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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成婚

旧时的潮汕,男女婚姻是包办的,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时双方连面都没有见,往往到了洞房才认识,许包野的婚姻就是由父亲包办的。当时他17岁,恰逢他的嫡娘去世,父亲按照家乡“娶孝妇”的风俗,因为当时许包野的家庭比较富有,他父亲希望他能够留在家乡建立小家庭,于是为他物色了一位贤良而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为妻子,农村姑娘原名叶巧珍。婚后,许包野给她改名为叶雁蘋。

当地“娶孝妇”的习俗,是在逝者未出殡之前,提前把对象娶过来,但不能称为“新娘”,而称为“孝妇”。娶的时间必须在午时以后,由新郎到女方家里迎接。女方家人把嫁妆装进春,上面点上一盏灯,出门时新郎挑春在前。“孝妇”不能浓妆艳抹,只能穿便服紧跟后面。到了家门口必须举行两种仪式:首先是“探生”,即新娘到门时,不能立刻进入,先要在门外,探问死者是否“安康”,以示对死者的关切。这时,就由家里的一位亲人站在门内,代死者回答平安,“安慰”新娘。然后是“见莿”,即进门之后,不是进洞房,而要到大厅同死者“见面”,行孝妇礼。“见莿”后,方可按孝妇身份披麻戴孝,守灵祭奠。这种婚礼,最为尴尬。婚礼本来应是热热闹闹、欢声笑语,丧礼却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因此,诸多来宾不知怎样应对这个场面。

这种婚姻是带有封建包办的性质,两人在文化、教育上的差距会造成交流上的障碍,这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步显现出来。后来许包野在国外留学的家书中对于婚姻问题的言辞极为激烈。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结束与民国的建立,政治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社会经济相应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异。以许包野为代表的留学生知识分子有西方社会生活体验,更加痛恨带有宗族主义色彩、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许包野到国外留学后,发现国外与当时的中国文化氛围完全不同,外国的年轻人大都是自由恋爱,彼此相处一段时间,觉得合适了才会谈婚论嫁,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他开始痛恨带有宗族主义色彩、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恰巧他的婚姻就是典型的传统婚姻,他在旅欧时的家书中多次表露出对自己婚姻的不满,痛恨自己的婚姻被包办,后悔自己当初太愚蠢、太无知,没有好好考虑终身大事,其中有一封信中写道:“我和雁蘋本是一个不美满的结婚,这种错误是谁之咎,我现在已无可怨尤,只可恨我当年自己太愚蠢,鄙陋,太任人摆布了,到了现在已经无可回首了。”他甚至曾经写信劝说妻子和他离婚,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和尔已相隔三万里,我的留学期不知再多若干年,实际上我们既不能成为夫妻,为什么必要死守着生寡呢,所以倒不如离婚的爽快。”但是在当时封建社会,他的这些言语是不被理解的,他的同族兄长说他是“染了欧西文化,心思如许特别新奇,离婚得根据很正当的理由,方和新潮,否则画虎不成了罢。”许包野的妻子看到这样的信很是伤心,也是不能理解他的想法,但是觉得他身边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如果和她离婚了可以再找一个与他般配的,所以也给他回信:“我只望尔可以自由,免致日后被我所误。”

许包野的父亲还是遵循传统观念,觉得叶雁蘋在家遵守妇道,是个好儿媳,许包野竟然说出这种话,有可能在外面花花世界学坏了,给他回信痛骂了一通,不准他们离婚。许包野也渐渐地理解妻子的难处,便和妻子约定要经常写信,希望通过书信来增加他们的感情,他在信里对妻子说,“我们不愿意离婚,你要守着生寡,保持着名分上的夫妻,但守着这种名分上的夫妻是干燥和无味的,因为我们那种实际的夫妻既不能存在,所以不得不找出一个‘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来代替,才觉得有味,尔试想,我若数月不通信给你,尔等着我的信,心里觉得如何?没有接到尔的心理也正和我没有接到尔的信的心理一样,所以尔没有写信给我的薄幸也正和我没有写信给尔的薄幸一样,所以无论如何,这月月通信的条件是我俩所应该必要的。”在劝说妻子离婚不成的情况下,许包野理解妻子的艰难,他没有休妻,而是希望妻子读书,多给他写信以交流思想感情。他把支持妻子读书作为改善夫妻关系、巩固夫妻关系的办法。他经常给妻子写信,写“小知识”给妻子,帮助她学习。一个博士与一个农妇,天南地北,而且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天壤之别,这样怎能长久下去呢?妻子劝许包野再娶,以便身边有人照顾他,许包野更是体贴妻子,劝妻子再嫁。然而,他没有再娶,她也没有再嫁。“鸿雁相通,藻相依”,虽然他们向往美好的婚姻,双方都想弥补彼此之间的差距,但他们的婚姻却是一个悲剧。

许包野和妻子经常写信交流,告诉叶雁蘋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说在国外无论男孩女孩都会上学读书,国外是男女平等的,女人有自己的事业,希望她能够多读点书,并且希望父亲能够出钱让妻子去省城读书,他把支持妻子读书作为改善夫妻关系、巩固夫妻关系的办法。为了能让妻子上学读书,他曾多次写信给父亲,劝说父亲赞成让妻子去省城读书,“希望大人准许儿之请求,答应儿媳到省城读书,家务事可托妹妹或他人担任,至于儿媳读书的学费,大人若能担任,则固儿及儿媳之幸,若大人不能担任,则儿当自谋其他的方法。”但是在传统的潮汕社会,“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等传统儒家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女孩是没有资格踏进书斋的,只有男孩才有资格接受教育,才配读圣贤书。他的父亲观念很传统,始终不同意出钱让叶雁蘋读书,许包野连续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多次恳求“儿自来有所请求于大人者,大人总是准许,唯此次为媳妇请求读书事,大人只是始终不许”。“我们潮汕有句俗语‘夫妻本是同林鸟’,现在便要拿这个‘鸟’字来说了,既要说夫妻是同林鸟,那么这两只鸟必定要双双会飞的,假如一只鸟会飞,另一只鸟不能飞,则能飞的必定受不能飞的所拖累,或者不能飞的必定受能飞的所抛弃,这当然是事理。所以雁蘋不读书,则必无知识,她无知识,则必为我所累。这时候,正如一只会飞的鸟背了一只不能飞的鸟在背上,尔想他怎么能飞的动呐?这岂不是很不幸的事吗?这就是我所以要雁蘋读书的一个原因”。“儿实为一生谋完全之幸福,实为家庭团圆美满”。可父亲始终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许包野从族兄处借钱让妻子读书,可是此举激怒了父亲,父亲气得暴跳如雷,讥其为“无脸”“可耻”。“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的意识在潮汕、在东南亚华侨中普遍存在。父亲给许包野回信,大加怒责,“并言荣基帮助,以此载德,如此,尔说父亲有何面目可对人谈论乎?”父亲去世后,许包野一直坚持让她妻子读书,在后来给她的信中曾写道:“我在两月前,已有接续运动尔求学的计划,但有种种原因,阻我还未进行,这次英辉来信,正合我心,但照现在的情势看起来,观荣兄来信所说的话,我即刻修书嘱辉弟,代丽仙返校,并嘱丽仙与辉弟磋商升学一事,学费一事,我当担,秋季能入学更好。”

父亲的观念与许包野已接受的男女平等思想,特别是西方尊重妇女、妇女优先的观念相违背,父子的家书中表现出剧烈的新与旧、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碰撞。

许包野不仅支持妻子读书,还经常通过书信教导妻子,其中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这封信给你接到的时候,或者你已经入校,所以我对尔求学的计划,现在不必谈了,但还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在信里说,(一)尔求学的学费大部分还赖着我的留学津贴,我的留学津贴费少,不知后来又如何进行,我记得还有两三次写信问细叔,但不知为何先生没有一点复音,本来照细叔的意思,在他当时给我的信中,并不知道在我的家庭中并不是有钱的,我们的读书,是我们的爹用尽全力应付的,他这也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也不配说这些是非,但现在阿爹死了,尔又要读书,所以我要请尔注意,尔可向族人领取,领取不出,可写信来知,我当自寻方法对付。(二)适欧小儿,我说以为照英辉的计划,送进幼稚园为佳,因为幼稚园无论怎么样不善,总是比旧家庭开通些。(三)家庭一切应酬事,一概谢绝,因为至亲的亲友用不着应酬,而自然亲密。普通亲友,虽讲究应酬,也是无益,现在的世界,张开眼四周就充满了势利,虽家庭骨肉,尚且如此,何况其他,所以我们现在只管顾自己好了。(四)祖宗祭祀,也都废弃,注意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祖宗的祭祀费事,不过是儒家的一种宗教作用,没有什么实际,所以我就主张废弃,这些话说来也长,恕我不说,但我应该说明,我并不是“食教”而且反对“食教”。(五)若有机会,拍了一张影像寄来,以解相思。(六)谈读书之法,只求自己,但最好尤须有人指导,譬如走路,假若你只身去汕头,有人给尔指导,从某处到某处,那走路的功夫还是尔自己去奋斗的。读书也是这样的,譬如当今中国的书很多,要叫尔先看哪一部呐?我想尔自己定不知道。这时候尔去问了一位老先生,他必叫尔去读三字经,或是那“学而时习之”的《论语》,都是哲学的书,尔就上了他们的当,就是盲人骑瞎马了,因为这两本书,尤其是论语,都是哲学的书,尔读了不但觉得无味,而且也难得益,不要说尔,就是那些老先生们,对于论语一书,也觉得莫名其妙。我相信只有我才能做尔的引导,我现在要叫尔先看一部书,这部书是《西游记》,我为什么要叫你先看这部《西游记》?这是因为他谈自由而容易看,并且也是一部很著名的奇书,尔看了不但觉得有兴味,而且也易得益。我尤记得我当时在家的时候,尔看了一回或数回,便班门弄斧的走来我面前说,读给我听,我当时倒没有注意,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趣,可惜尔现在不能在我面前说给我听了,这部《西游记》我一星期左右,或七八天就可以看完,我现在限尔二月看完,看了之后,通信来知,我当介绍第二部给尔观看,照这样计划做下去,我敢决定,尔将来一定有学识,好在尔还答应我每月通信,我们便将这些通信,作为讨论学问的利器也倒合宜。

许包野的妻子每次收到他的信都会很开心,反复地研读、琢磨,生怕漏了一点信息,她为有这样的丈夫而感到自豪。每次读完信后都会一一收藏起来,然后认认真真地给丈夫回信,告诉许包野家乡的变化及她读书的进展情况。许包野收到信后也会通读若干遍,看看妻子的学问进步情况,并且会用铅笔将妻子的错字改正过来,下次回信的时候告诉妻子,帮助她进步。

在回信的时候还会经常给她讲点小知识,许包野给妻子的其中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天下事总是积小成多的,求学之道,也是这样。我现在要介绍一些知识给尔,但这种知识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是人人所应该知道的,我想尔也或已知道,但我又要和尔介绍出来,我想这种常识,简直当不起知识的尊号,所以我就叫它作小知识。但“大”是由“小”积成的,所以只要我们常常保有这个小知识,将来积多起来,或许也会成为大知识。今天我们讲“我”“尔”“他”这三个人称的代名词,在我们中国的用法,古今来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现在分别来说。

(一)古昔的用法,除我、尔、他这三个字外,还有许多字可以通用,如

(1)我——吾、予、余、僕、朕

(2)尔——汝、女、子、而、若、君

(3)他——其、之、渠、彼

现在举几个例子吧,

(1)我有圣人之道(庄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孟子),“予及女皆亡”即是“我和尔一起死”的意思;“僕今者,兵衰力弱”(桂王致吴三桂书),“僕今者”即“我现在”之意;“朕躬有罪”(书经),朕即是我,躬即是身,所以,“朕躬有罪”,即是“我身有罪”的意思。

(2)“子非其人也”(庄子),即是“尔不是这种人”之意;“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庄子),其意即是“我现在正经说话了,但尔不知道我所说的话,是果真我所说的话呐还是我没有说的话”。

(3)“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即是“听他的话,看他的行为”的意思,“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即是“他也是人,我也是人”的意思。

(二)现今的用法

现在的用法,除我尔他之外,其余的字都不用了,但是“他”字之外还生出两个字,这是应该注意的,解释为下:

(1)我

(2)尔(或是你)

(3)他——指男性;她——指女性,有时也作“伊”;它——指其他一切,中性。

现在试举几个例子

(1)“我现在叫尔先看一部西游记,因为它是一部有名的奇书。”在这个例子中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它”字,“它”代表西游记。

(2)“呵!丽仙变了,她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呐?”这个“她”字是代表“丽仙”,因为丽仙是个女子,若是说:“呵,鸿藻变了”那就应该用为“他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呐?”

(3)“我的母亲,她现在在世;我的父亲,他已死去了;我的兄弟,他们现在也无读书!”或者:“我母亲,伊现在在世”,现在将现今的用法,试做一表,使尔易于明白:

(1)我——我和尔就是我们(多数的)。

(2)尔(或你)——尔和他是尔们,他和他是他们。

(3)他——例如鸿藻,他在德国。

她——例雁蘋,她在中国。

它——西游记,它是一部有名的奇书。

这大概可以明白了,现在来说点别的……

1919年,许包野恰好19岁,中学即将毕业。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是在这一年觉醒的;许包野的个人意识也是在这一年觉醒的。中学毕业后他萌生了远走高飞的想法,走出澄海这个对他来说相对狭小的世界,渴望走向广阔的世界,主动提出远赴法国。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引起了军警的镇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们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澄海后,澄海中学于5月成立了学生会,领导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新文化。许包野加入了学生会,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宣传发动广大民众,提高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参加集会游行,查封日货,在运动中进一步锻炼、熏陶了自己。

5月6日,汕头《公言日报》发行“五四”号外,消息传开,群情激昂,澄海、汕头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搜查和焚毁日货。5月14日,澄海中学学生李衡带领学生代表赴汕头,参加“岭东学生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并参加了会后的示威游行、搜查和焚毁日货、捣毁汕头警察局等一系列行动。5月下旬,渣海中学在潮州旅省学生杨悼汉等人的帮助下,成立了学生会,李衡任主席。接着,澄海中学发起在县学宫(现澄海中学校址)召开的由全县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各阶层民众参加的反对签订巴黎和约的会议,通电全国反对不平等条约。会后还组织示威游行,四处张贴标语,随后分头在学宫内的明伦堂和同善祠等处集会宣传。

为更广泛地动员全县人民投入斗争,澄海中学学生会发动全校一百多名学生(澄海中学当时只有4个班级,全校学生只此人数)停课,成立9支宣传队伍,分赴全县9个区的各个乡村、学校,开展抵制日货宣传活动。

6月初,澄海县学生联合会以澄海中学、县立女校的学生会为主体成立纠察团,积极开展查缉日货活动。同年11月在澄海查获了培成、公益、振德、同泰、文昌、荣隆、大成等商号置办的大批日货,均予以没收,后全部在澄海中学校内焚毁。在纠察团的带动下,东里、苏南等地的师生也积极响应,在当地查获了一些商号的日本火酒、火柴等,全部予以焚毁。

这次抵制日货的行动一直延续至1920年,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澄海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澄海中学学生会自始至终起着主导作用,许包野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洗礼。

五四运动也推动着新文化、新思想在澄海的传播。1920年,《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向导》《每周评论》《赤心周刊》等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书籍开始在澄海学生尤其是澄海中学学生和知识青年中流传,激发了一部分知识青年(包括澄海中学学生)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上半年,许包野在澄海县立中学毕业,时值五四运动兴起之际,新文化、新思潮冲击着不甘寂寞的许包野,他怀着满腔热情,探索着人生的道路。刚好,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出面招考赴法留学生200名,他毅然前去报考。当时,澄海、汕头等地都设有考场。先在澄海初试,入选后到汕头复试,许包野成绩优异,名列第三,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同时被录取的还有陈国梁、林圣端、蓝铁夫等人,同批赴法留学的还有自费生郑肃恭。 FzUn56tjBAHPHtbjpr7052v+y7GGJy9aEpbxwu7O5Bhg2bbsAEZjcXi6jvhoal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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