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日的海上奔波，七岁的许包野回到了故乡澄海。故乡对他来说是陌生的，父亲许锡昌还要照顾生意，拜访完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就返回了暹罗，把他交给许包野的嫡娘照顾。不久，许包野就进入了同族叔父开办的私塾学习。过去的私塾主要是族人开设的，只要是族人或者乡亲，交几个铜板就可以过来读书。正如《红楼梦》第九回写道：“原来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甚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

凡同族子弟，沾亲带故，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谦恭顽劣，都可以来义学上课。学校是始祖所立，又由族中有钱人家供养，家族未来的荣辱皆从此出。

私塾里最初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最基本的经典读物，以后随着年级的提高，增加了《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严格的私塾教育使许包野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深扎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充分汲取其中的精华。朗朗读书声曾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许包野在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

正如鲁迅与丰子恺的私塾白描——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但在鲁迅看来，乱哄哄的环境、迂腐的朗诵内容，构成了三味书屋枯燥的生活，这与代表自由快乐的百草园作对比，表现了鲁迅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私塾教育的不满。这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

丰子恺在他的《私塾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书名叫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得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

中国的旧式教育，要求的是学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内容是一成不变的，读书的方法也是简单乏味的。读书是枯燥的，求知是艰苦的。许多孩子都把读书视为畏途，但许包野从没有把读书当作一件苦差事，他自小就对读书怀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尤其地喜爱，在同族子弟中显得更为突出，深得教书先生的偏爱。他经常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往往是还未到学堂，前一天布置的课文已背得滚瓜烂熟。

而私塾里的先生平时总是夹着一柄一尺多长的戒尺，说起话来摇头晃脑，张口就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之类，对于正处于最为淘气年纪的一群孩子来说，不可避免对他有所抵触。有些学生自然也会想出各种整人的恶作剧，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捉弄先生，把先生的东西藏起来，或者偷偷溜出去玩等。一旦事情败露，家法伺候当然是少不了的。渐渐地，大家也被先生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折服。不可否认，这位启蒙老师对于许包野及同族子弟日后人生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许包野虽身处不愁吃穿、生活富裕的大家庭中，但小小年纪的他还是过早地感到了压抑。家庭式的私塾教育平淡无趣，而枯燥的《四书》《五经》也难拴住少年灵动的心。在他的心里，高墙大院外的世界似乎更加精彩。新式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生活，可以接触社会，这是家庭式私塾教育所无法比的。

许包野从小喜欢读古典书籍，涉猎较广，孔子、老子、墨子的著作，他都啃过，后来对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兴趣更浓，不断进行研究探索。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浅白易懂的很著名的奇书。后来他去国外留学，曾写信要妻子以《西游记》为教材学习读书。许包野起初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他都一一涉猎。

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许包野经常手不释卷地看小说，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热闹，都不愿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书。应该说小说给幼年的许包野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象的世界，小说使他不满意于现实，对于神圣的传统理念发生了怀疑，开始逐步思考人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割据，战火频频。一个朝代的强弩之末与天崩地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像飓风一般席卷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与积贫积弱，使这个曾经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一落千丈。国际上，中国强敌环伺，列强虎视眈眈，中英因鸦片发生了两次战争，铁桶般的国门被一次次地撕开了缺口。旧的创伤尚未愈合，新的灾难又接踵而来：中法之战、甲午之战等节节败退。

中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甲午战败令举国惶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对于建设强国的重要作用，力倡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改变旧式教育、发展新式教育、开办新式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皇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布“兴学诏”，“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改办学堂正式起步。

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做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1912年，教育部颁令废除“忠君”“尊教”的教育宗旨，提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不同于传统旧式教育的近代教育就这样在不断演进中逐步转型，此时正是许包野从私塾即将进入小学的关键时期，新思潮、新文化使他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洗礼。

澄海的新式教育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兴起发展的，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起，当地的景韩书院、冠山书院、凤山书院等旧式书院等相继改办为小学堂，许多义塾和私塾也改为小学堂，各乡村先后办起了小学堂，至清宣统二年（1910），全县备案的高、初等小学堂有六十多所，未备案的有四十所。

1912年起，教育部相继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些教育法令。根据小学堂改称小学校的规定，景韩、凤山等小学堂于这一年7月改称为小学校；一些私塾也改为小学校。从1912-1918年，澄海县的小学校得到较大的发展，新办的小学校有34所。澄海小学堂（校）的数量在近代学制改革过程中得以迅猛增长，这其中除近代学制改革的大背景的影响外，也离不开该地区自身的条件。

一方面，潮汕地区历来为中国传统的宗族、士绅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澄海县亦不例外。随着清政府学制改革的施行和地方官员的倡导，越来越多的开明士绅鼓吹新式教育，并身体力行，倡办新式学堂。

另一方面，澄海又是跟海外特别是南洋联系非常密切的典型侨乡。清代至民国初期，凭借境内的樟林港和汕头港两个重要移民口岸的便利，澄海人移民海外的历史较早且人数众多。海外侨胞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同时出于经商的需要，要求自己乃至族中子弟掌握算术、地理等知识，以便更好地从事商业活动。因此，许多华侨商人积极支持家乡兴办新式学堂、学校。

1911年，许包野进入了凤山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深刻感到与旧学相比，新学的最大特点是侧重自然科学和实行分科教学，它更加注重学生知识的积累和智力的训练。学校开设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聘请了来自广州的老师担任授课老师，每天六节功课，全部课程都由老师一人包办，同学们戏称他为“全能教师”。

一个教师要应付所有的学生和所有的课程，而且这种分科教学的新教育制度是刚刚引进来的舶来品，它的不尽如人意是不言而喻的。但老师仍然受到学生们的喜爱和欢迎，他博闻强记、诙谐幽默，为渴求新知识的学子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民主自由的政体，声光电化的神奇，流畅动听的外语，显示了一个新派教师的魅力。尤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完全没有科举时代那种师道尊严说一不二的派头，他品格敦厚，性情温和，跟学生以兄弟相称，与学生打成一片。只要一下课，他总是被学生团团围住。

许包野从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到乐观的品质和精神的力量，对于一个颇有慧根和热爱思考的学生来说，这种领悟将使他终身受用不尽。老师的体操课，使他从此热爱上体育锻炼，因为他从小就有轻微的肠胃病，影响了消化，影响了休息，也影响了身体的健康状况，有一段时间身体羸弱不堪，母亲十分担心，通过锻炼，他的身体渐渐结实起来，因此，只有加强体育锻炼，才能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还有一个，就是在地理课上，老师给他们讲解了地圆学说，使他打破了中国是中央天朝上国的迷障，懂得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山外有山、科学观念的确立，不但使他产生了探究学问的兴趣，而且使他观察世界的视野逐渐大起来，他开始感到家乡澄海的狭小，虽然学校的一桌一凳、小学堂的一草一木仍是那样的亲切，然而，他渴望走出去的心愿已是愈来愈强烈了。

在凤山小学读书时许包野和周英辉、陈荣基、杨劂中是同班同学，他虽然个子不高，但活泼好动，爱开玩笑，讲话幽默，思维敏捷，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1915年小学毕业时，他们刚满15岁，志同道合的四个小伙伴正式结为拜盟兄弟，排行依次是老大陈荣基（北湾人），老二许包野，老三周英辉，老四杨劂中（外埔人）。同年秋天，许包野考入澄海县立中学深造，四人在长期的学习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的日子里彼此也保持着联系。