人物”,骁勇、豪雄、桀骜不驯;而我们把董卓看作枭雄,则指他“强横而有野心”。枭雄是“强横而有野心”,则奸贼就是“奸猾而有贼心”,奸雄就是“奸猾而有雄心”。奸雄者,奸诈而又豪雄也。那么,曹操是这样的人物吗?

是。

曹操从小就奸猾。他这个人,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又名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姓曹是因为他的父亲曹嵩为曹腾所收养。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操自己,也讳莫如深。他作《家传》,自称“曹叔振铎之后”,把家世追溯到周文王那里,更是胡扯。然而东汉末年,社会上和官场里十分看重出身门第,曹操虽然憎恶这种风气,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不能不老鼠爬秤杆——自己抬自己。

实际上曹操出生成长于一个宦官家庭。他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而曹腾则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宦官,封费亭侯,任大长秋。大长秋是宦官中的大官,秩二千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省部级”。曹腾的为人,在宦官当中算是相当不错,和士人的关系也比较好。他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也做过许多好事、大事,所以《后汉书》中有传。但不管怎么说,曹操总归是宦官养子之子。这在当时,就要算作出身不好。但家境应该是好的,至少不缺钱花。曹操的父亲曹嵩后来官居太尉(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就是出钱一亿万买来的。曹家既然这么有钱,曹操小时候就完全有可能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

曹操受的家教可能也不怎么样。曹嵩对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大约是很少过问的。曹操自己的诗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所谓“三徙”,是说孟子的母亲为了保证儿子有一个好的环境,不受坏的影响,竟三次搬家。所谓“过庭”,则是说孔子的儿子两次从庭院中走过,孔子都叫住他予以教育,一次叫他学诗,一次叫他学礼。这样的事情,在曹操家里都没有发生过。看来,曹操小时候,父亲母亲都不怎么管教他。

父母不管教,家境又不错,曹操便成为一个“问题少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年少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叔叔实在看不下去,常常提醒曹嵩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他这个儿子。曹操知道了,便想出一个鬼点子,来对付他那多管闲事的叔叔。有一天,曹操远远地见叔叔来了,立即做口歪嘴斜状。叔问其故,则答以突然中风。叔叔当即又去报告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一看,什么事都没有。曹操便趁机说,我哪里会中什么风!只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才乱讲我的坏话。有这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垫底,自然以后叔叔再说曹操什么,曹嵩都不信了,曹操也就更加胡作非为。

曹操的哥们袁绍、张邈等人,大约也是同类角色。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胡闹,事情做得十分出格。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了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

显然,青少年时代的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鬼点子和坏主意层出不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是一个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的人,也是一个奸诈狡猾、诡计多端的人。所以《三国志》说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因此许多人没把他放在眼里(世人未之奇也),甚至鄙视他(薄其为人)。比如南阳名士宗世林,就自称有“松柏之志”,坚决不和他交往。(见《世说新语·方正》)

然而有一个人却十分看好曹操,他就是当时的太尉桥玄。桥玄认为曹操是难得的人才,将来平定天下,非操莫属,因此竟以妻、子相托。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话是记载在《三国志》正文的,应该靠得住,也有道理,因为曹操并非一般的流氓地痞或纨绔子弟。孙盛的《异同杂语》说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有一次行刺宦官张让时,竟能舞着手戟全身而退。这说明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的人。既雄心勃勃,又奸诈狡猾,十分符合“奸雄”的定义。

那么,曹操自己怎么看?

曹操自己好像也很认同“奸雄”这个评价。这个评价是许劭给出的,而结交许劭则是桥玄的建议。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从此进入上层社会。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但不知是曹操太不好评,还是天机不可泄漏,无论曹操怎样请求,许劭都不肯发话。最后,许劭被曹操逼得没有办法,才冒出这么一句:你这个人呀,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个材料《三国志》里面没有,只见于裴松之注所引孙盛《异同杂语》。其实此事《后汉书》和《世说新语》也都有记载,但版本不同。《后汉书》的说法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世说新语》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而且说是桥玄说的。这两种说法意思相近,和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则相反,那么哪一个可靠?张作耀先生《曹操评传》认为《后汉书》所说是实,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则是“窜改”。张先生当然有张先生的道理,但问题是:《异同杂语》的作者孙盛是晋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朝宋人,却不知先成书的《异同杂语》如何“窜改”后成书的《后汉书》?另外,裴松之和范晔是同时代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完成于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范晔的《后汉书》开始于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也差不多同时。裴松之不采用范晔听到的说法,却采用孙盛《异同杂语》的说法,这笔墨官司真不知该怎么打?

实际上,孙盛《异同杂语》也好,《后汉书》和《世说新语》也好,很可能都是道听途说。不要以为史书上的话都可靠,有时就连见于正史的记载也都靠不住。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在引用包括《三国志》在内的诸多史书时,往往会在后面跟一句:“这话怕靠不住”,“怕也未必确实的”,或者“这话亦系事后附会之辞”。比如《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说曹操攻打陶谦是为了报父仇,吕先生就说“这句话是不确的”。诸如此类的地方很多。吕先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三国志》和《后汉书》异口同声的事情尚且都要怀疑,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又岂能不甄别?只不过我们已经弄不清了。

当然,裴松之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们先看裴注所引孙盛《异同杂语》怎么说。孙盛是从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所作所为说起的,这就是“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后面还提到曹操抄集兵法、注释兵书。说完这些,才说到许劭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且,孙盛还记载了曹操当时的反应:“太祖大笑。”我们知道,孙盛的《异同杂语》并非歌功颂德之作,反倒对曹操的一些不堪之处时有披露。因此,这本书肯定曹操的部分,应该说相对可靠。

但是,这段话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没有了前面的那些铺垫。“太祖大笑”也变成了“操闻之大喜”。这个改动就太肤浅了。有人说,《后汉书》的说法也差不多,是“操大悦而去”。喜和悦并无多大区别,难道作为“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也肤浅?我的回答是:《三国演义》肤浅,《后汉书》不肤浅。为什么呢?因为两书所载许劭的说法不同,说话时的语境也不同,岂能同日而语?

我们就来看《后汉书》怎么说。《后汉书·许劭传》说:“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这就再清楚不过。首先,曹操是很希望许劭能够点评自己一下,以便炒作一把的,因此又请客,又送礼,又说好话,低三下四(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可惜许劭看不起他,不买账(鄙其人而不肯对)。曹操没有办法,只好采取非正当手段(伺隙胁劭),这才逼出了许劭的话。

想当时许劭一定很为难。不说是不行的,因为已经受到了威胁。说得不好听也是不行的,曹操不会放过他。说得太离谱更不行,批评家的学术声望不能不顾。这才有“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说法。有“奸贼”二字,讨厌曹操的人可以满意。有“英雄”二字,曹操本人可以满意。何况那时“清平”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做“乱世之英雄”倒大有可能,也很对曹操的心思,当然是“大悦而去”。所以,《后汉书》并不肤浅;而我们在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不能忘记许劭受到威胁或胁迫这样一个场景和情境。

然而,《三国演义》把这个语境删掉了。说法呢,采用的又是孙盛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却又把“大笑”改成了“大喜”。“大喜”只有一个意思,就是高兴,兴高采烈去当奸雄,好像曹操立志要当奸雄似的。这就不真实,也肤浅。因为世界上没有从小就立志要当奸雄的人,奸雄都是逼出来的。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当然,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如此,则奸能与否,在于曹操的主观愿望。显然,许劭也看出曹操是个人物。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还是想扰乱天下。

这样一分析,曹操“大笑”的含义就复杂多了。一、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二、当一个“治世之能臣”固所愿也,如果不能,当“乱世之奸雄”也不错。三、我想当能臣就能当能臣,想当奸雄就能当奸雄,那可太好了!反正,曹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人物的,至于是“能臣”还是“奸雄”,无所谓!事实上,这种“无所谓”正是一种“大气”,一种将生死成败、进退荣辱置之度外的豁达大度,一种我行我素、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

曹操确实是很大气的。读他的诗和文,常会感到他的英雄气势。哪怕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随心所欲的短章,也因有一种大气而不显粗俗。尤其是他的《观沧海》,是何等的气势:“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诗,确非大手笔而不能作。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悲凉,除如刘勰所说,是“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外,与曹操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也不无关系。曹操毕竟是乱世英雄,对于生命的毁灭,他比谁都看得多,比谁都想得多。他的感慨,是多少要带点终极关怀的意味的。

也许,正是这种对宇宙人生的透彻了悟,使曹操自始至终都能够以笑容面对艰难困苦和曲折坎坷。如果去读《三国志·武帝纪》,我们就会发现,“笑”、“笑曰”、“太祖大笑”这些字眼,竟会频频出现。当然,曹操的笑是各种各样的,有放声大笑、开怀大笑,也有自我调侃的苦笑、嘲笑,还有讥笑、冷笑,甚至是充满杀机的冷笑。然而曹操始终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战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亲人去世,也会嚎啕大哭。但如果是做错了事情,打了败仗,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豁达开朗大气磅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和本色英雄。

这种本色使曹操这个“奸雄”平添了许多可爱。

生活中的曹操是很可爱的。他常常穿薄绸做的衣裳,腰里挂一个皮制的腰包,用来装手巾之类的零碎东西,有时还戴着丝绸制的便帽去会见宾客。与人交谈时,也没什么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到高兴处,笑弯了腰,一头埋进桌上杯盘之中,弄得帽子上都是汤汤水水。这些细节,是一部对曹操不太友好的书《曹瞒传》告诉我们的,其本意是要给曹操扣上“佻易无威重”(轻浮)的帽子。然而我从中读出的,却是曹操的率真风趣、洒脱随和。

曹操确实风趣。他喜欢开玩笑,常常正经事也用玩笑话说。据《三国志·毛玠传》,建安十七年机构改革时,有人要求裁并东曹,其意在排挤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东曹掾毛玠。曹操的回答却很幽默。他说,日出于东,月盛于东。东西,东西,人们总是先说东而后说西,为什么要裁并东曹呢?结果,被裁并的是西曹。这就既改革了机构,又保护了毛玠。

战场上的曹操也很可爱。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时,和韩遂在战场上约见。韩遂的士兵听说曹操亲自出场,都争先恐后伸长了脖子要看他。曹操便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只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爱,还很洒脱。

作为朋友的曹操更可爱。曹操喜欢开玩笑,也喜欢会开玩笑的朋友。太尉桥玄是最早赏识曹操的人,和曹操算是“忘年交”。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曹操在祭祀桥玄的文章里就讲了一句笑话,说当年桥老曾和他“从容约誓”:我死以后,路过我的坟墓,如果不拿一斗酒一只鸡来祭一祭,车过三步,你肚子疼起来可别怪我。这就比那些官样文章的悼词可爱得多,情感也真实得多。

曹操最可爱同时也最遭人嫉恨之处是他说真话。本来,搞政治斗争,在官场上混,是难免要讲些假话的,至少要讲官场套话,何况曹操是“奸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讲真话,或讲得像真话,不做官样文章。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原本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告,称得上“政治纲领”四个字的,却写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通篇大白话,一点官腔都没有。

曹操一开始就说,我这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不是什么“岩穴知名之士”,很怕人家看不起。因此,“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来国家遇到了动乱,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应该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我就出来带兵打仗。这个时候我的要求也不高,只想当个征西将军,死了以后能够在墓碑上写上一行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就心满意足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多带兵。因为我的实力越大,我的敌人就越多啊!所以我胜利一回,裁军一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志向是有限的(此其本志有限也)。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如今我给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了。现在我的野心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我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大汉朝的丞相了。作为人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我心满意足,再无奢望。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为什么呢?因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没有我曹某人在这里镇着,那些七七八八的人还不都翻天了?有人说,我曹操应该功成身退了,我应该到我封的那个侯国去安度晚年,应该把我的职务和权力交出来了。对不起,不行!职务我是不辞的,权力我是不交的。为什么呢?“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谁都知道,我现在手握兵权,才有了这一呼百应的权威。一旦交出去,那你们还不害我吗?那我的老婆孩子就不能保全,皇上也不得安全。“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所以我决不交权。至于皇上封给我的一些土地,那是不需要的。我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呢?这个我让出去。总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这叫做“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这话说得实在是再直白不过,直白得你没有话说。你说我没有野心?我有一点,而且我的野心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你说我有很大的野心?我不想当皇帝,我只想当晋文公、齐桓公,九合诸侯,统一中国。你说我清高?我不清高,我实在得很。我的权力,我的实惠,我一点都不让。你说我不忍让?我忍让啊!封给我那些虚的东西,什么土地啊、头衔啊,我都让出去。而且最可爱的在于什么?在于曹操还明明白白说,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就是想让你们天下人都没话可说(欲人言尽),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这实在是不能再实在了。这种话,也只有曹操这样大气的奸雄才说得出来。

曹操实在是聪明。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好的武器就是实话。这不但因为实话本身具有雄辩的力量,还因为你一讲实话,西洋镜就拆穿了,讲假话的人就没辙了,他们的戏就演不下去了。当然,曹操这样说,并不完全出于斗争策略,还因为他天性爱讲真话,说实话。即便这些实话后面也有虚套,真话后面也有假心,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也隐藏得很自然,不露马脚。甚至哪怕是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也讲得坦荡,讲得流畅,讲得理直气壮。可以说,曹操这个家伙,就连撒起谎来,都是大气磅礴的谎。

这就是曹操了。他大气、深沉、豁达、豪爽、洒脱、风趣、机敏、随和、诡谲、狡诈、冷酷、残忍,实在是一个极为丰富、多面,极有个性又极富戏剧性的人物。所以,曹操既有奸诈的一面,又有坦诚的一面。他的奸与诚统一于“雄”,他的善与恶也统一于“雄”。曹操的人性中是有恶的,所以我不称他“英雄”而称他“奸雄”。这一点,以后还要细说。

不过,曹操的人生道路,原本是有两种选择的。那么,在一开始,他就想做奸雄吗?如果他也曾有过做能臣的想法,为什么后来又做不成了呢? Wf2iD7ABwpeKSfw3IcGPMu561B4vtA63/1VlDDMzOCBEmMc2dIgcH/FPN0A5M9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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