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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SPRING
地球的生命演进史就是一部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互相作用的历史。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动植物的形态与习性，而从地球漫长的年岁来看，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微不足道。只有在人类出现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才终于有一个物种掌握了改变自然界的伟力。
过去25年间，这种力量不仅增强到了令人忧心的地步，而且性质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给环境造成了种种破坏，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危险物质乃至有毒物质对空气、土壤、河流与海洋的污染。环境经此污染，大多不可恢复，而且还会对生物生存环境乃至生物组织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在如今这个污染物遍地的环境中，化学物质是一种常常被忽视的危险因素，它与放射性物质一样能够改变大自然以及生命体的性质。核爆炸释放到空气中的锶90元素或随降雨落下，或以辐射性微尘的形态随风飘落，渗入泥土，被地上的野草、玉米、麦子吸收，最后逐渐沉积于人体骨骼中，附着一生。同样，在农田、森林、果园里喷洒的化学物质也会长期残留于土壤中，随后进入有机生物体内并在食物链上逐级传播，造成一连串中毒和死亡。这些化学物质也可能随地下潜流悄悄传递，直到有朝一日露出地表，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令植物凋萎、牲畜患病的新物质，还会让那些惯于直接饮用洁净井水的人不知不觉地受到伤害。阿尔贝特·施韦泽
曾经说过：“人类甚至辨认不出自己创造的魔鬼。”
地球走过了数亿年光阴，才终于孕育出了生命——从洪荒之际开始的漫长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多元化的生命形态，最终让生命适应了环境并达到一种平衡。环境细致地塑造和影响着生命，同时具备着孕育生命和毁灭生命的两极化因素：某些岩石会产生危险的辐射；即使是万物汲取能量的阳光之中也包含着有害的短波辐射。生命在以千年为单位计算的岁月中不断调整，最终达到了一种平衡——时间是演化的重要因素，但在现代世界的演变中，我们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时间。
现代人类轻率而鲁莽的行为打乱了自然演变的审慎节奏，迅速催生了各种全新的环境条件。如今，辐射不仅来自那些在地球尚无生命之际就已存在的物质，例如辐射性岩石、汹涌来袭的宇宙射线或阳光中的紫外线，它更是一种人为产物，是人类随意分裂原子的后果。地球生命目前被迫适应的化学物质也不再是钙、硅、铜等被河流从山岩中冲刷入海的矿物质，而是人类发挥创造力合成的物质，它们纯然诞生于实验室里，在自然环境中从来不曾存在。
生命需要经过自然演化尺度上的漫长光阴才能适应这些化学物质，这不是在个体生命跨度之内能够完成的过程，至少需要几代人的时光。即便这种奇迹能够发生，也依然于事无补，因为人类会从实验室里源源不绝地推出新的化学品。仅在美国每年就有近500种新开发的化学品投入使用，这是一个相当骇人的数字，人们很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人和动物的躯体每年需要设法适应500种全新的化学物质，这是地球生命从古至今从未体验过的挑战。
这些化学品中已有很多种被用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战争。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为了杀灭昆虫、杂草、小型啮齿类动物以及被现代人斥为“害虫”的生物，人类已研发出了200多种基础化学品，目前正冠以几千种不同的品牌名称在市场上售卖。
非选择性（non-selective）农药
喷雾剂、粉尘和气溶胶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农场、园林和住宅区当中，将一切昆虫屠杀殆尽——无论是害虫还是益虫；不再有鸟鸣于树、鱼跃于溪，绿叶蒙上一层致命的药膜，毒物残留在泥土中久久无法分解，而人们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消灭区区两三种杂草或昆虫。难道有谁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向地球表面大量倾泻毒药不会影响到生物的生存环境？这些物质根本就不该称为“杀虫剂”，应该叫“杀生剂”才对。
喷洒农药的整个过程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自从DDT
投入民用后，农药开发的规模就不断升级，我们必须不断研发出毒性更猛烈的化学物质，才能保证斗争的成果。这是因为某种农药施放后，昆虫就会进化出对它免疫的“超级品种”——达尔文所谓的“适者生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必须再开发一种更致命的农药对付它，如此循环下去，农药的毒性就会越来越高。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喷过农药后的一段时间内，害虫数量通常会成倍增加，呈现“反扑”的态势（后文会继续介绍这个问题）。因此人类永远打不赢这场化学战争，而且还会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置于这片惨烈的火力网之下。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面临的核心威胁，不仅在于足以灭亡人类的核战争，更在于人类一手炮制出了遗患无穷的化学毒物，对整个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伤害。这些有毒物质在动植物组织中不断累积，甚至能够穿透生殖细胞，彻底摧毁或改变决定人类种群未来的遗传物质。
一些渴望塑造人类未来的遗传学家总是盼望着一个新时代，那时人类可以自行修改人类生殖质
的成分。但如今人类已经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很多化学物质像辐射一样会导致基因突变。人类可能在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比如选择哪种杀虫剂）之中就决定了自己的未来命运，这可真是一种讽刺。
人类已经赌上了一切——可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我们如今本末倒置的行为惊异不已。身为万物之灵长，人类怎么会只为了防治区区几种不想要的生物就彻底污染整个自然环境，不惜将患病和死亡的风险加诸自身？智慧的人类怎么会做出这种蠢行？
但这就是现状。我们自取其咎，行为背后的原因根本经不起推敲。人们早就听说大规模使用杀虫剂是保证土地亩产量的必要条件——可是美国眼下面临的问题难道不是生产过剩？尽管我们已经在削减耕地面积、补贴农场主，让他们不要生产，但现有的农场还是余粮惊人，以至于仅在1962年当年，美国政府耗费了逾10亿美元税款贮存多余的粮食。而且因为美国农业部内部分歧不断，这种情况并没有好转——农业部某个下属机构试图降低产量，而另一个下属机构则像1958年那样再度表态：
一般认为，《土地银行法案》中规定削减耕地面积的条款会刺激农户更积极地使用化学农药，从而尽可能地让已有耕地获得最高产量。
以上这些叙述并不是在否认害虫肆虐的问题，或者否认害虫防治的必要。而是说防控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不能以杜撰出来的威胁为依据。而且采用的防控手段也不能让人类与昆虫玉石俱焚。
害虫防治可能成为一个遗患无穷的问题，它伴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产生，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已经造成了一连串灾难。早在人类诞生之前，昆虫就是地球上的居民，演化出了千奇百怪的种类，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人类出现后，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渐渐与人类的福祉发生了冲突，主要分为两类：食物的竞争者以及传染病的媒介。
在人类群居之处，致病昆虫的危害不可小视，尤其在卫生条件不佳的时期（如战争期间或天灾之后）或极端贫困的地区，因此昆虫防治成了必不可少的措施。但下文很快就会讲到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大规模使用化学品防治害虫是得不偿失的行为——成果非常有限，而且很有可能导致环境的恶化。
原始农业时期的虫害并不猖獗，昆虫泛滥成灾的问题是农业集中化之后才产生的——在大片田地中单一种植某种农作物的耕作制度为害虫数量的爆发性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种植法无法利用自然的便利法则，它只是农业工程专家空想出来的耕作方式。大自然本来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而人类热衷于把它简化，因此也就摒弃了制约物种数量、保持生态平衡的天然机制，其中一项重要的自然制约机制就是为每个物种都分配了面积有限的栖息地。因此，显而易见，食麦为生的昆虫在一片纯麦田中的繁殖速度必定会比混种了其他（不适合该种昆虫生存的）作物的田地里快得多。
以此类推，树木害虫泛滥的原因也是一样。一两代人之前，美国多数地区的城镇都在道路两边栽种了高大雄伟的榆树，他们满怀希望地创造出来的美丽景致如今却濒临毁灭——一种由甲虫传播的病害席卷了榆树林。但假如榆树与其他树种混生的话，这种甲虫大量繁殖的概率本应很低。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在地理变迁和人类历史沿革的大背景下审视害虫肆虐的原因——千万种彼此不同的物种从原生栖息地逐渐侵入新领地，这种迁徙造成了害虫泛滥的局面。英国生态学家查理斯·埃尔顿（Charles Elton）在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入侵生态学》（The Ecology of Invasions）中研究了全球范围内的物种迁徙过程，并描绘出了具体的迁徙线路。几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洪涛汹涌的大洋在大陆间分割出了许多“陆桥”，陆地上的生物被限制在埃尔顿所谓的“彼此分隔的巨型自然保护区”当中，与同类隔绝开来，逐渐演化出了很多新品种。1500万年前，一些大块的陆地又彼此连接起来，这些物种开始向新领地进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至今仍然没有停歇，而且人类还在推波助澜。
植物进口是促进现代社会物种传播的主要因素，因为引入植物也难免带来一些附着其上的动物，虽然人类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检验检疫的举措，但这一行为实施较晚，而且并不完全有效。仅仅美国植物引种局这一个机构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20万种植物及变种，目前美国主要的植物害虫已经超过180种，近一半是无意输入的，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附着在植物上被带进了美国。
新领地没有原生栖息地的自然天敌来限制种群数量，因此入侵动植物得以大量繁殖。我们已经发现美国为害最猖獗的一些昆虫都是外来物种，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
无论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伴随人类活动而产生的入侵行为都很可能永久持续下去。检疫也好，大规模施放化学品也好，都只是以昂贵的代价来推迟入侵的时间而已。正如埃尔顿博士所说，我们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需求，并不只是寻找新的技术手段来抑制各种动植物的繁殖为害”，而是了解生物繁殖以及环境影响的基本知识，从而“取得一种平衡态，以缓解虫灾爆发和新物种入侵的危害”。
很多必要的知识已经摆在面前，但人们弃而不用。高校辛辛苦苦培养出了生态学专家，甚至政府机构也雇佣了这些专家，但我们很少听从他们的意见。我们大肆倾泻着化学农药构成的死亡之雨，好像这就是唯一的方法。但其实很多替代方法都是现成的，而且只要给我们机会的话，以人类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迅速找到更多的出路。
我们是不是在别人的蛊惑之下，觉得这种低级有害的方法无可避免，从而丧失了追求卓越的意志和远见？生物学家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心态：“认为生命的常态就是面临灭顶之灾，环境恶化的底线就应该近在咫尺……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能让自己慢性中毒的食物，忍受乏味无趣的居住环境，忍受一群仅仅算不上是敌人的朋友，忍受马上就要把人逼疯的发动机的轰鸣？谁愿意生存在一个仅仅是‘没那么’致命的世界当中？”
然而这样的世界正在步步逼近。用化学农药征服大自然，创造一个寸草不生、昆虫销声匿迹的世界，似乎正是大多数专家和所谓“防控部门”的狂热渴望。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那些负责喷洒杀虫剂和农药的人都在滥用权力。康涅狄格州的一名昆虫学家尼利·特纳（Neely Turner）说过：“监管喷药行为的昆虫学家……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官和评审团，又是计税与征税的官员，又是强制执行自己签发的法令的警长。”无论是州级还是国家级机构都对那些公然滥用农药的行为置若罔闻。
我并不主张从今以后要彻底废除化学杀虫剂。但我认为，我们不该继续把有毒化学品和有生物活性的化学品不加辨别地交到民众手里，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些物质可能造成怎样的危害。我们强迫大量民众接触这些毒药，但并没有征得他们同意，有些人甚至毫不知情。如果说，《权利法案》确实没有明文规定公民有权免于接触由个人或政府施放的致命毒药，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丝毫预料不到今天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不管他们多么睿智而充满远见。
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调查化学品对土壤、水体、野生动物乃至人类自身有何影响，就匆匆忙忙把化学农药喷洒了出去。大自然承载着万物的生存，可是我们已经打破了自然环境的和谐与整体性，后世子孙大概不会宽恕我们如此草率的行为。
人们对这种威胁的性质仍然所知甚少。这是一个专家当道的时代，这些人出于无知或偏狭，总是只盯着自己的专业领域，看不到背后反映出的整体问题。这也是一个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只要产品能赚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会有人质疑。公众看到了杀虫剂所致的灾难性后果而提出抗议，却只能收获一些半真半假的安慰。我们需要戳穿虚伪的承诺，剥去那层糖衣，正视难以下咽的苦果。承担害虫防控风险的群体是人民大众，所以只有大众才有权决定自己是否还要沿着眼下这条路走下去，而做决定的前提是完全掌握事实。所以，用法国生物学家让·罗斯丹（Jean Rostand）的话来说：“忍受的义务赋予我们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